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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周汝昌先生是在研究《红楼梦》，不如说他是在续写《红楼梦》的精神——追求爱与美、平等与自由的情怀。
周汝昌先生去世了，一代斯人，终成绝响。
他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特色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笔锋常带感情”。他在青年时代，大胆向胡适先生借抄《红楼梦》孤本，与哥哥二人赶抄下来，使这件罕世之宝，提前面世贡献社会几十年，成为他“新证”中的硬证。另外还有两件曹雪芹生前友人记述的集子，都是他在北京满是灰尘的百年图书仓库里抖搂出来的，发表以后，轰动全球。与其说周汝昌先生是在研究《红楼梦》，不如说他是在续写《红楼梦》的精神——追求爱与美、平等与自由的情怀。
名副其实“红楼痴”
被称为“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的周汝昌先生真可谓是“为芹辛苦见平生”的学人了。周汝昌先生的儿女有时候会抱怨：“问问我爸知道我们生日吗?那肯定不知道，但是他自己考证过曹雪芹的生日是阴历芒种4月26日。每年，都在家里给曹雪芹过生日，给他的排位上香。”
周汝昌先生一生坎坷，二十几岁双耳失聪，仅存微弱听力，后来又因用眼过度，双眼几乎达到失明程度，仅仅靠着右眼0.01的视力，治学数十年。
由于目力不佳，他平日不怎么爱看电视，但写作生活是每天必坚持的。老人不用电脑，他写东西的时候，几乎需要把脸贴到纸上去。周汝昌先生写出来的汉字常常核桃一般大小，有的时候字能够串了行，有的时候字会交叠到一起去。
周汝昌先生多年的写作习惯是自己书写后，由女儿录入成文字，再念给他听，这就算是一套工作的流程了。但后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写出来的字几乎再也无法辨认，只能以口述为主，录成文字再念给他听。有时候他听不明白还要反复念很多次才能定下来。
周汝昌先生是一个脑筋太活跃的人，总在思考，总会往里加东西，他怕别人把他的稿子改了，都注上了拼音。
周汝昌先生说，自己应当最是一个红学的爱好者，应当最是一个痴情着迷《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人了。
回忆自己的红学之路时，周汝昌先生提到了少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也就是他的母亲李彩凤。母亲平时就比较爱好《红楼梦》，他记得母亲当时身边正好有一部古本小说《石头记》，于是少年时的周汝昌就试着自己翻看。
周汝昌先生对石头的喜爱简直让人称奇，他的床上，长年放着一些砚台、玉石之类的东西，睡觉的时候摸着玩。长年的摸索，有些石头都给他摸得圆熟光亮。周汝昌先生还有一块玉石的枕头，多年来就一直枕着它，他说这样能让他脑子更清醒。
他生病不信医生，自己按照《红楼梦》里的方子抓药来吃。说到养生，他一个人独坐时，手绝不闲着，会用左手的大拇指用力按右手的掌心，双手交替。
上世纪50年代初，周汝昌先生受聘任教外文系，单身生活，闲时喜阅世景。传说一天他走到九眼桥头与文里巷，见一个小饭馆挂招牌“潇湘馆”，不禁非常生气，找店主交涉：“潇湘馆”是林妹妹的雅舍，你怎么可以亵渎圣贤呢?店主见他一个教书匠，也不搭理。岂知周先生回校召集学生店前抗议，店主迫于压力只好改挂店招牌。
川大棚屋“证”红楼
周汝昌先生30多岁时，在成都度过了两个整年的岁月。周汝昌先生回忆说：“这只是我这平凡之人生中一个很小的阶段，却经历了不平凡的许多人生体验，有不小的传奇性色彩，至今难忘，说起来饶有意味。”而他在川大完成的《红楼梦新证》，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也奠定了周汝昌在红学上的权威地位，成为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
周汝昌先生于1952年“五一”节到达成都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当时外文系有学生不到10人，周汝昌上课，没有一个缺席。因学生听课热潮，后调归四川大学外文系，他是当时华西大学同仁中唯一一名留在成都者。
