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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字癖这件事，恐怕任何一种语言的初学者都一样。1996年，27岁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初来中国，在当时还隶属四川的涪陵师专“支教”。每天早上，他跑步经过各种刷满汉字的墙壁时，都试图读出那些方形文字背后的神秘寓意，却只能认出寥寥几个简单汉字，比如“人”“文”之类。
当时他对中国的认识，大概相当于他的汉语水平：模糊粗陋，却又充满了求知的欲望。
经过持之以恒又极其无趣的汉语学习，在某个平淡无奇的早晨，跑步回来的何伟突然发现他能够认全墙上的字了。他反复地读着那些汉字，觉得人生此刻充满了意义感。那墙上写的是：“教育育人，环境育人”；“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这像一个充满反讽的隐喻：经过艰辛的汉语学习，在一个如此充满意义感的瞬间，何伟和一堆几乎毫无意义的中文狭路相逢。
这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江城》（River Town，2001）中的情节。十年之后，“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2010）的简体中文版推出，并迅速走红。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描写把中国读者给震了。那些像墙上的标语般空洞而日常的事件，在何伟的笔下呈现出斑驳的景观，一个流离时空中的变迁中国。
偶然闯入了一个时代
威廉·杰斐逊·弗斯特是个四川农民，1975年出生于涪陵双龙公社第十大队第三生产队。他本来应该叫张建军或者刘胜利之类的名字，自从考上涪陵师专英语系，开始修何伟的英语课之后，他为自己取了这么一个不厌其烦的名字，以彰其志。那是他第一次深度接触异国的思想、文化和人，何伟也是。他们互相吓了一跳。
何伟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他之所以来到涪陵，这个半个世纪都没有外国人居留的内地小城，似乎是一种偶然。在他之后十余年和中国话题的纠葛中，这种偶然却给予他一种先天的禀赋，让他习惯去观察边缘地区和主流之外的人群。在第二部《甲骨文》（Oracle Bones，2006）中，他的视角一度拓展至中国边疆，并溢出当下历史时空之外。
就像一个若即若离的人类学家，何伟大部分时间是一个观察者，有双置身事外的冷眼。有时又被卷入当地的生活，比如学校里那些热情和酒量都让他坐卧不安的官僚。他见证和记录了笔下人物的变化，却未必懂得他偶然闯入的这个时代——90年代之后的中国——给这些人带来的内心变迁。他的学生威廉就是这么个例子。
威廉的父兄辈，和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一样，被户籍制度囚禁着脚步，被各种教条囚禁着大脑，被过往的历史囚禁着想象力，画地为牢。威廉的一个邻居在1980年前后远上黑龙江打工，是第一批走出乡村的人。这位当年20出头的邻居不但带回了他乡见闻，还写成了诗。在流淌着哲学和诗的80年代，这激发了幼年威廉的崇拜和向往。
何伟见识过威廉的父兄们。在1996年的涪陵，美国人何伟在挂满“专治鸡眼”和“无痛拔牙”招牌的涪陵街巷招摇过市，两旁都是待价而沽的“棒棒军”，如果不是考试制度，威廉可能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如同蝼蚁般在城市的缝隙中觅食。没有活干的时候，他们就默默围观着店铺里的电视屏幕，默默围观着交通事故，默默围观着何伟吃饭。“他们是一群安静的男人”，何伟写道，“哪怕最惨烈的车祸也不能让他们开口。他们从不介入，他们只是看着。”
这群人就像墙上的汉字一样让何伟看不懂，他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就像我们不了解一丛植物。如同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笔下沉默的中国人一样，这也是何伟认识中国的起点。
威廉和他的同学开始学习乔叟和莎士比亚。在课堂上，他们和何伟交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哈姆雷特的价值观，也有人偷偷监视何伟和他的美国同事并向学校汇报；在课下他们暗暗设想未来，私下还和何伟讨论关于自由的话题。1997年香港回归，僻处涪陵的何伟也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震荡波。这个世界正在向他缓缓敞开。
刚刚进城的威廉遇到了心仪的女孩，英语系同学南希——同样，这也是为英语课而起的英文名。他们在禁止恋爱的学校里偷偷交往，在电影院一言不发地看着电影，心猿意马。
威廉和他的女友在毕业时面临考验：回涪陵乡下教书，或者去浙江闯荡。威廉希望选择后者，但让校方同意转档案比较难办。乡下小子自作主张，无师自通地采取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行动：一天晚上，他和南希一起，到党委书记家拜访，希望毕业后到浙江的一家民办中学工作，并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书记送他们出门，说“我尽力”。自始至终，谁也没提信封的事，似乎是威廉把一团空气放在了茶几上。
不久，学校通知他们，档案已经转到浙江。
