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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
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高的期望值。11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1956年元旦，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发出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豪言壮语。随后，全国人民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到1967年，全国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一万亿斤、一亿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各部门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如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他们工作的当务之急。从2月份起，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便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按5％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1957年1月27日，李先念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1956年财政、信贷、商品都是入不敷出的，人员是增加的，这说明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他强调: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1957年的财政应该继续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真正做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公开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
“大跃进！ 大跃进”！毛泽东在看社论时品味着，琢磨着，频频点头。显然，他对这个提法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大跃进”是个和“反冒进”针锋相对的口号。他高兴地拿起红铅笔来，在社论旁边批了一句话：“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见。
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周恩来、李先念等按５％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控制“冒进”没有多问。到1957年下半年，国内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开始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启程赴华东。一路上，他没忘批“反冒进”。他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更加严厉了。11日他告诫大家：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1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反冒进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2日上午，毛泽东又说：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他还说:听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有的人就动摇起来。此言一出，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沉重。
于是，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一天，他和李富春商量一起去问问毛泽东，是谁跟着赫鲁晓夫动摇。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让他们去问周恩来。他们又去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未正面回答，并批评他们说：问这干什么？
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所以李先念并未减轻思想压力。
19日，李先念在南宁会议上，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分析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不强，见物不见人。对于三大改造，经济所有制改变以后群众的力量、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依靠政治、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教训。
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显然缓和下来，并对李先念进行宽慰:“何必那么紧张”，“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表现出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宽容和爱护。
“这是一个好文件”
毛泽东曾在1957年1月18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很危险，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958年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1959年，中国又是一个灾荒年。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李先念协助周恩来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果断决策，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4月15日，李先念致信粮食部长陈国栋：昨天夜里在毛主席那里，问到粮食问题，我看主席对此甚为焦虑。因此，粮食工作要拼命做好。我建议所有调出粮食的省区，要像作战那样，随时了解情况和解决具体细节。
5月3日，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李先念又指出：搞好农村粮食分配，是搞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稳定粮食局势的基础。过去我们一再说，粮食发生问题在农村，解决问题也在农村，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在粮食收购上，我认为应该哪一年丰收，那一年就应当多购一些;哪一季丰收，那一季就应当多购一些;哪一个地区丰收，那一个地区就应当多购一些;哪一个品种丰收，那一个品种就应当多购一些。不搞一定的粮食储备，就要犯错误。做粮食工作的基本原则：抓紧收购季节，趁热打铁，及时收购；瞻前顾后，以丰补歉；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什么时候缺粮，什么时候供应；细水长流，计划用粮；品种搭配，有啥吃啥；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农忙吃干，农闲吃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现有的农副产品、废品和工业品很好地收购起来，并且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以便从收购和分配方面促进生产、保证供应。另外还必须坚决控制和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今年在财贸体制和组织机构方面的基本精神，着重于“统”。在目前，只有这样，才能更便于保证重点、兼顾一般。
5月20日，李先念向毛泽东报告：目前粮食供应很紧张，粮食调运肯定不能让路，不只是秋粮登场以前不能让路，而且在今冬明春，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也不能让路。搞好农村粮食分配，是搞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基础，是稳定粮食局势的基础。粮食发生问题在农村，解决问题也在农村。今年在核实产量的基础上，除了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切实安排农村接收新粮以前必不可少的需要以外，国家还应当尽可能多购一些粮食。在粮食销售方面的经验是：放易、收难，因此决定农村在新粮登场以后，国家基本上不向农村销售粮食。22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李先念的报告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委照办。
