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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一位悉心振兴中华的爱国实业家、一代化学工业巨子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各化工厂计划复工兴业时，突然患急性黄疸病在重庆住院，仅两天工夫，10月4日，病魔便夺去了他的生命。10月21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联合召开追悼范旭东先生大会。中共方面，毛泽东送去写着“化工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往沙坪坝南园吊唁。周恩来和王若飞所送挽联写的是：“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这正是对范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范旭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坎坷。
反帝救国
探索振兴中华之道
范旭东，名锐，1883年10月24日生于湖南湘阳。祖父曾任直隶大兴(今属北京)知县，为官清廉。父亲范琛，字彦瑜，以教书为职业。母亲谢氏，生有子女3人，长子源濂、次女二姑、三子源让，后改名锐，旭东是他的字。
旭东幼年时代家境清贫，只好跟姑母在家学习《四书》、《诗经》、《左传》等经籍，后来才到长沙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他的大哥范源濂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物，成为维新运动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四年(1894年)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香港和日本；范源濂也遭到了清政府追捕，亦逃往东瀛，他深恐胞弟受牵连，也就把9岁的小旭东带到日本去了。
在异国，旭东先入清华学校学习日语。1905年毕业于日本和歌山中学，并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
1908年，范旭东进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化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化学专科助教。1910年在东京和长沙人氏、就读于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班学生许馥结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旭东抛弃优裕的生活，偕妻许馥归国，直至1945年逝世，为创建我国的化学工业拼搏了30多年。
研制标准食盐
造福人民大众
1911年范旭东偕妻回国后，应梁启超先生之邀，到民国初期的财政部参与整顿造币厂的工作。但由于造币厂黑暗重重，他的合理建议从未受到重视，一怒之下，只干了短短的60天便坚决辞职。
辞职后不久，范旭东在其胞兄的帮助下亲赴欧洲各国考察盐政和工业用盐。当时英、法、德等国的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这些国家的食盐都很洁白，而盐在工业上的用途还十分广泛，范旭东深感中国盐的使用范围实在太窄，只知食用，而且盐的品质极差，甚至老百姓只能食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土盐。在先进国家，即使喂牲口的盐，含氯化钠不足85％的就明令不许使用。
从欧洲归来，胸有成竹的范旭东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盐政的设想：主张取消盐商的划区运销专权；改良盐产；统一盐税；实行工业用盐免税。他的改革方案引起时任盐务署顾问景学钤先生和财政总长张弧先生的重视，让他先办一个精盐工厂做示范。
1913年，范旭东只身赴号称“天赋盐都”的塘沽实地考察。塘沽贮盐非常丰富，海陆交通十分便捷，附近又有开滦煤矿供煤炭。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更坚定了他在塘沽创建盐化工业的决心。1914年7月，呈报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署批准立案，在塘沽筹建“久大精盐公司”。
公司成立后，于1916年向长江进军，打破盐务禁区，在武汉设厂。1918年，他组织汉口的18家精盐商号成立汉口精盐公会，实现精盐联营。从1916年至1918年，短短的两三年，久大精盐厂由2所发展到6所。1920年他又在安徽、江西两省打开销路。