在《江城》中，何伟以不无调侃的口吻写道：未来的中国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但无论如何，一定不会从涪陵师专开始。
变化的确不是从涪陵开始的，但这里却像青萍之末的一丝涟漪，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雨巨变。
这是上世纪的最后几年。那时，威廉还没有成为流动人口，远出打工还充满着希望，涪陵还不属于重庆，三峡移民还没有开始搬迁，哥还没有成为传说。但是，推土机已在隆隆作响，威廉已开始收拾行囊。
城市给了他黑色的眼睛
《甲骨文》的叙事跨度从1999年延续到2002年。这段时间，何伟和他的学生都来到了“比较大的城市”。威廉和他的女友在浙江一所民办高校任教，他们的校友艾米丽在深圳龙华的一家首饰厂打工。何伟则结束了在涪陵的支教生活，在《华尔街日报》的北京办事处打杂。
如同任何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进入者，何伟在《甲骨文》中的叙述颇有点进了大观园的感觉，东张西望，线索复杂而混乱。他经历了1999年中国驻前南使馆被炸后的反美游行，经历了中国式拆迁、北京申奥，阴差阳错地触摸到甲骨文背后的陈梦家、赵萝蕤往事，采访过姜文、李学勤和周有光，接触了维吾尔族人士，还触及了一些敏感人物。饶是他拿过牛津和普林斯顿的学位，也无法应付如此令人眩晕的变化，“就像瞬间经历了整个人生”。
威廉初次尝到漂泊的滋味，就像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漂泊者尝到的那样。他经历了陌生人的欺骗：浙江的这家民办中学远没有想象中好，每天都把中山装的扣子扣到底的王校长其实是个大忽悠，人生最辉煌的一笔是花钱上了一本《世界名人大全》的书，这本书被放在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无法适应当地生活的南希两个月后辞职，在四川老家找到教职。威廉在相思之苦中靠给何伟写信和收听“美国之音”打发时日，苦练英语，准备伺机跳槽。
和威廉一样，艾米丽在深圳关外的工厂慢慢适应工业化的生活，却比威廉多了一样烦心事：应付台湾老板提出的包养要求。何伟每半年去一次深圳，在那里，他看到了关内关外两个世界。每天晚上，艾米丽都和同宿舍的工友一起收听电台热线节目“夜空不寂寞”，讨论如何在远离乡土社会的深圳恋爱和交友。对于她们，这是门新功课。
而在关内，新生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和打工一族互相瞧不上，后者在听“夜空不寂寞”的时候，他们在泡吧和约会，他们的精神代言者是当时的一本畅销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宣扬“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极像某种政治口号的书一度被禁。艾米丽也不喜欢这本书，认为这本书里的深圳“没有灵魂”。对作者的采访让何伟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阶层之间的裂痕，正徐徐撕开。至于艾米丽提到的灵魂问题，何伟大概不感兴趣。
威廉的人生观有了变化，城市给了他黑色的眼睛。南希终究无法忍受乡村教师那种一眼看到底的生活和一名秃顶农民的追求，在1999年春节期间，翻山越岭去和威廉重逢。威廉私下找到了一个跳槽的机会，已经变得警惕的他经过反复确认，终于决定在夏天快结束时和南希一起不辞而别，给王校长一点教训“王校长期望他们在新学期继续任教，而威廉只要一想到他要在开学时手忙脚乱地找两个老师代课，就乐不自禁。”
新的学校也并非乐土，要面临和公立学校的竞争，各个学校都要贿赂教育局官员，试图套点联考题目。虽然对于行贿这件事威廉已不再陌生，但他还是觉得愤愤不平，因为套出来的题往往是假的。
威廉试图调和乡村的道德标准和城市的道德标准，活得很挣扎。他靠学生家长透露的考题赢得学校的6000元奖金，却又良心不安，开始思考何谓公平。在某年期末拿到教育局的“内部情报”后，他再次胆大妄为了一把：向当地媒体曝光。他对何伟说：“我是为乡下学生做的。每当泄题事件发生，只有城里学生得到消息，这对乡下学生是不公平的。”
或许是有意为之的写作准则，或许是毕竟有所隔膜的文化心理体验，何伟对威廉和艾米丽的内心变化几无着墨。一边是南希回不去的乡村，一边是艾米丽无法认同也无法进入的、关内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面是难以为继的乡村伦理，一面是无法认同的丛林准则。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处，一群毕业于涪陵师专的年轻人辗转于时代的波谷浪尖，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被急速风化和折损的一代。
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
写了十年，何伟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寻路中国》2010年在美国出版，简体中文版2011年年初推出。在书里，何伟写道：“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于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
