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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顺养说自己只是一个追梦人，从印度尼西亚到祖国，从弱冠之年到耄耋之际，他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纯粹而崇高的精神使他获得了无限的幸福，也使他的人生无限精彩。
我们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去拜访蔡顺养先生的。蔡先生所住的小区环境清幽，簇簇桃花在阳光下安静地绽放，偶尔有几个行人淡然地从花下走过。同行的老师告诉我们，以前他住这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80多岁的蔡先生骑着自行车从这条林荫道穿行过去，先生白发飘飘，风度翩翩，很多人都会为之驻足惊叹。
蔡先生见到我们很高兴。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让人很难想到他已89岁高龄。蔡先生十分幽默地说：“我们九三人嘛，至少要活过九十三的呀！”大家都笑起来，瞬间就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拉近了距离。
蔡先生学富五车，颇具绅士风度，他神采奕奕地为我们讲述起自己的经历。
“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蔡顺养出生于1932年，是侨居印度尼西亚的第四代华侨子弟。几代人勤劳打拼，不断积攒财富，到他这一代时，家境已经十分殷实。他从小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成年后顺利考入印尼大学。当时的印尼大学，各个学科的老师来自不同国家，要学好知识，必须同时学好各国语言。蔡顺养勤奋好学，精通英语和汉语自不必说，还同时学会了德语和日语。在他看来，学外语是有窍门的，将这窍门举一反三，学起来就很轻松了。这个时期的努力与坚持，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尽管家境优越，也受到很好的教育，蔡顺养却并不喜欢印尼的生活，他时常关注祖国的一切。身为华人，他常有客居异乡的感受，做梦都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怀抱。每次看到有关中国的书籍报刊，他都会欣喜地捧着看上半天。当地不少华人子弟在阅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他也痴迷地爱上这本书，为书中坚忍不拔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战士、英勇卓越的革命斗争所深深地感动着，渴盼回中国的愿望也更加强烈。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海外华人感到扬眉吐气，十分振奋，很多人都想回到祖国。那时候，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教授曾为当地华人写过一首歌：“不要犹疑，不要迟疑，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听到这首歌，蔡顺养觉得自己实在不能再等待了，便向父母提出了希望回祖国的请求。父母都很惊讶，并且强烈反对：家中只有他一个男孩子，按照当地华人的习惯，全部家产都要由他来继承，怎么能回国呢？蔡顺养十分坚持，向父母三次提出这个要求，一次比一次更坚定，父母拗不过他，终于含泪同意了。就这样，他把赡养父母的责任托付给姐姐后，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追梦之路。
說起这段往事，蔡顺养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回到了祖国。”
20世纪50年代初的广州，远不能与印尼大城市的繁华相比。故乡福建龙溪，已经举目无亲，无人与他相识。然而令他十分感动的是，祖国人民很热情地接纳了他。在侨联的安排下，他顺利插班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他的老师来自美国，是发现链霉素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Selman A. Waksnman的弟子。他和39名同学一起，成为我国第一批研究抗生素的学子。对此，蔡顺养从不认为这与自己勤奋努力有关，而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他看来，这份幸运，就是祖国给予的。
1956年，蔡顺养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抗菌素研究所工作。他深知这个工作的重大价值，如同他后来说的那样：“抗生素研究对于国计民生来说都太重要了，好人来做，可以拯救一大批人的性命，而如果坏人来做，后果不堪设想。”
抗生素研究，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战略部署。新中国刚成立，国际局势紧张，各类敌对势力虎视眈眈，中国率先成立抗生素研究所十分必要，至少要足以对抗生物化学战争。
能参与祖国的建设，成为研究所的制药专家，年轻的蔡顺养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
“自带翻译的专家”
