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冬，我正在北京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后，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当老师把我带进教室时，有人拍桌子，有人起哄，昏暗中，那些眼睛和牙齿闪亮。
　　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香火难以为继，后改成小学。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1965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
　　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记得那段子叫《乱形容》，先在收音机听过，后来从《曲艺》杂志上找到原本，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背得滚瓜烂熟。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
　　登上操场讲台，我头皮发麻，腿肚转筋。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了我喘气的机会。我心中默念：“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果然灵验，我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一周内，我成了全校名人，无数目光迎来送往。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闹心。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有失落，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时间之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站在讲台上，我先默念“西瓜地经”，然后直着嗓门高喊：“时间啊——”
　　在四年级作文课上，我写下第一首诗，那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几首诗拼凑成的，都是些大词儿，比如“历史的车轮向前”“帝国主义走狗”“螳臂当车”“共产主义明天”……这恐怕受到高士其的“时间观”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代价，首先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主要是“精神聚餐”。一种流行说法是，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苏联老大哥”用火车运走了。大家愤愤然，摩拳擦掌——且慢，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
　　为改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在操场放养。一下课，这两头猪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它们被撵着满处跑，跳栏翻墙，瘦成皮包骨，两眼凶光，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从猪眼中看，人类全疯了：只要钟声响起，他们从门窗一拥而出，扑将过来，一个个面目狰狞，眼睛发绿，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
　　我第一个班主任是李老师。他每天早上从我家楼下准时穿过，那橐橐的皮鞋声，从纷杂的脚步中脱颖而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他又瘦又高，肤色黎黑，一脸严肃，讲话时喉结翻滚；他身穿洗旧的蓝制服，领口总是扣得严严的，黑皮鞋擦得锃亮。由于经常伤风，他动不动从裤兜掏出大手帕，嗤嗤擤鼻子，或随地吐痰（但从不在教室）。要说他吐痰，那姿势优雅无比：扭头不弯腰，嘴歪眼向前——呸！
　　在枯燥的课文之间，他经常穿插些警世的小故事——
　　有个败家子，平日爱吃肉包子，但总是把褶角咬下来扔掉，被隔壁老先生拾起收好。后家道中落，他一夜成了叫花子。有一天乞讨到邻居门下，老先生拿出个口袋给他，其中都是包子褶角，他边吃边感叹道，天下竟有如此美味。老先生说，这都是当年你扔的……说到此，李老师意味深长地提高调门，扫视全班。可惜那年头我们既无家可败，更无肉包子可吃。
　　上五年级，铸钟换成电铃，班主任也换成董静波老师。她齐脖根短发，戴眼镜，身穿两排扣的列宁女装，既文雅又干净利索。她总是笑眯眯的，至少对我如此。我的作文总是被当成范文，显然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爱上语文课，文字比算术让我更有信心。由于练书法，我的钢笔字带有颜体的力道，也深得董老师的赏识，当着全班同学夸奖。我的天空豁然开朗明亮。
　　多年后，我在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序言写道：“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
　　我在课堂上经常梦游，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董老师会用善意的方式唤醒我，比如，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把我引回到现实中来。“完全正确，赵振开，”她挥着教鞭说，“请同学们不要开小差。”
　　在小学升中学的全市统考中，董老师负责监考。教室里静得可怕，除了刷刷的书写声，就是屋顶上麻雀的喧闹。我舒了口气，为语文题的简单而暗自得意。
　　在改错字一栏有“极积”两字，我的目光停顿了一下，又滑了过去。正好董老师从我身边经过，我能感到她的目光的压力。她拍了拍我的课桌，转身对大家说：“同学们，别粗心，交卷前再好好检查一遍。”显然，董老师这话是冲我来的。我认真检查了一遍，肯定没错，便提前交了考卷。
　　因为“极积”，我差两分没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四中。
　　附注：北岛：1949年生，诗人，本名赵振开，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代表作有《回答》《结局或开始》《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