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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8—1929年的大旱灾是民国时期山西最严重的灾荒之一。山西地方政府和华洋义赈会两大救济力量均做了积极努力，从两者的主要赈济方式看，官赈方式依旧秉承传统，而华洋义赈会则注入了富有创新的赈济方法，在山西荒赈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华洋义赈会，政府，灾荒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23-06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灾荒的频发之地。到了民国时期，灾荒的发生频率仍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几乎达到了年年有灾的地步。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山西地区遭受旱灾的累计县数达到444县，遭受水灾的累计县数达到355县。①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上半叶，山西省所辖大约100个县中，平均每个县都遭受了将近8次的水旱灾害。当然，除此之外，风灾、雹灾、冻灾、虫灾，以及自然灾害之后往往接踵而至的疫情更是让人防之不及。面对这些灾荒，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一般都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治。政府救灾秉承着传统时代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基本行为，而社会层面的救灾，随着华洋义赈会等救济组织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新的变革。华洋义赈会——出现于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期间的民间组织，以其独特的赈灾理念和方式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救荒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近代山西灾荒史、华洋义赈会均有专门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关于近代山西灾荒则主要集中在“丁戊奇荒”的研究，而有关民国山西灾害研究虽有关注，但缺乏深入专题研究。有关华洋义赈会的研究比较丰富，就华洋义赈会的成长历程、灾荒救济活动、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就华洋义赈会在山西救灾活动是如何开展的，与政府救济存在哪些不同，还没有给予足够关注。1928—1929年的旱灾为民国时期山西较严重的灾荒之一，灾情、赈灾均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此次旱灾为例，通过灾情描述，分析政府、华洋义赈会的赈灾措施，力求揭示民国时期山西灾荒救济的发展情况。
1928—1929年的这次旱灾不仅是民国时期山西较为严重的灾荒之一，也是山西在20世纪继1900—1901年特大旱灾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旱灾。其特点表现为：面积涉及广，受旱灾地区在1928年达77县，1929年达63县，②分别占全省总县数的73%与60%；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从1928年春始到1929年冬天才逐步缓解；受灾人数众多，1929年6月21日《大公报》载晋南灾民调查表，包括临汾、襄陵、洪洞等24县，占全省105县之23%，总人口数为2233763人，灾民达810095人，占总人口数36%之多。除此之外，时值蒋、冯、阎大战时期，除了面对大灾，山西民众还要承担大量军费和物资筹集的重压。时人认为灾情之重“甚于光绪丁丑，实为五十余年所未有，较之民（国）七（年）华北七省大旱，危急殆逾百倍”。③
（一）灾民行为
旱灾的发生使灾民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灾民流离逃亡，死尸遍地，惨不忍睹。全省从北到南几近受灾，有些地区除大旱以外还夹杂有其他灾害。雁门以北，“兵灾之后，继以荒旱”，①太（原）、汾（阳）、寿（阳）、榆（次）等县，“水旱交加，困苦异常”，②灾民饥饿流离，不堪言喻。当时受旱程度最严重的为晋南地区，“四十余县，赤地千里，如入不毛，可怜焦土，人饫土粉，民食草木”。③然而，旱灾的重中之重河东一带则“剥食树皮，和以沙土，吞嚼草根，面黄色绿，流离失所，父母妻子亦不想顾，其惨状不忍听闻”，④“确将入于人兽相食之时期”。⑤再据解县（今运城市）来客讲到：“解属各县二谷未收，宿麦未种，一般贫民，早已绝粮，近数月来，所赖以苟延残喘者，惟恃谷壳、麻生、树皮等物，而此项食料亦将搜罗殆罄，现在又继之以树皮……苟过其地，则白株林林，又令人触目伤心。”⑥可谓灾祸尤深，灾象尤惨。
“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大灾来临之时，许多饥民早已失去了理智，往日积极秉承的“礼节、荣辱”等伦理道德绝然被抛之脑后，“岁凶，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⑦因灾荒影响，民多衣食无出，灾民为饥饿所迫，势必打破道德规范和法律禁锢，铤而走险，于是“市集抢劫食物的事已成为普遍现象了”，⑧“抢劫案件，相继而起，甚至省垣附近，亦已数经发生”。⑨阎锡山不得不下令维护治安，保持稳定：“山西近以灾情奇重，饥民流离失所，因而治安方面发生连带影响。”⑩另有报道，“匪惟每县日必多，即每村亦日必有闻”。{11}在晋南地区，灾民鬻售子女，日必数起，弱者沦为饿殍，强者转为盗匪，架票夺财，抢粮掠谷，无夕无之，人心汹汹，若末日将至。{12}诸如类似事件，举不胜举，在此不做赘述。
