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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狗妈妈”搂着狗儿子看春晚，窗外爆竹声声，一开始，狗儿子兴奋地上蹿下跳，“狗妈妈”很高兴：“儿子，过年喽，开心吧？”但没过多久，“狗妈妈”发现狗狗从亢奋变成了狂躁，显然是被鞭炮声吓着了。“别怕，宝宝，妈妈抱抱。”“狗妈妈”怜爱地抱起狗狗，试图安慰它，可怀里的宝贝一改往日的乖巧，一口咬伤“狗妈妈”的鼻子，鲜血直流……
请注意，这并不是故事。
每年春节期间，医院里都会收治不少被自己的宠物狗咬伤的患者，今年的除夕夜，上海浦东新区浦南医院收治了33名这样的病人，年纪从一两岁到八十岁不等，但都是宠物狗的主人和家人。
暗自揣度，这些被咬伤的狗主人，内心一定十分纠结：我那么爱你，你却伤害我；我把你当做家庭成员，但你却要证明你分明与我不是同一个物种。
随着城市家庭中宠物犬越来越多，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从数万年前由灰狼驯化为狗，再到今天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狗，一直在改变，就像整个世界因为人类文明而时刻在发生改变一样。但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一点，我们以为狗天生就是狗，而不是一种为了人而改变天性的动物。
我们今天认真讨论狗，因为它不仅是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也因为，它的遭遇，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社会的变化、人的价值观的变化，甚至，我们从它的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隐秘之处。
“落后”的盟友
城市里，爱狗的人和怕狗的人简直像来自两个世界。因为彼此的不解，当各种爱狗、救狗的故事发生时，怕狗人常用一个问题拷问对方：世界上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们为什么眼睛里只有这些狗？
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是：狗的生命价值低于人——当然，这个逻辑是爱狗人完全不能接受的。其实，只需要时光倒转100年，当世界上大多数社会还熟悉农耕或游牧生活，以上的争论可能就会小一些。在那样的社会里，狗是人的盟友，它们有自己的“工作”，看家护院或者上山打猎，而不是今天“游手好闲”的宠物。
狗，是被人“制造出来”的动物。
作为一种被人们驯化并不断改良的非自然物种，狗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为了满足人类探索自然的需求。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它们游走于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之间，成为了人类的盟友，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的一种有力工具。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狗的工具性逐渐被人类日益强大的科技力量所取代，它们中的大多数，面临着从盟友到宠物的身份转变。人们在自然界中建立村落，再由村落迈入城市化的過程，使得狗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多少显得有些尴尬。
不能否认，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步伐的加快，狗作为古代社会中凭借自身先天优势与人类协作的伴侣，要跟上这样的步伐，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在无法大规模协助人类生产的背景下，要继续成为伴侣，更多的亦只能靠人类对其的情感作为支撑与纽带。
今天的动物保护组织，在宣传理念上，已经有意无意地将狗放在了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你可以不爱我，但请别伤害我。”“我的生命只有十到十五年，选择我请对我负责。”这样的标语表明，现代社会，狗在自然界中一些优于人类的先天优势，已渐渐消弱。
以城市为主要载体的人类社会，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太适合其他物种生存。