威廉和艾米丽们也老了，老到《寻路中国》里都不再有他们的影子。取代他们的，是何伟驾车经过的，孕育了他们的乡村中的老人和孩子。那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乡村，是威廉和艾米丽们将来老无所依的乡村，如退潮的海水般凋敝中的乡村。
“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何伟写道，“在中国的乡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在租住的北京怀柔农户家里，何伟见证了2005年以来的“新农村建设”。他的房东，农民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魏子淇买了车，还试图参与村庄里的政治，竞选村委会主任，却不敌对手，惨遭落败。这会是中国乡村的未来吗？何伟没有给出答案。
中国的出版商挑中这本书不是没有道理的。好像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年过40的何伟不再愤怒，也远离了会带来麻烦的政治话题。至少在《寻路中国》的前半部分，笔调是简单而俏皮的，而不是沉重复杂的。他以陌生感的视角和调侃的语言描写看到的中国：在乡下招手拦车的人焦急地挥动着双手，“像在拍打一只看不见的大狗”。他依然热爱标语，但已经能轻松吐槽那些奇怪的句子，如“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以及“生儿生女都一样”。中国读者喜欢这个，你懂的，就像我们喜欢看哈哈镜中的自己，有趣，无伤大雅，却又回避真正的真实。
何伟的《寻路中国》，就是这样一面哈哈镜。他本人，也越来越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老外，一个真正的中国通。他不但熟悉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政治，还有意无意地拿捏住了畅销的秘诀。十年前，在《江城》中，他还十分不适应“彼得·海斯勒”和“何伟”之间的差别，如今他们已浑然一体。
《寻路中国》跨越的2002~2006年间，何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趟温州。威廉不再出现，进入眼帘的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王主任。身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王主任经历复杂，从知青到炸药厂工人，又从工人报名参军，成了一名坦克手，复员后到银行工作十年，然后到了一个经济开发区当领导，此后在官僚系统内稳步爬升。他的儿子，则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金融学的在读研究生。
何伟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他说，“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再到经济开发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知道这名官员的儿子，以及两代人轨迹变化显示出来的征兆，是不是也在他所说的“进步”之列。
涪陵已经多年没有重返，何伟接触更多的是精明的浙江商人而非沉默的四川“棒棒军”。三峡大坝早已竣工，浙江温州的某个大坝却正在修建，一些农户可能会遭受损失。
在全书接近结尾的地方，何伟遇到了浙江当地的一个商人，他关心大坝背后的“大问题”，并坚持上访。“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何伟对此稍有疑惑，但他同时也说，“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沉默的“棒棒军”到开始行动的商人，这分别是何伟观察中国的起点和终点。如果说几十年来的阶层流动带给中国任何好处的话，那就是让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同时开始探知利益的边界在哪里，如何更好地看护它。
时间拉回2000年的夏天。深圳关外，厂房外向晚的山丘上，何伟和艾米丽听着“夜空不寂寞”，各言尔志。那时的深圳还没有进入富士康时代，艾米丽和她的男朋友还可以在外面租房子。当山下厂房的灯光次第熄灭，何伟问艾米丽，“你觉得中国的未来会有什么改变？”
24岁的艾米丽在晚风中沉默良久，笑着说，“我不知道”。
患有恐高症的巨人
在论及德国浪漫派时，大诗人海涅说，每个时代都是一个斯芬克斯，一旦人们解开她的谜底，她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求解时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冲动，没有谁强过当代的中国。
就像何伟所说的，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它的笑容高深莫测。人们刚以为猜对了车头的方向，看到的却已经是绝尘而去的车尾灯；刚触摸到了它飘忽的身段，留下的却只是蜕掉和风干的外壳。而它自己，则像一个瞬间长高，却又患有恐高症的巨人，仓皇中起身，被自己的高度惊得头晕目眩。
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提问者用何伟追问艾米丽的问题追问他：你觉得中国哪些地方是有希望的，哪些地方是十分危险，甚至接近崩溃的？