为了解决粮食恐慌问题，5月27日李先念又向毛泽东提议：减少城镇人口800万。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6月18日，李先念在全国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的会议上发言指出：毛主席有几句话，要我在会议上传达。主席说，工人阶级拿到了政权，为什么搞不到肉吃，搞不到鸡吃，搞不到鸭子吃，搞不到蛋吃，搞不到鱼吃。如果还搞不到这些东西，不如请蒋介石回来。主席还说，我就不相信工人阶级拿到政权就没有肉吃、没有鸡吃、没有鸭吃、没有蛋吃，没有鱼吃。我看目前主要特点是：大增产、大跃进、大紧张。成绩应该讲足，同时也要承认我们还缺少大跃进的经验。在大跃进中工作上有缺点，产量估高了。比如去年棉花实际上只收了3500万担，却报了四千几百万担。主席也说，购买力增长是真的，增产有一部分是假的。特别是没有物资基础的货币投放多了一些。去年大炼钢铁，土钢土铁一部分能用，一部分不能用。土钢土铁成本较高，必须贴钱。仅此一项，去年国家就拿出了约37亿元。现在我看不仅不应当限制打电话、打电报，而且也不应当限制看电影、看戏、逛公园、理发、洗澡。这些非商品支出的增多，对于吸收社会购买力有好处，何乐而不为！现在有些地方把洗澡堂、理发馆搞掉了不少，我看是不对的，应当尽量迅速恢复。
会后，李先念在此讲话的基础上，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指出：副食品在城市人民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做好城市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对于稳定市场，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毛泽东阅过此指示后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
“你抽这么好的烟怎么不介绍给我”
毛泽东和李先念在生活中很亲近，毛泽东偶尔甚至还同李先念及其夫人开玩笑。
1959年6月、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常在一起，亲如姐妹。毛泽东同三位夫人一见面，就风趣地问：“你们三个人这么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她们想了很久，不好回答。毛泽东解释说：“因为你是水，你是鱼(余)，鱼当然要和水在一起。林呢？是两棵树，树离了水，就会枯萎。所以你们就分不开了。”
毛泽东抽烟，李先念也抽烟。在解放前，毛泽东什么烟都抽，进城以后抽骆驼牌、前门和三五。到1959年，开始抽中华、熊猫，最后换抽雪茄。他抽烟量很大，一天两三包烟，总觉得不够劲。他的牙齿因为抽烟也抽黑了。但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在延安呆了10年，天天吃黑豆，牙都吃黑了。
抽雪茄是谁介绍的？就是李先念。有一天，毛泽东召集会议的时候，看见李先念拿着雪茄抽，朝他瞅了瞅。李先念心领神会，拿一支递了过去。毛泽东马上伸手把烟接过去，点燃了，吸了一口说：你抽这么好的烟怎么不介绍给我。
1959年春，成都会议时，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带着两箱云烟，兴冲冲地赶到成都，向毛泽东、党中央献礼。毛泽东抽出一支云烟，贴在鼻子下嗅了一下，取出一根火柴点燃，闭起双眼，深深地品吸了一口，然后说：“好烟，好烟，想不到云南出了这么好的烟!”
“先念同志啊!”毛泽东对正在身边汇报工作的李先念说：“明天到会上宣传一下，发动大家都来买。云南出了这么好的烟，可喜可贺啊!”
第二天，李先念在大会休会时，想起了毛泽东交给他的“推销任务”，说:“嗯，对了，还有一件小事，云南出了个好烟啊，‘云烟’，主席抽了说好，你们抽烟的，也到会务组买几包尝尝。”云南省代表带去的两大箱云烟，被与会的党政军要员一抢而光。
毛泽东为云烟做了一次大广告，李先念当了一回云烟的推销员。
“完全同意，能进20亿更好”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财贸各部门的领导人与之在工作中多有接触，对李先念的为人和品德有深刻了解，有很多人和李先念的思想和看法相似。中央担心财贸口对李先念的批判批不起来，或批得不深，所以9月初决定国务院财贸口与农林口合并“反右”，由谭震林主持召开财贸、农林各部党组书记会议，集中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
9月4日至7日，谭震林主持会议。他态度公正，发言也客观。当有人发言对李先念批评过头时，他就及时插话制止，申述毛泽东确定的“一批二帮”方针，引导会议避免出现过火斗争。随后召开财贸、农林口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由谭震林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李先念作补充发言，实际上在这个范围内作检讨。李先念说：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有错误。他还就关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基本建设等问题的“错误”认识作了具体检讨和说明。14日，李先念又在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务虚会上，以谈学习庐山会议精神的名义，作检讨发言。在这些过程中，谭震林一直在保护着李先念。
9月25日，毛泽东为李先念的检讨报告是否下发的问题，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给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讲述这次谈话的情况。李先念回忆说: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没有起床。他叫我进书房，一见面他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我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习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我汇报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还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都听进去，尽管心情很沉重，但对李先念的态度却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此后，李先念首先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李先念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摸清粮食生产的真实情况。其次，是周密组织粮食调运，力争保证大中城市粮食不脱销。为此，他不仅仔细研究、亲自计算粮食部的每期粮食购、销、调、存进度表，还向各省打电话询问或者找人来汇报。第三，是积极主张进口粮食，缓和城乡关系，稳定农村，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并落实安排好安装抢卸、抢运。为此，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第四，是主张继续减少城市人口。由于压口粮、进口粮食、挖库存等办法都试过，日子还过得很艰难。李先念苦思冥想，从实际出发，提出继续减少城市人口。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致信毛泽东，说江苏昆山县的一个贫农对前去调查的姚依林说:“请你给毛主席带个信，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不然实在吃不饱，没劲干活。”目前在粮食分配上存在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即在两年大灾之后，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下，既要适当提高农民的口粮，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要保证城市工矿区的需要。二是余粮区与缺粮区的矛盾。为解决当前粮食问题，可以按两个方案设想:第一方案即继续征购440亿公斤，城市人口基本维持。第二方案即将征购任务减为420亿公斤，城市人口继续减少一个相当的数字。最后说:经过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远看，对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了，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
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的建议，将城市人口减掉2000万，极大地缓解了城乡的粮食紧张状况。
“不下马的将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李先念也因为反对财贸口大专院校造反派乱揪斗学校领导，驱赶工作组成员等而遭到造反派的“炮轰”，被造反派扣上了“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等帽子。