1965年，在组织的安排下，蔡顺养怀着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和人民实际需求的信念来到成都，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成为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的最早的科研人员和建设者。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不要说实验室，连宿舍都没有，他们从车里走出时，眼前只有郊外的一大块荒凉的空地。蔡顺养就和同事以及学生们，拿着锄头，把草除去，把大块的石头刨开，和工人们一起一砖一瓦搬运，亲手建起了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从上海的研究所分离出来，迁到大西南的腹地成都，是周总理作出的战略决策。它的建立，既是当时的国防需要，也是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需要。
那时候国内很多专家懂俄语，并不懂英语，而蔡顺养却懂多国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告诉他，要把国际上关于抗生素的最先进的著作翻译出来，分享给大家。蔡先生从此便坚持每天的翻译工作，并把从中获得的医学上的先进知识写成报告，大家一起学习和研究，迅速地了解和把握到了国际上关于抗生素的最前沿的信息和技术。
为了更好地进行翻译工作，蔡顺养做过各种努力。周末也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阅相关书籍，学习专业术语，背诵各类单词。为了更好地与外宾交流，他常常在接送外宾之后，主动留在机场帮助外宾，就为了跟他们多一点语言交流。
在研究所，蔡顺养是我国第一批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的专家，也是华西药学院硕士毕业论文的院外评审专家。他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令同事们十分敬佩，也让侨联的领导深受感动。侨联推选他为政协委员。
周恩来总理曾经邀请800位英国科技代表团来北京访问，希望他们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组织上安排蔡顺养做国家医药总局的技术翻译。当英国专家作抗生素发展状况报告时，蔡顺养迅速将这些内容翻译给在场的领导和专家们，还对英国专家没有讲到的地方作了补充。英国专家非常吃惊，原以为这个口语流利的年轻人是从事翻译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是医药学家。英国专家没想到中国的科学家能如此流利地用英语交流，更没想到，中国在抗生素领域已经有了如此深入的研究。他们对蔡顺养肃然起敬。后来，我国专家到英国访问，也得到了他们的真诚接待，从此很多年里，两国专家在抗生素研究方面保持着友好的学术交流。他们都说蔡顺养是“自带翻译的专家”。 很多人也因此知道了蔡顺养。
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华夏大地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引进外资、商务谈判，都需要英语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蔡顺养多次受到成都市化工局、医药局、国家重工业部的邀请，希望他担任技术翻译。甚至国家医药总局在接待外国专家的时候，也常常打电话邀请蔡顺养到北京参与翻译工作。那时候，英语翻译不多，而这位“自带翻译的医药专家”，既专业，又敬业，能请他参与接待，首先就让外国专家惊讶和震撼，这正是扬我国威的大好时机。
就这样，四川化工厂30万吨合成氨项目的引进、攀枝花钢铁厂技术改革项目的谈判、意大利皮革化工厂的建立、冷冻干燥设备的引进……成都市不少大型项目的引进和商务谈判，都有蔡顺养的鼎力支持。80年代，国家医药总局派出赴匈牙利的访问代表团，蔡顺养担任了副团长兼技术翻译的重任。
这位“自带翻译的专家”，为成都市乃至全国的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三情怀
蔡顺养最钦佩的人是著名的医学家吴阶平院士和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的王选院士。他觉得，自己回归祖国就是为了追寻梦想，如果能像这两位院士一样，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为祖国和人民争得荣誉，这个梦想就很圆满。很巧的是，他最钦佩的两位院士都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由此，蔡顺养开始了解九三学社，当他一次次被九三先贤的精神所感动时，也进一步理解了“爱国、民主、科学”的九三精神，他迫切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九三学社的一员。
刚好，蔡顺养在工作上的成就也引起了九三学社成都市委领导的注意，他们了解到，这位医药专家不仅业务水平一流，还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
一天，九三学社李振华教授和王永贵教授一起拜访蔡顺养，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九三学社。蔡顺养既惊喜又感动，他当即激情满怀地回答道：“当然愿意啊！”就这样，蔡顺养成为九三学社的一员，他说，这是自己曾经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从那以后，他36年如一日，按照九三学社社章规定，认真履行着一名九三学社社员的义务。尽管科研工作和翻译工作很繁忙，但他从未无故缺席基层的组织活动。
九三学社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这个理念也深深影响着蔡顺养。