（二）粮价飞涨
山西民谚素有“十年九旱”之说，民国时期的山西虽然积极加强水利灌溉建设，但依然难以改变“靠天吃饭”之困境。1928—1929年山西各地不雨，部分地区农业由歉收逐渐变为失收，潜伏已久的旱情终于变为旱灾。农业歉收、失收或绝收，再加上储备不足，粮食自然更加短缺，从而导致粮价急剧上涨。1928年开始“夏麦歉收，秋禾枯槁”，到1929年“麦禾即未下种，而雨泽衍期，秋种亦已绝望”，{13}连续两年农业歉收，民众苦难不言而喻，在临汾以南，简直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即大树旱死的也不少。”{14}荣河县，“十七年，旱，秋未收，麦未种。十八年，大旱，麦秋俱无”。{15}其他地区县份亦多出现“田苗枯萎，秋冬无雨雪，宿麦不能下种，农时既失，粮源复断”的现象。{16}伴随着农业的歉收则是粮价暴涨，尤其表现在受灾严重的晋南，正如“十八年，秋收成五分，南路各县遭荒，粮价奇昂”。{17}“荣河小麦四十五元，小米四十二元，闻喜玉米三十元，谷子二十元，高粱二十元，曲沃小麦四十一元五角，小米四十元，高粱二十一元，解县黍子二十一元，谷子二十一元，小麦三十六元之谱，河津大麦三十五元，小麦四十五元有奇，小米四十一元，玉蜀黍三十四元，黍子三十一元”，{18}“芮城、万泉、临晋、安邑、运城、平陆等十余县麦子每石已涨至三十三四元，小米每石已涨至三十元之谱，以视去夏仅售七八元一石者，未逾一年竟涨至五倍以上矣”，{19}此外“边境各处麦子每石有已由八九元涨至二十元之谱”。{20}在省垣方面，“白麸每袋竟售至十一二元之谱”。{21}可见，粮价飞腾并不仅限于个别地区而是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并且其攀升的速度确实也令人惊骇。 惨重的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一方面在灾荒的打击下，山西土地荒废，农业歉收，农村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当灾民穷苦、饥饿达到无法忍受之时，其寻求生存的行动便会给社会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
灾荒产生如此诸多的问题，势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救济灾民，恢复经济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如何赈灾就理所当然成为当时民国政府与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首当其冲地负责解决此重大问题的官方，“接得灾民死之报告后，颇以为虑”。①
（一）政府赈济
1.发放赈款、赈粮
面对重灾，山西省政府和国民政府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接济。1929年9月5日《大公报》载，“省赈务会发放各灾县十万元赈米”。另外，本年山西省政府又自筹国币一百万元办理急赈及具有防灾性质的路工渠工等赈务。②在中央政府方面，鉴于山西的灾情，1929年5月25日国民政府下发的十八年赈灾公债一千万元，经过第一、四、五等三次常务会议，拨给山西一百一十万元，经第七次会议加分甲等灾区，又追加山西十万元，③共拨给山西赈灾公债一百二十万元。
如前所述，市场上的粮价已涨至天价，导致大部分民众无力购买，政府需购入赈粮，平粜粮食，以帮助民众渡过难关。面对市场上一日数异的粮价以及嗷嗷待哺的饥民，山西省赈务会在奉天采买杂粮一千吨，均运往各灾县办理平粜，并以此平粜之款辗转采买，其他各县自筹款办理平粜。④另外，“平粜运粮到临汾者不少”，⑤但安邑、虞乡、永济等县离临汾甚远（约四百余里），省赈务会特训“运到之粮，则最远县份，尽先发放，附安邑等五县平粜难粮数目一览表”。⑥由于灾情危机，省赈务会在运入赈粮的同时，又加紧电告天津，催促运输赈粮。
2.以工代赈
工赈是一种传统的赈灾方式，通过工赈，灾民既有饭可吃，又有事可做，不但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增进社会生产。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利益来考虑，工赈都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方法。当时“以工代赈同蒲铁路修筑之呼声，以客岁各季宣传，为最盛”。⑦山西省政府也将工赈作为一种有效救济的办法，积极开展，山西省执行委员会：“晋省至今无雨，灾情日渐扩大，非大规模办理工赈，不足以资救济……”⑧省政府两次电中央，“谓本年晋灾奇重，甚于丁丑……凋敝之余，加以饥馑，迄迅交内政铁道工商部，筹办同蒲铁路，以办工赈”。⑨省赈务会因晋南各邑灾情严重，遂电告国民政府及赈灾委员会，“先拨一千万元，赶筑同蒲铁路土路，实行以工代赈，并函省政府在中央拨款之前，先行垫款动工，以救灾黎”。⑩另外，除由省政府拟订大规模工赈计划，筹措巨款实行举办外，其余各县各村也有小规模的工赈计划，逐步次第举行。
3.捐薪助赈
随着灾情日益扩大，山西省执行委员会要求各地在职人员，亟应力图撙节，每月扣征赈款，以资救济，据查河东灾情后，“决议自六月份起，党部各职员一律捐薪助赈”，并函致省政府“按照本省灾情状况，酌定捐薪助赈标准，”{11}以惠灾黎。
除此之外，政府还运用了其他措施，例如：一是限定粮价，稳定市场。由于各地市场粮价涨幅巨大，要求各县政府明确规定本县市场的粮食价格，麦子每石不得过□十元，而且只准各县之间互相通融，一律不准将粮食运出山西境外；{12}二是拍照宣传，争取外部援助。吸取以往救灾经验，积极加强对外宣传，这次旱灾省党部专门派人前往晋南调查灾情，并用照相机将各地灾情苦状拍下，通过报纸刊物等方式将灾区照片发往全国各地；由省党部组织编辑灾情专刊，内容主要由各县、市提供灾区灾情详细报告，加附照片，印行后，分寄省外国外，广泛宣传，让各地了解山西旱灾真实情况，取得同情和支持，希望省外国外给予于充分的援助。①
政府作为赈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赈灾的过程中采取了发放赈款、赈粮、工赈、捐薪助赈等各种方法，表现出了其积极的一面。此外，华洋义赈会也是山西灾荒救济的另一中坚力量。
（二）华洋义赈会赈济