中国盐政局向来承袭封建旧制，民国时期亦如此，食盐销售权都操纵于少数盐商之手。这样，久大精盐的诞生与发展就直接触犯了盐商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便千方百计反对：芦纲公所禁止灶户供给“久大”原盐；英国驻华公使会同盐务稽核所英籍会办封闭长芦盐坨，企图用英国海军封锁港口，阻止“久大”的盐船出港外运；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甚至绑架范旭东，勒索巨款20万元，后经范源濂托人斡旋，筹款8万元送去才获释归来；另一个军阀褚玉璞则任意抬高精盐税收，猖狂盘剥……这些使范旭东所倡导的精盐工业发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范先生不畏险阻，经过10年苦斗，久大精盐公司在政治上运用各种关系，在生产上采用科学方法，经营上坚持原料自给，精盐自产自销。这一系列的措施终于使业务获得迅速发展，资本由创办时的5万元增至250万元，规模由产年1500吨发展到年产625万吨。1922年，他团结青岛盐商，共同组建“永裕盐业公司”，下设永大、裕大两厂，又用300万元承受了政府收回的日本在青岛的全部盐产。他取得了食盐输往日本的专权，成为我国第一个海盐外销的专商。
历史进入1936年，范旭东在江苏大浦创办“永大精盐公司大浦分厂”。同年冬天，为了进入两淮地区扩大经营范围，他将久大精盐公司改组为久大盐业公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浦盐厂建厂尚未完工便迁入四川，在华西自流井建设新厂。
中国纯碱荣获
万国博览会金奖
在旧中国，由于工业落后，在有洋碱进口之前，百姓一直食用“口碱”。口碱因为加工粗糙、杂质很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并且还不能应用于工业。1890年，英国内门洋碱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由于洋碱质高价廉，到20世纪初，已垄断了中国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欧亚两洲交通梗塞，纯碱几近断绝，中国以碱为原料的各个工厂纷纷倒闭。英国内门洋碱公司囤积居奇，碱价狂涨。而塘沽、长芦盐坨遍地皆是，盐民苦于没有销路徘徊不前。致力于化学工业的范旭东面对丰盐缺碱的残酷现实，决意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
1917年，苏州的学子吴次伯、陈调甫、王小徐3人来到塘沽拜访旭东先生。当陈、吴等与范旭东谈及制碱事业时，双方一拍即合。
1917年冬，由范旭东发起，召集李穆、张弧、景学钤、潘子欣、陈调甫诸学子在天津组织多次座谈，商定要用北方的盐做过试验才能决定以盐制碱的大事。于是指定由王小徐先生绘制草图，完成后交万有铁厂试制成一套小型机械，在范旭东寓所院内安装起来。范旭东、王小徐和陈调甫3位轮番上阵，亲自操作，经多次试验终获成功，制造出9公斤纯碱来。1920年9月经农商部批准，成立“永利制碱公司”。
公司设在塘沽，所需设备是大效铁工厂制造的。由于大效铁工厂设备十分简陋，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把所有铸件完成。碱厂机器需要运送到现场安装，但当时安装工人既无经验又缺乏起重设备，进展十分缓慢，且出现诸多问题和事故。范旭东依靠技术和工人，不断改进，直到1924年8月13日公司终于制成产品，但所产成品红黑两色相间，无法销售。此时永利碱厂已办厂4年(19208—19248)，耗资近200万，已超过原定资本4倍。面对困难，范旭东力排异议，提出3项应急措施：一是即派技术员到美国进一步考察技术，寻找失败的原因；二是继续借用久大精盐公司资金，并向金城银行扩大透支，解决当前的资金拮据；三是裁减职员和工人半数左右，节省开支。
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资金短缺，从事制碱事业步履维艰，但旭东先生振兴实业的信念矢志不移，继续奋进。在技术上紧紧依靠侯德榜、孙学悟、李佐华等专家的努力；在经济上借助永大和金城银行的鼎力相助；经营管理上则由李烛尘、余啸秋、陈调甫等人精心料理；市场上经过艰苦搏击，战胜了英国内门洋碱的渗透、倾销、威胁、利诱，终于渡过了3次濒临倒闭的危机，到1927年才稍有起色，销路开始顺畅。
1926年6月29日，公司重新开工，生产出洁白的纯碱。经化验，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打破了内门优质纯碱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更令人振奋的是，同年8月，旭东先生发起创建的永利制碱厂所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参加了万国博览会，荣膺最高的奖赏——金质奖，并获得“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好评语。
科研先行
创办黄海化工研究所
