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大学问将会由哪方先拔头筹，是有趣问题。这几年学中文的鬼仔甚众：英国学子选修外语，中文居首；美国的中文老师供不应求。是好现象，但从人数及比例上看，中国学子攻英文远比鬼仔攻中文为多。这样看，概率说，上述的大学问应该先在中国跑出。不幸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与思想约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北京不大手改革，老实说，小学问也不容易搞出来。
　　
　　“参与政治的学者我看不起”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当初没从美国回香港，会有什么分别?
　　张五常：当时回香港，科斯鼓励得很厉害，弗里德曼也不反对，阿尔钦也不反对。科斯说中国可能会开放，我又懂中文，我这一套经济学对中国人会很有帮助。回来写了600多篇中文文章，英文写了七八篇，英文好的两三篇。以前平均一年写一篇好的，现在放弃了15篇好的英文文章，换了600篇中文文章，那你说值不值得呢?很难说。
　　记者：能不能比较一下在美国和香港工作的不同?
　　张五常：在美国很学术性，没香港那么政治性，我很讨厌政治。
　　记者：你怕老吗?在这个年代，人是不是越老越不值钱?
　　张五常：不怕老，没怕过，你不可能控制的事，怕也没用。后生思想灵活点，老了看东西准点。我现在推理没这么快了，但判断性准过以前。是我最好的时候。
　　记者：能不能比较一下美国、香港和内地的学术环境和学者?
　　张五常：中国搞经济研究的时间没多久，最多10年，都搞得很好了，尤其是近六七年。现在的问题是师资不够，薪水太低。如果再开放点会做得很好。中国人的天姿好，又勤力。
　　但同美国还是比不上，差太远了。他们有很多大师级人物，要追得上美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医学、物理、化学、经济学，拿诺贝尔奖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美国人，要赶得上不是那么容易的。
　　香港的问题是政府资助教育。国内学生在大学的发言权比香港学生多。内地是读一年大学，政府出6千元，学生自掏腰包起码1万元；香港是一个学生政府一年资助70万港币，交给学校。那怎么能干得好呢?所以我对香港学术不太看好，文章越来越多，但是没什么内容。
　　中国治学态度相当好，是不是刚巧我碰到那些都是比较认真的，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呢，我那一代的学者我是非常佩服的，像弗里德曼我是非常佩服的。可是像他那种人现在也没有了，他从来不讲半句假话，他自己相信的，在学术上自己的结论他才讲，他不会讲其他的。他不管形势怎么样，他不相信的他不会讲。他说了很多次，我没有什么是私底下可以讲而公开不能讲的。
　　问题就是，美国的学者分两种，有一种是专做政府的，一种是专做学术的，河水不犯井水。比如你替世界银行做事，你一说话我就知道你的角色嘛。现在香港的问题是分不清楚，有的香港议员在大学教书，拿两份薪水，大学一份，议员一份。他发言，你不知道他是从什么角度，替政府还是学术。如果自己想一套，讲出来又一套，那我就看不起你。好多这种人。你很难怪他，他为自己的利益设想。但你要跟我做朋友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么多人喜欢搞讨厌的东西”
　　
　　记者：除了没有立场，什么样的学者是你最讨厌的?
　　张五常：经济学很多东西都很闷的，我只选那些过瘾的来研究。以前学的很多我都不记得了，你现在告诉我，我都懒得听。任何学问都是这样的，有些很过瘾，有些则很闷。我不明白现在很多人喜欢搞那些那么讨厌的东西，不知道做什么。把数字输进电脑，用高深的数学方程式，选来选去看哪条比较合用，这有点自欺欺人。发表文章能保饭碗。政府资料、数据，你看了也不知道他讲什么，统统放在电脑里，先全部算出来——有什么好玩呢?就这样玩，要吃饭嘛，没办法。怎么会有兴趣呢?