华洋义赈会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成立于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之后，其实质是一个中外人士合组的以赈济灾民为宗旨的民间国际慈善组织，并在山西设有分会，即山西华洋义赈会。对此次旱灾的赈济是华洋义赈会继1920年大旱赈济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地在山西开展救济，其运用的主要方法有：
1.拨款、运粮
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华洋义赈会不失时机地给予了大量的急赈。山西华洋救灾会的《民国18年度赈务报告书》记载，当年山西华洋义赈会共拨款现金6.91万元，进行义赈，另又发放37.9246万元用来购买赈粮。截至1929年12月31日，山西华洋义赈会运入山西省各地灾区的赈粮共计有696吨，其中运入晋北大同县玉米200吨，运入晋南河东区玉米高粱小米共496吨，以办理平粜，平抑市场粮价。②
华洋义赈会认为拨发赈款、赈粮只能是治标之举，解决眼前一时之困，长期实施还容易养成灾民的依赖性，因而提出“筹办赈济天灾，提倡防灾事业为办赈方针”，③未雨绸缪，长期注重防灾才是积极的救灾措施。
2.办理工赈
华洋义赈会曾指出：“我国水旱等灾，如能运用科学方法，为预防止，必可减至最低限度，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之防灾工作，不特直接有利于民，间接实能促进国家之经济建设。”④正是由于这种救灾思想的指导，华洋义赈会在赈灾过程中则更侧重于运用工赈。修筑公路是华洋义赈会工赈一个重点。筑路既便于沟通地区间的联系，灾时又可以迅速的调入赈灾物资，而且灾后还可发挥更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到这次的赈灾过程中，从1928年12月1日起到1929年11月30日止，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拨给山西修筑公路工赈款共200万元（见中国华洋义赈会总会拨款清单）。⑤山西华洋义赈会也曾拨付公款2万元，作为兴修侯马至玉门渡之间长达65公里的公路，同时展修至黄河岸畔计长12.5公里公路修筑费用。⑥
除了路工以外，掘井灌溉是防止旱荒的重要手段。山西华洋义赈会还着手在蒲州办理掘井，“惟闻该处地下泉水颇为充足，本分会刻正研究拟在该县办理掘井以利灌溉”。⑦ 3.提倡毛织
提倡羊毛纺织也是华洋义赈会在此次赈灾过程中运用的救灾措施之一。因为山西的荒山瘠地随在皆有，所以民众从事牧羊职业者较多，但是农民不知利用羊毛织衣，仅以低价售出羊毛。假若农民能在自己家中纺纱从事毛织，则就算遇到荒旱也可以赖以丰衣足食。鉴于此，山西华洋义赈会“筹集巨款，从事提倡”⑧毛织业。
从这一措施我们可以看出，华洋义赈会并不是按部就班、千篇一律式的救灾，而是因地制宜，能够通过分析省内各地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相应的救灾措施，在救灾过程中更倾向于引导和帮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
4.试种耐旱种子
在此次赈灾过程中华洋义赈会积极提倡国内试种耐旱种子。耐旱种子，“谓系南北美及南非洲产品，性能耐旱，经历年在山西汾州等处实验，成绩甚佳，极合华北各省高亢地域种植”，⑨所以采购耐旱种子散给灾区，则能从更深程度上解决旱灾带来的农业歉收，饥民遍野等一系列问题，比施放急赈粮款效果要好得多。尤其是在山西，全省共有耕地6000万亩，其中有5500万亩系灌溉不良之旱地。⑩华洋义赈会筹妥经费（华洋义赈总会4万元，公理会3000元，山西华洋义赈会5000元，山西省政府3000元）后，便向美国定购耐旱之高粱等种子。①购得耐旱籽种20万磅，除提出一部分拨陕北种植外，其余都分配山西省内农户种植应用。②除了发放籽种，华洋义赈会还派专门工作人员帮助指导农民种植。并举行大规模试验田，从产量上给农民证明引进的高粱确实比本地原种为优。这一举措可谓民国时期山西赈灾及农业生产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从中不但体现了华洋义赈会科学、先进的赈灾思想，还足以表明农业科技的提高对于发展农业、救灾备荒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严重的灾荒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作为整个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政府主要通过急赈、工赈，并利用权力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进行了大规模基础性的赈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荒的后果，否则“灾民死亡必将增至数千万亦可敢断言”。③由此也表明了作为救灾主体——政府，依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政府所用之赈济方法仍然较为传统，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从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说还是能够体现出近代文明的痕迹，例如，在通讯方面，由于电话、电报等先进通讯传播方式的出现，能够及时地报道灾情，大大加快了灾荒的信息传播速度，有利于及时救灾；从思想意识上讲，面对灾荒，人们寻求救济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较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注意到了宣传的重要性。省党部派人员到晋南调查灾情时就带有照相机，将各地灾状拍下来，以便宣传灾情，获得援助；再从筹集资金的方式来看，发行赈灾公债也是民国政府开辟的一条新的救灾资金筹集渠道。