范旭东一向提倡学术研究，好学不倦，早在1914年初办久大精盐公司时，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室，研究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当他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初期，又遇到无数技术上的难题和挫折，他更深切感到科学研究对发展企业的重要性。1922年8月，他在塘沽创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黄海”是中国私人化工企业设立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可见范旭东是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
“黄海”成立后，旭东聘请孙学悟先生为社长，孙先生一心一意搞科研工作。当时研究社的主要目标是：一、借助永利和久大的技术；二、试验长芦盐卤应用；三、调查分析化工资源。后来范旭东又选择了几个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课题作为研究主体，如：轻重金属在国防工业中的应用；水溶性盐类在化工中的应用；菌学在农产品加工中的应用；肥料在农业中的应用等。1928年，“黄海”用胶东海藻为原料试制成钾肥和碘；同年5月采用辽宁复州粘土提取铝氧，作为冶炼金属的基础。1931年，“黄海”又成立了菌学研究室，使农业化学与工业化学并重；1932年起，分别采用山东博山铝页岩和平阳、庐江两地明矾为原料继续研究铝氧和钾肥，并采用江苏海州磷灰石矿进行磷肥研究。
黄海化工研究社在旭东先生的重视下，除聘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主持社务外，又陆续招聘国内外化学、化工人才来社工作，先后成立了化工原理、应用化学、发酵化学、海洋化学等研究部门。
1935年塘沽陷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之下，黄海社工作受到干扰。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海社迁到四川犍为县，继续进行研究。
拒不与日合作
在苦海盐边艰难创业
1937年7月，侵华日军三番五次找范旭东，要把永利制碱公司买下来。旭东先生非常气愤，严正地说：“我的厂不卖，你们若能拿，就拿去好了。”他深知日军心怀叵测，便电告天津永利久大总管理处的同仁绝不能与日寇“合作”。日本兴中公司曾多次派人到天津纠缠，均遭拒绝。
永利南京硫酸铵厂是当时东亚规模最大、技术最新的化肥厂，早在1936年前后，我国农村已逐渐盛行使用硫酸铵作肥料，年进口量达39万吨，支付外汇白银1960万两。为了争回权利，范旭东要求承办硫酸铵厂。他说：“与其受洋人挟制，还不如自己干!”为了兴建硫酸铵厂，他决定全面调整永利制碱公司的资金，同时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经过30个月的努力，该厂在南京卸用甸如期竣工，计划年产硫酸铵5万吨，日产硫酸100吨、硝酸20吨。1937年2月正式投产，但开工仅半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战事一起，日方即派人找范旭东“商议”中日“合作”，遭范断然拒绝。日军曾3次轰炸铵厂，范旭东和侯德榜悲愤万分，决心抗战到底，命令凡可移动的机器、材料、图纸、模型都抢运西迁，笨重而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他设备投入长江不给敌人所用；全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向汉口转移，保存实力。
1938年春，范旭东在汉口召集会议，商定继续西进，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建永利碱厂和黄海社；在四川自流井设久大盐厂。
以往四川制碱，自打井、汲卤、煎盐到运输全部以落后的技术进行。为了改进四川制盐技术，范旭东入川后于1938年4月向政府呈文申请成立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5月获准，9月即投产。该厂采用钢质平锅、新式炉灶，以煎造花盐为主，使川盐盐量提高，而成本大大降低。后来，该厂还采用了电力汲卤及枝条架晒卤等先进技术，对华西盐业技术促进很大。
正当五通桥氨厂、硫酸厂和碱厂加紧兴建时，珍珠港事件爆发，滇缅公路受阻，致使建厂所需大量器材设备被阻搁在缅甸、越南和印度，工程不得不下马。但范旭东仍不灰心，身先士卒，率在川人员因陋就简，建设改良路布兰法碱厂、植物炼油厂、砖瓦厂、陶瓷厂、化工厂及煤矿，继续打深井，开采黑卤，以支援抗战大后方的军需民用。
宣导科学救国
珍惜技术人才
范旭东不仅相信科学，而且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他深有体会地说：“中国今日若不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
