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虚作假之风，自古以来为人痛恨。大凡弄虚作假者，或为名，或为利，都很善于揣摩和迎合上司的心理，不惜用各种手段欺上瞒下、售奸谋私。
　　《清宫遗闻》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慈禧想了解一下江浙一带社情民情，而自己又不便下去，于是就假借辅导宫女们养蚕，“命浙省织造选进能养蚕织妇人数名，入内以供顾问”。上令一下，江浙织造紧急召杭湖西府商量对策。他们在熟悉养蚕缫丝的妇女中挑选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的，集中起来专门培训，第一步讲宫廷里的规矩，讲此行关系身家性命的利害，使人人心存敬畏；第二步进行模拟答题训练，“询及物价，当如何陈对”，“询及政情民情，又如何应答”，总之，只能说当局治理有方、世间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之类的假话，而不能讲一点实情。一直训练得“诸人咸唯唯受命”，才送她们进京。可以想见，这些人到了朝廷只会口吐莲花，把老佛爷哄得龙颜大悦，自然少不了对江浙织造的赏赐。
　　按说，虚假的东西再伪装，也难免不露出破绽。慈禧未必不知道看的、听的有假，但又不愿去戳穿，而是陶醉于用假话、假相筑起的海市蜃楼。这也恰恰暴露了清廷統治者喜听“莺歌燕舞”之类的颂歌，下边的官员正是按住了这一命脉，才敢用并不高明的伎俩把老佛爷哄得开心舒坦。
　　当然，也有对弄虚作假缺乏警惕，识不破其伎俩和用心，而受蒙骗上当的。号称清末“三杰”之一的“精明强干大异之人”的左宗棠，也有过被下属所欺骗的教训。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一日私行到某营查阅。营中早知道左大人要来，便预令各营勇，或操作工业，或开垦隙地，或操演阵式。左见之甚喜，赞曰：“这班后生，颇知务本勤业，不愧我血战数十年，教成一班好兵丁矣。”于是，立由该营中擢拔数十人予以不次超棹。后来，这班被提拔的人像“瘟疫”一样，将弄虚作假之风传延开来。待左宗棠明白真相后，对始作俑者作出了革职处理。
　　对于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自然要严肃处理。这是不在话下的。但作为上司对此有没有责任？试想，左宗棠如果不那么自负，自以为“血战数十年，教成一班好兵丁”，而是审视一番真假，比如杀个“回马枪”，亲自下去或派人再去几趟，看看兵丁们到底在干什么，检查一下他们工作、垦地和演阵的实效，不就真相大白了吗？看来，很多时候是官僚主义掩盖了形式主义，助长了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对如出一辙的伎俩，倒是乾隆皇帝头脑清醒且处理得高明。当年，贵州巡抚周人骥给皇上打报告，要求疏通南明河，以便用船把贵州产的铅运出去。几年过去，河修完了，却根本不能行船。周人骥上奏欺骗说：“由新河运铅，实较川江为妥，惟远雇水手，未悉路径，不免浅阻耽延。”乾隆并没有轻易相信，而是派人实地调查，弄清了真相：“一线河流，汹涌直泻，现在巨石满河，船不能行。”朝廷急用的铅仍是“押令苗民，终年负运”。于是，朝廷下令：开河靡费银两，皆由周人骥及其下属官员赔偿；周人骥革职查办，但不得回乡过悠闲日子，派他出资并到庆云县参修城墙，以观后效。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者既丢官又破财，乾隆的制裁手段不失为妙招，值得后世借鉴。
　　有人说，人生在世，有“三碗面”色美而不可做、不可食。一为粉饰的门面，二为造假的场面，三为虚伪的脸面。但有些人在功名利禄的驱使下，铤而走险好食这“三碗面”，其结果可能会蒙骗一时、得势一时，但终究是要露出马脚的，到头来只会落得个千夫所指的骂名。
　　对此，古人亦有精辟论述。清人王豫说过：“名心胜者，必作伪。”说明有名利之欲，必然弄虚作假。《汉书》告诫：“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虚立。”这与诗人屈原所说的“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是同一意思。可见，只有去名利之心，除权位之欲，做到“影无违实之状，名无离实之文”，方能求真务实、破虚去假，渐入“修心守恒，无不成仁”的人生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