从1920年华北大旱，民国北京政府颁布《赈灾公债条例》第一次发行赈灾公债开始，以后发行赈灾公债逐渐成为政府筹集赈款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深层次而言，这次官赈之所以带有近代文明的印迹，并不是其主观上寻求的而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客观上被动带有的。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联系。1928年4—6月，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进攻奉军。1929年12月中旬，蒋介石军队在平汉线对唐生智发起总攻，阎锡山军队则从河北、山西向河南推进，配合蒋介石军队的进攻。由于连年征战，财政极为窘迫，山西省政府面对此次灾荒在财政方面基本上无能为力，大多赖以外援，晋北地区，“灾民繁多，断难为济，晋省所赖以仰给之河东边属，近复旱象已成，捐助筹款，诸感困难，若不由中央筹拨大宗款项，则此数百万灾民势必坐以待毙也”。④此间，晋省财政不但无力救济灾民，甚至“尚负省债约三千余万”，⑤就算省政府有心救济灾荒，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真是“惟大战之后，库空如洗，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亦徒与爱莫能助之感耳”。⑥一旦没有了财政的支持，赈灾就失去了基础，必然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制约。所谓“格于财政，一切治标治本之计划，未见实行”。⑦可见，当时政府多忙于战争，根本无暇顾及灾民，更不用说力取这方面的进步了。
如果说官赈是被动的被推向近代化，那么华洋义赈会的义赈则是主动向前迈进的。华洋义赈会从1920年成立到1928年，经过八年的成长，基本掌握了一整套相对较为科学的赈灾体制。首先，表现在赈灾理念上，已经逐渐摆脱传统赈灾思想的束缚，形成了防救结合、标本兼治的赈灾理念，并以此指导实践；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则体现在救灾方式中，即实践。并在此次灾赈中表现出了它独特的赈灾方式：
基本的救济即急赈：急赈是指将赈钱、赈粮、赈衣等按照一定的方法散发给灾民，这是灾荒发生之后所必需的，以解救灾民的燃眉之急。但是由于急赈意在救急，是治标之举，而且易使灾民产生依赖性，所以并不是华洋义赈会赈济工作的重心。
寓防于救的赈济：华洋义赈会对防灾事业尤为重视，“盖以救灾急于一时，金钱、粮食徒滋浪费，而防灾可消弭祸患于未来”。⑧在所有防灾事业中，又认为若为增进社会生产力及铲除灾源并筹各地永久福利计，工赈实为当务之急。⑨工赈一项，系利用灾民寓赈于工，如筑路、修渠、掘井、造林等，其直接间接莫不为防灾救灾之重要设施。华洋义赈会在山西兴办的工程，无论修路还是掘井都有助于改善灾区的基础设施，增强地方抗灾能力，对推动山西经济恢复、发展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因地制宜的办法：提倡毛织，引导灾民进行自救、获得衣食。华洋义赈会根据山西的具体环境与情况，选择当地劳动力自己足以胜任的毛织项目，就地取材，帮助、带领灾民进行生产自救，有助于减轻灾民的依赖性。
极具建设性的农赈：购入耐旱种子，把先进技术的产品运用于赈灾之中，从根本上解决旱灾带来的饥荒。华洋义赈会认为要提高农民的抗灾能力“莫要于增加农民之收获”。①于是提倡试种耐旱种子，经其计算，晋省旱地按每亩增收一斗，5000万亩旱地已可增长粮食500万石，值洋2500万元之巨，耐旱高粱之产量按燕大农场南苑试验区之结果比较，本地高粱之产量可增长四斗之多，是则山西旱地若完全改种耐旱高粱，其增收之量不可想象。②总之，耐旱高粱的种植对山西民生问题有莫大的裨益。
在强调方法的同时，笔者还想再提及一下其办赈原则，“除对于老弱病残予以相当施舍外，（一）对灾民不空施金钱；（二）对灾民不空施赈粮；（三）壮丁使之从事相当工作，养家糊口；（四）粮食缺乏之处，以粮食为工资；（五）工资按工作单位，核实施给”。③华洋义赈会运用灵活的办赈方法，结合科学的办赈原则，使赈灾物资合理分放使用，以达到运用较少的成本救济较多的灾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赈灾物资的价值。
当然，华洋义赈会的救荒事业也不可能完美至极，毕竟它只是一个民间的慈善组织，其成长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而当时政府频繁发动的战争正是加重山西灾荒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对山西社会所起的作用终归还是有限的。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局势中，正是华洋义赈会的义赈及时有效地弥补了官办赈济事业的不足，成为当时山西赈灾活动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华洋义赈会的义赈比官赈还略胜一筹，是它走在救荒事业的前列，推动了山西救荒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走向近代化。
综上可知，1928—1929年的大旱灾，灾情异常严重。灾荒发生后，政府和华洋义赈会都进行了积极地赈济，并通过对官赈与义赈的分析，说明山西救荒事业在继承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有了一定创造性的发展。但进一步而论，由于政府忙于政治、战争的纠纷，并没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赈灾事业的发展，所以官赈自身仍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只是在整个山西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中被无形渗入了一些近代化的气息。华洋义赈会则不同，它以其先进、科学的赈灾理念，灵活、新颖的赈灾方法在推进山西荒赈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民国时期建设山西荒赈事业的又一生力军。
