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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不少学者认为拜年网是当前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并非如此，拜年网既无法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在测量关系资本时也无法使用单一指标用以指示个体社会资本的大小；在移动通信及互联网技术的浪潮下，使用拜年网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有效性更受到质疑。相比之下，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宴席之上的人情礼帐网，由于人情、面子、关系和报的逻辑，它有力地指涉着个体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个体与关系人连带的强与弱以及关系人所拥有的资源的多与寡。发生于最大宴席之上的人情礼帐网也因此可能是一种比拜年网更好的用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方法。
关键词：拜年网 个体社会资本 最大宴席网 人情礼帐
中图分类号：C9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2012)05－0031－15
一、流行中的拜年网
核心社会网络(Core Network)预示着网络资源的多与寡(Marsden，1987)。如何测量核心网络一直是各国学者所关心的问题，
“朋友网”(您最要好的朋友是谁?)和“核心讨论网”(您与谁讨论重要问题?)在美国学者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Laumann，1969；Fisher，1982；Burt，1984；Marsden，1987)，欧洲学者则较多使用“交流网”、“互助网”和“支持网”测量。
中国的文化特征，通常被认为是以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与西方社会网络的最大不同也在于中国人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亲、熟、信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梁漱溟，1949)。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简单套用“朋友网”、“讨论网”、“互助网”等社会关系网络衡量中国社会的关系网络性质，可能并不合适，原因就在于这些经典的网络把居于核心地位的家庭、亲属关系视为从属性要素(Ruan，1988)，它只偏重于交流与交换方面，并不能充分体现亲密、相熟、互相的一体化特征(边燕杰，李煜；2001)。因此，西方经典社会网类型络恐怕并未完全反映中国家伦理文化背景下关系所应具有的意涵。自林南(1986)始，有诸多学者(如边燕杰，李煜，2001；王卫东，2006，2009；罗家德，2009)在本土研究中使用拜年网，研究个体社会资本或社会支持。
拜年网(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是一种所谓位置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的社会网络工具，它是专门针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所提出的一种社会网络(Lin，1991，2001)。通俗来讲，拜年网就是被调查者与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拜年网具体的调查内容一般有以下三个方面：1.拜年者中亲属的人数、亲密朋友的人数、其它人的人数，以及由之推出拜年网的规模；2.在社会等级结构从高到低列出了18种职业(包括无业者)，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3.列出8种不同的工作单位类型，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在这些单位工作的(王卫东，2006)。以下两表是来自罗家德教授2009年四川地震灾区重建研究定量问卷的有关拜年网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拜年网的端倪。
有本土研究(如王卫东的研究，2009)表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相比于讨论网，拜年网确实是一套可以更为有效地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工具。
然而，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林南首创的在中国文化背景用以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拜年网，实际上是基于位置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之上的(Lin，1991，200]；王卫东，2006)。位置生成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有不少缺陷，赵延东与罗家德对它的评价是：“只能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例如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通过该方法测量出来，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如网络的规模、密度等)即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希望对它也加以测量时，位置生成法就会表现出不足之处”(赵延东与罗家德，2005)。实际上，除去关系资源(张文宏，2003)，个体社会资本还至少包含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后者这近三分之二的个体社会资本拜年网是测不出来的。不仅如此，拜年网用于测量关系资源这一项社会资本内容时也存有缺陷。以林南的拜年网为例，虽然林南所定义的网络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等因素都可以在拜年网的数据中找着相应的测量指标，它也同时兼顾了网络中的个人属性及其间相互的关系结构，但它在具体操作化测量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林南的拜年网所给出的数据，无法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是作为独立的变量进入研究者的分析模型的(王卫东，2006)，这为社会资本后续的分析带来不少困难。
总之，拜年网既无法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在测量关系资本也差强人意。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我们可能需要另辟捷径。
二、何为社会资本
资本(capital)一词最早、最普遍是在经济学领域中提出，是经济学中一个基本的概念，一般来说，资本所指的是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自然的生产因素的在将来能够产生效益的一种存储(周红云，2002)。有关“资本”的研究诞生过许多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对资本概念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为代表的古典资本理论中，资本被描述为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生产设备在内的由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通过生产、交换，资本在市场上实现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获取回报。可以看出，马克思理论所涉及的资本是个体层次上的，并且是物质方面的经济资本。后来的学者舒尔茨等人(schultz，1961；Becker，1964)认为，如果像古典资本理论中那样，仅仅考虑个人的物质资料或经济要素，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回报并不能得到充分解释，或许应该加上“人力资本”的影响，认为个人的知识、技能，甚至健康水平都会作用于经济价值的实现，进而影响投入回报的大小。然而，综合考虑个体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项资本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一些活动中的经济回报问题。除上述两个因素之外，事实上还有那些行动者不具所有权，但以可发挥影响力进行动员利用的资源可资行动者使用。这些“无形胜有形”的，在个体层次上通常隐藏于关系或连带当中的资源即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概念有很多，而且并不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遭致了不少学者的批评。