“学校当时分配给我的‘梅园’，并无梅树，在北方人看来，那不是土木工程的建筑，而是用竹竿、薄木板等搭起来的一种高级棚屋；作墙的木板不但薄得很，四处都是大缝隙，所以室内外的温度没有多大区别。大约是已入冬季了吧，锦官城尚无寒意。我就在‘梅园’居室的窗下，写《红楼梦新证》。”
“谁料得到：书一出，立刻红了，一连三版，年底共印一万七千册——上世纪50年代之初，学术性著作若达此印数，那简直惊人太甚了!当时牛津已有人叹为奇迹。邓拓曾告诉我，毛泽东看了该书。我不知道他对内容说了什么，但毛曾提到的注释，是《新证》最后几页的内容。全校师生也大为震惊，未料我这多年从事外文的，竟有这样奇书问世!几乎人手一编。只因这本书，我又调回了首都。”
据《周汝昌传》一书记载，女儿周伦玲后来回忆说：“《新证》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周汝昌自述：年近百岁寻找真理真师
我带有自传性的文字已然不少了，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要说明我是一名村童，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家无藏书，从小爱个书本儿却没书可翻，心中由怅惘而感到一种苦闷，甚至可以说是痛苦。我这名村童不知何故，没有与学术打交道的任何条件，却梦想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点学识的人。因此，羡慕有学之人，偶尔碰到一篇与学术有关的文章，便如同得到一份美味佳肴一般，如饥似渴，爱不释手。
我生逢乱世，求学读书的历程可谓百般的坎坷困难。直到而立之年，这才真正地进入了一座有名的学府——燕园。我的“治学”是从这儿才开始的。但是彼时燕园的名师已经都归“隐退”，要想治学，全凭个人摸索，没有真正的指导、引路可言。就是如此，居然也就“治”起“学”来，其结果是学外文而译成了陆机的名作《文赋》；同时，对《红楼梦》曹雪芹的研究已然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这更是盲人瞎马，没有任何指向，没有已定的理想目标……那时我的心情又增加了一份学术饥渴，就是想读名家论学的文章，可是所遇也不很多。
以上是说往事前尘。
今年我已是94岁之人，从70年代两目损伤，读书之缘接近于零，而即使有了一点机会，“看”到的文章大多是以名词概念的堆砌为主要方式，加上一点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往往是一条简单的直线，枯瘠死硬，毫无学术的生机命脉可言。
最近，我“听读”了李泽厚与刘绪源两位先生的问答文章，这是一篇令人拭目之重要文章，看看他们二位的治学、论学，真是通俗而简明，热情而又恳切，他们用不多的篇幅，却告诉了我们如许丰富、透彻的治学、论学的典范示例，这真使我这个从小失学、慕学之人惊喜不已，引用我先师顾随先生爱说的话：“欢喜赞叹，得未曾有!”这篇问答出现在不同报刊，我也反复“听读”了三次，真是受益无穷。
我自己“研红”的历程，大致是由史学考证入手，然后集中花费大力气，在纷纭错乱的不同文本中校定出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曹雪芹的原文手笔文本，不如此则无法对《红楼梦》进行真正的研究。这两个步骤基本上可以算做能够信赖。在此奠基工作之后，我才决定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的崭新命题，此时已经到了80年代的中期了。正像李泽厚先生说他自己的经历那样：《美的历程》问世后，受到的责备、批评非常严厉，但今天来看，那里边的新见解已然成为美学界的常识了。我能体会到这几句话里是包含着多少感慨和诚信。我提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的命题之后，再进一步，我才逐步把自己的目标明确起来，即：我的愿望是把读《红楼梦》的那种无以形容的美加以研究体会、解说；若无这一步骤，那么我几十年来的“研红”工作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可言了。
我的这个愿望初步地表现在《红楼艺术》的后记中，我说曹雪芹作书所追求的、保卫的真目标，应该是真、善、美——这样，虽然很浅薄、很幼稚，但已然表明我的路向是不太错误的。
