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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我搭车”以前，胡怀之在微软有着一份安逸体面的工作，他和同在西雅图长大的发小王一禾每天幻想着依靠一个奇思妙想改变世界。而在几年以后的2012年8月下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内的一个小小的创业分享会上，胡怀之侃侃而谈自己的创业梦想，胡怀之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用以改变世界的方式——拼车。
项目的萌生：堵，被看见！
2010年的一个夏日，一篇报道让正在希腊度假的王一禾无法继续享受他的假期。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浩浩荡荡的车队堵在了京藏高速公路上，王一禾拿着那张报纸坐立难安，从内蒙古到北京的100多公里的路程全程堵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王一禾是青岛人，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觉得自己应该能回去做些什么。
美好的假期因为一张报纸而提前结束了，而让他的导师感到不解的是，度假归来的王一禾放弃了几近完稿的毕业论文，他把新论文的主题改成了汽车分享解决方案，希望寻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交网络方案来化解“首堵”的大难题。
经过调查，王一禾发现，北京已有约400万辆私家车，但路上跑的私车7成以上都只有驾驶员，而空气污染问题超过7成都来自汽车尾气。2010年10月，来自中国的一档电视栏目也对北京的交通状况有过一个调查，个别白领每天6小时耗在路上！而2011年IBM公司的一项年度调查则显示，北京在“最差交通城市”的排名中较上年提升至“第三差”，落后于南部的深圳，和香港的排名接近。尽管上一年政府投入了800亿元（约合125亿美元）用来改善首都的运输基础设施，交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因治堵而生的车辆户籍、摇号、限行政策，高额又紧缺的停车位、保养和维修费，不断上涨的油费，似乎又加剧了人们出行的焦虑和恐慌。
王一禾越发觉得，如果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效分享汽车资源，那么不但可以缓解拥堵，还可以造福环境。反复论证后，他觉得汽车分享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
胡怀之在这个时候被邀请到创业团队中来，当时他是微软必应部门的一名员工。王一禾跟他大谈创业设想的时候，胡怀之正和几个朋友在海地做义工，他们刚刚筹到款项为当地的贫困居民盖起了一所学校。王一禾4个小时的分享让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当下决定先做好准备工作，研究汽车分享的具体方案。他们决定，等2011年3月王一禾硕士毕业后，两人就回到北京实现这个设想。
为梦重走“回头路”
16岁那年，王一禾和父母一起离开青岛，来到美国西雅图生活。之后，王一禾顺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2008年毕业后进入美林证券工作。一年后，获得欧盟全额奖学金攻读硕士，研究地区发展课题。如果按照父母的期待走下去，毕业后他会回到纽约，在华尔街继续自己的投行生涯。
对于父辈来说，放弃好不容易在美国打下的基础，再次回到中国去，那无异于在走一条非常不明智的回头路。为了不让儿子“犯傻”，王一禾的妈妈动员了全家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因为在回国的问题上有分歧，王一禾与妈妈的关系一度闹得很僵。
胡怀之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王一禾更长，他出生在台湾省，12岁就去了美国，父母始终保持着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但相比之下，胡怀之选择了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在离开美国之前，他在高朋网应聘到一个岗位，以工作为名离开美国，遇到的阻力小了很多。
“我从不想做普通人，一辈子平平淡淡，回头看过往，发现什么也没留下。”胡怀之闪动着阳光的笑容，对我们说：“有句话说：‘If you are not growing，You are dying’，不在生长，即代表正在死去。我希望自己一直向上生长。”
2011年2月，胡怀之离开家人，放弃了美国的一切来到北京。一个月后，硕士毕业的王一禾也买了张单程机票前来会合。两人拿出了所有积蓄凑了几万美元，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创业路。
但困难和问题随即接踵而至。
曾经令人艳羡的“三高”（高学历、高薪资、高科技）青年，转眼间成了三没人员：没场地、没资源、没支持。
尤其是王一禾，来自大洋彼岸的家庭阻力依然困扰着他。那年母亲节，王一禾的妈妈依然生气，不肯听到他的声音，甚至还发短信责备他是个“loser”（失败者）。而胡怀之，是瞒着家里人来到北京创业。