按照科尔曼(Coleman，1990)的定义，社会资本首先是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方面”，或是有助于“做成某事”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其次，它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关系的结构而被创造出来的；最后它产生了行动，这些行动可以带来资源(赵延东，罗家德，2005)。布迪厄(Bourdieu，1980)也持这种有结构意味的社会资本观点，他说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导致的资源，它是由实际的资源和虚拟的资源的总和，个体或群体通过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熟悉和认可的关系优势而逐渐增加这种资源，它与群体成员身份和社会网络相关。值的注意的是，布厄迪认为社会资本是结构当中的资源而不是结构本身，后者是科尔曼等学者的社会资本涵义的一部分(Portes，1998)；林南事实上也持类似于布迪厄看法的观点，他说“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Lin，1999)
伯特(Burt，2000)则强调网络结构中由位置带来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即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它的“比喻指的是，那些做得更好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拥有关系更多的人”，这里拥有更多关系的人在他看来就是处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Burt，1992)位置之上的人，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它指的就是这个分化的市场中的位置效应(10cationeffect)；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补充。
与上述强调结构、关系或位置的观点不同，普特南等人(Putnam，1993；Fukuyama，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宏观层次上的社会或社会组织的特征，比如，社会信任、互惠规范(norms ofreciprocity)和公民参与网络(networks of civicengagement)，它们可以促进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的合作行动从而提高社会效率，促进民主治理与社会繁荣等等。
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可以看出网络和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内容。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比较，社会资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不可让渡性，即个体性，与个体共存灭；2.互惠性，社会资本有互惠效果，可促进集体行动；3.可再生性，即它可以通过使用和投入得到增加；4.公共产品性，这一特性使得大家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很容易使社会资本成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社会资本具有无形的特征，因此在社会行动中更少被考虑到(Coleman，2000)。
上述几种较为典型的社会资本定义实际上可以归类为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微观、中观和宏观(Brown，1997)，微观层次的自我分析是自我嵌入的观点(the Embeddedness EgoPerspective)，它关注的是个体通过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具体说来，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即个人通过建立社会关系而获得所需资源的途径，这些可获得的资源一如工作机会、信息、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Granovetter，1973；Efickson，2001；Baker，1994；Bian，1997；Uzzi，1996)。林南(Lin，1999)进一步区分了微观社会资本的三种划分形式，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获取这一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在这里，社会资本涉及到的三种结构或行动：结构的(嵌入性的)、机会(可涉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张文宏，2003)。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则是结构的观点(thestructural perspective)，资源是作为特定结构的结果在网络中形成的，它关注的是网络的形成过程及分配结果，而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在这里，社会资本的含义是指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而获得的对资源的控制或动员(Lin，1999；赵延东与罗家德，2005)，此一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由Burt引领的结构洞资本理论为代表(张文宏，2003)。
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则是嵌入结构的观点(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Brown，1997)，形成社会资本的网络是如何嵌入在更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系统中的，它关注的则是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赵延东，罗家德；2005)。这一类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特南(Putnam，1993)，福山(Fukuyama，2000)。
本土学者(赵延东，罗家德；2005)在此基础上生发，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前者对应于外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内容包含微观的个人关系、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以及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带来的资源；后者则对应于内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内容包含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互信以及群体的结构方式是否可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
拜年网测量的并非流于社会集体之中的信任或法律规章，而是个体关系的资源，因此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个体社会资本”，包含微观的个人关系、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即“关系资源”；张文宏，2003)，以及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带来的资源。
三、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拜年网策略