旭东先生除1914年、1922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试验室和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外，1927年，为纪念他的大哥范源濂(字静生)，他又在北京发起创办“静生生物研究所”，延聘植物学家鉴定中国植物的种类，为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成绩。
入川后，旭东先生备感海洋的重要，常说：“中国的生命线在海洋，海洋中有无尽的宝藏，不仅得盐，且可取镁、碘、溴各种副产品，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1944年，在久大精盐公司成立30周年时，他为久大设立了海洋化工研究室，专门研究从海水中汲取宝物，为我国海洋化工的研究开创新局面。
办事业，人才是关键，正如他所说：“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凡事待人而兴”。由于他对人才在开创事业中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在30多年的创业中他周围结集、成长了一批管理和技术人才，有效地推动了事业的进展。
永利制碱公司筹备之初，他就对人才问题格外重视，1919年派陈调甫先生赴美考察时，特意委托陈就近物色人才。通过陈先生的努力，在美国物色到侯德榜、刘树杞、吴承洛、徐允钟、李得庸等几位高级技术人员。陈回国后，范旭东非常满意，对陈说：“你为人很好，荐贤应受上赏。”陈调甫特别推荐侯德榜到厂工作。1920年，侯回国见范，两人彼此甚为投机，侯说：“像范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拥护帮助的。”侯到厂后，身先士卒，埋头实干，穿蓝布工作服同工人一起操作，数十年如一日。侯德榜对于碱业最大的贡献是改善德国察法制碱法，创造了侯氏制碱法。他从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曾用英文写成《制碱工业》一书，一直为世界各国碱业所称道。
范旭东在国内也广开人才之路，派陈调甫先生到各高等学校去物色优秀毕业生，又从中汇集到吴览庵、张佐汤、陈锡彤、郭炳瑜等一批有为青年。这样，从国内外招聘来的两批人才，形成了永利技术力量的牢固基础。他又努力培养新生力量，先后派遣青年研究员张子丰等10多人去国外深造，回国后已蔚然成林，为栋梁之材了。
此外，旭东先生还着力于人才的培训工作，专门成立了艺徒班，由李烛尘、陈调甫负责招收各职业学校和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加以培训。3年后又培育出一批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后来不少人成为工程师、总工程师或技术骨干。
立志毕生从事实业
决不做官
范旭东一生为人俭朴，主张艰苦朴素，员工们也都本着这种精神办事。他在30多年的工业实践中，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深恶痛绝。1934年，正当他为筹建南京硫酸铵厂筹措资金时，宋子文愿以巨款投资永利而换取永利董事长的职务。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宋子文是官僚，不懂实业，他还两次拒绝了蒋介石邀请他出任政府部长的职务。一次是1935年请他出任实业部部长；1942年又邀请他接任经济部长，但他宣称：“立志毕生从事实业，决不做官。”
抗日战争后期，社会上传闻要把一些企业“官商合办”。他明确地说：“如果要我把所创办的企业交由国民党接办或搞什么‘官商合办’，是信不过的。但如果中国政治真正走上民主轨道，政府廉明公正，则所经营的企业可以随时交给国家，用它来为人类造福。”
1943年，范旭东已看到日本必败的前途，更雄心勃勃地亲自拟订战后建设化工十厂的规划。他计划战后第一年复兴旧厂、建设新厂：一、扩大塘沽永利碱厂；二、修复南京铵厂；三、完成五通桥合成氨厂工程；四、建设五通桥硝酸、硝酸铵及硫酸工厂，战后第二年建设新厂；五、建设湖南株洲水泥厂；六、建设青岛食盐电解厂；七、建设株洲硫酸铵厂；八、建设株洲炼焦厂；九、建设株洲玻璃厂，战后第三年建设新厂；十、建设南京新法制碱厂。
为完成战后宏伟的十大厂计划，1945年范旭东亲赴美国与美进出口银行洽谈，商定只要中国政府担保，便可得到1600万元美元贷款。他回国后找到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两人却互相推诿，贷款之事便被搁置下来了，这更加深了范旭东对国民党政府的绝望。
1944年春，范旭东曾在重庆寓所对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同年，他通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当时化名龚再僧)。龚在周恩来领导下，以个人身份与他达成协定，筹办私营建业银行，范旭东派范鸿畴为董事长，推龚饮冰为总经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河山光复，举国狂欢。范旭东感慨万分，对友人说：“抗战胜利了，建国则任重而道远，尚有待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为了建国大业，他在重庆沙坪坝南园接待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和黄炎培、周炳林、任鸿隽等各界知名人士。当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范旭东出席了毛泽东在曾家岩桂园举行的茶话会。毛泽东向他表示：“在国内实行和平后，欢迎和我们合作开办工厂。”这令范旭东先生受到莫大鼓舞。可惜，这次见面却成了他与毛泽东的诀别。