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服他们不要“炮轰”李先念。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造反派们打不倒李先念，就对他进行刁难。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恩来考虑，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派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团长。但此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造反派头头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赴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副团长出国，“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把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讲清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了一句话：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向造反派们亮明：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毛泽东一发话，造反派们再也不敢阻挠李先念出国了。
1967年1月，以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夺权”运动，造成了全国的全面动荡。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各级人民政府也被夺了权，国家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来，使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十分气愤。
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议。这次会议，本来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围绕着“文化大革命”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李先念在会上指着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的鼻子说：“你们现在这种搞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照你们这样搞下去，把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谁?你们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哑口无言。这次会议是小试锋芒。2月16日下午的会上，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更加剧烈的抗争。
会后，一贯搞阴谋的康生给江青出主意说，要她把老同志们的话整理出一个材料，送给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对这些老同志的话十分不满。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三总（副总理）四帅（元帅）”开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大发雷霆，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之二、之三，起码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毛泽东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接着，毛泽东指示中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进行批评。
江青、张春桥、康生他们别有用心地把中央高层的这场争论捅到社会上去，造反派们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李先念也被造反派们扣上了“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定为必须打倒之列。
两个月后，毛泽东逐步觉察到把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都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4月30日，他把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让这些老同志在五一节时，同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这一姿态表明：毛泽东还是要团结这些老同志的。毛泽东让李先念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节观礼之后，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见打不倒李先念，只好悄悄地“收兵”，李先念重新恢复了工作。
1967年4月29日，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审阅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认为打倒李先念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们派人去揪斗陈少敏、郑位三，逼迫他们说“自首决定”是李先念批准的，李先念是叛徒头子。同时，派人到处去收集李先念的黑材料，声称：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打倒李先念的动员大会。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去制止，但造反派们不听，还是在5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打倒大叛徒李先念”的誓师大会。康生认为，整倒李先念的时机成熟了，他把造反派们搞的整李先念的黑材料送给毛泽东，期望一向憎恨叛徒的毛泽东有个批示，把李先念彻底搞垮。
事态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周恩来、李先念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了。周恩来把李先念找到办公室，共同回忆当时的情况。因为中原突围前夕，周恩来曾亲赴宣化店，和李先念一起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周恩来证实李先念当时正忙于军队，根本没有顾及地方工作。这和李先念的回忆正好一致。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李先念还找了原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王树声等一起回忆此事。经过老同志们回忆和查证后搞清：中原突围时，李先念忙于军事上突围的准备工作，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二人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可能口头商量后，在小范围交代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以农会会员或新四军战士的面目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当搞清这个历史问题之后，李先念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错误。
6月19日，李先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详细讲明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看了李先念的报告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把康生送来的造反派们搞的整李先念的黑材料压了下来。隔了几天，毛泽东特意让秘书打电话，说是毛主席请先念同志一起去看戏。在剧院，李先念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特意让李先念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毛泽东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信任。