【作者简介】郝平，男，1968年生，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灾害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华洋义赈会，政府，灾荒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23-06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灾荒的频发之地。到了民国时期，灾荒的发生频率仍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几乎达到了年年有灾的地步。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山西地区遭受旱灾的累计县数达到444县，遭受水灾的累计县数达到355县。①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上半叶，山西省所辖大约100个县中，平均每个县都遭受了将近8次的水旱灾害。当然，除此之外，风灾、雹灾、冻灾、虫灾，以及自然灾害之后往往接踵而至的疫情更是让人防之不及。面对这些灾荒，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一般都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治。政府救灾秉承着传统时代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基本行为，而社会层面的救灾，随着华洋义赈会等救济组织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新的变革。华洋义赈会——出现于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期间的民间组织，以其独特的赈灾理念和方式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救荒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近代山西灾荒史、华洋义赈会均有专门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关于近代山西灾荒则主要集中在“丁戊奇荒”的研究，而有关民国山西灾害研究虽有关注，但缺乏深入专题研究。有关华洋义赈会的研究比较丰富，就华洋义赈会的成长历程、灾荒救济活动、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就华洋义赈会在山西救灾活动是如何开展的，与政府救济存在哪些不同，还没有给予足够关注。1928—1929年的旱灾为民国时期山西较严重的灾荒之一，灾情、赈灾均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此次旱灾为例，通过灾情描述，分析政府、华洋义赈会的赈灾措施，力求揭示民国时期山西灾荒救济的发展情况。
1928—1929年的这次旱灾不仅是民国时期山西较为严重的灾荒之一，也是山西在20世纪继1900—1901年特大旱灾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旱灾。其特点表现为：面积涉及广，受旱灾地区在1928年达77县，1929年达63县，②分别占全省总县数的73%与60%；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从1928年春始到1929年冬天才逐步缓解；受灾人数众多，1929年6月21日《大公报》载晋南灾民调查表，包括临汾、襄陵、洪洞等24县，占全省105县之23%，总人口数为2233763人，灾民达810095人，占总人口数36%之多。除此之外，时值蒋、冯、阎大战时期，除了面对大灾，山西民众还要承担大量军费和物资筹集的重压。时人认为灾情之重“甚于光绪丁丑，实为五十余年所未有，较之民（国）七（年）华北七省大旱，危急殆逾百倍”。③
（一）灾民行为
旱灾的发生使灾民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灾民流离逃亡，死尸遍地，惨不忍睹。全省从北到南几近受灾，有些地区除大旱以外还夹杂有其他灾害。雁门以北，“兵灾之后，继以荒旱”，①太（原）、汾（阳）、寿（阳）、榆（次）等县，“水旱交加，困苦异常”，②灾民饥饿流离，不堪言喻。当时受旱程度最严重的为晋南地区，“四十余县，赤地千里，如入不毛，可怜焦土，人饫土粉，民食草木”。③然而，旱灾的重中之重河东一带则“剥食树皮，和以沙土，吞嚼草根，面黄色绿，流离失所，父母妻子亦不想顾，其惨状不忍听闻”，④“确将入于人兽相食之时期”。⑤再据解县（今运城市）来客讲到：“解属各县二谷未收，宿麦未种，一般贫民，早已绝粮，近数月来，所赖以苟延残喘者，惟恃谷壳、麻生、树皮等物，而此项食料亦将搜罗殆罄，现在又继之以树皮……苟过其地，则白株林林，又令人触目伤心。”⑥可谓灾祸尤深，灾象尤惨。
“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大灾来临之时，许多饥民早已失去了理智，往日积极秉承的“礼节、荣辱”等伦理道德绝然被抛之脑后，“岁凶，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⑦因灾荒影响，民多衣食无出，灾民为饥饿所迫，势必打破道德规范和法律禁锢，铤而走险，于是“市集抢劫食物的事已成为普遍现象了”，⑧“抢劫案件，相继而起，甚至省垣附近，亦已数经发生”。⑨阎锡山不得不下令维护治安，保持稳定：“山西近以灾情奇重，饥民流离失所，因而治安方面发生连带影响。”⑩另有报道，“匪惟每县日必多，即每村亦日必有闻”。{11}在晋南地区，灾民鬻售子女，日必数起，弱者沦为饿殍，强者转为盗匪，架票夺财，抢粮掠谷，无夕无之，人心汹汹，若末日将至。{12}诸如类似事件，举不胜举，在此不做赘述。
（二）粮价飞涨