当人们不再靠狩猎为生，不再需要狗矫健的四肢为其追捕猎物；当“治安基本靠狗”成为一句对落后地区无治安保障体系的调侃，狗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也逐渐从盟友、伙伴转化成以动物和食物为主。在一些北方城市，至今仍有很多以狗肉为特色的餐饮场所。
诚然，食狗文化并不是今天才有。据《周礼·秋官疏》中的记载：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由此可见，自有史可考以来，狗对于人的利用价值，便十分多元。起码在周朝，狗就被划分出三种职能，一种用于田间狩猎，一种用于看家护院，还有一种不幸沦为人们的口中食。而从《史记》中一句“狡兔死，走狗烹”也可以看出，这三种狗在职能划分上也并非泾渭分明，很难说，传统工作职能的丧失，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狗沦为人类盘中餐的比例。
虽然在中国的古话中，亦有“英雄每多屠狗辈”的观点，认为似聂政、樊哙这样的大义之人，往往出身市井，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生活，让他们性情豪放、快意恩仇。但按照今天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动物保护团体的观点，屠杀、食用狗这种伴侣性动物，却是一个民族落后的体现。因此，人食狗的矛盾，其实更多表现为食狗者、屠狗者与爱狗人士间的矛盾。
狗狗“占领”城市
当年的盟友变成了宠物，尽管角色改变，但并不影响作为宠物的狗狗们成功地“占领”城市。
“我记得大概在2002年时候，北京梨园狗市还只是几个稀稀拉拉的摊点，有人在路边铺上块板子，上面随便放两只狗，就开始卖了。后来，到那里逛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即使不买，也喜欢去看看。那时没有限养政策，很多人生活质量提高后，开始有了养狗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梨园狗市很快从一个在路边随意摆摊的雏形，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占地几千平方米，包括多家宠物门市店、各类犬种展示区和训练场地的超大型宠物市场。”《狗迷》杂志主编张琳说，“由此就可以看出，宠物行业在那几年中的繁荣景象。”
张琳告诉记者，2000年以前，国人饲养宠物犬，主要以京巴为主，受清朝宫廷贵族们的影响，当时国人对宠物犬的喜好，大部分还只局限于这种体形较小、外表酷似狮子的北京犬。
但在2000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博美、约克夏、雪纳瑞之类的小型犬逐渐被人们熟知，爱狗人发现，原来作为观赏用的小型犬，还有如此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品种。
2004年到2006年间，国内迎来了饲养宠物犬的高峰，这期间，更多的犬种进入了国人的视野，除小型犬外，黄金寻回猎犬、拉布拉多犬、萨摩耶、苏格兰牧羊犬等在当时看来比较稀有的大型犬只也逐渐成为国内宠物犬的主流趋势，一些年轻的养狗人士，甚至把饲养稀有犬种，当做标榜个性的行为。与此同时，围绕着宠物而产生的各种消费行业，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 但在几年的发烧期过后，人们很快发现了一些犬种在城市饲养中的问题。一位接受采访的北京养狗人士告诉记者，自己曾在2005年时买了一条阿拉斯加雪橇犬，作为伴侣宠物。当时觉得这种狗很酷，牵出去十分拉风。当时买这条狗时，自己还一度取笑母亲养的京巴，认为京巴代表着过时，养京巴的人都好土。
“大概是五六个月之后吧，我就开始意识到养阿拉斯加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随着这条狗的体形越长越大，不仅是惊人的食量让我无法承受，每天出去遛狗更成了梦魇。”据此人讲述，后来考虑到阿拉斯加犬成年后，体重要达到约60公斤，自己有些害怕了。当时出于无奈，也曾一度把这条狗带到宠物市场去卖，但一般来讲，像阿拉斯加这样的大型犬，一旦被养到4个月以上，便很少有人愿意再接手。“当时曾有做肉狗生意的人跟我聊，想按体重收我这条狗，我拿它当宠物、当朋友，怎么能舍得将它卖给狗肉馆？”后来狗被送给乡下的远房亲戚。
专宠趋理性
其实，为了适应人类的城市化生活，无论是狗还是人，都作出了努力。
“2006年之后，国人对于各种犬种的追逐，开始变得趋于理性。例如一些小型犬种天性喜欢吠叫，这在城市生活中是一大致命弱点，会导致鄰里间的摩擦；而一些大型犬在城市空间紧缺的背景下，也面临着无法满足其运动量的问题。”