80年代中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我国的医药研究提供了一笔60万美元的赞助资金，这在当时就像一个天文数字一样，国内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几家研究院都希望争取到这笔资金，各研究院都派出代表参加联合国专家的答辩，希望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资金。当专家提出：“如果你们获得这笔钱，会把资金用于何处呢？”其他代表都说：“希望用资金来购买最先进的医学设备。”那时候，国内的设备实在太落后了，每位代表都迫切希望通过改进医疗设备来更新技术。而蔡顺养却说：“我们会把百分之七八十的资金用于培养人才，剩下的部分用于引进设备。”答辩专家非常高兴，说这个“培养人才”的理念跟他们提供资金的初衷是一致的，设备会过期，而培养人才就能将科学事业进一步发展。而且，别的代表带了翻译，只有蔡顺养是自带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也让专家非常高兴。
说起这件事时，蔡顺养笑着告诉我们：“大家都很羡慕我们，我们真是太幸运了。”——他从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却总说自己很幸运。
拿到这笔资金后，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派出一批年轻的技术员到国外深造，到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意大利、匈牙利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令蔡顺养倍感欣慰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学成之后全部回归祖国，不仅带回来先进的技术，也用实际行动影响了当时很多出国深造的人。这些年轻的技术人员大部分都是蔡顺养在科研所的学生。提起当年回国的事，他们常说，是蔡老师的爱国情怀感染了他们，远在印尼的蔡老师尚且要坚持回归祖国建设祖国，自己还是祖国送出去培养的，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勇挑重任呢！
1986年，在九三学社成都市委倡导下，九三学社与广元基层组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即后来成效显著的“九广合作”。蔡顺养认真考察广元的制药厂后，建议将几处小型制药厂合并为大型制药厂，并为他们带去先进的制药经验，成功發展了广元市的制药业，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建设。他本人也因此获得四川省委颁发的“九广合作科技服务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以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颁发的“科技服务支边扶贫工作中成绩突出先进个人”称号。
勤于研究的蔡顺养，还把几十年所做的抗生素研究理论撰写成书籍，先后出版专业著作32种。
他还特别关心爱护支社的年轻社员，经常给大家讲九三学社的社史，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年轻社员要热爱祖国，报效祖国。
后来，蔡顺养被推选为九三学社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九三学社成都市委副主委，与他共事的很多社员谈到蔡先生，都为他的爱国情操和九三情怀深深感动。
当我们由衷为之赞叹时，蔡顺养笑道：“这个不算什么，根本没法跟我们九三的先贤前辈相比，我做的都是小事，我只是一个追梦人吧！”
终身学习
蔡顺养退休多年，却依然身兼数职，他不仅没觉得辛苦，反而乐在其中。
每天清晨醒来，洗漱和早餐后，他便打开电脑，从邮箱里阅读来自各国前沿的医学报刊，从中学习各种先进的医学思想，了解国际上的医学动态。有时候，他也会把收获的知识写成报告，分享给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为了顺利地阅读和学习，他依然坚持每天记单词。他说，英语的新词汇太多了，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这话让我们再次深受震撼，年近90高龄的老人，已经获得辉煌声誉的前辈专家，在颐养天年的时光里，仍然坚毅地学习，还要天天记单词，这样的精神和品格实属可贵，值得我们终身学习和颂扬。
蔡顺养退休后，还担任了《中国抗生素杂志》的编外英文编委，每期都要把里面的文章逐一审核。我们问会不会太累。他却说：“不会累的，这也是学习啊！”蔡顺养还经常用他的专业知识为社员做健康养生讲座，解答有关医药保健等专业问题，为广大社员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
中国翻译协会在2011年为蔡顺养颁发了“资深翻译家”的荣誉证书，这个证书只颁给从事50年以上翻译工作的翻译家，蔡顺养非常珍惜这份荣誉。
从蔡先生家里走出后，夕阳已经将树影拉得很长。我心潮澎湃地走过一树树繁花，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句话：“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志向，他要到达的地方不论多远，最终都能到达，极高的山极辽阔的大海也不能限制他前进。这句话用来形容蔡顺养太恰当不过了。
蔡顺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追梦人，从印度尼西亚到祖国，从弱冠之年到耄耋之际，他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纯粹而崇高的精神使他获得了无限的幸福，也使他的人生无限精彩。
我回头凝望蔡先生住的那栋楼，恰好，绚丽的晚霞如火如荼，映红了一片天空。