如今，我幸运地读到李泽厚先生这一段“答问”，这才独坐于我的陋室里长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才找到了真师和真理。
周汝昌先生去世了，一代斯人，终成绝响。
他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特色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笔锋常带感情”。他在青年时代，大胆向胡适先生借抄《红楼梦》孤本，与哥哥二人赶抄下来，使这件罕世之宝，提前面世贡献社会几十年，成为他“新证”中的硬证。另外还有两件曹雪芹生前友人记述的集子，都是他在北京满是灰尘的百年图书仓库里抖搂出来的，发表以后，轰动全球。与其说周汝昌先生是在研究《红楼梦》，不如说他是在续写《红楼梦》的精神——追求爱与美、平等与自由的情怀。
名副其实“红楼痴”
被称为“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的周汝昌先生真可谓是“为芹辛苦见平生”的学人了。周汝昌先生的儿女有时候会抱怨：“问问我爸知道我们生日吗?那肯定不知道，但是他自己考证过曹雪芹的生日是阴历芒种4月26日。每年，都在家里给曹雪芹过生日，给他的排位上香。”
周汝昌先生一生坎坷，二十几岁双耳失聪，仅存微弱听力，后来又因用眼过度，双眼几乎达到失明程度，仅仅靠着右眼0.01的视力，治学数十年。
由于目力不佳，他平日不怎么爱看电视，但写作生活是每天必坚持的。老人不用电脑，他写东西的时候，几乎需要把脸贴到纸上去。周汝昌先生写出来的汉字常常核桃一般大小，有的时候字能够串了行，有的时候字会交叠到一起去。
周汝昌先生多年的写作习惯是自己书写后，由女儿录入成文字，再念给他听，这就算是一套工作的流程了。但后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写出来的字几乎再也无法辨认，只能以口述为主，录成文字再念给他听。有时候他听不明白还要反复念很多次才能定下来。
周汝昌先生是一个脑筋太活跃的人，总在思考，总会往里加东西，他怕别人把他的稿子改了，都注上了拼音。
周汝昌先生说，自己应当最是一个红学的爱好者，应当最是一个痴情着迷《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人了。
回忆自己的红学之路时，周汝昌先生提到了少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也就是他的母亲李彩凤。母亲平时就比较爱好《红楼梦》，他记得母亲当时身边正好有一部古本小说《石头记》，于是少年时的周汝昌就试着自己翻看。
周汝昌先生对石头的喜爱简直让人称奇，他的床上，长年放着一些砚台、玉石之类的东西，睡觉的时候摸着玩。长年的摸索，有些石头都给他摸得圆熟光亮。周汝昌先生还有一块玉石的枕头，多年来就一直枕着它，他说这样能让他脑子更清醒。
他生病不信医生，自己按照《红楼梦》里的方子抓药来吃。说到养生，他一个人独坐时，手绝不闲着，会用左手的大拇指用力按右手的掌心，双手交替。
上世纪50年代初，周汝昌先生受聘任教外文系，单身生活，闲时喜阅世景。传说一天他走到九眼桥头与文里巷，见一个小饭馆挂招牌“潇湘馆”，不禁非常生气，找店主交涉：“潇湘馆”是林妹妹的雅舍，你怎么可以亵渎圣贤呢?店主见他一个教书匠，也不搭理。岂知周先生回校召集学生店前抗议，店主迫于压力只好改挂店招牌。
川大棚屋“证”红楼
周汝昌先生30多岁时，在成都度过了两个整年的岁月。周汝昌先生回忆说：“这只是我这平凡之人生中一个很小的阶段，却经历了不平凡的许多人生体验，有不小的传奇性色彩，至今难忘，说起来饶有意味。”而他在川大完成的《红楼梦新证》，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也奠定了周汝昌在红学上的权威地位，成为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
周汝昌先生于1952年“五一”节到达成都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当时外文系有学生不到10人，周汝昌上课，没有一个缺席。因学生听课热潮，后调归四川大学外文系，他是当时华西大学同仁中唯一一名留在成都者。
“学校当时分配给我的‘梅园’，并无梅树，在北方人看来，那不是土木工程的建筑，而是用竹竿、薄木板等搭起来的一种高级棚屋；作墙的木板不但薄得很，四处都是大缝隙，所以室内外的温度没有多大区别。大约是已入冬季了吧，锦官城尚无寒意。我就在‘梅园’居室的窗下，写《红楼梦新证》。”