山西民谚素有“十年九旱”之说，民国时期的山西虽然积极加强水利灌溉建设，但依然难以改变“靠天吃饭”之困境。1928—1929年山西各地不雨，部分地区农业由歉收逐渐变为失收，潜伏已久的旱情终于变为旱灾。农业歉收、失收或绝收，再加上储备不足，粮食自然更加短缺，从而导致粮价急剧上涨。1928年开始“夏麦歉收，秋禾枯槁”，到1929年“麦禾即未下种，而雨泽衍期，秋种亦已绝望”，{13}连续两年农业歉收，民众苦难不言而喻，在临汾以南，简直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即大树旱死的也不少。”{14}荣河县，“十七年，旱，秋未收，麦未种。十八年，大旱，麦秋俱无”。{15}其他地区县份亦多出现“田苗枯萎，秋冬无雨雪，宿麦不能下种，农时既失，粮源复断”的现象。{16}伴随着农业的歉收则是粮价暴涨，尤其表现在受灾严重的晋南，正如“十八年，秋收成五分，南路各县遭荒，粮价奇昂”。{17}“荣河小麦四十五元，小米四十二元，闻喜玉米三十元，谷子二十元，高粱二十元，曲沃小麦四十一元五角，小米四十元，高粱二十一元，解县黍子二十一元，谷子二十一元，小麦三十六元之谱，河津大麦三十五元，小麦四十五元有奇，小米四十一元，玉蜀黍三十四元，黍子三十一元”，{18}“芮城、万泉、临晋、安邑、运城、平陆等十余县麦子每石已涨至三十三四元，小米每石已涨至三十元之谱，以视去夏仅售七八元一石者，未逾一年竟涨至五倍以上矣”，{19}此外“边境各处麦子每石有已由八九元涨至二十元之谱”。{20}在省垣方面，“白麸每袋竟售至十一二元之谱”。{21}可见，粮价飞腾并不仅限于个别地区而是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并且其攀升的速度确实也令人惊骇。 惨重的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一方面在灾荒的打击下，山西土地荒废，农业歉收，农村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当灾民穷苦、饥饿达到无法忍受之时，其寻求生存的行动便会给社会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
灾荒产生如此诸多的问题，势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救济灾民，恢复经济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如何赈灾就理所当然成为当时民国政府与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首当其冲地负责解决此重大问题的官方，“接得灾民死之报告后，颇以为虑”。①
（一）政府赈济
1.发放赈款、赈粮
面对重灾，山西省政府和国民政府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接济。1929年9月5日《大公报》载，“省赈务会发放各灾县十万元赈米”。另外，本年山西省政府又自筹国币一百万元办理急赈及具有防灾性质的路工渠工等赈务。②在中央政府方面，鉴于山西的灾情，1929年5月25日国民政府下发的十八年赈灾公债一千万元，经过第一、四、五等三次常务会议，拨给山西一百一十万元，经第七次会议加分甲等灾区，又追加山西十万元，③共拨给山西赈灾公债一百二十万元。
如前所述，市场上的粮价已涨至天价，导致大部分民众无力购买，政府需购入赈粮，平粜粮食，以帮助民众渡过难关。面对市场上一日数异的粮价以及嗷嗷待哺的饥民，山西省赈务会在奉天采买杂粮一千吨，均运往各灾县办理平粜，并以此平粜之款辗转采买，其他各县自筹款办理平粜。④另外，“平粜运粮到临汾者不少”，⑤但安邑、虞乡、永济等县离临汾甚远（约四百余里），省赈务会特训“运到之粮，则最远县份，尽先发放，附安邑等五县平粜难粮数目一览表”。⑥由于灾情危机，省赈务会在运入赈粮的同时，又加紧电告天津，催促运输赈粮。
2.以工代赈
工赈是一种传统的赈灾方式，通过工赈，灾民既有饭可吃，又有事可做，不但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增进社会生产。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利益来考虑，工赈都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方法。当时“以工代赈同蒲铁路修筑之呼声，以客岁各季宣传，为最盛”。⑦山西省政府也将工赈作为一种有效救济的办法，积极开展，山西省执行委员会：“晋省至今无雨，灾情日渐扩大，非大规模办理工赈，不足以资救济……”⑧省政府两次电中央，“谓本年晋灾奇重，甚于丁丑……凋敝之余，加以饥馑，迄迅交内政铁道工商部，筹办同蒲铁路，以办工赈”。⑨省赈务会因晋南各邑灾情严重，遂电告国民政府及赈灾委员会，“先拨一千万元，赶筑同蒲铁路土路，实行以工代赈，并函省政府在中央拨款之前，先行垫款动工，以救灾黎”。⑩另外，除由省政府拟订大规模工赈计划，筹措巨款实行举办外，其余各县各村也有小规模的工赈计划，逐步次第举行。
3.捐薪助赈
随着灾情日益扩大，山西省执行委员会要求各地在职人员，亟应力图撙节，每月扣征赈款，以资救济，据查河东灾情后，“决议自六月份起，党部各职员一律捐薪助赈”，并函致省政府“按照本省灾情状况，酌定捐薪助赈标准，”{11}以惠灾黎。
除此之外，政府还运用了其他措施，例如：一是限定粮价，稳定市场。由于各地市场粮价涨幅巨大，要求各县政府明确规定本县市场的粮食价格，麦子每石不得过□十元，而且只准各县之间互相通融，一律不准将粮食运出山西境外；{12}二是拍照宣传，争取外部援助。吸取以往救灾经验，积极加强对外宣传，这次旱灾省党部专门派人前往晋南调查灾情，并用照相机将各地灾情苦状拍下，通过报纸刊物等方式将灾区照片发往全国各地；由省党部组织编辑灾情专刊，内容主要由各县、市提供灾区灾情详细报告，加附照片，印行后，分寄省外国外，广泛宣传，让各地了解山西旱灾真实情况，取得同情和支持，希望省外国外给予于充分的援助。①
政府作为赈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赈灾的过程中采取了发放赈款、赈粮、工赈、捐薪助赈等各种方法，表现出了其积极的一面。此外，华洋义赈会也是山西灾荒救济的另一中坚力量。
（二）华洋义赈会赈济
华洋义赈会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成立于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之后，其实质是一个中外人士合组的以赈济灾民为宗旨的民间国际慈善组织，并在山西设有分会，即山西华洋义赈会。对此次旱灾的赈济是华洋义赈会继1920年大旱赈济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地在山西开展救济，其运用的主要方法有：