周恩来、李先念等抓住这个契机，开拓了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自从和李先念相识以来，毛泽东先后称李先念为“英雄少年”、“不下马的英雄”、“中国经济工作‘四大名旦’”之一，而李先念则称“毛主席是我一辈子革命的导师”。两人相识相知40年，书写了中国革命史、经济建设史、革命人物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高的期望值。11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1956年元旦，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发出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豪言壮语。随后，全国人民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到1967年，全国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一万亿斤、一亿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各部门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如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他们工作的当务之急。从2月份起，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便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按5％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1957年1月27日，李先念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1956年财政、信贷、商品都是入不敷出的，人员是增加的，这说明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他强调: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1957年的财政应该继续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真正做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公开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
“大跃进！ 大跃进”！毛泽东在看社论时品味着，琢磨着，频频点头。显然，他对这个提法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大跃进”是个和“反冒进”针锋相对的口号。他高兴地拿起红铅笔来，在社论旁边批了一句话：“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见。
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周恩来、李先念等按５％的比例把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控制“冒进”没有多问。到1957年下半年，国内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开始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启程赴华东。一路上，他没忘批“反冒进”。他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更加严厉了。11日他告诫大家：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1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反冒进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2日上午，毛泽东又说：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他还说:听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有的人就动摇起来。此言一出，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沉重。
于是，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一天，他和李富春商量一起去问问毛泽东，是谁跟着赫鲁晓夫动摇。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让他们去问周恩来。他们又去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未正面回答，并批评他们说：问这干什么？
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所以李先念并未减轻思想压力。
19日，李先念在南宁会议上，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分析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不强，见物不见人。对于三大改造，经济所有制改变以后群众的力量、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依靠政治、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教训。
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显然缓和下来，并对李先念进行宽慰:“何必那么紧张”，“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表现出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宽容和爱护。
“这是一个好文件”
毛泽东曾在1957年1月18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很危险，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958年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1959年，中国又是一个灾荒年。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李先念协助周恩来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果断决策，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4月15日，李先念致信粮食部长陈国栋：昨天夜里在毛主席那里，问到粮食问题，我看主席对此甚为焦虑。因此，粮食工作要拼命做好。我建议所有调出粮食的省区，要像作战那样，随时了解情况和解决具体细节。
5月3日，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李先念又指出：搞好农村粮食分配，是搞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稳定粮食局势的基础。过去我们一再说，粮食发生问题在农村，解决问题也在农村，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在粮食收购上，我认为应该哪一年丰收，那一年就应当多购一些;哪一季丰收，那一季就应当多购一些;哪一个地区丰收，那一个地区就应当多购一些;哪一个品种丰收，那一个品种就应当多购一些。不搞一定的粮食储备，就要犯错误。做粮食工作的基本原则：抓紧收购季节，趁热打铁，及时收购；瞻前顾后，以丰补歉；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什么时候缺粮，什么时候供应；细水长流，计划用粮；品种搭配，有啥吃啥；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农忙吃干，农闲吃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现有的农副产品、废品和工业品很好地收购起来，并且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以便从收购和分配方面促进生产、保证供应。另外还必须坚决控制和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今年在财贸体制和组织机构方面的基本精神，着重于“统”。在目前，只有这样，才能更便于保证重点、兼顾一般。
5月20日，李先念向毛泽东报告：目前粮食供应很紧张，粮食调运肯定不能让路，不只是秋粮登场以前不能让路，而且在今冬明春，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也不能让路。搞好农村粮食分配，是搞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基础，是稳定粮食局势的基础。粮食发生问题在农村，解决问题也在农村。今年在核实产量的基础上，除了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切实安排农村接收新粮以前必不可少的需要以外，国家还应当尽可能多购一些粮食。在粮食销售方面的经验是：放易、收难，因此决定农村在新粮登场以后，国家基本上不向农村销售粮食。22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李先念的报告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委照办。