反帝救国
探索振兴中华之道
范旭东，名锐，1883年10月24日生于湖南湘阳。祖父曾任直隶大兴(今属北京)知县，为官清廉。父亲范琛，字彦瑜，以教书为职业。母亲谢氏，生有子女3人，长子源濂、次女二姑、三子源让，后改名锐，旭东是他的字。
旭东幼年时代家境清贫，只好跟姑母在家学习《四书》、《诗经》、《左传》等经籍，后来才到长沙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他的大哥范源濂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物，成为维新运动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四年(1894年)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香港和日本；范源濂也遭到了清政府追捕，亦逃往东瀛，他深恐胞弟受牵连，也就把9岁的小旭东带到日本去了。
在异国，旭东先入清华学校学习日语。1905年毕业于日本和歌山中学，并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
1908年，范旭东进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化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化学专科助教。1910年在东京和长沙人氏、就读于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班学生许馥结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旭东抛弃优裕的生活，偕妻许馥归国，直至1945年逝世，为创建我国的化学工业拼搏了30多年。
研制标准食盐
造福人民大众
1911年范旭东偕妻回国后，应梁启超先生之邀，到民国初期的财政部参与整顿造币厂的工作。但由于造币厂黑暗重重，他的合理建议从未受到重视，一怒之下，只干了短短的60天便坚决辞职。
辞职后不久，范旭东在其胞兄的帮助下亲赴欧洲各国考察盐政和工业用盐。当时英、法、德等国的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这些国家的食盐都很洁白，而盐在工业上的用途还十分广泛，范旭东深感中国盐的使用范围实在太窄，只知食用，而且盐的品质极差，甚至老百姓只能食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土盐。在先进国家，即使喂牲口的盐，含氯化钠不足85％的就明令不许使用。
从欧洲归来，胸有成竹的范旭东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盐政的设想：主张取消盐商的划区运销专权；改良盐产；统一盐税；实行工业用盐免税。他的改革方案引起时任盐务署顾问景学钤先生和财政总长张弧先生的重视，让他先办一个精盐工厂做示范。
1913年，范旭东只身赴号称“天赋盐都”的塘沽实地考察。塘沽贮盐非常丰富，海陆交通十分便捷，附近又有开滦煤矿供煤炭。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更坚定了他在塘沽创建盐化工业的决心。1914年7月，呈报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署批准立案，在塘沽筹建“久大精盐公司”。
公司成立后，于1916年向长江进军，打破盐务禁区，在武汉设厂。1918年，他组织汉口的18家精盐商号成立汉口精盐公会，实现精盐联营。从1916年至1918年，短短的两三年，久大精盐厂由2所发展到6所。1920年他又在安徽、江西两省打开销路。
中国盐政局向来承袭封建旧制，民国时期亦如此，食盐销售权都操纵于少数盐商之手。这样，久大精盐的诞生与发展就直接触犯了盐商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便千方百计反对：芦纲公所禁止灶户供给“久大”原盐；英国驻华公使会同盐务稽核所英籍会办封闭长芦盐坨，企图用英国海军封锁港口，阻止“久大”的盐船出港外运；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甚至绑架范旭东，勒索巨款20万元，后经范源濂托人斡旋，筹款8万元送去才获释归来；另一个军阀褚玉璞则任意抬高精盐税收，猖狂盘剥……这些使范旭东所倡导的精盐工业发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范先生不畏险阻，经过10年苦斗，久大精盐公司在政治上运用各种关系，在生产上采用科学方法，经营上坚持原料自给，精盐自产自销。这一系列的措施终于使业务获得迅速发展，资本由创办时的5万元增至250万元，规模由产年1500吨发展到年产625万吨。1922年，他团结青岛盐商，共同组建“永裕盐业公司”，下设永大、裕大两厂，又用300万元承受了政府收回的日本在青岛的全部盐产。他取得了食盐输往日本的专权，成为我国第一个海盐外销的专商。