1.拨款、运粮
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华洋义赈会不失时机地给予了大量的急赈。山西华洋救灾会的《民国18年度赈务报告书》记载，当年山西华洋义赈会共拨款现金6.91万元，进行义赈，另又发放37.9246万元用来购买赈粮。截至1929年12月31日，山西华洋义赈会运入山西省各地灾区的赈粮共计有696吨，其中运入晋北大同县玉米200吨，运入晋南河东区玉米高粱小米共496吨，以办理平粜，平抑市场粮价。②
华洋义赈会认为拨发赈款、赈粮只能是治标之举，解决眼前一时之困，长期实施还容易养成灾民的依赖性，因而提出“筹办赈济天灾，提倡防灾事业为办赈方针”，③未雨绸缪，长期注重防灾才是积极的救灾措施。
2.办理工赈
华洋义赈会曾指出：“我国水旱等灾，如能运用科学方法，为预防止，必可减至最低限度，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之防灾工作，不特直接有利于民，间接实能促进国家之经济建设。”④正是由于这种救灾思想的指导，华洋义赈会在赈灾过程中则更侧重于运用工赈。修筑公路是华洋义赈会工赈一个重点。筑路既便于沟通地区间的联系，灾时又可以迅速的调入赈灾物资，而且灾后还可发挥更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到这次的赈灾过程中，从1928年12月1日起到1929年11月30日止，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拨给山西修筑公路工赈款共200万元（见中国华洋义赈会总会拨款清单）。⑤山西华洋义赈会也曾拨付公款2万元，作为兴修侯马至玉门渡之间长达65公里的公路，同时展修至黄河岸畔计长12.5公里公路修筑费用。⑥
除了路工以外，掘井灌溉是防止旱荒的重要手段。山西华洋义赈会还着手在蒲州办理掘井，“惟闻该处地下泉水颇为充足，本分会刻正研究拟在该县办理掘井以利灌溉”。⑦ 3.提倡毛织
提倡羊毛纺织也是华洋义赈会在此次赈灾过程中运用的救灾措施之一。因为山西的荒山瘠地随在皆有，所以民众从事牧羊职业者较多，但是农民不知利用羊毛织衣，仅以低价售出羊毛。假若农民能在自己家中纺纱从事毛织，则就算遇到荒旱也可以赖以丰衣足食。鉴于此，山西华洋义赈会“筹集巨款，从事提倡”⑧毛织业。
从这一措施我们可以看出，华洋义赈会并不是按部就班、千篇一律式的救灾，而是因地制宜，能够通过分析省内各地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相应的救灾措施，在救灾过程中更倾向于引导和帮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
4.试种耐旱种子
在此次赈灾过程中华洋义赈会积极提倡国内试种耐旱种子。耐旱种子，“谓系南北美及南非洲产品，性能耐旱，经历年在山西汾州等处实验，成绩甚佳，极合华北各省高亢地域种植”，⑨所以采购耐旱种子散给灾区，则能从更深程度上解决旱灾带来的农业歉收，饥民遍野等一系列问题，比施放急赈粮款效果要好得多。尤其是在山西，全省共有耕地6000万亩，其中有5500万亩系灌溉不良之旱地。⑩华洋义赈会筹妥经费（华洋义赈总会4万元，公理会3000元，山西华洋义赈会5000元，山西省政府3000元）后，便向美国定购耐旱之高粱等种子。①购得耐旱籽种20万磅，除提出一部分拨陕北种植外，其余都分配山西省内农户种植应用。②除了发放籽种，华洋义赈会还派专门工作人员帮助指导农民种植。并举行大规模试验田，从产量上给农民证明引进的高粱确实比本地原种为优。这一举措可谓民国时期山西赈灾及农业生产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从中不但体现了华洋义赈会科学、先进的赈灾思想，还足以表明农业科技的提高对于发展农业、救灾备荒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严重的灾荒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作为整个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政府主要通过急赈、工赈，并利用权力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进行了大规模基础性的赈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荒的后果，否则“灾民死亡必将增至数千万亦可敢断言”。③由此也表明了作为救灾主体——政府，依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政府所用之赈济方法仍然较为传统，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从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说还是能够体现出近代文明的痕迹，例如，在通讯方面，由于电话、电报等先进通讯传播方式的出现，能够及时地报道灾情，大大加快了灾荒的信息传播速度，有利于及时救灾；从思想意识上讲，面对灾荒，人们寻求救济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较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注意到了宣传的重要性。省党部派人员到晋南调查灾情时就带有照相机，将各地灾状拍下来，以便宣传灾情，获得援助；再从筹集资金的方式来看，发行赈灾公债也是民国政府开辟的一条新的救灾资金筹集渠道。从1920年华北大旱，民国北京政府颁布《赈灾公债条例》第一次发行赈灾公债开始，以后发行赈灾公债逐渐成为政府筹集赈款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深层次而言，这次官赈之所以带有近代文明的印迹，并不是其主观上寻求的而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客观上被动带有的。