从遗传学上讲，一些犬类由于基因问题而导致的疾病也是人们在选择狗种上取舍的关键。如：可卡犬在基因上容易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各种皮肤病；腊肠犬一类的长身犬类，往往在老年时会发生脊柱类腰椎疾病；而黄金类犬一类的大型犬，则由于钙质流失严重，容易患有关节性疾病等等。
张琳表示，如果说新世纪伊始时，人们选择养犬多半源于流行消费的冲动，那么2006年后，人们则对犬种的选择慢慢趋于理性，冲动期过后，养狗人士开始更看重狗种的基因特性，而非外貌。
时至今日，迷你型贵宾、雪纳瑞等体形较小的犬，开始在逐渐趋于平稳的宠物市场中，成为了长期的流行趋势。这与它们先天不易掉毛、智商较高具有较强的可驯性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一些大城市颁布的大型犬限养政策，和城市中紧张的空间资源，也使它们更容易被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所接纳。
但人与狗的矛盾却仍旧时有发生，养狗人与不养狗人之间的摩擦，亦是矛盾的集中点。
2010年，曾有媒体报道，在北京市某小区中，曾有人将大头针放入碎肉中，放在社区里经常有人遛狗的地方，故意残害路过捡食的犬类。该报道一出，立刻在养狗人士中引起轩然大波。
除了随处便溺之外，狗吠叫、流浪狗伤人，以及对大型犬的惧怕，都是导致狗在城市生活中不被接纳的原因。
针对这样的矛盾，张琳也坦言，目前国内对于犬类饲养，的确缺乏有效管理。
“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与犬之所以能和谐相处，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关部门对养犬人的规范和约束。这种约束可以具体到，对不办理养犬手续的人，一经发现，便处以相应金额的罚款，并勒令其马上办理手续；对抛弃宠物的人，除了要处以罚款外，还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取消其养狗资格；另外，对于养犬扰民、不打扫宠物便溺和虐待宠物等一些情况，条款里的处罚规定得也十分明确。”张琳表示，这样的条款会让人们在考虑养狗时三思而行，尽管可能会造成城市养犬数量的降低，但同时也会提高养犬人的整体素质，筛除一部分不符合条件的养犬者，总体上看，也是一件好事。
怎样管狗
狗与人共同生活在城市里，也需要遵守城市的规则，但缺少管狗经验的城市管理机构，常常遭遇麻烦。
2006年北京市颁布的大型犬限养令，规定每户限养一犬且犬只体长不得超过35厘米，规定激起众多养犬人发起维护养狗权的游行。虽然维权行为并未改变政府方的限养政策，但据一些养狗人透露，由于狗主们的抗议，这条限养政策在后来并未被严格执行，直至目前，对于限养一事，北京都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
但限养政策还是对宠物行业有所打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改变了狗主们的想法，狗主们意识到，自己的狗要想继续养下去，起码要做到不扰民。
谈到35厘米的限养条件，张琳表示：“我可以理解政府基于大型犬伤人的顾虑，但另一方面，我只能说，制定这条政策的人，根本不懂狗。狗伤人的概率，应该按照犬种特性来划分，而不是按照体形大小来划分。有些大型犬性格十分温顺，伤人概率很低，同样，一些体形较小的犬类，却极易因为缺乏安全感，而表现出对人的攻击行为。”
“藏獒、苏联红一类比较凶猛、具有较强攻击性的犬种，我个人也觉得不适合在市区饲养。即便是在欧美等国家，表现出攻击性的犬种也是被禁止的。据我所知，美国在打击黑市斗狗时，对于解救出的斗犬，都要请来专业组织对它们的性格进行评估，有些犬类攻击性低，可以考虑安排它们被领养，而对于一些不适合做伴侣犬的凶猛犬种，则要统一对它们实行安乐死。”在张琳看来，中国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评估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按照体形来一刀切。
另外，谈及政府对犬类的户籍管理问题，张琳则提出，每年北京收取的狗证费用，已经到了可数以亿计的地步。在这部分费用中，扣除一些疫苗的接种费用、狗证及芯片的成本，剩余钱款的去向也很不透明。“至少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政府部门收了钱之后，有为养犬者提供相应服务。其实很多养犬矛盾，都可以通过政府服务来化解，比如在社区中定点修建狗厕所，通过张贴海报等宣讲形式，灌输健康的养犬观念，为初次养犬者提供训犬手册，以及雇人专门清理便溺等。”采访中张琳坦言，哪怕政府将收取的费用拿出十分之一，投入到养犬服务中，对养犬人和非养犬人来说，都将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请注意，这并不是故事。