历史进入1936年，范旭东在江苏大浦创办“永大精盐公司大浦分厂”。同年冬天，为了进入两淮地区扩大经营范围，他将久大精盐公司改组为久大盐业公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浦盐厂建厂尚未完工便迁入四川，在华西自流井建设新厂。
中国纯碱荣获
万国博览会金奖
在旧中国，由于工业落后，在有洋碱进口之前，百姓一直食用“口碱”。口碱因为加工粗糙、杂质很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并且还不能应用于工业。1890年，英国内门洋碱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由于洋碱质高价廉，到20世纪初，已垄断了中国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欧亚两洲交通梗塞，纯碱几近断绝，中国以碱为原料的各个工厂纷纷倒闭。英国内门洋碱公司囤积居奇，碱价狂涨。而塘沽、长芦盐坨遍地皆是，盐民苦于没有销路徘徊不前。致力于化学工业的范旭东面对丰盐缺碱的残酷现实，决意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
1917年，苏州的学子吴次伯、陈调甫、王小徐3人来到塘沽拜访旭东先生。当陈、吴等与范旭东谈及制碱事业时，双方一拍即合。
1917年冬，由范旭东发起，召集李穆、张弧、景学钤、潘子欣、陈调甫诸学子在天津组织多次座谈，商定要用北方的盐做过试验才能决定以盐制碱的大事。于是指定由王小徐先生绘制草图，完成后交万有铁厂试制成一套小型机械，在范旭东寓所院内安装起来。范旭东、王小徐和陈调甫3位轮番上阵，亲自操作，经多次试验终获成功，制造出9公斤纯碱来。1920年9月经农商部批准，成立“永利制碱公司”。
公司设在塘沽，所需设备是大效铁工厂制造的。由于大效铁工厂设备十分简陋，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把所有铸件完成。碱厂机器需要运送到现场安装，但当时安装工人既无经验又缺乏起重设备，进展十分缓慢，且出现诸多问题和事故。范旭东依靠技术和工人，不断改进，直到1924年8月13日公司终于制成产品，但所产成品红黑两色相间，无法销售。此时永利碱厂已办厂4年(19208—19248)，耗资近200万，已超过原定资本4倍。面对困难，范旭东力排异议，提出3项应急措施：一是即派技术员到美国进一步考察技术，寻找失败的原因；二是继续借用久大精盐公司资金，并向金城银行扩大透支，解决当前的资金拮据；三是裁减职员和工人半数左右，节省开支。
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资金短缺，从事制碱事业步履维艰，但旭东先生振兴实业的信念矢志不移，继续奋进。在技术上紧紧依靠侯德榜、孙学悟、李佐华等专家的努力；在经济上借助永大和金城银行的鼎力相助；经营管理上则由李烛尘、余啸秋、陈调甫等人精心料理；市场上经过艰苦搏击，战胜了英国内门洋碱的渗透、倾销、威胁、利诱，终于渡过了3次濒临倒闭的危机，到1927年才稍有起色，销路开始顺畅。
1926年6月29日，公司重新开工，生产出洁白的纯碱。经化验，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打破了内门优质纯碱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更令人振奋的是，同年8月，旭东先生发起创建的永利制碱厂所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参加了万国博览会，荣膺最高的奖赏——金质奖，并获得“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好评语。
科研先行
创办黄海化工研究所
范旭东一向提倡学术研究，好学不倦，早在1914年初办久大精盐公司时，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室，研究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当他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初期，又遇到无数技术上的难题和挫折，他更深切感到科学研究对发展企业的重要性。1922年8月，他在塘沽创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黄海”是中国私人化工企业设立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可见范旭东是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