何伟谨慎地回答，从未有过它在崩溃的感觉，整个体制的稳定性让他印象深刻，但个体、家庭、小型社群也同样十分稳定，这让他怀有忧虑：“我觉得，对中国多数人的心理而言，这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代。诚实地讲，我想这便是为何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他们国家的书感兴趣的根由。十年前他们不会太在意的，但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努力思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和国家，也想看看别处的观点。”
这段话大概能够说明何伟的作品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寻路中国》推出中文版的时候，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余音未散，中国人从未如此急切地渴望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如同一个梳妆完毕的女孩渴望看到自己的水中倒影。何伟提供的这幅中国画卷对我们而言是如此新奇、有趣，充满陌生感，同时又不像理论著作那样难以亲近。即便是一面哈哈镜，这本书也足以让中国读者产生揽镜自照的冲动。
不过，我们却不可谬托知己，过于相信这面镜子。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本质上和利玛窦以后西方传教士式的中国写作并无不同，他们敏于观察中国，却始终隔着层玻璃幕墙。即便像何伟那样，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也终究无力深入幕墙背后的，穿越百代直至当下的文化心理积习，和普罗透斯般不断变换形状的超稳定结构。
在《甲骨文》中，何伟已经快要触及到中国的隐秘心脏，最后却滑向了更容易引起反应的腋窝，挠了一下。“中国三部曲”无意中记录下了从沉默的“棒棒军”到行动的商人之间的演进，这是解读中国的关键线索之一，但书写者似乎并没有对此产生自觉。何伟记录下很多类似的线索，最终却没有抵达这个国度里的灵魂。那些灵魂彷徨中有盼望，沉默里有惊雷。
中国只是何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挥挥手就过去了。和时代的斯芬克斯相遇，却是我们逃不脱的命运。
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丘吉尔的提醒。后者在《英语民族史》中以布立吞人为例说，他们世世代代一直认为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实际上却误解了她的笑容。对何伟而言，他的寻路中国之旅可能仅仅是一场不无善意的误解，于我们而言，却有可能因为误解了这笑容而被吞噬。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当时他对中国的认识，大概相当于他的汉语水平：模糊粗陋，却又充满了求知的欲望。
经过持之以恒又极其无趣的汉语学习，在某个平淡无奇的早晨，跑步回来的何伟突然发现他能够认全墙上的字了。他反复地读着那些汉字，觉得人生此刻充满了意义感。那墙上写的是：“教育育人，环境育人”；“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这像一个充满反讽的隐喻：经过艰辛的汉语学习，在一个如此充满意义感的瞬间，何伟和一堆几乎毫无意义的中文狭路相逢。
这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江城》（River Town，2001）中的情节。十年之后，“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2010）的简体中文版推出，并迅速走红。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描写把中国读者给震了。那些像墙上的标语般空洞而日常的事件，在何伟的笔下呈现出斑驳的景观，一个流离时空中的变迁中国。
偶然闯入了一个时代
威廉·杰斐逊·弗斯特是个四川农民，1975年出生于涪陵双龙公社第十大队第三生产队。他本来应该叫张建军或者刘胜利之类的名字，自从考上涪陵师专英语系，开始修何伟的英语课之后，他为自己取了这么一个不厌其烦的名字，以彰其志。那是他第一次深度接触异国的思想、文化和人，何伟也是。他们互相吓了一跳。
何伟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他之所以来到涪陵，这个半个世纪都没有外国人居留的内地小城，似乎是一种偶然。在他之后十余年和中国话题的纠葛中，这种偶然却给予他一种先天的禀赋，让他习惯去观察边缘地区和主流之外的人群。在第二部《甲骨文》（Oracle Bones，2006）中，他的视角一度拓展至中国边疆，并溢出当下历史时空之外。
就像一个若即若离的人类学家，何伟大部分时间是一个观察者，有双置身事外的冷眼。有时又被卷入当地的生活，比如学校里那些热情和酒量都让他坐卧不安的官僚。他见证和记录了笔下人物的变化，却未必懂得他偶然闯入的这个时代——90年代之后的中国——给这些人带来的内心变迁。他的学生威廉就是这么个例子。