如何寻找本土的核心网络，以更为准确地衡量个体社会资本，一直是学者们所寻思的问题。网络是否是“核心的”，归根结底与人际关系当中所流动的资源类型有关系，不同文化背景中，关键资源在其中流通的核心网络并不相同。西方学者较多采用的是符合当地背景的“讨论网”、“朋友网”或“互助网”，中国本土的核心网络的尝试则以拜年网络(Chinese New Year GreetinNetwork)居多。原因可能在于，基督教文化下的西方是团体式社会的，仿佛是装在麻袋中的土豆或者是捆绑在一块的柴垛，而中国社会则是以“己”为中心的，水纹式的同心圆差序格局(费孝通，1949)；或者形容为是家核心的，以家庭伦理，将亲、熟、信统合于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梁漱溟，1949)。因此，本土学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测量社会资本时，有意采用不同于“讨论网”、“朋友网”或“互助网”等西方学者常用的核心社会网络，而用更能反映中国关系意涵的核心网络一拜年网络(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来替代。自林南(1986)始，就有诸多学者(如边燕杰，李煜，2001；王卫东，2006，2009；罗家德，2009)使用拜年网的研究个体社会资本或社会支持。 拜年网(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具体而言指的是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如登门拜年和电话拜年)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它是针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所专门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网络(Lin，1991，2001)。边燕杰和李煜(2001)认为，拜年是“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义务”，虽然“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拜年者不一定是亲、熟、信兼而有之的核心关系，但属于核心关系网络之中的必有拜年交往”，一些带有“功利、回礼、陪拜、官访等和种性质”的“非交往性的拜年”，“往往不被调查户计算在内”。言下之意，即认为拜年网络是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下的“交往性的”、“核心关系网络的”，这就构成了拜年网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拜年网这种合法性，如今已越来越不复存在了。手机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拜年行为的方式已有重大扩展，传统拜年方式已逐渐被低成本的短信、邮件所取代。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短信／邮件“群发”的功能大大冲击拜年行为的“交往性”意涵，大部分拜年行为已沦落为廉价的带有“举手之劳”性质的社交礼仪，承载着浓郁的具有“人情”和“交往性情感”气息的且能带来社会资本效应的拜年行为，已经在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际关系格局中一去不复返。拜年网络在指涉个体社会资本上的能力实质上已大为削弱。
拜年网作为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方法，在技术上也很成问题。拜年网基于位置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Lin，1991，2001；王卫东，2006)，但位置生成法用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存有不少缺陷。赵延东与罗家德对“位置生成法”的评价是“只能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例如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通过该方法测量出来，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如网络的规模、密度等)即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希望对它也加以测量时，位置生成法就会表现出不足之处”(赵延东与罗家德，2005)。实际上，除去关系资源(张文宏，2003)，个体社会资本至少还包含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后者这近三分之二的个体社会资本意涵，拜年网无能为力。不仅如此，拜年网在测量关系资源这一项社会资本内容时也不尽令人满意。以林南的拜年网为例，虽然林南所定义的网络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等因素都可以在拜年网的数据中找着相应的测量指标，它同时也兼顾了网络中的个人属性及之间相互的关系结构，但它在具体操作化测量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林南的拜年网所给出的数据，无法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即所谓的社会资本总量，因此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是作为独立的变量进入研究者的分析模型的，这给进一步的分析带来不少困难(王卫东，2006)。
不过有学者仍然对拜年网寄予的高度评价和厚望，以王卫东为例，他对核心讨论网(discussion network)和拜年网作了一项比较，结果发现“拜年网”在资源的价值和多样性上都要优于讨论网，嵌入在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要远大于在讨论网的社会资本(王卫东，2006)，也就是说，相比“讨论网”，拜年网更适合作为一个有效的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工具。
笔者以为，这个结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讨论网当中流动的资源更多的是信息和知识，而信息与知识只是经济行动中使用的社会资本当中作用有限的一部分，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权力以及经济资源在讨论网中却很少涉及；此外，人们通过讨论网主要是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在网络中资源的流动较少，嵌入在网络中的行动更多是情感表意性的，而不是工具性的。因此，与讨论网比较实际上意义不甚大，胜之不武。类似的，拜年有时候只是单向行动，如权力位阶低的人向权力位阶高的人拜年，但权力位阶高的人并不总是会向权力位阶低的人回敬“人情”(renqing)，也就是说权力位阶高的个体不一定会成为权力位阶低的拜年者的社会资本。
总结说来，拜年网既不能测量个体的关系网络，亦不能带入个体在关系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信息，在应用林南所惯常使用的“达高性”(upperreachabil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及“范围”(range)概念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源”(张文宏，2003)时，拜年网展现出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些资本信息无法综合成一个反映社会资本总量的指标(王卫东，2006)，在实际研究中仍然难于将这些分裂的社会资本指标投入分析。边燕杰及李煜(2001)就发现了林南三个指标存在“分裂”的缺陷，不得已冒着给“职业地位”、“单位类型”赋值的理论风险，使用一套复杂的因子分析，最终加总得出社会网络资本总量这个统一的指标。不过，这一方法探索可能也是徒劳的。由于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廉价的拜年行为用以指涉个体社会资本的合法性已越来越遭受侵蚀，其指涉能力实质上已大为减弱。
四、最大宴席网：可能的取代方法
拜年网在表征个体社会资本上虽然不尽完美，但却也给本土研究者暗示了方向。这个方向，即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寻找可以更有力地写实“个体社会资本”的核心网络，以费孝通(1949)和梁漱溟(1949)的观点看，这个核心网络必定是与“家伦理”，自我中心的概念有关的。
在过去，中国社会普遍遵循“丧服”制度，或称为“五眼”，它根据与自己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决定丧服种类，古代刑法(如连坐)的范围就是据此而定；Clark认为，是否遵守五服制，是判断是否为亲属以及宗族内部亲疏关系的重要尺度(远藤隆俊，2008)。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的丧服制度遭到冲击，已经几乎没人再“父死，穿丧服三年”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礼节依然存在。如在江西赣州地区，就会有这种隋况，一人离世，亲朋好友、邻里故知都会前来慰问，主人也会大摆酒席，为死者办一次“白事”，风光下葬，除非是不光荣的死去(自杀或夭折或被执行死刑)。“红事”，即喜事，如婚娶、生子、乔迁新居、晋升、考上大学等，更是如此。通常，参加仪式的宾客都与主人具有一定亲密关系的连带，如家人、亲属、熟人、同事、同窗、邻居、同乡等，“生人”或“陌生人”基本不存在。参加仪式和宴饮的宾客也都无一例外地会递送主人—个“红包”形式的礼金作为份子钱，以示“安慰”或“祝福”，这些红包实质上是一种“人情”。主人一般都会——记下每个红包的钱数，等来年彼方做相应的宴请时，以大约同等数量钱的红包回送给这个人。据笔者观察，乡村做人比较精明的家庭，都会有这么—本人情“礼帐薄”或酒席帐薄。事实上，中国其它城乡地区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婚姻礼帐现象。2003年在黑龙江大庆地区所作的调查显示，330个调查对象共拥有481本结婚礼帐，除215人仅保存有本人结婚时的礼帐外，其余115人甚至拥有其子女的结婚礼帐，这些礼帐上的名单大部分是同事，其次是亲戚、朋友、同窗、同乡和邻居(张云武，2008)。 “婚礼时的来访客人，通常是婚礼主办家庭建立的各种亲密关系的一种集中展现”，