　　所以你要说我偏，我也是很偏的，不能解释现象的经济学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不是说那种技巧不好，问题是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数字是什么。费雪是数学博士嘛，但是他用得数学不多。萨缪尔森用得好点。你可以用，但是要看有没有内容，没有内容就不要用了。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呢?我不理你什么名学报支持你、你拿什么奖金，只要你用两句话讲给我听，你这篇文章是讲什么。
　　
　　“名气是你们硬塞给我的”
　　
　　记者：学者很少有你这么有名气的，为什么你这么有名气?是运气好吗?
　　张五常：不是我有本事，而是时势造英雄。在中国人眼里，我不是大陆人，也算进口货色，我又会写中文。这对我是好事，但也牵累了我，我很不想出名的，我只钟意过过瘾，钟意夸夸其谈，和朋友谈谈天，有时对自己很满意。现在树大招风，个个都以为我想出风头，又说我癫又说我狂。其实我不想有名的，完全没有名最好，当时应该用笔名写。
　　这是时势，弗里德曼50年代出一本书《资本主义与自由》，卖得不好。1980年又出一本，《选择的自由》，成为全美国全年最畅销的书。时势转了，50年代还是凯恩斯主义嘛，80年代凯恩斯已经垮了。我1982年、1983年开始介绍产权，在中国历史上时机没有这么好的了。我对影响中国的青年没后悔过，但搞到这么出名，我好后悔。无妄之灾。他们不明白这完全是机缘巧合，就像王勃，“时来风送滕王阁”啊，他本来是赶不上吃那顿饭的。我在1982年、1983年为中国写文章的理由多过王勃，你们明不明白啊?
　　记者：名气大了之后是不是说话要小心点?
　　张五常：我为什么要为这些付出代价?我又不是自己要出名的。你对张五常的评价，评我的文章，不要凭翻译的那些，也不要评我乱讲的那些。你有本事就评我的文章，我的文章写出来就是任你们评的，怎么评都可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没意思。你说我不行，我不行也无所谓。你要厉害过我很容易，你拿篇文章给我看看，就这么简单的要求。你讲企业，我也讲企业，拿文章出来比，最简单的事了。只要你的文章传世，你为人怎样是另一回事，就算三妻四妾，文章的地位也一点不会动摇。我现在写《经济解释》，为的就是要争取一些可以留得下来的东西。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没有我当年的机会，差很远，如果有，他们会厉害过我。
　　记者：看来天才也要讲运气的。
　　张五常：天才这事很难讲。你说我是天才，可你不晓得我写东西的辛苦啊，好辛苦，日以继夜，排山倒海啊，拼命的。天才是不需要这么辛苦的。
　　
　　“经济学比物理学紧张刺激”
　　
　　记者：经济学可以解释一切吗?
　　张五常：与人有关的现象，原则上应该可以全部解释，但未必做得到，很困难。就像平常谈到的酒店收费的问题，没那么容易解释。这也是经济学有趣的地方。物理学已经很难找到解释不了的，搞到去解释黑洞。经济学就比较紧张刺激，很多东西没人解释得到，所以有人说，你们经济学者不行的，这么多东西没有解释。物理学的问题，不是不行，而是厉害过头了。
　　记者：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在现行的婚姻制度下，结婚是对男人有利还是对女人有利?
　　张五常：上海有个叫“小宝”的人，说男人娶老婆，自己就是成本，老婆就是收益。讲得对啊。他不蠢。结婚是好大投资，好大收入，风险也好大，交易费用高。
　　记者：你有过卖橘的经验，以经济学家的头脑来做生意，会不会是好的生意人?
　　张五常：肯定做不好生意，做生意要花很多时间去想，我哪有时间?总想着赚钱有什么意思?
　　记者：有经济学家的头脑，生活是不是应该比一般人好些?
　　张五常：赫舒拉法这样说，可是我不相信。李嘉诚生活这么好，他读什么经济学了?我妈妈赚钱很本事，可她大字都不识一个。读经济学不要为了赚钱，而s是要为了明白这个世界。
　　（编辑：张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