为了省下租房钱，胡怀之和王一禾辗转在亲戚朋友家，打地铺、睡沙发，从呼家楼到四惠、香山。没有时间做饭又为了省饭钱，每天只吃几块钱的盒饭，时不时吃坏肚子。
虽然困难重重，两个人却是铁了心，一定要把“我搭车”做下去。
在尝试中找到方向
对于胡怀之和他的伙伴们来说，最大的困扰不是来自资金的缺乏和陌生的环境，而是“我搭车”的本土化问题。
“我们本打算将西方的私车租赁模式引入中国，但付诸实践之后发现，这在国内根本行不通。”按照中国的政策，只有商业牌照的汽车才能进行租赁业务，类似美国热门创业项目Getaround的私车租赁服务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他们花费3个月时间在创新工场介绍了自己的项目，最终因为不服水土而落败。
几经调整，他们又转向第二个方案：出租车拼车。北京有近7万辆出租车，但是想打车的时候总是车少人多令人抓狂。如果建立一个出租车分享网络，实现2～3人打一辆出租车，或许能解决打车难的问题。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真正实现起来太困难了。北京出租车的流动性太大，打车人的实际需求也存在变数，分担打车费也是个大问题。
第二个调整虽然再受挫折，但两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他们收集了大约250名出租车司机的资料，建立了一个类似大众点评的出租车司机点评和预订服务。用户可以通过出租车司机的联系方式，提前预约打车，并且可以就拒载和服务态度对司机进行评价。
一个多月的调整之后。他们的创意在2011年6月份的北京创业周末大赛上获得了第二名，一些投资商也开始关注“我搭车”。深受鼓舞的胡怀之辞去了高朋网产品总监的工作，全职投入到创业项目中来，另一位伙伴许伟捷也在这时加入了进来。 2011年8月，“我搭车”的落脚点正式放在了拼车上。“我搭车”被建成一个基于HTML 5开发的跨平台拼车网站，主要提供上下班、长途（旅行、春节回家）、临时性拼车三种拼车方式。然而，各种各样的困惑依然层出不穷。
“我搭车”会不会变成黑车司机们的聚集地？车主或搭车者放鸽子怎么办？与一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同路安全吗？
思前想后，他们决定借鉴Facebook创立之初的办法：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创办网站之初只接受哈佛大学的邮箱注册，以这种方式确保用户之间的可信度。胡怀之他们决定暂时先对知名公司的白领员工提供服务，只有用指定公司的邮箱才能注册，而只有凭新浪微博账号才能登录平台。
打开“我搭车”网站，用自己的公司邮箱和新浪微博账号就可以进行简单注册，很快就会有一份邮件发到你的邮箱，鼓励你完善个人资料，发布个人的路线。“我搭车”平台会根据起点和终点以及其他用户发布的拼车信息进行智能匹配，拼车双方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微博头像和信息，并且通过“我搭车”平台给对方发短信和打电话。通过公司邮箱的认证，才会获得代表信任度的认证勋章，拼车者之间可以相互评价。用户个人信息的详细度、其他人的评价情况直接影响着有多少人愿意和你同路。不久以后，用户不仅可以通过电脑寻找拼车伙伴，还可以通过iphone的手机版本、安卓的版本上线。
为了避免“黑车”的嫌疑，“我搭车”还对搭车的频率进行限制，每名有车用户每天只能提供搭车服务两次，价格也不能超过一定标准。
对于“我搭车”的特色，胡怀之说：“我们的路线发布和匹配方式，以及我们的优质白领用户，应该是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鼓励用户发布路线，系统进行经纬度的智能匹配，随着路线的灵活匹配情况，对用户进行实时匹配提醒。目前已经发布的路线已有上千条，已经从北京、上海扩展到深圳和广州等城市。而针对白领的公司注册和勋章认证，更是信任度的可靠保障。”
带着理想做事业
“我们渴望商业上的成功，但更大的理想是通过汽车分享来切实减少尾气的排放。”胡怀之说。
目前的“我搭车”有十几个人因为这个理想而聚集。
Jarid是一名工程师，他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曾任职于美国一家证券公司。半年前他来北京学中文，不久后知道并加入了“我搭车”，胡怀之说：“Jarid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理想。”
在“我搭车”的办公室里，常常可见来自清华大学、北航等高校的志愿者，专业各异、性格不同的员工常常聚集在一起热烈讨论，气氛虽然活跃，但最后总是由一个人负责最后拍板。据说，不久后还会有更多人加入这个年轻的团队。
这种不顾一切的创业激情最终赢得了足够多的尊重，王一禾的家人不再阻挠，他的舅舅甚至开始考虑给“我搭车”投资。
“通往理想的路上我们走过很多弯路，即使到现在我们也还是很稚嫩，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但我们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回顾一年多来自己的创业经历，胡怀之如是说。按照他们的设想，“我搭车”计划一年内发展到10万用户，这也意味着至少省下有5万人的打车或者自驾车需求，可以切实为北京的拥堵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在未来，他们将针对各大城市的需求，建立完善覆盖更多城市的拼车网络。让拼车成为大家能想到的主要出行方式之一。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项目的萌生：堵，被看见！