为了解决粮食恐慌问题，5月27日李先念又向毛泽东提议：减少城镇人口800万。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6月18日，李先念在全国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的会议上发言指出：毛主席有几句话，要我在会议上传达。主席说，工人阶级拿到了政权，为什么搞不到肉吃，搞不到鸡吃，搞不到鸭子吃，搞不到蛋吃，搞不到鱼吃。如果还搞不到这些东西，不如请蒋介石回来。主席还说，我就不相信工人阶级拿到政权就没有肉吃、没有鸡吃、没有鸭吃、没有蛋吃，没有鱼吃。我看目前主要特点是：大增产、大跃进、大紧张。成绩应该讲足，同时也要承认我们还缺少大跃进的经验。在大跃进中工作上有缺点，产量估高了。比如去年棉花实际上只收了3500万担，却报了四千几百万担。主席也说，购买力增长是真的，增产有一部分是假的。特别是没有物资基础的货币投放多了一些。去年大炼钢铁，土钢土铁一部分能用，一部分不能用。土钢土铁成本较高，必须贴钱。仅此一项，去年国家就拿出了约37亿元。现在我看不仅不应当限制打电话、打电报，而且也不应当限制看电影、看戏、逛公园、理发、洗澡。这些非商品支出的增多，对于吸收社会购买力有好处，何乐而不为！现在有些地方把洗澡堂、理发馆搞掉了不少，我看是不对的，应当尽量迅速恢复。
会后，李先念在此讲话的基础上，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指出：副食品在城市人民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做好城市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对于稳定市场，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毛泽东阅过此指示后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
“你抽这么好的烟怎么不介绍给我”
毛泽东和李先念在生活中很亲近，毛泽东偶尔甚至还同李先念及其夫人开玩笑。
1959年6月、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常在一起，亲如姐妹。毛泽东同三位夫人一见面，就风趣地问：“你们三个人这么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她们想了很久，不好回答。毛泽东解释说：“因为你是水，你是鱼(余)，鱼当然要和水在一起。林呢？是两棵树，树离了水，就会枯萎。所以你们就分不开了。”
毛泽东抽烟，李先念也抽烟。在解放前，毛泽东什么烟都抽，进城以后抽骆驼牌、前门和三五。到1959年，开始抽中华、熊猫，最后换抽雪茄。他抽烟量很大，一天两三包烟，总觉得不够劲。他的牙齿因为抽烟也抽黑了。但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在延安呆了10年，天天吃黑豆，牙都吃黑了。
抽雪茄是谁介绍的？就是李先念。有一天，毛泽东召集会议的时候，看见李先念拿着雪茄抽，朝他瞅了瞅。李先念心领神会，拿一支递了过去。毛泽东马上伸手把烟接过去，点燃了，吸了一口说：你抽这么好的烟怎么不介绍给我。
1959年春，成都会议时，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带着两箱云烟，兴冲冲地赶到成都，向毛泽东、党中央献礼。毛泽东抽出一支云烟，贴在鼻子下嗅了一下，取出一根火柴点燃，闭起双眼，深深地品吸了一口，然后说：“好烟，好烟，想不到云南出了这么好的烟!”
“先念同志啊!”毛泽东对正在身边汇报工作的李先念说：“明天到会上宣传一下，发动大家都来买。云南出了这么好的烟，可喜可贺啊!”
第二天，李先念在大会休会时，想起了毛泽东交给他的“推销任务”，说:“嗯，对了，还有一件小事，云南出了个好烟啊，‘云烟’，主席抽了说好，你们抽烟的，也到会务组买几包尝尝。”云南省代表带去的两大箱云烟，被与会的党政军要员一抢而光。
毛泽东为云烟做了一次大广告，李先念当了一回云烟的推销员。
“完全同意，能进20亿更好”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财贸各部门的领导人与之在工作中多有接触，对李先念的为人和品德有深刻了解，有很多人和李先念的思想和看法相似。中央担心财贸口对李先念的批判批不起来，或批得不深，所以9月初决定国务院财贸口与农林口合并“反右”，由谭震林主持召开财贸、农林各部党组书记会议，集中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
9月4日至7日，谭震林主持会议。他态度公正，发言也客观。当有人发言对李先念批评过头时，他就及时插话制止，申述毛泽东确定的“一批二帮”方针，引导会议避免出现过火斗争。随后召开财贸、农林口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由谭震林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李先念作补充发言，实际上在这个范围内作检讨。李先念说：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有错误。他还就关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基本建设等问题的“错误”认识作了具体检讨和说明。14日，李先念又在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务虚会上，以谈学习庐山会议精神的名义，作检讨发言。在这些过程中，谭震林一直在保护着李先念。
9月25日，毛泽东为李先念的检讨报告是否下发的问题，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给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讲述这次谈话的情况。李先念回忆说: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没有起床。他叫我进书房，一见面他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我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习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我汇报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还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都听进去，尽管心情很沉重，但对李先念的态度却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此后，李先念首先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李先念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摸清粮食生产的真实情况。其次，是周密组织粮食调运，力争保证大中城市粮食不脱销。为此，他不仅仔细研究、亲自计算粮食部的每期粮食购、销、调、存进度表，还向各省打电话询问或者找人来汇报。第三，是积极主张进口粮食，缓和城乡关系，稳定农村，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并落实安排好安装抢卸、抢运。为此，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第四，是主张继续减少城市人口。由于压口粮、进口粮食、挖库存等办法都试过，日子还过得很艰难。李先念苦思冥想，从实际出发，提出继续减少城市人口。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致信毛泽东，说江苏昆山县的一个贫农对前去调查的姚依林说:“请你给毛主席带个信，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不然实在吃不饱，没劲干活。”目前在粮食分配上存在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即在两年大灾之后，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下，既要适当提高农民的口粮，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要保证城市工矿区的需要。二是余粮区与缺粮区的矛盾。为解决当前粮食问题，可以按两个方案设想:第一方案即继续征购440亿公斤，城市人口基本维持。第二方案即将征购任务减为420亿公斤，城市人口继续减少一个相当的数字。最后说:经过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远看，对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了，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
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的建议，将城市人口减掉2000万，极大地缓解了城乡的粮食紧张状况。
“不下马的将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李先念也因为反对财贸口大专院校造反派乱揪斗学校领导，驱赶工作组成员等而遭到造反派的“炮轰”，被造反派扣上了“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等帽子。
