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报》刊文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日前正式启动。在对外公布的“评奖纪律”中，有一项提法引人关注：“严禁行贿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茅奖把“人情请托”写入禁令，绝不是一般意义的“表面说辞”，而是具有针对性，针对的是貌似“人情味颇浓”的不良之风。这股不良之风，其表现手法上虽然隐蔽多于公开，却似成业内潜规则。
　　去年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就在鲁奖评选前，接到某诗人的“人情转托”电话，并得知该诗人尤擅请客吃饭，遍请要人捧场。后来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就全票通过了。方方说，“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所有评委搞定。评委多是高校教授，教授们重人情而轻文学。无奈。”在这儿，咱们不去趟人际浑水，也无意打“该诗人够不够格”的笔墨官司，更不必去索引“哪些评委和教授”。更应关注的是：就算该诗人的诗足够优秀，就算“全票通过”合情合理，就算方方的评价有失公允，难道最起码的“避嫌制”不该遵守？赴当事人的宴会，拿当事人的红包，显然“越位”了，得吹哨纠正。就算暂时尚无有关避嫌的明文之“制”，但文人君子一向避讳的“瓜田李下”，也该让人“慎独”吧？被广为传颂的一些先进国家“因行贿而失去本来该得之物”的例子鲜活生动，比比皆是，难道不足以为训吗？
　　有人敢于“跑奖”，是因为所跑之处，有笑脸相迎。假如你一“跑”，张张笑脸全都变成金刚怒目，你的“好评”转瞬化为“恶评”，你还会自讨没趣么？我是相信“好作品好作家”不屑此道的；而精于此道者，绝不会是优秀作家。评委亦如是。真正够格优秀的评委，岂能被丰盛晚宴和小小红包搞定？需要通过“禁令”来约束的作家和评委，恕不看好。
　　“自律”绝对是第一位的，但是目前情势下，确实需要“他律”禁令。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即便是“神圣的文学界”，也难以免俗。作家和评委也是良莠不齐的，在筛选机制尚存漏洞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过去“情意”最浓时，甚至出现过有评委给自己评奖的事情。不单文学界，其他界别亦然。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样的评奖所在多有，久而久之自然失去公信力。
　　在赞赏“严禁人情请托”之类条文写进纪律的同时，还是想进言：真正的法制，都是细致到神经末梢的。什么情况属于“人情请托”，完全可以一一列明，诸如请吃红包打招呼等等，哪怕“新创人情手段”，只要性质一样，一视同仁。咱们的很多法律条文都有“宜粗不宜细”的毛病，这就给自由裁量和宽泛解释提供了很大余地，也让严格执法阻碍重重。所以，要让禁令不成为一纸空文，不妨大胆尝试种种“新政”，比如为规避熟人社会，能否逐步实现“评委国际化”？比如对评委资质的认定，能否有更健全的筛选机制？比如设立必须遵守的“评委静默期”，此间不得参加可能影响评奖的“文学活动”……当然，也不能搞得“防火防盗防评委”，真正公认的优秀评委，其道德文章，早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标识。我们的社会发育还不健全，也许假以时日，从最基本的禁令做起，一切会澄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