威廉的父兄辈，和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一样，被户籍制度囚禁着脚步，被各种教条囚禁着大脑，被过往的历史囚禁着想象力，画地为牢。威廉的一个邻居在1980年前后远上黑龙江打工，是第一批走出乡村的人。这位当年20出头的邻居不但带回了他乡见闻，还写成了诗。在流淌着哲学和诗的80年代，这激发了幼年威廉的崇拜和向往。
何伟见识过威廉的父兄们。在1996年的涪陵，美国人何伟在挂满“专治鸡眼”和“无痛拔牙”招牌的涪陵街巷招摇过市，两旁都是待价而沽的“棒棒军”，如果不是考试制度，威廉可能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如同蝼蚁般在城市的缝隙中觅食。没有活干的时候，他们就默默围观着店铺里的电视屏幕，默默围观着交通事故，默默围观着何伟吃饭。“他们是一群安静的男人”，何伟写道，“哪怕最惨烈的车祸也不能让他们开口。他们从不介入，他们只是看着。”
这群人就像墙上的汉字一样让何伟看不懂，他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就像我们不了解一丛植物。如同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笔下沉默的中国人一样，这也是何伟认识中国的起点。
威廉和他的同学开始学习乔叟和莎士比亚。在课堂上，他们和何伟交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哈姆雷特的价值观，也有人偷偷监视何伟和他的美国同事并向学校汇报；在课下他们暗暗设想未来，私下还和何伟讨论关于自由的话题。1997年香港回归，僻处涪陵的何伟也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震荡波。这个世界正在向他缓缓敞开。
刚刚进城的威廉遇到了心仪的女孩，英语系同学南希——同样，这也是为英语课而起的英文名。他们在禁止恋爱的学校里偷偷交往，在电影院一言不发地看着电影，心猿意马。
威廉和他的女友在毕业时面临考验：回涪陵乡下教书，或者去浙江闯荡。威廉希望选择后者，但让校方同意转档案比较难办。乡下小子自作主张，无师自通地采取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行动：一天晚上，他和南希一起，到党委书记家拜访，希望毕业后到浙江的一家民办中学工作，并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书记送他们出门，说“我尽力”。自始至终，谁也没提信封的事，似乎是威廉把一团空气放在了茶几上。
不久，学校通知他们，档案已经转到浙江。
在《江城》中，何伟以不无调侃的口吻写道：未来的中国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但无论如何，一定不会从涪陵师专开始。
变化的确不是从涪陵开始的，但这里却像青萍之末的一丝涟漪，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雨巨变。
这是上世纪的最后几年。那时，威廉还没有成为流动人口，远出打工还充满着希望，涪陵还不属于重庆，三峡移民还没有开始搬迁，哥还没有成为传说。但是，推土机已在隆隆作响，威廉已开始收拾行囊。
城市给了他黑色的眼睛
《甲骨文》的叙事跨度从1999年延续到2002年。这段时间，何伟和他的学生都来到了“比较大的城市”。威廉和他的女友在浙江一所民办高校任教，他们的校友艾米丽在深圳龙华的一家首饰厂打工。何伟则结束了在涪陵的支教生活，在《华尔街日报》的北京办事处打杂。
如同任何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进入者，何伟在《甲骨文》中的叙述颇有点进了大观园的感觉，东张西望，线索复杂而混乱。他经历了1999年中国驻前南使馆被炸后的反美游行，经历了中国式拆迁、北京申奥，阴差阳错地触摸到甲骨文背后的陈梦家、赵萝蕤往事，采访过姜文、李学勤和周有光，接触了维吾尔族人士，还触及了一些敏感人物。饶是他拿过牛津和普林斯顿的学位，也无法应付如此令人眩晕的变化，“就像瞬间经历了整个人生”。
威廉初次尝到漂泊的滋味，就像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漂泊者尝到的那样。他经历了陌生人的欺骗：浙江的这家民办中学远没有想象中好，每天都把中山装的扣子扣到底的王校长其实是个大忽悠，人生最辉煌的一笔是花钱上了一本《世界名人大全》的书，这本书被放在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无法适应当地生活的南希两个月后辞职，在四川老家找到教职。威廉在相思之苦中靠给何伟写信和收听“美国之音”打发时日，苦练英语，准备伺机跳槽。
和威廉一样，艾米丽在深圳关外的工厂慢慢适应工业化的生活，却比威廉多了一样烦心事：应付台湾老板提出的包养要求。何伟每半年去一次深圳，在那里，他看到了关内关外两个世界。每天晚上，艾米丽都和同宿舍的工友一起收听电台热线节目“夜空不寂寞”，讨论如何在远离乡土社会的深圳恋爱和交友。对于她们，这是门新功课。
而在关内，新生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和打工一族互相瞧不上，后者在听“夜空不寂寞”的时候，他们在泡吧和约会，他们的精神代言者是当时的一本畅销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宣扬“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极像某种政治口号的书一度被禁。艾米丽也不喜欢这本书，认为这本书里的深圳“没有灵魂”。对作者的采访让何伟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阶层之间的裂痕，正徐徐撕开。至于艾米丽提到的灵魂问题，何伟大概不感兴趣。