（作者为九三学社成都市委会社员，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马莉莎
我们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去拜访蔡顺养先生的。蔡先生所住的小区环境清幽，簇簇桃花在阳光下安静地绽放，偶尔有几个行人淡然地从花下走过。同行的老师告诉我们，以前他住这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80多岁的蔡先生骑着自行车从这条林荫道穿行过去，先生白发飘飘，风度翩翩，很多人都会为之驻足惊叹。
蔡先生见到我们很高兴。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让人很难想到他已89岁高龄。蔡先生十分幽默地说：“我们九三人嘛，至少要活过九十三的呀！”大家都笑起来，瞬间就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拉近了距离。
蔡先生学富五车，颇具绅士风度，他神采奕奕地为我们讲述起自己的经历。
“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蔡顺养出生于1932年，是侨居印度尼西亚的第四代华侨子弟。几代人勤劳打拼，不断积攒财富，到他这一代时，家境已经十分殷实。他从小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成年后顺利考入印尼大学。当时的印尼大学，各个学科的老师来自不同国家，要学好知识，必须同时学好各国语言。蔡顺养勤奋好学，精通英语和汉语自不必说，还同时学会了德语和日语。在他看来，学外语是有窍门的，将这窍门举一反三，学起来就很轻松了。这个时期的努力与坚持，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尽管家境优越，也受到很好的教育，蔡顺养却并不喜欢印尼的生活，他时常关注祖国的一切。身为华人，他常有客居异乡的感受，做梦都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怀抱。每次看到有关中国的书籍报刊，他都会欣喜地捧着看上半天。当地不少华人子弟在阅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他也痴迷地爱上这本书，为书中坚忍不拔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战士、英勇卓越的革命斗争所深深地感动着，渴盼回中国的愿望也更加强烈。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海外华人感到扬眉吐气，十分振奋，很多人都想回到祖国。那时候，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教授曾为当地华人写过一首歌：“不要犹疑，不要迟疑，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听到这首歌，蔡顺养觉得自己实在不能再等待了，便向父母提出了希望回祖国的请求。父母都很惊讶，并且强烈反对：家中只有他一个男孩子，按照当地华人的习惯，全部家产都要由他来继承，怎么能回国呢？蔡顺养十分坚持，向父母三次提出这个要求，一次比一次更坚定，父母拗不过他，终于含泪同意了。就这样，他把赡养父母的责任托付给姐姐后，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追梦之路。
說起这段往事，蔡顺养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回到了祖国。”
20世纪50年代初的广州，远不能与印尼大城市的繁华相比。故乡福建龙溪，已经举目无亲，无人与他相识。然而令他十分感动的是，祖国人民很热情地接纳了他。在侨联的安排下，他顺利插班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他的老师来自美国，是发现链霉素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Selman A. Waksnman的弟子。他和39名同学一起，成为我国第一批研究抗生素的学子。对此，蔡顺养从不认为这与自己勤奋努力有关，而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他看来，这份幸运，就是祖国给予的。
1956年，蔡顺养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抗菌素研究所工作。他深知这个工作的重大价值，如同他后来说的那样：“抗生素研究对于国计民生来说都太重要了，好人来做，可以拯救一大批人的性命，而如果坏人来做，后果不堪设想。”
抗生素研究，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战略部署。新中国刚成立，国际局势紧张，各类敌对势力虎视眈眈，中国率先成立抗生素研究所十分必要，至少要足以对抗生物化学战争。
能参与祖国的建设，成为研究所的制药专家，年轻的蔡顺养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
“自带翻译的专家”
1965年，在组织的安排下，蔡顺养怀着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和人民实际需求的信念来到成都，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成为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的最早的科研人员和建设者。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不要说实验室，连宿舍都没有，他们从车里走出时，眼前只有郊外的一大块荒凉的空地。蔡顺养就和同事以及学生们，拿着锄头，把草除去，把大块的石头刨开，和工人们一起一砖一瓦搬运，亲手建起了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从上海的研究所分离出来，迁到大西南的腹地成都，是周总理作出的战略决策。它的建立，既是当时的国防需要，也是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需要。