“结婚礼帐作为社会关系的真实记录，通过它可以完整而准确地考察家庭之外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一亲属、邻居、同事、同乡、同窗、朋友”(张云武，2008)；另外，婚嫁喜事送礼，它作为一种“人情”(renqing)(Hwang，1987)，有“互惠”和“报”(bao)(Hwang，1987)的义务，一般来讲，个人也会详细记录“人情”的大小，并于将来恰当的时候比例偿还，比例大小取决于关系亲近的变化程度以及对将来关系发展的预期。从这些事实和观念逻辑来看，这种“酒席礼帐薄”，尤其是婚嫁礼帐，很可能就是测量中国这种“关系导向型社会”(relation-oriented society)(Hwang，1987)下个体社会资本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这种展现个体社会资本的大型(婚宴)酒席所列的“礼帐薄”，一般记录着该个体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的人名)，包含“(拟似)家人关系”、“熟人关系”，没有进入“礼帐薄”的几乎都是“生人”或“陌生人关系”；接受邀请，参加仪式，“千里”赴宴，送上礼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也是一种重要的“给面子”(render mianzi)行为(Hwang，1987)，对于关系亲密的个体来说，“给面子”是“人情义务”。因此，“礼帐薄”上的名单实际上正是个体当时所拥有的有使用价值的全部社会关系，酒席的名单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很可能就是个体自我中心网的边界。另外，“礼帐薄”一般记录着这些关系曾经施予的“人情”(礼金)的大小，这些“人情”也因为是以“货币”交付的形式而变得可直接计量。一般而言，关系较为亲密以及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的“(拟似)家人”或“熟人”，所礼遇的“人情”礼金数额较大，人情礼金也因此以一个干净利落的货币符号直接负载了所有有关个体社会资本中“关系资本”、“结构位置”、“连带强度”内容的有价值的信息。
人情礼金，作为一种实际意义的经济资本符号，在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具有效度优势，比起讨论网当中虚拟的信息和知识以及拜年的问候走访，人情礼金似乎更是一个可强有力指涉个体支持“意愿”和“能力”的指标。“人情”礼金的可计量性，也使个体社会资本的量化比较成为可能。这种“效度”以及“信度”上的优势，使得个体(最大)酒席“礼帐薄”所反映出来的(最大)酒席网——大部分情况下是婚嫁宴席——可能是“关系导向型社会”(relation-oriented society)(Hwang，1987)下个体社会资本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五、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拜年网方法可谓“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虽然拜年网在反映个体社会资本上有一定效度，但对于准确全面衡量个体社会资本，它的力量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事实上，本土学者已经对此有所认识，进行了颇多质疑和批评，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当中，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研究者对此方法乐此不疲。这可能是由于学术霸权下“路径依赖”的效应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学术太懒惰所造成，也更可能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拜年网犹如了“鸡肋”，食之虽无味，但弃之也可惜。
在基于位置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之上的拜年网目前被较为普遍地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人社会资本的测量。但是，拜年网只能简单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如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除去“关系资源”以外，个体社会资本还至少包含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后者这近三分之二的个体社会资本的内容，拜年网是无能为力的。林南的拜年网所给出的数据，是把衡量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关系网规模、职业类型、工作单位类型——作为独立的变量写进研究者的分析模型的，它也无法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这些都是“拜年网”被用以测量社会资本时存在的最大问题。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拜年网用以指涉个体社会资本的合法性和能力也应受到质疑。
最大宴席网的优势，则在于以“货币”作为表征的“礼帐谱”的存在。中国是一个“关系导向型社会”(relation-oriented society)，“关系”(guanxi)、“人情”(renqing)、“报”(bao)、“面子”(mianzi)被诸多西方学者(如King，1980；Hu，19Zl&；Jacobs，1979；Hwang，1987)概括为是理解中国人际关系逻辑的四个最重要的本土概念。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许多汉文化地域，如南部的赣南地区以及东北的大庆地区，城乡家庭之中皆保留有这种婚宴类型的人情“礼帐薄”。作为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集中展现，“礼帐薄”一般记录着该个体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的人名)，包含“(拟似)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礼帐薄”上记录着的数字形式的“人情”(礼金)的大小，实际指示着关系的强与弱以及关系人资源的多与寡，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直接指示(indicate)关系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因此，在扣除通货膨胀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个体所举办的最大酒席的“礼帐簿”上的“人情礼金”金额，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作反映该个体全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总量)的指标；在比较个体间社会资本大小时，这个指标尤其有效。
通过“礼帐簿”上的“人情礼金”的方式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与拜年网相似的，个体组织仪式或宴会邀请宾客，很多时候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因而出席酒席的人有时并不是该个体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而是整个家庭的社会关系网。因此，“礼帐簿”上的“人情礼金”，它默认了核心家庭成员之问的个人关系网络，即父母亲、兄弟姐妹各自的关系网能为家庭其它成员无差别使用。实际上，这种假设是可能有失偏颇的，虽然“强连带”(strong tie)之间因为有认知平衡压力，人们对“心理上的紧张”力图规避，强连带相互结识的机率大大提升(Granovetter，1973)。但笔者仍然认为，不同的强连带之间相互结识而变成强连带需要过程成本(如时间成本)，这个过程成本侵蚀了家庭成员关系资本“无差别使用”的存在。
其次，使用最大宴席网，虽然克服了信息网很少流动工具性资源，以及拜年网中无法测量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的问题，但它也可能仍然无法包括个体社会资本中的结构位置内容，这主要是由于最大宴席网使用的是个体中心网(ego-centered network)，而测量结构位置要使用的整体网(whole network)所造成的。因此，若要完整地测量出个人全部社会资本，光有礼金总额可能还不够，研究者还需要挑选出个人所在的各个场域网络，考察他因位置结构而带来的社会资本；不过，这里涉及的整体网场域太多，收集难度较大，偶尔挑选出一两个整体网作用也不大。