“谁料得到：书一出，立刻红了，一连三版，年底共印一万七千册——上世纪50年代之初，学术性著作若达此印数，那简直惊人太甚了!当时牛津已有人叹为奇迹。邓拓曾告诉我，毛泽东看了该书。我不知道他对内容说了什么，但毛曾提到的注释，是《新证》最后几页的内容。全校师生也大为震惊，未料我这多年从事外文的，竟有这样奇书问世!几乎人手一编。只因这本书，我又调回了首都。”
据《周汝昌传》一书记载，女儿周伦玲后来回忆说：“《新证》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周汝昌自述：年近百岁寻找真理真师
我带有自传性的文字已然不少了，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要说明我是一名村童，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家无藏书，从小爱个书本儿却没书可翻，心中由怅惘而感到一种苦闷，甚至可以说是痛苦。我这名村童不知何故，没有与学术打交道的任何条件，却梦想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点学识的人。因此，羡慕有学之人，偶尔碰到一篇与学术有关的文章，便如同得到一份美味佳肴一般，如饥似渴，爱不释手。
我生逢乱世，求学读书的历程可谓百般的坎坷困难。直到而立之年，这才真正地进入了一座有名的学府——燕园。我的“治学”是从这儿才开始的。但是彼时燕园的名师已经都归“隐退”，要想治学，全凭个人摸索，没有真正的指导、引路可言。就是如此，居然也就“治”起“学”来，其结果是学外文而译成了陆机的名作《文赋》；同时，对《红楼梦》曹雪芹的研究已然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这更是盲人瞎马，没有任何指向，没有已定的理想目标……那时我的心情又增加了一份学术饥渴，就是想读名家论学的文章，可是所遇也不很多。
以上是说往事前尘。
今年我已是94岁之人，从70年代两目损伤，读书之缘接近于零，而即使有了一点机会，“看”到的文章大多是以名词概念的堆砌为主要方式，加上一点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往往是一条简单的直线，枯瘠死硬，毫无学术的生机命脉可言。
最近，我“听读”了李泽厚与刘绪源两位先生的问答文章，这是一篇令人拭目之重要文章，看看他们二位的治学、论学，真是通俗而简明，热情而又恳切，他们用不多的篇幅，却告诉了我们如许丰富、透彻的治学、论学的典范示例，这真使我这个从小失学、慕学之人惊喜不已，引用我先师顾随先生爱说的话：“欢喜赞叹，得未曾有!”这篇问答出现在不同报刊，我也反复“听读”了三次，真是受益无穷。
我自己“研红”的历程，大致是由史学考证入手，然后集中花费大力气，在纷纭错乱的不同文本中校定出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曹雪芹的原文手笔文本，不如此则无法对《红楼梦》进行真正的研究。这两个步骤基本上可以算做能够信赖。在此奠基工作之后，我才决定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的崭新命题，此时已经到了80年代的中期了。正像李泽厚先生说他自己的经历那样：《美的历程》问世后，受到的责备、批评非常严厉，但今天来看，那里边的新见解已然成为美学界的常识了。我能体会到这几句话里是包含着多少感慨和诚信。我提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的命题之后，再进一步，我才逐步把自己的目标明确起来，即：我的愿望是把读《红楼梦》的那种无以形容的美加以研究体会、解说；若无这一步骤，那么我几十年来的“研红”工作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可言了。
我的这个愿望初步地表现在《红楼艺术》的后记中，我说曹雪芹作书所追求的、保卫的真目标，应该是真、善、美——这样，虽然很浅薄、很幼稚，但已然表明我的路向是不太错误的。
如今，我幸运地读到李泽厚先生这一段“答问”，这才独坐于我的陋室里长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才找到了真师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