2010年的一个夏日，一篇报道让正在希腊度假的王一禾无法继续享受他的假期。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浩浩荡荡的车队堵在了京藏高速公路上，王一禾拿着那张报纸坐立难安，从内蒙古到北京的100多公里的路程全程堵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王一禾是青岛人，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觉得自己应该能回去做些什么。
美好的假期因为一张报纸而提前结束了，而让他的导师感到不解的是，度假归来的王一禾放弃了几近完稿的毕业论文，他把新论文的主题改成了汽车分享解决方案，希望寻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交网络方案来化解“首堵”的大难题。
经过调查，王一禾发现，北京已有约400万辆私家车，但路上跑的私车7成以上都只有驾驶员，而空气污染问题超过7成都来自汽车尾气。2010年10月，来自中国的一档电视栏目也对北京的交通状况有过一个调查，个别白领每天6小时耗在路上！而2011年IBM公司的一项年度调查则显示，北京在“最差交通城市”的排名中较上年提升至“第三差”，落后于南部的深圳，和香港的排名接近。尽管上一年政府投入了800亿元（约合125亿美元）用来改善首都的运输基础设施，交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因治堵而生的车辆户籍、摇号、限行政策，高额又紧缺的停车位、保养和维修费，不断上涨的油费，似乎又加剧了人们出行的焦虑和恐慌。
王一禾越发觉得，如果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效分享汽车资源，那么不但可以缓解拥堵，还可以造福环境。反复论证后，他觉得汽车分享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
胡怀之在这个时候被邀请到创业团队中来，当时他是微软必应部门的一名员工。王一禾跟他大谈创业设想的时候，胡怀之正和几个朋友在海地做义工，他们刚刚筹到款项为当地的贫困居民盖起了一所学校。王一禾4个小时的分享让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当下决定先做好准备工作，研究汽车分享的具体方案。他们决定，等2011年3月王一禾硕士毕业后，两人就回到北京实现这个设想。
为梦重走“回头路”
16岁那年，王一禾和父母一起离开青岛，来到美国西雅图生活。之后，王一禾顺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2008年毕业后进入美林证券工作。一年后，获得欧盟全额奖学金攻读硕士，研究地区发展课题。如果按照父母的期待走下去，毕业后他会回到纽约，在华尔街继续自己的投行生涯。
对于父辈来说，放弃好不容易在美国打下的基础，再次回到中国去，那无异于在走一条非常不明智的回头路。为了不让儿子“犯傻”，王一禾的妈妈动员了全家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因为在回国的问题上有分歧，王一禾与妈妈的关系一度闹得很僵。
胡怀之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王一禾更长，他出生在台湾省，12岁就去了美国，父母始终保持着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但相比之下，胡怀之选择了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在离开美国之前，他在高朋网应聘到一个岗位，以工作为名离开美国，遇到的阻力小了很多。
“我从不想做普通人，一辈子平平淡淡，回头看过往，发现什么也没留下。”胡怀之闪动着阳光的笑容，对我们说：“有句话说：‘If you are not growing，You are dying’，不在生长，即代表正在死去。我希望自己一直向上生长。”
2011年2月，胡怀之离开家人，放弃了美国的一切来到北京。一个月后，硕士毕业的王一禾也买了张单程机票前来会合。两人拿出了所有积蓄凑了几万美元，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创业路。
但困难和问题随即接踵而至。
曾经令人艳羡的“三高”（高学历、高薪资、高科技）青年，转眼间成了三没人员：没场地、没资源、没支持。
尤其是王一禾，来自大洋彼岸的家庭阻力依然困扰着他。那年母亲节，王一禾的妈妈依然生气，不肯听到他的声音，甚至还发短信责备他是个“loser”（失败者）。而胡怀之，是瞒着家里人来到北京创业。
为了省下租房钱，胡怀之和王一禾辗转在亲戚朋友家，打地铺、睡沙发，从呼家楼到四惠、香山。没有时间做饭又为了省饭钱，每天只吃几块钱的盒饭，时不时吃坏肚子。
虽然困难重重，两个人却是铁了心，一定要把“我搭车”做下去。
在尝试中找到方向
对于胡怀之和他的伙伴们来说，最大的困扰不是来自资金的缺乏和陌生的环境，而是“我搭车”的本土化问题。