“黄海”成立后，旭东聘请孙学悟先生为社长，孙先生一心一意搞科研工作。当时研究社的主要目标是：一、借助永利和久大的技术；二、试验长芦盐卤应用；三、调查分析化工资源。后来范旭东又选择了几个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课题作为研究主体，如：轻重金属在国防工业中的应用；水溶性盐类在化工中的应用；菌学在农产品加工中的应用；肥料在农业中的应用等。1928年，“黄海”用胶东海藻为原料试制成钾肥和碘；同年5月采用辽宁复州粘土提取铝氧，作为冶炼金属的基础。1931年，“黄海”又成立了菌学研究室，使农业化学与工业化学并重；1932年起，分别采用山东博山铝页岩和平阳、庐江两地明矾为原料继续研究铝氧和钾肥，并采用江苏海州磷灰石矿进行磷肥研究。
黄海化工研究社在旭东先生的重视下，除聘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主持社务外，又陆续招聘国内外化学、化工人才来社工作，先后成立了化工原理、应用化学、发酵化学、海洋化学等研究部门。
1935年塘沽陷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之下，黄海社工作受到干扰。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海社迁到四川犍为县，继续进行研究。
拒不与日合作
在苦海盐边艰难创业
1937年7月，侵华日军三番五次找范旭东，要把永利制碱公司买下来。旭东先生非常气愤，严正地说：“我的厂不卖，你们若能拿，就拿去好了。”他深知日军心怀叵测，便电告天津永利久大总管理处的同仁绝不能与日寇“合作”。日本兴中公司曾多次派人到天津纠缠，均遭拒绝。
永利南京硫酸铵厂是当时东亚规模最大、技术最新的化肥厂，早在1936年前后，我国农村已逐渐盛行使用硫酸铵作肥料，年进口量达39万吨，支付外汇白银1960万两。为了争回权利，范旭东要求承办硫酸铵厂。他说：“与其受洋人挟制，还不如自己干!”为了兴建硫酸铵厂，他决定全面调整永利制碱公司的资金，同时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经过30个月的努力，该厂在南京卸用甸如期竣工，计划年产硫酸铵5万吨，日产硫酸100吨、硝酸20吨。1937年2月正式投产，但开工仅半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战事一起，日方即派人找范旭东“商议”中日“合作”，遭范断然拒绝。日军曾3次轰炸铵厂，范旭东和侯德榜悲愤万分，决心抗战到底，命令凡可移动的机器、材料、图纸、模型都抢运西迁，笨重而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他设备投入长江不给敌人所用；全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向汉口转移，保存实力。
1938年春，范旭东在汉口召集会议，商定继续西进，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建永利碱厂和黄海社；在四川自流井设久大盐厂。
以往四川制碱，自打井、汲卤、煎盐到运输全部以落后的技术进行。为了改进四川制盐技术，范旭东入川后于1938年4月向政府呈文申请成立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5月获准，9月即投产。该厂采用钢质平锅、新式炉灶，以煎造花盐为主，使川盐盐量提高，而成本大大降低。后来，该厂还采用了电力汲卤及枝条架晒卤等先进技术，对华西盐业技术促进很大。
正当五通桥氨厂、硫酸厂和碱厂加紧兴建时，珍珠港事件爆发，滇缅公路受阻，致使建厂所需大量器材设备被阻搁在缅甸、越南和印度，工程不得不下马。但范旭东仍不灰心，身先士卒，率在川人员因陋就简，建设改良路布兰法碱厂、植物炼油厂、砖瓦厂、陶瓷厂、化工厂及煤矿，继续打深井，开采黑卤，以支援抗战大后方的军需民用。
宣导科学救国
珍惜技术人才
范旭东不仅相信科学，而且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他深有体会地说：“中国今日若不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
旭东先生除1914年、1922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试验室和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外，1927年，为纪念他的大哥范源濂(字静生)，他又在北京发起创办“静生生物研究所”，延聘植物学家鉴定中国植物的种类，为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成绩。
入川后，旭东先生备感海洋的重要，常说：“中国的生命线在海洋，海洋中有无尽的宝藏，不仅得盐，且可取镁、碘、溴各种副产品，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1944年，在久大精盐公司成立30周年时，他为久大设立了海洋化工研究室，专门研究从海水中汲取宝物，为我国海洋化工的研究开创新局面。