每年春节期间，医院里都会收治不少被自己的宠物狗咬伤的患者，今年的除夕夜，上海浦东新区浦南医院收治了33名这样的病人，年纪从一两岁到八十岁不等，但都是宠物狗的主人和家人。
暗自揣度，这些被咬伤的狗主人，内心一定十分纠结：我那么爱你，你却伤害我；我把你当做家庭成员，但你却要证明你分明与我不是同一个物种。
随着城市家庭中宠物犬越来越多，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从数万年前由灰狼驯化为狗，再到今天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狗，一直在改变，就像整个世界因为人类文明而时刻在发生改变一样。但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一点，我们以为狗天生就是狗，而不是一种为了人而改变天性的动物。
我们今天认真讨论狗，因为它不仅是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也因为，它的遭遇，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社会的变化、人的价值观的变化，甚至，我们从它的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隐秘之处。
“落后”的盟友
城市里，爱狗的人和怕狗的人简直像来自两个世界。因为彼此的不解，当各种爱狗、救狗的故事发生时，怕狗人常用一个问题拷问对方：世界上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们为什么眼睛里只有这些狗？
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是：狗的生命价值低于人——当然，这个逻辑是爱狗人完全不能接受的。其实，只需要时光倒转100年，当世界上大多数社会还熟悉农耕或游牧生活，以上的争论可能就会小一些。在那样的社会里，狗是人的盟友，它们有自己的“工作”，看家护院或者上山打猎，而不是今天“游手好闲”的宠物。
狗，是被人“制造出来”的动物。
作为一种被人们驯化并不断改良的非自然物种，狗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为了满足人类探索自然的需求。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它们游走于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之间，成为了人类的盟友，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的一种有力工具。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狗的工具性逐渐被人类日益强大的科技力量所取代，它们中的大多数，面临着从盟友到宠物的身份转变。人们在自然界中建立村落，再由村落迈入城市化的過程，使得狗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多少显得有些尴尬。
不能否认，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步伐的加快，狗作为古代社会中凭借自身先天优势与人类协作的伴侣，要跟上这样的步伐，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在无法大规模协助人类生产的背景下，要继续成为伴侣，更多的亦只能靠人类对其的情感作为支撑与纽带。
今天的动物保护组织，在宣传理念上，已经有意无意地将狗放在了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你可以不爱我，但请别伤害我。”“我的生命只有十到十五年，选择我请对我负责。”这样的标语表明，现代社会，狗在自然界中一些优于人类的先天优势，已渐渐消弱。
以城市为主要载体的人类社会，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太适合其他物种生存。
当人们不再靠狩猎为生，不再需要狗矫健的四肢为其追捕猎物；当“治安基本靠狗”成为一句对落后地区无治安保障体系的调侃，狗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也逐渐从盟友、伙伴转化成以动物和食物为主。在一些北方城市，至今仍有很多以狗肉为特色的餐饮场所。