第三，最大宴席网涉及了村民极为隐私的问题，因为它需要村民赤裸地坦白他与几乎全部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红包大小实际在一定程度反映的是双方之间的亲密程度、给红包者经济实力及其对被给红包者的评价(如信誉，即上次对方给红包是否够意思)。因而，在使用此方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更需要注意研究伦理问题。
关键词：拜年网 个体社会资本 最大宴席网 人情礼帐
中图分类号：C9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2012)05－0031－15
一、流行中的拜年网
核心社会网络(Core Network)预示着网络资源的多与寡(Marsden，1987)。如何测量核心网络一直是各国学者所关心的问题，
“朋友网”(您最要好的朋友是谁?)和“核心讨论网”(您与谁讨论重要问题?)在美国学者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Laumann，1969；Fisher，1982；Burt，1984；Marsden，1987)，欧洲学者则较多使用“交流网”、“互助网”和“支持网”测量。
中国的文化特征，通常被认为是以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与西方社会网络的最大不同也在于中国人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亲、熟、信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梁漱溟，1949)。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简单套用“朋友网”、“讨论网”、“互助网”等社会关系网络衡量中国社会的关系网络性质，可能并不合适，原因就在于这些经典的网络把居于核心地位的家庭、亲属关系视为从属性要素(Ruan，1988)，它只偏重于交流与交换方面，并不能充分体现亲密、相熟、互相的一体化特征(边燕杰，李煜；2001)。因此，西方经典社会网类型络恐怕并未完全反映中国家伦理文化背景下关系所应具有的意涵。自林南(1986)始，有诸多学者(如边燕杰，李煜，2001；王卫东，2006，2009；罗家德，2009)在本土研究中使用拜年网，研究个体社会资本或社会支持。
拜年网(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是一种所谓位置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的社会网络工具，它是专门针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所提出的一种社会网络(Lin，1991，2001)。通俗来讲，拜年网就是被调查者与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拜年网具体的调查内容一般有以下三个方面：1.拜年者中亲属的人数、亲密朋友的人数、其它人的人数，以及由之推出拜年网的规模；2.在社会等级结构从高到低列出了18种职业(包括无业者)，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3.列出8种不同的工作单位类型，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在这些单位工作的(王卫东，2006)。以下两表是来自罗家德教授2009年四川地震灾区重建研究定量问卷的有关拜年网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拜年网的端倪。
有本土研究(如王卫东的研究，2009)表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相比于讨论网，拜年网确实是一套可以更为有效地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工具。
然而，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林南首创的在中国文化背景用以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拜年网，实际上是基于位置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之上的(Lin，1991，200]；王卫东，2006)。位置生成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有不少缺陷，赵延东与罗家德对它的评价是：“只能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例如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通过该方法测量出来，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如网络的规模、密度等)即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希望对它也加以测量时，位置生成法就会表现出不足之处”(赵延东与罗家德，2005)。实际上，除去关系资源(张文宏，2003)，个体社会资本还至少包含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后者这近三分之二的个体社会资本拜年网是测不出来的。不仅如此，拜年网用于测量关系资源这一项社会资本内容时也存有缺陷。以林南的拜年网为例，虽然林南所定义的网络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等因素都可以在拜年网的数据中找着相应的测量指标，它也同时兼顾了网络中的个人属性及其间相互的关系结构，但它在具体操作化测量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林南的拜年网所给出的数据，无法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是作为独立的变量进入研究者的分析模型的(王卫东，2006)，这为社会资本后续的分析带来不少困难。
总之，拜年网既无法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在测量关系资本也差强人意。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我们可能需要另辟捷径。
二、何为社会资本
资本(capital)一词最早、最普遍是在经济学领域中提出，是经济学中一个基本的概念，一般来说，资本所指的是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自然的生产因素的在将来能够产生效益的一种存储(周红云，2002)。有关“资本”的研究诞生过许多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对资本概念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为代表的古典资本理论中，资本被描述为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生产设备在内的由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通过生产、交换，资本在市场上实现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获取回报。可以看出，马克思理论所涉及的资本是个体层次上的，并且是物质方面的经济资本。后来的学者舒尔茨等人(schultz，1961；Becker，1964)认为，如果像古典资本理论中那样，仅仅考虑个人的物质资料或经济要素，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回报并不能得到充分解释，或许应该加上“人力资本”的影响，认为个人的知识、技能，甚至健康水平都会作用于经济价值的实现，进而影响投入回报的大小。然而，综合考虑个体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项资本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一些活动中的经济回报问题。除上述两个因素之外，事实上还有那些行动者不具所有权，但以可发挥影响力进行动员利用的资源可资行动者使用。这些“无形胜有形”的，在个体层次上通常隐藏于关系或连带当中的资源即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概念有很多，而且并不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遭致了不少学者的批评。按照科尔曼(Coleman，1990)的定义，社会资本首先是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方面”，或是有助于“做成某事”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其次，它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关系的结构而被创造出来的；最后它产生了行动，这些行动可以带来资源(赵延东，罗家德，2005)。布迪厄(Bourdieu，1980)也持这种有结构意味的社会资本观点，他说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导致的资源，它是由实际的资源和虚拟的资源的总和，个体或群体通过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熟悉和认可的关系优势而逐渐增加这种资源，它与群体成员身份和社会网络相关。值的注意的是，布厄迪认为社会资本是结构当中的资源而不是结构本身，后者是科尔曼等学者的社会资本涵义的一部分(Portes，1998)；林南事实上也持类似于布迪厄看法的观点，他说“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Lin，1999)