那时候国内很多专家懂俄语，并不懂英语，而蔡顺养却懂多国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告诉他，要把国际上关于抗生素的最先进的著作翻译出来，分享给大家。蔡先生从此便坚持每天的翻译工作，并把从中获得的医学上的先进知识写成报告，大家一起学习和研究，迅速地了解和把握到了国际上关于抗生素的最前沿的信息和技术。
为了更好地进行翻译工作，蔡顺养做过各种努力。周末也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阅相关书籍，学习专业术语，背诵各类单词。为了更好地与外宾交流，他常常在接送外宾之后，主动留在机场帮助外宾，就为了跟他们多一点语言交流。
在研究所，蔡顺养是我国第一批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的专家，也是华西药学院硕士毕业论文的院外评审专家。他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令同事们十分敬佩，也让侨联的领导深受感动。侨联推选他为政协委员。
周恩来总理曾经邀请800位英国科技代表团来北京访问，希望他们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组织上安排蔡顺养做国家医药总局的技术翻译。当英国专家作抗生素发展状况报告时，蔡顺养迅速将这些内容翻译给在场的领导和专家们，还对英国专家没有讲到的地方作了补充。英国专家非常吃惊，原以为这个口语流利的年轻人是从事翻译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是医药学家。英国专家没想到中国的科学家能如此流利地用英语交流，更没想到，中国在抗生素领域已经有了如此深入的研究。他们对蔡顺养肃然起敬。后来，我国专家到英国访问，也得到了他们的真诚接待，从此很多年里，两国专家在抗生素研究方面保持着友好的学术交流。他们都说蔡顺养是“自带翻译的专家”。 很多人也因此知道了蔡顺养。
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华夏大地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引进外资、商务谈判，都需要英语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蔡顺养多次受到成都市化工局、医药局、国家重工业部的邀请，希望他担任技术翻译。甚至国家医药总局在接待外国专家的时候，也常常打电话邀请蔡顺养到北京参与翻译工作。那时候，英语翻译不多，而这位“自带翻译的医药专家”，既专业，又敬业，能请他参与接待，首先就让外国专家惊讶和震撼，这正是扬我国威的大好时机。
就这样，四川化工厂30万吨合成氨项目的引进、攀枝花钢铁厂技术改革项目的谈判、意大利皮革化工厂的建立、冷冻干燥设备的引进……成都市不少大型项目的引进和商务谈判，都有蔡顺养的鼎力支持。80年代，国家医药总局派出赴匈牙利的访问代表团，蔡顺养担任了副团长兼技术翻译的重任。
这位“自带翻译的专家”，为成都市乃至全国的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三情怀
蔡顺养最钦佩的人是著名的医学家吴阶平院士和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的王选院士。他觉得，自己回归祖国就是为了追寻梦想，如果能像这两位院士一样，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为祖国和人民争得荣誉，这个梦想就很圆满。很巧的是，他最钦佩的两位院士都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由此，蔡顺养开始了解九三学社，当他一次次被九三先贤的精神所感动时，也进一步理解了“爱国、民主、科学”的九三精神，他迫切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九三学社的一员。
刚好，蔡顺养在工作上的成就也引起了九三学社成都市委领导的注意，他们了解到，这位医药专家不仅业务水平一流，还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
一天，九三学社李振华教授和王永贵教授一起拜访蔡顺养，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九三学社。蔡顺养既惊喜又感动，他当即激情满怀地回答道：“当然愿意啊！”就这样，蔡顺养成为九三学社的一员，他说，这是自己曾经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从那以后，他36年如一日，按照九三学社社章规定，认真履行着一名九三学社社员的义务。尽管科研工作和翻译工作很繁忙，但他从未无故缺席基层的组织活动。
九三学社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这个理念也深深影响着蔡顺养。