办事业，人才是关键，正如他所说：“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凡事待人而兴”。由于他对人才在开创事业中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在30多年的创业中他周围结集、成长了一批管理和技术人才，有效地推动了事业的进展。
永利制碱公司筹备之初，他就对人才问题格外重视，1919年派陈调甫先生赴美考察时，特意委托陈就近物色人才。通过陈先生的努力，在美国物色到侯德榜、刘树杞、吴承洛、徐允钟、李得庸等几位高级技术人员。陈回国后，范旭东非常满意，对陈说：“你为人很好，荐贤应受上赏。”陈调甫特别推荐侯德榜到厂工作。1920年，侯回国见范，两人彼此甚为投机，侯说：“像范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拥护帮助的。”侯到厂后，身先士卒，埋头实干，穿蓝布工作服同工人一起操作，数十年如一日。侯德榜对于碱业最大的贡献是改善德国察法制碱法，创造了侯氏制碱法。他从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曾用英文写成《制碱工业》一书，一直为世界各国碱业所称道。
范旭东在国内也广开人才之路，派陈调甫先生到各高等学校去物色优秀毕业生，又从中汇集到吴览庵、张佐汤、陈锡彤、郭炳瑜等一批有为青年。这样，从国内外招聘来的两批人才，形成了永利技术力量的牢固基础。他又努力培养新生力量，先后派遣青年研究员张子丰等10多人去国外深造，回国后已蔚然成林，为栋梁之材了。
此外，旭东先生还着力于人才的培训工作，专门成立了艺徒班，由李烛尘、陈调甫负责招收各职业学校和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加以培训。3年后又培育出一批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后来不少人成为工程师、总工程师或技术骨干。
立志毕生从事实业
决不做官
范旭东一生为人俭朴，主张艰苦朴素，员工们也都本着这种精神办事。他在30多年的工业实践中，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深恶痛绝。1934年，正当他为筹建南京硫酸铵厂筹措资金时，宋子文愿以巨款投资永利而换取永利董事长的职务。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宋子文是官僚，不懂实业，他还两次拒绝了蒋介石邀请他出任政府部长的职务。一次是1935年请他出任实业部部长；1942年又邀请他接任经济部长，但他宣称：“立志毕生从事实业，决不做官。”
抗日战争后期，社会上传闻要把一些企业“官商合办”。他明确地说：“如果要我把所创办的企业交由国民党接办或搞什么‘官商合办’，是信不过的。但如果中国政治真正走上民主轨道，政府廉明公正，则所经营的企业可以随时交给国家，用它来为人类造福。”
1943年，范旭东已看到日本必败的前途，更雄心勃勃地亲自拟订战后建设化工十厂的规划。他计划战后第一年复兴旧厂、建设新厂：一、扩大塘沽永利碱厂；二、修复南京铵厂；三、完成五通桥合成氨厂工程；四、建设五通桥硝酸、硝酸铵及硫酸工厂，战后第二年建设新厂；五、建设湖南株洲水泥厂；六、建设青岛食盐电解厂；七、建设株洲硫酸铵厂；八、建设株洲炼焦厂；九、建设株洲玻璃厂，战后第三年建设新厂；十、建设南京新法制碱厂。
为完成战后宏伟的十大厂计划，1945年范旭东亲赴美国与美进出口银行洽谈，商定只要中国政府担保，便可得到1600万元美元贷款。他回国后找到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两人却互相推诿，贷款之事便被搁置下来了，这更加深了范旭东对国民党政府的绝望。
1944年春，范旭东曾在重庆寓所对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同年，他通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当时化名龚再僧)。龚在周恩来领导下，以个人身份与他达成协定，筹办私营建业银行，范旭东派范鸿畴为董事长，推龚饮冰为总经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河山光复，举国狂欢。范旭东感慨万分，对友人说：“抗战胜利了，建国则任重而道远，尚有待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为了建国大业，他在重庆沙坪坝南园接待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和黄炎培、周炳林、任鸿隽等各界知名人士。当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范旭东出席了毛泽东在曾家岩桂园举行的茶话会。毛泽东向他表示：“在国内实行和平后，欢迎和我们合作开办工厂。”这令范旭东先生受到莫大鼓舞。可惜，这次见面却成了他与毛泽东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