威廉的人生观有了变化，城市给了他黑色的眼睛。南希终究无法忍受乡村教师那种一眼看到底的生活和一名秃顶农民的追求，在1999年春节期间，翻山越岭去和威廉重逢。威廉私下找到了一个跳槽的机会，已经变得警惕的他经过反复确认，终于决定在夏天快结束时和南希一起不辞而别，给王校长一点教训“王校长期望他们在新学期继续任教，而威廉只要一想到他要在开学时手忙脚乱地找两个老师代课，就乐不自禁。”
新的学校也并非乐土，要面临和公立学校的竞争，各个学校都要贿赂教育局官员，试图套点联考题目。虽然对于行贿这件事威廉已不再陌生，但他还是觉得愤愤不平，因为套出来的题往往是假的。
威廉试图调和乡村的道德标准和城市的道德标准，活得很挣扎。他靠学生家长透露的考题赢得学校的6000元奖金，却又良心不安，开始思考何谓公平。在某年期末拿到教育局的“内部情报”后，他再次胆大妄为了一把：向当地媒体曝光。他对何伟说：“我是为乡下学生做的。每当泄题事件发生，只有城里学生得到消息，这对乡下学生是不公平的。”
或许是有意为之的写作准则，或许是毕竟有所隔膜的文化心理体验，何伟对威廉和艾米丽的内心变化几无着墨。一边是南希回不去的乡村，一边是艾米丽无法认同也无法进入的、关内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面是难以为继的乡村伦理，一面是无法认同的丛林准则。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处，一群毕业于涪陵师专的年轻人辗转于时代的波谷浪尖，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被急速风化和折损的一代。
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
写了十年，何伟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寻路中国》2010年在美国出版，简体中文版2011年年初推出。在书里，何伟写道：“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于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
威廉和艾米丽们也老了，老到《寻路中国》里都不再有他们的影子。取代他们的，是何伟驾车经过的，孕育了他们的乡村中的老人和孩子。那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乡村，是威廉和艾米丽们将来老无所依的乡村，如退潮的海水般凋敝中的乡村。
“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何伟写道，“在中国的乡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在租住的北京怀柔农户家里，何伟见证了2005年以来的“新农村建设”。他的房东，农民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魏子淇买了车，还试图参与村庄里的政治，竞选村委会主任，却不敌对手，惨遭落败。这会是中国乡村的未来吗？何伟没有给出答案。
中国的出版商挑中这本书不是没有道理的。好像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年过40的何伟不再愤怒，也远离了会带来麻烦的政治话题。至少在《寻路中国》的前半部分，笔调是简单而俏皮的，而不是沉重复杂的。他以陌生感的视角和调侃的语言描写看到的中国：在乡下招手拦车的人焦急地挥动着双手，“像在拍打一只看不见的大狗”。他依然热爱标语，但已经能轻松吐槽那些奇怪的句子，如“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以及“生儿生女都一样”。中国读者喜欢这个，你懂的，就像我们喜欢看哈哈镜中的自己，有趣，无伤大雅，却又回避真正的真实。
何伟的《寻路中国》，就是这样一面哈哈镜。他本人，也越来越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老外，一个真正的中国通。他不但熟悉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政治，还有意无意地拿捏住了畅销的秘诀。十年前，在《江城》中，他还十分不适应“彼得·海斯勒”和“何伟”之间的差别，如今他们已浑然一体。
《寻路中国》跨越的2002~2006年间，何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趟温州。威廉不再出现，进入眼帘的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王主任。身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王主任经历复杂，从知青到炸药厂工人，又从工人报名参军，成了一名坦克手，复员后到银行工作十年，然后到了一个经济开发区当领导，此后在官僚系统内稳步爬升。他的儿子，则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金融学的在读研究生。
何伟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他说，“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再到经济开发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知道这名官员的儿子，以及两代人轨迹变化显示出来的征兆，是不是也在他所说的“进步”之列。