诚然，食狗文化并不是今天才有。据《周礼·秋官疏》中的记载：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由此可见，自有史可考以来，狗对于人的利用价值，便十分多元。起码在周朝，狗就被划分出三种职能，一种用于田间狩猎，一种用于看家护院，还有一种不幸沦为人们的口中食。而从《史记》中一句“狡兔死，走狗烹”也可以看出，这三种狗在职能划分上也并非泾渭分明，很难说，传统工作职能的丧失，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狗沦为人类盘中餐的比例。
虽然在中国的古话中，亦有“英雄每多屠狗辈”的观点，认为似聂政、樊哙这样的大义之人，往往出身市井，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生活，让他们性情豪放、快意恩仇。但按照今天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动物保护团体的观点，屠杀、食用狗这种伴侣性动物，却是一个民族落后的体现。因此，人食狗的矛盾，其实更多表现为食狗者、屠狗者与爱狗人士间的矛盾。
狗狗“占领”城市
当年的盟友变成了宠物，尽管角色改变，但并不影响作为宠物的狗狗们成功地“占领”城市。
“我记得大概在2002年时候，北京梨园狗市还只是几个稀稀拉拉的摊点，有人在路边铺上块板子，上面随便放两只狗，就开始卖了。后来，到那里逛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即使不买，也喜欢去看看。那时没有限养政策，很多人生活质量提高后，开始有了养狗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梨园狗市很快从一个在路边随意摆摊的雏形，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占地几千平方米，包括多家宠物门市店、各类犬种展示区和训练场地的超大型宠物市场。”《狗迷》杂志主编张琳说，“由此就可以看出，宠物行业在那几年中的繁荣景象。”
张琳告诉记者，2000年以前，国人饲养宠物犬，主要以京巴为主，受清朝宫廷贵族们的影响，当时国人对宠物犬的喜好，大部分还只局限于这种体形较小、外表酷似狮子的北京犬。
但在2000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博美、约克夏、雪纳瑞之类的小型犬逐渐被人们熟知，爱狗人发现，原来作为观赏用的小型犬，还有如此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品种。
2004年到2006年间，国内迎来了饲养宠物犬的高峰，这期间，更多的犬种进入了国人的视野，除小型犬外，黄金寻回猎犬、拉布拉多犬、萨摩耶、苏格兰牧羊犬等在当时看来比较稀有的大型犬只也逐渐成为国内宠物犬的主流趋势，一些年轻的养狗人士，甚至把饲养稀有犬种，当做标榜个性的行为。与此同时，围绕着宠物而产生的各种消费行业，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 但在几年的发烧期过后，人们很快发现了一些犬种在城市饲养中的问题。一位接受采访的北京养狗人士告诉记者，自己曾在2005年时买了一条阿拉斯加雪橇犬，作为伴侣宠物。当时觉得这种狗很酷，牵出去十分拉风。当时买这条狗时，自己还一度取笑母亲养的京巴，认为京巴代表着过时，养京巴的人都好土。
“大概是五六个月之后吧，我就开始意识到养阿拉斯加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随着这条狗的体形越长越大，不仅是惊人的食量让我无法承受，每天出去遛狗更成了梦魇。”据此人讲述，后来考虑到阿拉斯加犬成年后，体重要达到约60公斤，自己有些害怕了。当时出于无奈，也曾一度把这条狗带到宠物市场去卖，但一般来讲，像阿拉斯加这样的大型犬，一旦被养到4个月以上，便很少有人愿意再接手。“当时曾有做肉狗生意的人跟我聊，想按体重收我这条狗，我拿它当宠物、当朋友，怎么能舍得将它卖给狗肉馆？”后来狗被送给乡下的远房亲戚。
专宠趋理性
其实，为了适应人类的城市化生活，无论是狗还是人，都作出了努力。
“2006年之后，国人对于各种犬种的追逐，开始变得趋于理性。例如一些小型犬种天性喜欢吠叫，这在城市生活中是一大致命弱点，会导致鄰里间的摩擦；而一些大型犬在城市空间紧缺的背景下，也面临着无法满足其运动量的问题。”
从遗传学上讲，一些犬类由于基因问题而导致的疾病也是人们在选择狗种上取舍的关键。如：可卡犬在基因上容易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各种皮肤病；腊肠犬一类的长身犬类，往往在老年时会发生脊柱类腰椎疾病；而黄金类犬一类的大型犬，则由于钙质流失严重，容易患有关节性疾病等等。