伯特(Burt，2000)则强调网络结构中由位置带来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即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它的“比喻指的是，那些做得更好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拥有关系更多的人”，这里拥有更多关系的人在他看来就是处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Burt，1992)位置之上的人，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它指的就是这个分化的市场中的位置效应(10cationeffect)；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补充。
与上述强调结构、关系或位置的观点不同，普特南等人(Putnam，1993；Fukuyama，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宏观层次上的社会或社会组织的特征，比如，社会信任、互惠规范(norms ofreciprocity)和公民参与网络(networks of civicengagement)，它们可以促进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的合作行动从而提高社会效率，促进民主治理与社会繁荣等等。
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可以看出网络和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内容。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比较，社会资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不可让渡性，即个体性，与个体共存灭；2.互惠性，社会资本有互惠效果，可促进集体行动；3.可再生性，即它可以通过使用和投入得到增加；4.公共产品性，这一特性使得大家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很容易使社会资本成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社会资本具有无形的特征，因此在社会行动中更少被考虑到(Coleman，2000)。
上述几种较为典型的社会资本定义实际上可以归类为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微观、中观和宏观(Brown，1997)，微观层次的自我分析是自我嵌入的观点(the Embeddedness EgoPerspective)，它关注的是个体通过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具体说来，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即个人通过建立社会关系而获得所需资源的途径，这些可获得的资源一如工作机会、信息、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Granovetter，1973；Efickson，2001；Baker，1994；Bian，1997；Uzzi，1996)。林南(Lin，1999)进一步区分了微观社会资本的三种划分形式，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获取这一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在这里，社会资本涉及到的三种结构或行动：结构的(嵌入性的)、机会(可涉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张文宏，2003)。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则是结构的观点(thestructural perspective)，资源是作为特定结构的结果在网络中形成的，它关注的是网络的形成过程及分配结果，而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在这里，社会资本的含义是指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而获得的对资源的控制或动员(Lin，1999；赵延东与罗家德，2005)，此一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由Burt引领的结构洞资本理论为代表(张文宏，2003)。
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则是嵌入结构的观点(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Brown，1997)，形成社会资本的网络是如何嵌入在更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系统中的，它关注的则是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赵延东，罗家德；2005)。这一类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特南(Putnam，1993)，福山(Fukuyama，2000)。
本土学者(赵延东，罗家德；2005)在此基础上生发，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前者对应于外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内容包含微观的个人关系、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以及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带来的资源；后者则对应于内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内容包含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互信以及群体的结构方式是否可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
拜年网测量的并非流于社会集体之中的信任或法律规章，而是个体关系的资源，因此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个体社会资本”，包含微观的个人关系、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即“关系资源”；张文宏，2003)，以及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带来的资源。
三、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拜年网策略
如何寻找本土的核心网络，以更为准确地衡量个体社会资本，一直是学者们所寻思的问题。网络是否是“核心的”，归根结底与人际关系当中所流动的资源类型有关系，不同文化背景中，关键资源在其中流通的核心网络并不相同。西方学者较多采用的是符合当地背景的“讨论网”、“朋友网”或“互助网”，中国本土的核心网络的尝试则以拜年网络(Chinese New Year GreetinNetwork)居多。原因可能在于，基督教文化下的西方是团体式社会的，仿佛是装在麻袋中的土豆或者是捆绑在一块的柴垛，而中国社会则是以“己”为中心的，水纹式的同心圆差序格局(费孝通，1949)；或者形容为是家核心的，以家庭伦理，将亲、熟、信统合于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梁漱溟，1949)。因此，本土学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测量社会资本时，有意采用不同于“讨论网”、“朋友网”或“互助网”等西方学者常用的核心社会网络，而用更能反映中国关系意涵的核心网络一拜年网络(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来替代。自林南(1986)始，就有诸多学者(如边燕杰，李煜，2001；王卫东，2006，2009；罗家德，2009)使用拜年网的研究个体社会资本或社会支持。 