涪陵已经多年没有重返，何伟接触更多的是精明的浙江商人而非沉默的四川“棒棒军”。三峡大坝早已竣工，浙江温州的某个大坝却正在修建，一些农户可能会遭受损失。
在全书接近结尾的地方，何伟遇到了浙江当地的一个商人，他关心大坝背后的“大问题”，并坚持上访。“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何伟对此稍有疑惑，但他同时也说，“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沉默的“棒棒军”到开始行动的商人，这分别是何伟观察中国的起点和终点。如果说几十年来的阶层流动带给中国任何好处的话，那就是让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同时开始探知利益的边界在哪里，如何更好地看护它。
时间拉回2000年的夏天。深圳关外，厂房外向晚的山丘上，何伟和艾米丽听着“夜空不寂寞”，各言尔志。那时的深圳还没有进入富士康时代，艾米丽和她的男朋友还可以在外面租房子。当山下厂房的灯光次第熄灭，何伟问艾米丽，“你觉得中国的未来会有什么改变？”
24岁的艾米丽在晚风中沉默良久，笑着说，“我不知道”。
患有恐高症的巨人
在论及德国浪漫派时，大诗人海涅说，每个时代都是一个斯芬克斯，一旦人们解开她的谜底，她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求解时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冲动，没有谁强过当代的中国。
就像何伟所说的，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它的笑容高深莫测。人们刚以为猜对了车头的方向，看到的却已经是绝尘而去的车尾灯；刚触摸到了它飘忽的身段，留下的却只是蜕掉和风干的外壳。而它自己，则像一个瞬间长高，却又患有恐高症的巨人，仓皇中起身，被自己的高度惊得头晕目眩。
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提问者用何伟追问艾米丽的问题追问他：你觉得中国哪些地方是有希望的，哪些地方是十分危险，甚至接近崩溃的？
何伟谨慎地回答，从未有过它在崩溃的感觉，整个体制的稳定性让他印象深刻，但个体、家庭、小型社群也同样十分稳定，这让他怀有忧虑：“我觉得，对中国多数人的心理而言，这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代。诚实地讲，我想这便是为何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他们国家的书感兴趣的根由。十年前他们不会太在意的，但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努力思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和国家，也想看看别处的观点。”
这段话大概能够说明何伟的作品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寻路中国》推出中文版的时候，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余音未散，中国人从未如此急切地渴望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如同一个梳妆完毕的女孩渴望看到自己的水中倒影。何伟提供的这幅中国画卷对我们而言是如此新奇、有趣，充满陌生感，同时又不像理论著作那样难以亲近。即便是一面哈哈镜，这本书也足以让中国读者产生揽镜自照的冲动。
不过，我们却不可谬托知己，过于相信这面镜子。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本质上和利玛窦以后西方传教士式的中国写作并无不同，他们敏于观察中国，却始终隔着层玻璃幕墙。即便像何伟那样，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也终究无力深入幕墙背后的，穿越百代直至当下的文化心理积习，和普罗透斯般不断变换形状的超稳定结构。
在《甲骨文》中，何伟已经快要触及到中国的隐秘心脏，最后却滑向了更容易引起反应的腋窝，挠了一下。“中国三部曲”无意中记录下了从沉默的“棒棒军”到行动的商人之间的演进，这是解读中国的关键线索之一，但书写者似乎并没有对此产生自觉。何伟记录下很多类似的线索，最终却没有抵达这个国度里的灵魂。那些灵魂彷徨中有盼望，沉默里有惊雷。
中国只是何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挥挥手就过去了。和时代的斯芬克斯相遇，却是我们逃不脱的命运。
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丘吉尔的提醒。后者在《英语民族史》中以布立吞人为例说，他们世世代代一直认为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实际上却误解了她的笑容。对何伟而言，他的寻路中国之旅可能仅仅是一场不无善意的误解，于我们而言，却有可能因为误解了这笑容而被吞噬。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