张琳表示，如果说新世纪伊始时，人们选择养犬多半源于流行消费的冲动，那么2006年后，人们则对犬种的选择慢慢趋于理性，冲动期过后，养狗人士开始更看重狗种的基因特性，而非外貌。
时至今日，迷你型贵宾、雪纳瑞等体形较小的犬，开始在逐渐趋于平稳的宠物市场中，成为了长期的流行趋势。这与它们先天不易掉毛、智商较高具有较强的可驯性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一些大城市颁布的大型犬限养政策，和城市中紧张的空间资源，也使它们更容易被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所接纳。
但人与狗的矛盾却仍旧时有发生，养狗人与不养狗人之间的摩擦，亦是矛盾的集中点。
2010年，曾有媒体报道，在北京市某小区中，曾有人将大头针放入碎肉中，放在社区里经常有人遛狗的地方，故意残害路过捡食的犬类。该报道一出，立刻在养狗人士中引起轩然大波。
除了随处便溺之外，狗吠叫、流浪狗伤人，以及对大型犬的惧怕，都是导致狗在城市生活中不被接纳的原因。
针对这样的矛盾，张琳也坦言，目前国内对于犬类饲养，的确缺乏有效管理。
“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与犬之所以能和谐相处，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关部门对养犬人的规范和约束。这种约束可以具体到，对不办理养犬手续的人，一经发现，便处以相应金额的罚款，并勒令其马上办理手续；对抛弃宠物的人，除了要处以罚款外，还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取消其养狗资格；另外，对于养犬扰民、不打扫宠物便溺和虐待宠物等一些情况，条款里的处罚规定得也十分明确。”张琳表示，这样的条款会让人们在考虑养狗时三思而行，尽管可能会造成城市养犬数量的降低，但同时也会提高养犬人的整体素质，筛除一部分不符合条件的养犬者，总体上看，也是一件好事。
怎样管狗
狗与人共同生活在城市里，也需要遵守城市的规则，但缺少管狗经验的城市管理机构，常常遭遇麻烦。
2006年北京市颁布的大型犬限养令，规定每户限养一犬且犬只体长不得超过35厘米，规定激起众多养犬人发起维护养狗权的游行。虽然维权行为并未改变政府方的限养政策，但据一些养狗人透露，由于狗主们的抗议，这条限养政策在后来并未被严格执行，直至目前，对于限养一事，北京都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
但限养政策还是对宠物行业有所打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改变了狗主们的想法，狗主们意识到，自己的狗要想继续养下去，起码要做到不扰民。
谈到35厘米的限养条件，张琳表示：“我可以理解政府基于大型犬伤人的顾虑，但另一方面，我只能说，制定这条政策的人，根本不懂狗。狗伤人的概率，应该按照犬种特性来划分，而不是按照体形大小来划分。有些大型犬性格十分温顺，伤人概率很低，同样，一些体形较小的犬类，却极易因为缺乏安全感，而表现出对人的攻击行为。”
“藏獒、苏联红一类比较凶猛、具有较强攻击性的犬种，我个人也觉得不适合在市区饲养。即便是在欧美等国家，表现出攻击性的犬种也是被禁止的。据我所知，美国在打击黑市斗狗时，对于解救出的斗犬，都要请来专业组织对它们的性格进行评估，有些犬类攻击性低，可以考虑安排它们被领养，而对于一些不适合做伴侣犬的凶猛犬种，则要统一对它们实行安乐死。”在张琳看来，中国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评估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按照体形来一刀切。
另外，谈及政府对犬类的户籍管理问题，张琳则提出，每年北京收取的狗证费用，已经到了可数以亿计的地步。在这部分费用中，扣除一些疫苗的接种费用、狗证及芯片的成本，剩余钱款的去向也很不透明。“至少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政府部门收了钱之后，有为养犬者提供相应服务。其实很多养犬矛盾，都可以通过政府服务来化解，比如在社区中定点修建狗厕所，通过张贴海报等宣讲形式，灌输健康的养犬观念，为初次养犬者提供训犬手册，以及雇人专门清理便溺等。”采访中张琳坦言，哪怕政府将收取的费用拿出十分之一，投入到养犬服务中，对养犬人和非养犬人来说，都将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