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美博弈是近两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简称“康波”）是思考中美科技竞争的可行框架。
　　康波被用来描述经济增长的长期波动，时长为40年至60年。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将其作为一个经验规律描述出来，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充实了康波的内容。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经济学中已经取得了共识，比如在索洛增长模型中，技术创新是人均GDP持续提升的唯一源泉，索洛（2010年）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中的75%来源于科技创新。
　　每一轮康波都有一个或者几个代表性的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支柱性行业。有观点将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看作是第五轮康波的代表，它将在2050年左右走向终结。所以，第四轮康波与第五轮康波出现了交错。我们正在形成的新一轮康波算作第六轮。
　　我们认为，创新驱动的康波与世界政治体系变迁的长波有一定的因果逻辑。一般而言，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就是基础性创新的引领者，由于基础性创新具有外部性，外围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在追赶过程中实现收敛。有些历史节点，外围国甚至会赶超中心国家，从而重构世界体系的结构。
　　英国在18世纪末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一轮康波中占绝对领先地位，没有挑战者;第二轮康波中，英国在铁路和炼铁工业中都有领先优势，但美国紧随其后，是唯一的挑战者;第三轮康波的起点是19世纪末，英国在钢铁工业上仍然领先于美国，但在石油、汽车和能源工业方面，英国开始落后于美国。
　　日本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改革使其搭上了第三轮康波的末班车，但实际上是在“补课”，因为纺织和铁路是前两轮康波的创新。后来，又由于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遗憾缺席第三轮康波的创新课程。二战之后，日本一边补课，一边追赶，至上世纪70年代修完过去五轮康波的全部课程，从而成为美国权力的有力挑战者，特别是在汽车和数码电子科技方面。
　　封建制与闭关锁国的中国完完全全地缺席了前三轮康波。清朝晚期开展的洋务运动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由于时间太短，并未建立起中国的工业基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才真正地发展工业。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中国一边补课，一边学习新课程，不仅发展了前三轮康波的代表性工业，第四轮康波也没落下。所以说，中国用40年走了西方国家200年的路，是有根据的，原因就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和后发优势的发挥。至今，中国的工业体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齐备的。所以，中国也被看作是美国霸权的最有力挑战者。这也是中美關系出现转折的大背景。
　　中美博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第六轮康波中的主干创新。每一轮康波都有少量基础性创新，主要分布在能源、资源、动力、交通、信息和通信等，它们是社会各个方面运行的基础设施。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主干创新，就越有可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那么，在正在进行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新中，中国又在什么位置？在前文所提到的第六轮康波的基础性创新中，中国在哪些领域有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的问题的答案。
　　我们认为，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路径可能包括：动力源——从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计算机/互联网到ABC;先行者——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慧医疗、智能服务业平台;新基础设施——从“铁公基”-钢铁-能源到5G、IOT、芯片、算力;被赋能者——传统的能源行业、服务业、消费品行业和装备行业渗透;人力资本——科学家，这是序曲，也贯穿始终;金融支持——强大的资本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
　　无论是从历史逻辑还是从因果逻辑来看，我们都正处在新一轮康波的起点。它将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也就是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大国竞争的关键词是：基础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