拜年网(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具体而言指的是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如登门拜年和电话拜年)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它是针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所专门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网络(Lin，1991，2001)。边燕杰和李煜(2001)认为，拜年是“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义务”，虽然“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拜年者不一定是亲、熟、信兼而有之的核心关系，但属于核心关系网络之中的必有拜年交往”，一些带有“功利、回礼、陪拜、官访等和种性质”的“非交往性的拜年”，“往往不被调查户计算在内”。言下之意，即认为拜年网络是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下的“交往性的”、“核心关系网络的”，这就构成了拜年网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拜年网这种合法性，如今已越来越不复存在了。手机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拜年行为的方式已有重大扩展，传统拜年方式已逐渐被低成本的短信、邮件所取代。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短信／邮件“群发”的功能大大冲击拜年行为的“交往性”意涵，大部分拜年行为已沦落为廉价的带有“举手之劳”性质的社交礼仪，承载着浓郁的具有“人情”和“交往性情感”气息的且能带来社会资本效应的拜年行为，已经在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际关系格局中一去不复返。拜年网络在指涉个体社会资本上的能力实质上已大为削弱。
拜年网作为衡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方法，在技术上也很成问题。拜年网基于位置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Lin，1991，2001；王卫东，2006)，但位置生成法用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存有不少缺陷。赵延东与罗家德对“位置生成法”的评价是“只能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例如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通过该方法测量出来，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如网络的规模、密度等)即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希望对它也加以测量时，位置生成法就会表现出不足之处”(赵延东与罗家德，2005)。实际上，除去关系资源(张文宏，2003)，个体社会资本至少还包含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后者这近三分之二的个体社会资本意涵，拜年网无能为力。不仅如此，拜年网在测量关系资源这一项社会资本内容时也不尽令人满意。以林南的拜年网为例，虽然林南所定义的网络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等因素都可以在拜年网的数据中找着相应的测量指标，它同时也兼顾了网络中的个人属性及之间相互的关系结构，但它在具体操作化测量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林南的拜年网所给出的数据，无法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即所谓的社会资本总量，因此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是作为独立的变量进入研究者的分析模型的，这给进一步的分析带来不少困难(王卫东，2006)。
不过有学者仍然对拜年网寄予的高度评价和厚望，以王卫东为例，他对核心讨论网(discussion network)和拜年网作了一项比较，结果发现“拜年网”在资源的价值和多样性上都要优于讨论网，嵌入在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要远大于在讨论网的社会资本(王卫东，2006)，也就是说，相比“讨论网”，拜年网更适合作为一个有效的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工具。
笔者以为，这个结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讨论网当中流动的资源更多的是信息和知识，而信息与知识只是经济行动中使用的社会资本当中作用有限的一部分，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权力以及经济资源在讨论网中却很少涉及；此外，人们通过讨论网主要是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在网络中资源的流动较少，嵌入在网络中的行动更多是情感表意性的，而不是工具性的。因此，与讨论网比较实际上意义不甚大，胜之不武。类似的，拜年有时候只是单向行动，如权力位阶低的人向权力位阶高的人拜年，但权力位阶高的人并不总是会向权力位阶低的人回敬“人情”(renqing)，也就是说权力位阶高的个体不一定会成为权力位阶低的拜年者的社会资本。
总结说来，拜年网既不能测量个体的关系网络，亦不能带入个体在关系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信息，在应用林南所惯常使用的“达高性”(upperreachabil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及“范围”(range)概念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源”(张文宏，2003)时，拜年网展现出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些资本信息无法综合成一个反映社会资本总量的指标(王卫东，2006)，在实际研究中仍然难于将这些分裂的社会资本指标投入分析。边燕杰及李煜(2001)就发现了林南三个指标存在“分裂”的缺陷，不得已冒着给“职业地位”、“单位类型”赋值的理论风险，使用一套复杂的因子分析，最终加总得出社会网络资本总量这个统一的指标。不过，这一方法探索可能也是徒劳的。由于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廉价的拜年行为用以指涉个体社会资本的合法性已越来越遭受侵蚀，其指涉能力实质上已大为减弱。
四、最大宴席网：可能的取代方法
拜年网在表征个体社会资本上虽然不尽完美，但却也给本土研究者暗示了方向。这个方向，即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寻找可以更有力地写实“个体社会资本”的核心网络，以费孝通(1949)和梁漱溟(1949)的观点看，这个核心网络必定是与“家伦理”，自我中心的概念有关的。
在过去，中国社会普遍遵循“丧服”制度，或称为“五眼”，它根据与自己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决定丧服种类，古代刑法(如连坐)的范围就是据此而定；Clark认为，是否遵守五服制，是判断是否为亲属以及宗族内部亲疏关系的重要尺度(远藤隆俊，2008)。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的丧服制度遭到冲击，已经几乎没人再“父死，穿丧服三年”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礼节依然存在。如在江西赣州地区，就会有这种隋况，一人离世，亲朋好友、邻里故知都会前来慰问，主人也会大摆酒席，为死者办一次“白事”，风光下葬，除非是不光荣的死去(自杀或夭折或被执行死刑)。“红事”，即喜事，如婚娶、生子、乔迁新居、晋升、考上大学等，更是如此。通常，参加仪式的宾客都与主人具有一定亲密关系的连带，如家人、亲属、熟人、同事、同窗、邻居、同乡等，“生人”或“陌生人”基本不存在。参加仪式和宴饮的宾客也都无一例外地会递送主人—个“红包”形式的礼金作为份子钱，以示“安慰”或“祝福”，这些红包实质上是一种“人情”。主人一般都会——记下每个红包的钱数，等来年彼方做相应的宴请时，以大约同等数量钱的红包回送给这个人。据笔者观察，乡村做人比较精明的家庭，都会有这么—本人情“礼帐薄”或酒席帐薄。事实上，中国其它城乡地区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婚姻礼帐现象。2003年在黑龙江大庆地区所作的调查显示，330个调查对象共拥有481本结婚礼帐，除215人仅保存有本人结婚时的礼帐外，其余115人甚至拥有其子女的结婚礼帐，这些礼帐上的名单大部分是同事，其次是亲戚、朋友、同窗、同乡和邻居(张云武，2008)。 “婚礼时的来访客人，通常是婚礼主办家庭建立的各种亲密关系的一种集中展现”，