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服他们不要“炮轰”李先念。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造反派们打不倒李先念，就对他进行刁难。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恩来考虑，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派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团长。但此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造反派头头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赴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副团长出国，“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把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讲清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了一句话：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向造反派们亮明：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毛泽东一发话，造反派们再也不敢阻挠李先念出国了。
1967年1月，以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夺权”运动，造成了全国的全面动荡。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各级人民政府也被夺了权，国家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来，使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十分气愤。
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议。这次会议，本来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围绕着“文化大革命”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李先念在会上指着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的鼻子说：“你们现在这种搞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照你们这样搞下去，把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谁?你们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哑口无言。这次会议是小试锋芒。2月16日下午的会上，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更加剧烈的抗争。
会后，一贯搞阴谋的康生给江青出主意说，要她把老同志们的话整理出一个材料，送给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对这些老同志的话十分不满。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三总（副总理）四帅（元帅）”开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大发雷霆，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之二、之三，起码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毛泽东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接着，毛泽东指示中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进行批评。
江青、张春桥、康生他们别有用心地把中央高层的这场争论捅到社会上去，造反派们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李先念也被造反派们扣上了“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定为必须打倒之列。
两个月后，毛泽东逐步觉察到把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都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4月30日，他把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让这些老同志在五一节时，同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这一姿态表明：毛泽东还是要团结这些老同志的。毛泽东让李先念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节观礼之后，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见打不倒李先念，只好悄悄地“收兵”，李先念重新恢复了工作。
1967年4月29日，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审阅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认为打倒李先念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们派人去揪斗陈少敏、郑位三，逼迫他们说“自首决定”是李先念批准的，李先念是叛徒头子。同时，派人到处去收集李先念的黑材料，声称：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打倒李先念的动员大会。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去制止，但造反派们不听，还是在5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打倒大叛徒李先念”的誓师大会。康生认为，整倒李先念的时机成熟了，他把造反派们搞的整李先念的黑材料送给毛泽东，期望一向憎恨叛徒的毛泽东有个批示，把李先念彻底搞垮。
事态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周恩来、李先念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了。周恩来把李先念找到办公室，共同回忆当时的情况。因为中原突围前夕，周恩来曾亲赴宣化店，和李先念一起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周恩来证实李先念当时正忙于军队，根本没有顾及地方工作。这和李先念的回忆正好一致。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李先念还找了原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王树声等一起回忆此事。经过老同志们回忆和查证后搞清：中原突围时，李先念忙于军事上突围的准备工作，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二人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可能口头商量后，在小范围交代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以农会会员或新四军战士的面目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当搞清这个历史问题之后，李先念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错误。
6月19日，李先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详细讲明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看了李先念的报告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把康生送来的造反派们搞的整李先念的黑材料压了下来。隔了几天，毛泽东特意让秘书打电话，说是毛主席请先念同志一起去看戏。在剧院，李先念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特意让李先念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毛泽东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信任。
周恩来、李先念等抓住这个契机，开拓了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自从和李先念相识以来，毛泽东先后称李先念为“英雄少年”、“不下马的英雄”、“中国经济工作‘四大名旦’”之一，而李先念则称“毛主席是我一辈子革命的导师”。两人相识相知40年，书写了中国革命史、经济建设史、革命人物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