“我们本打算将西方的私车租赁模式引入中国，但付诸实践之后发现，这在国内根本行不通。”按照中国的政策，只有商业牌照的汽车才能进行租赁业务，类似美国热门创业项目Getaround的私车租赁服务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他们花费3个月时间在创新工场介绍了自己的项目，最终因为不服水土而落败。
几经调整，他们又转向第二个方案：出租车拼车。北京有近7万辆出租车，但是想打车的时候总是车少人多令人抓狂。如果建立一个出租车分享网络，实现2～3人打一辆出租车，或许能解决打车难的问题。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真正实现起来太困难了。北京出租车的流动性太大，打车人的实际需求也存在变数，分担打车费也是个大问题。
第二个调整虽然再受挫折，但两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他们收集了大约250名出租车司机的资料，建立了一个类似大众点评的出租车司机点评和预订服务。用户可以通过出租车司机的联系方式，提前预约打车，并且可以就拒载和服务态度对司机进行评价。
一个多月的调整之后。他们的创意在2011年6月份的北京创业周末大赛上获得了第二名，一些投资商也开始关注“我搭车”。深受鼓舞的胡怀之辞去了高朋网产品总监的工作，全职投入到创业项目中来，另一位伙伴许伟捷也在这时加入了进来。 2011年8月，“我搭车”的落脚点正式放在了拼车上。“我搭车”被建成一个基于HTML 5开发的跨平台拼车网站，主要提供上下班、长途（旅行、春节回家）、临时性拼车三种拼车方式。然而，各种各样的困惑依然层出不穷。
“我搭车”会不会变成黑车司机们的聚集地？车主或搭车者放鸽子怎么办？与一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同路安全吗？
思前想后，他们决定借鉴Facebook创立之初的办法：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创办网站之初只接受哈佛大学的邮箱注册，以这种方式确保用户之间的可信度。胡怀之他们决定暂时先对知名公司的白领员工提供服务，只有用指定公司的邮箱才能注册，而只有凭新浪微博账号才能登录平台。
打开“我搭车”网站，用自己的公司邮箱和新浪微博账号就可以进行简单注册，很快就会有一份邮件发到你的邮箱，鼓励你完善个人资料，发布个人的路线。“我搭车”平台会根据起点和终点以及其他用户发布的拼车信息进行智能匹配，拼车双方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微博头像和信息，并且通过“我搭车”平台给对方发短信和打电话。通过公司邮箱的认证，才会获得代表信任度的认证勋章，拼车者之间可以相互评价。用户个人信息的详细度、其他人的评价情况直接影响着有多少人愿意和你同路。不久以后，用户不仅可以通过电脑寻找拼车伙伴，还可以通过iphone的手机版本、安卓的版本上线。
为了避免“黑车”的嫌疑，“我搭车”还对搭车的频率进行限制，每名有车用户每天只能提供搭车服务两次，价格也不能超过一定标准。
对于“我搭车”的特色，胡怀之说：“我们的路线发布和匹配方式，以及我们的优质白领用户，应该是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鼓励用户发布路线，系统进行经纬度的智能匹配，随着路线的灵活匹配情况，对用户进行实时匹配提醒。目前已经发布的路线已有上千条，已经从北京、上海扩展到深圳和广州等城市。而针对白领的公司注册和勋章认证，更是信任度的可靠保障。”
带着理想做事业
“我们渴望商业上的成功，但更大的理想是通过汽车分享来切实减少尾气的排放。”胡怀之说。
目前的“我搭车”有十几个人因为这个理想而聚集。
Jarid是一名工程师，他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曾任职于美国一家证券公司。半年前他来北京学中文，不久后知道并加入了“我搭车”，胡怀之说：“Jarid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理想。”
在“我搭车”的办公室里，常常可见来自清华大学、北航等高校的志愿者，专业各异、性格不同的员工常常聚集在一起热烈讨论，气氛虽然活跃，但最后总是由一个人负责最后拍板。据说，不久后还会有更多人加入这个年轻的团队。
这种不顾一切的创业激情最终赢得了足够多的尊重，王一禾的家人不再阻挠，他的舅舅甚至开始考虑给“我搭车”投资。
“通往理想的路上我们走过很多弯路，即使到现在我们也还是很稚嫩，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但我们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回顾一年多来自己的创业经历，胡怀之如是说。按照他们的设想，“我搭车”计划一年内发展到10万用户，这也意味着至少省下有5万人的打车或者自驾车需求，可以切实为北京的拥堵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在未来，他们将针对各大城市的需求，建立完善覆盖更多城市的拼车网络。让拼车成为大家能想到的主要出行方式之一。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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