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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法治的不断健全，农民工群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关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一方面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一方面却仍然面临着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在追索劳动报酬表现更为突出。本文试用有限文字简要描述当前濮阳市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特征和形成原因，并就如何从法律角度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一、主要特征
（1）多发生于建筑行业。
（2）以3人以上的农民工群体性案件居多。
（3）拖欠主体大多为包工头个人，除个别发包、分包单位未与实际承包人结清工程款外，多数发包、分包人已与包工头清算了有关款项。
（4）欠薪数额不等，其中最多的将近3万元，最少的不足千元，但由于人数较多，欠薪总额较大，仅濮阳市法律援助中心今年第一季度接待过程中遇到的就约有300万元。
（5）周期性爆发强，一般集中于每年的春节前，平时此类纠纷数量一般，但临近春节会明显增多。
二、反映出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拖欠劳动报酬问题，尤其是“建筑业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呈现“常态化”。虽然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强，濮阳市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已明显好转，但现状依然需要引起重视。
二是追索劳动报酬虽备受关注，实践中却难以妥善解决。一方面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媒体广泛关注，一方面却很难及时、足额帮助农民工拿到工资，也未能从根本上杜绝大范围拖欠工资的问题发生。
对于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
（1）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呈现“常态化”的理解。我市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巨额投资为前提的大型项目持续增长，日常用工量即参与建设的工人数量不断提升，但个别发包单位拖欠工程款、部分承包单位为规避用人及垫资风险而进行的层层违法分包、最底层包工头偿付能力不足、一线工人的工资在年底结算的不良习惯、工资保障金制度落实不力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农民工工资缺乏有效支付保障的潜在风险。
（2）关于讨薪问题“难以妥善解决”的理解。通常，农民工讨薪的方法一般有三个：一是与包工头、发包企业等协商解决；二是从工资保障金中得到支付，或通过劳动监察部门的行政执法干预进行解决；三是走诉讼途径。
对于方法一，既然形成了讨薪现状，基本都是已经无法靠协商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方法二，工资保障金制度的落实情况与现实需要有很大偏差，可能表现为保障金金额不足、保障金支付审查程序过于复杂等。对于方法三，农民工打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背井离乡”，尤其是发生于外地的纠纷，居住地和司法机关管辖地往往相距较远，跨地域讨薪诉讼不仅周期长、效率低，而且诉讼成本相对于需要追回的工资数额却显得过高。
而且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农民工被欠薪的尴尬局面，欠薪者需要承受的违法成本却低到可以忽略的地步。
三、对策建议
（1）有效改进现行临时用工机制。用工量的激增导致建筑企业不能完全解决用工问题，而且建筑行业的业务量也是时多时少，所以建筑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实践中很少直接大量使用工人，多是分包给多个包工头，再由包工头雇佣工人，这就形成了建筑企业、包工头、工人三个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系。而且在实际运作中，都是由建筑企业将承包款支付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支付给工人，但建筑企业与包工头的结算一般都是按年度或是按工程进度，所以承包款的到位和工资的支付需求存在时间差，偿付能力有限的包工头不愿意或是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在承包款到位前垫付工资，所以工人工资的拖欠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因此每年的年底讨薪尤其是集体讨薪，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日常性欠薪的积累，而非仅在年底才突然出现。
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改进现行的用工模式着手，全面推行能够妥善解决非长期性、非稳定性用工问题的劳务派遣制度，逐步杜绝“包工头”这一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特殊存在，在避免给实际用工单位增加不必要的用工成本的同时，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强化有关部门行政职责的落实。当诉讼无法承载当前讨薪及时、便捷、高效的工作需要的时候，行政手段有必要得到有效加强。可从妥善实施工资保障金制度、简化支付程序着手，同时进一步发挥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职责，加强对欠薪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查处力度。
（3）亟待提升欠薪行为的行政违法成本。“效率优先”的价值观已经成为过去，促进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是当前的时代主题，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忽略违法成本不符合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要大幅降低欠薪现象，单靠几乎没有代价的事后补救和正面引导是不够的，虽然《劳动合同法》等规定了欠薪的经济赔偿金，但往往只能在诉讼中得到落实。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大幅提升欠薪行为的行政违法成本，如在行政执法中严格执行延迟支付工资赔偿金，同时可以将发包企业与实际用工人的责任进一步紧密联系，将欠薪行为和承揽企业的诚信评级挂钩。
（4）严格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201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转移财产等情形、欠薪数额的标准、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的情形等内容，进一步明确了罪与非罪的区别，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尺度和依据。但事实上，自从该罪名确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都鲜见因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而受到刑事处罚的实例。