80年代中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我国的医药研究提供了一笔60万美元的赞助资金，这在当时就像一个天文数字一样，国内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几家研究院都希望争取到这笔资金，各研究院都派出代表参加联合国专家的答辩，希望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资金。当专家提出：“如果你们获得这笔钱，会把资金用于何处呢？”其他代表都说：“希望用资金来购买最先进的医学设备。”那时候，国内的设备实在太落后了，每位代表都迫切希望通过改进医疗设备来更新技术。而蔡顺养却说：“我们会把百分之七八十的资金用于培养人才，剩下的部分用于引进设备。”答辩专家非常高兴，说这个“培养人才”的理念跟他们提供资金的初衷是一致的，设备会过期，而培养人才就能将科学事业进一步发展。而且，别的代表带了翻译，只有蔡顺养是自带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也让专家非常高兴。
说起这件事时，蔡顺养笑着告诉我们：“大家都很羡慕我们，我们真是太幸运了。”——他从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却总说自己很幸运。
拿到这笔资金后，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派出一批年轻的技术员到国外深造，到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意大利、匈牙利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令蔡顺养倍感欣慰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学成之后全部回归祖国，不仅带回来先进的技术，也用实际行动影响了当时很多出国深造的人。这些年轻的技术人员大部分都是蔡顺养在科研所的学生。提起当年回国的事，他们常说，是蔡老师的爱国情怀感染了他们，远在印尼的蔡老师尚且要坚持回归祖国建设祖国，自己还是祖国送出去培养的，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勇挑重任呢！
1986年，在九三学社成都市委倡导下，九三学社与广元基层组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即后来成效显著的“九广合作”。蔡顺养认真考察广元的制药厂后，建议将几处小型制药厂合并为大型制药厂，并为他们带去先进的制药经验，成功發展了广元市的制药业，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建设。他本人也因此获得四川省委颁发的“九广合作科技服务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以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颁发的“科技服务支边扶贫工作中成绩突出先进个人”称号。
勤于研究的蔡顺养，还把几十年所做的抗生素研究理论撰写成书籍，先后出版专业著作32种。
他还特别关心爱护支社的年轻社员，经常给大家讲九三学社的社史，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年轻社员要热爱祖国，报效祖国。
后来，蔡顺养被推选为九三学社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九三学社成都市委副主委，与他共事的很多社员谈到蔡先生，都为他的爱国情操和九三情怀深深感动。
当我们由衷为之赞叹时，蔡顺养笑道：“这个不算什么，根本没法跟我们九三的先贤前辈相比，我做的都是小事，我只是一个追梦人吧！”
终身学习
蔡顺养退休多年，却依然身兼数职，他不仅没觉得辛苦，反而乐在其中。
每天清晨醒来，洗漱和早餐后，他便打开电脑，从邮箱里阅读来自各国前沿的医学报刊，从中学习各种先进的医学思想，了解国际上的医学动态。有时候，他也会把收获的知识写成报告，分享给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为了顺利地阅读和学习，他依然坚持每天记单词。他说，英语的新词汇太多了，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这话让我们再次深受震撼，年近90高龄的老人，已经获得辉煌声誉的前辈专家，在颐养天年的时光里，仍然坚毅地学习，还要天天记单词，这样的精神和品格实属可贵，值得我们终身学习和颂扬。
蔡顺养退休后，还担任了《中国抗生素杂志》的编外英文编委，每期都要把里面的文章逐一审核。我们问会不会太累。他却说：“不会累的，这也是学习啊！”蔡顺养还经常用他的专业知识为社员做健康养生讲座，解答有关医药保健等专业问题，为广大社员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
中国翻译协会在2011年为蔡顺养颁发了“资深翻译家”的荣誉证书，这个证书只颁给从事50年以上翻译工作的翻译家，蔡顺养非常珍惜这份荣誉。
从蔡先生家里走出后，夕阳已经将树影拉得很长。我心潮澎湃地走过一树树繁花，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句话：“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志向，他要到达的地方不论多远，最终都能到达，极高的山极辽阔的大海也不能限制他前进。这句话用来形容蔡顺养太恰当不过了。
蔡顺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追梦人，从印度尼西亚到祖国，从弱冠之年到耄耋之际，他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纯粹而崇高的精神使他获得了无限的幸福，也使他的人生无限精彩。
我回头凝望蔡先生住的那栋楼，恰好，绚丽的晚霞如火如荼，映红了一片天空。
（作者为九三学社成都市委会社员，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马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