“结婚礼帐作为社会关系的真实记录，通过它可以完整而准确地考察家庭之外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一亲属、邻居、同事、同乡、同窗、朋友”(张云武，2008)；另外，婚嫁喜事送礼，它作为一种“人情”(renqing)(Hwang，1987)，有“互惠”和“报”(bao)(Hwang，1987)的义务，一般来讲，个人也会详细记录“人情”的大小，并于将来恰当的时候比例偿还，比例大小取决于关系亲近的变化程度以及对将来关系发展的预期。从这些事实和观念逻辑来看，这种“酒席礼帐薄”，尤其是婚嫁礼帐，很可能就是测量中国这种“关系导向型社会”(relation-oriented society)(Hwang，1987)下个体社会资本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这种展现个体社会资本的大型(婚宴)酒席所列的“礼帐薄”，一般记录着该个体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的人名)，包含“(拟似)家人关系”、“熟人关系”，没有进入“礼帐薄”的几乎都是“生人”或“陌生人关系”；接受邀请，参加仪式，“千里”赴宴，送上礼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也是一种重要的“给面子”(render mianzi)行为(Hwang，1987)，对于关系亲密的个体来说，“给面子”是“人情义务”。因此，“礼帐薄”上的名单实际上正是个体当时所拥有的有使用价值的全部社会关系，酒席的名单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很可能就是个体自我中心网的边界。另外，“礼帐薄”一般记录着这些关系曾经施予的“人情”(礼金)的大小，这些“人情”也因为是以“货币”交付的形式而变得可直接计量。一般而言，关系较为亲密以及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的“(拟似)家人”或“熟人”，所礼遇的“人情”礼金数额较大，人情礼金也因此以一个干净利落的货币符号直接负载了所有有关个体社会资本中“关系资本”、“结构位置”、“连带强度”内容的有价值的信息。
人情礼金，作为一种实际意义的经济资本符号，在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具有效度优势，比起讨论网当中虚拟的信息和知识以及拜年的问候走访，人情礼金似乎更是一个可强有力指涉个体支持“意愿”和“能力”的指标。“人情”礼金的可计量性，也使个体社会资本的量化比较成为可能。这种“效度”以及“信度”上的优势，使得个体(最大)酒席“礼帐薄”所反映出来的(最大)酒席网——大部分情况下是婚嫁宴席——可能是“关系导向型社会”(relation-oriented society)(Hwang，1987)下个体社会资本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五、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拜年网方法可谓“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虽然拜年网在反映个体社会资本上有一定效度，但对于准确全面衡量个体社会资本，它的力量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事实上，本土学者已经对此有所认识，进行了颇多质疑和批评，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当中，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研究者对此方法乐此不疲。这可能是由于学术霸权下“路径依赖”的效应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学术太懒惰所造成，也更可能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拜年网犹如了“鸡肋”，食之虽无味，但弃之也可惜。
在基于位置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之上的拜年网目前被较为普遍地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人社会资本的测量。但是，拜年网只能简单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如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除去“关系资源”以外，个体社会资本还至少包含关系网络和结构位置两大块内容，后者这近三分之二的个体社会资本的内容，拜年网是无能为力的。林南的拜年网所给出的数据，是把衡量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关系网规模、职业类型、工作单位类型——作为独立的变量写进研究者的分析模型的，它也无法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这些都是“拜年网”被用以测量社会资本时存在的最大问题。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拜年网用以指涉个体社会资本的合法性和能力也应受到质疑。
最大宴席网的优势，则在于以“货币”作为表征的“礼帐谱”的存在。中国是一个“关系导向型社会”(relation-oriented society)，“关系”(guanxi)、“人情”(renqing)、“报”(bao)、“面子”(mianzi)被诸多西方学者(如King，1980；Hu，19Zl&；Jacobs，1979；Hwang，1987)概括为是理解中国人际关系逻辑的四个最重要的本土概念。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许多汉文化地域，如南部的赣南地区以及东北的大庆地区，城乡家庭之中皆保留有这种婚宴类型的人情“礼帐薄”。作为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集中展现，“礼帐薄”一般记录着该个体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的人名)，包含“(拟似)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礼帐薄”上记录着的数字形式的“人情”(礼金)的大小，实际指示着关系的强与弱以及关系人资源的多与寡，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直接指示(indicate)关系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因此，在扣除通货膨胀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个体所举办的最大酒席的“礼帐簿”上的“人情礼金”金额，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作反映该个体全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总量)的指标；在比较个体间社会资本大小时，这个指标尤其有效。
通过“礼帐簿”上的“人情礼金”的方式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与拜年网相似的，个体组织仪式或宴会邀请宾客，很多时候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因而出席酒席的人有时并不是该个体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而是整个家庭的社会关系网。因此，“礼帐簿”上的“人情礼金”，它默认了核心家庭成员之问的个人关系网络，即父母亲、兄弟姐妹各自的关系网能为家庭其它成员无差别使用。实际上，这种假设是可能有失偏颇的，虽然“强连带”(strong tie)之间因为有认知平衡压力，人们对“心理上的紧张”力图规避，强连带相互结识的机率大大提升(Granovetter，1973)。但笔者仍然认为，不同的强连带之间相互结识而变成强连带需要过程成本(如时间成本)，这个过程成本侵蚀了家庭成员关系资本“无差别使用”的存在。
其次，使用最大宴席网，虽然克服了信息网很少流动工具性资源，以及拜年网中无法测量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的问题，但它也可能仍然无法包括个体社会资本中的结构位置内容，这主要是由于最大宴席网使用的是个体中心网(ego-centered network)，而测量结构位置要使用的整体网(whole network)所造成的。因此，若要完整地测量出个人全部社会资本，光有礼金总额可能还不够，研究者还需要挑选出个人所在的各个场域网络，考察他因位置结构而带来的社会资本；不过，这里涉及的整体网场域太多，收集难度较大，偶尔挑选出一两个整体网作用也不大。
第三，最大宴席网涉及了村民极为隐私的问题，因为它需要村民赤裸地坦白他与几乎全部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红包大小实际在一定程度反映的是双方之间的亲密程度、给红包者经济实力及其对被给红包者的评价(如信誉，即上次对方给红包是否够意思)。因而，在使用此方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更需要注意研究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