对此，笔者认为如果能够严格落实《刑法》有关规定，切实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那么将对欠薪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更加有利于妥善缓解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问题。
一、主要特征
（1）多发生于建筑行业。
（2）以3人以上的农民工群体性案件居多。
（3）拖欠主体大多为包工头个人，除个别发包、分包单位未与实际承包人结清工程款外，多数发包、分包人已与包工头清算了有关款项。
（4）欠薪数额不等，其中最多的将近3万元，最少的不足千元，但由于人数较多，欠薪总额较大，仅濮阳市法律援助中心今年第一季度接待过程中遇到的就约有300万元。
（5）周期性爆发强，一般集中于每年的春节前，平时此类纠纷数量一般，但临近春节会明显增多。
二、反映出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拖欠劳动报酬问题，尤其是“建筑业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呈现“常态化”。虽然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强，濮阳市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已明显好转，但现状依然需要引起重视。
二是追索劳动报酬虽备受关注，实践中却难以妥善解决。一方面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媒体广泛关注，一方面却很难及时、足额帮助农民工拿到工资，也未能从根本上杜绝大范围拖欠工资的问题发生。
对于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
（1）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呈现“常态化”的理解。我市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巨额投资为前提的大型项目持续增长，日常用工量即参与建设的工人数量不断提升，但个别发包单位拖欠工程款、部分承包单位为规避用人及垫资风险而进行的层层违法分包、最底层包工头偿付能力不足、一线工人的工资在年底结算的不良习惯、工资保障金制度落实不力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农民工工资缺乏有效支付保障的潜在风险。
（2）关于讨薪问题“难以妥善解决”的理解。通常，农民工讨薪的方法一般有三个：一是与包工头、发包企业等协商解决；二是从工资保障金中得到支付，或通过劳动监察部门的行政执法干预进行解决；三是走诉讼途径。
对于方法一，既然形成了讨薪现状，基本都是已经无法靠协商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方法二，工资保障金制度的落实情况与现实需要有很大偏差，可能表现为保障金金额不足、保障金支付审查程序过于复杂等。对于方法三，农民工打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背井离乡”，尤其是发生于外地的纠纷，居住地和司法机关管辖地往往相距较远，跨地域讨薪诉讼不仅周期长、效率低，而且诉讼成本相对于需要追回的工资数额却显得过高。
而且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农民工被欠薪的尴尬局面，欠薪者需要承受的违法成本却低到可以忽略的地步。
三、对策建议
（1）有效改进现行临时用工机制。用工量的激增导致建筑企业不能完全解决用工问题，而且建筑行业的业务量也是时多时少，所以建筑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实践中很少直接大量使用工人，多是分包给多个包工头，再由包工头雇佣工人，这就形成了建筑企业、包工头、工人三个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系。而且在实际运作中，都是由建筑企业将承包款支付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支付给工人，但建筑企业与包工头的结算一般都是按年度或是按工程进度，所以承包款的到位和工资的支付需求存在时间差，偿付能力有限的包工头不愿意或是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在承包款到位前垫付工资，所以工人工资的拖欠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因此每年的年底讨薪尤其是集体讨薪，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日常性欠薪的积累，而非仅在年底才突然出现。
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改进现行的用工模式着手，全面推行能够妥善解决非长期性、非稳定性用工问题的劳务派遣制度，逐步杜绝“包工头”这一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特殊存在，在避免给实际用工单位增加不必要的用工成本的同时，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强化有关部门行政职责的落实。当诉讼无法承载当前讨薪及时、便捷、高效的工作需要的时候，行政手段有必要得到有效加强。可从妥善实施工资保障金制度、简化支付程序着手，同时进一步发挥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职责，加强对欠薪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查处力度。
（3）亟待提升欠薪行为的行政违法成本。“效率优先”的价值观已经成为过去，促进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是当前的时代主题，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忽略违法成本不符合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要大幅降低欠薪现象，单靠几乎没有代价的事后补救和正面引导是不够的，虽然《劳动合同法》等规定了欠薪的经济赔偿金，但往往只能在诉讼中得到落实。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大幅提升欠薪行为的行政违法成本，如在行政执法中严格执行延迟支付工资赔偿金，同时可以将发包企业与实际用工人的责任进一步紧密联系，将欠薪行为和承揽企业的诚信评级挂钩。
（4）严格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201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转移财产等情形、欠薪数额的标准、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的情形等内容，进一步明确了罪与非罪的区别，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尺度和依据。但事实上，自从该罪名确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都鲜见因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而受到刑事处罚的实例。
对此，笔者认为如果能够严格落实《刑法》有关规定，切实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那么将对欠薪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更加有利于妥善缓解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