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联系。1928年4—6月，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进攻奉军。1929年12月中旬，蒋介石军队在平汉线对唐生智发起总攻，阎锡山军队则从河北、山西向河南推进，配合蒋介石军队的进攻。由于连年征战，财政极为窘迫，山西省政府面对此次灾荒在财政方面基本上无能为力，大多赖以外援，晋北地区，“灾民繁多，断难为济，晋省所赖以仰给之河东边属，近复旱象已成，捐助筹款，诸感困难，若不由中央筹拨大宗款项，则此数百万灾民势必坐以待毙也”。④此间，晋省财政不但无力救济灾民，甚至“尚负省债约三千余万”，⑤就算省政府有心救济灾荒，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真是“惟大战之后，库空如洗，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亦徒与爱莫能助之感耳”。⑥一旦没有了财政的支持，赈灾就失去了基础，必然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制约。所谓“格于财政，一切治标治本之计划，未见实行”。⑦可见，当时政府多忙于战争，根本无暇顾及灾民，更不用说力取这方面的进步了。
如果说官赈是被动的被推向近代化，那么华洋义赈会的义赈则是主动向前迈进的。华洋义赈会从1920年成立到1928年，经过八年的成长，基本掌握了一整套相对较为科学的赈灾体制。首先，表现在赈灾理念上，已经逐渐摆脱传统赈灾思想的束缚，形成了防救结合、标本兼治的赈灾理念，并以此指导实践；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则体现在救灾方式中，即实践。并在此次灾赈中表现出了它独特的赈灾方式：
基本的救济即急赈：急赈是指将赈钱、赈粮、赈衣等按照一定的方法散发给灾民，这是灾荒发生之后所必需的，以解救灾民的燃眉之急。但是由于急赈意在救急，是治标之举，而且易使灾民产生依赖性，所以并不是华洋义赈会赈济工作的重心。
寓防于救的赈济：华洋义赈会对防灾事业尤为重视，“盖以救灾急于一时，金钱、粮食徒滋浪费，而防灾可消弭祸患于未来”。⑧在所有防灾事业中，又认为若为增进社会生产力及铲除灾源并筹各地永久福利计，工赈实为当务之急。⑨工赈一项，系利用灾民寓赈于工，如筑路、修渠、掘井、造林等，其直接间接莫不为防灾救灾之重要设施。华洋义赈会在山西兴办的工程，无论修路还是掘井都有助于改善灾区的基础设施，增强地方抗灾能力，对推动山西经济恢复、发展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因地制宜的办法：提倡毛织，引导灾民进行自救、获得衣食。华洋义赈会根据山西的具体环境与情况，选择当地劳动力自己足以胜任的毛织项目，就地取材，帮助、带领灾民进行生产自救，有助于减轻灾民的依赖性。
极具建设性的农赈：购入耐旱种子，把先进技术的产品运用于赈灾之中，从根本上解决旱灾带来的饥荒。华洋义赈会认为要提高农民的抗灾能力“莫要于增加农民之收获”。①于是提倡试种耐旱种子，经其计算，晋省旱地按每亩增收一斗，5000万亩旱地已可增长粮食500万石，值洋2500万元之巨，耐旱高粱之产量按燕大农场南苑试验区之结果比较，本地高粱之产量可增长四斗之多，是则山西旱地若完全改种耐旱高粱，其增收之量不可想象。②总之，耐旱高粱的种植对山西民生问题有莫大的裨益。
在强调方法的同时，笔者还想再提及一下其办赈原则，“除对于老弱病残予以相当施舍外，（一）对灾民不空施金钱；（二）对灾民不空施赈粮；（三）壮丁使之从事相当工作，养家糊口；（四）粮食缺乏之处，以粮食为工资；（五）工资按工作单位，核实施给”。③华洋义赈会运用灵活的办赈方法，结合科学的办赈原则，使赈灾物资合理分放使用，以达到运用较少的成本救济较多的灾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赈灾物资的价值。
当然，华洋义赈会的救荒事业也不可能完美至极，毕竟它只是一个民间的慈善组织，其成长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而当时政府频繁发动的战争正是加重山西灾荒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对山西社会所起的作用终归还是有限的。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局势中，正是华洋义赈会的义赈及时有效地弥补了官办赈济事业的不足，成为当时山西赈灾活动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华洋义赈会的义赈比官赈还略胜一筹，是它走在救荒事业的前列，推动了山西救荒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走向近代化。
综上可知，1928—1929年的大旱灾，灾情异常严重。灾荒发生后，政府和华洋义赈会都进行了积极地赈济，并通过对官赈与义赈的分析，说明山西救荒事业在继承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有了一定创造性的发展。但进一步而论，由于政府忙于政治、战争的纠纷，并没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赈灾事业的发展，所以官赈自身仍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只是在整个山西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中被无形渗入了一些近代化的气息。华洋义赈会则不同，它以其先进、科学的赈灾理念，灵活、新颖的赈灾方法在推进山西荒赈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民国时期建设山西荒赈事业的又一生力军。
【作者简介】郝平，男，1968年生，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灾害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