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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朋友带着自己成年的儿子来家里做客时，男孩刚刚钻进被窝。来客叫作阿斯兰叔叔，他儿子叫作瓦里科。
客人们从阿布哈兹来。男孩曾与父母在阿布哈兹的加格拉市居住过三年，就住在阿斯兰叔叔家。那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那么温暖的太阳，那么温暖的海洋，还有那么温暖的人们。他们一家人所住的大房子与莫斯科家中并无二致。但与莫斯科不同的是，那里的人们过着截然别样的生活。所有的阿布哈兹人、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邻里间常常走动，请客做客，一起喝酒，一起庆祝所有节日。
如果有人熬了果酱，或是烤了蛋糕，又或者烹煮了其他什么美味，他必定会请邻居们尝尝。他们那里民风便是如此。一栋楼中所有人都相互熟知，楼顶上还专门建立一处特别的小场地，邻居们可以在此处举办节日晚会，同样的场所在莫斯科从未存在过。
然而就在当下，阿布哈兹正发生一场恐怖的战争，人们彼此戕害攻伐。男孩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以共同分享。此刻，父母和客人激动的嗓音从厨房传来。
“看样子，你上战场了？”男孩的父亲问瓦里科。瓦里科二十五岁，是一名老手出租车司机。
“对，”瓦里科大方地承认道，开始娓娓道来。
事情是这样，当我们冲进加格拉市区时，我俘虏了两名格鲁吉亚近卫军人。缴了械，押回基地。跟我一起的有位哥萨克人。我瞧见那两个近卫军垂头丧气，便对他们说：
“小伙子们，你们不会有事的，你们是俘虏。”
但其中一个猛然弯下腰去，从长筒靴中掏出一枚手榴弹。我没反应过来，而且自动步枪还背在肩后。大概他是绝望了，我也一样。总而言之，他把手榴弹朝我扔过来，二人拔腿便跑。手榴弹正中我胸口又弹开。谢天谢地，距离太近，它没有立刻爆炸，需要六秒。我朝哥萨克人扑过去，两人一起趴倒在地。手雷炸开，幸运的是弹片没有击中我们，只有我的腿有些许擦伤。我跳起来就朝两个近卫军追去。自然而然，他们没能跑出太远。我冲进他们转弯的巷角，用步枪一梭子放倒。我朝他们走过去，边走边想我们真是捡回条命，竟然没被手榴弹炸到。
但我突然发现——两个人，一老一少，正好从近卫军倒下的那栋楼里走出来。他们肩上背着满满当当的包袱，迈过军人的死尸朝远处离开。我立刻明白，这些人是趁火打劫。我们占领了城市，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人在趁火打劫。
“放下包袱！”我用阿布哈兹语朝他们喊道。
无人回应。越走越遠。
“放下包袱，不然开枪了！”我再次喊道。
年轻的那个转过身来。背上的包袱比他个头还大。
“别多管闲事，”他说道，二人便迈步离去。
我脑中的弦绷断了。我们在这里出生入死，而他们却在打家劫舍。端起我的自动步枪，朝他们腿上扫了一梭子。没打中那老头，打中了年轻人。我甚至懒得过去查验，得上前线去。总而言之，我们夺回了加格拉。
过了半个月，我压根忘了这件事。我住在酒店，我们所有的战士都住在酒店。那天我们在休息。住我楼下的邻居忽然跑过来对我说：
“有一帮怒气冲冲的年轻人开车在找你。都背着枪，杀气腾腾的样子。要不要找人帮忙？”
“不需要，”我说道，“不用帮忙。”
我记起那个被我射中腿部的年轻人。当时身上也穿着现在这件制服。怎么办？口袋里揣上两枚手榴弹走出门去。双手插在口袋里。手榴弹看不出来。做好一切准备。
看见距离酒店二十米处停着一辆汽车。酒店旁边有四个人。全都带着自动步枪。
我朝他们走出，双手仍旧插在口袋里。
“有事吗？”
“你开枪打了我们的兄弟？他就坐在车里。”
“对，打了，”说着我便当天的将详细经过和盘托出。说我们差点被近卫军炸死，说他们的兄弟和老头一起从楼里拖出包袱。边说边仔细观察他们。只要有人端枪，就连同自己全都炸上天。
他们有些手足无措。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手无寸铁却丝毫不惧。我站着，双手插袋，而他们步枪在肩。此时四人中年长的一位朝汽车扬扬头，发话道：
“我们去那边。你在这里讲的，能当他面再说一次吗？”
“当然，”我说道，“走吧。”
我同他并排而行，双手依旧插在口袋里。走到车前。被我射伤的那人坐在车内。汽车的窗户都是摇下来的。我认出他来，便将事情原委再次重复，汽车里的那人因为怨恨和羞愧皱起眉头。
“他说的属实？”领我来的那位问道。
“是的，”车里那人承认了，开始咒骂上帝，咒骂那些把他带来这里的亲戚，问候他们的母亲。
我的双手依旧插在口袋里。
“你口袋里装着什么？”领我到汽车边的那人终于问道。他已经猜到些什么，觉得自己站得过近。
“手榴弹，”我说道，“可不是钞票。我打仗作战，但不掠夺抢劫。”
“你是条真汉子，”他说，“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我与你们也再无关系，”我回应他，并一起往回走，然而双手依旧握在口袋中。
就这样，我们各走各路。战争。
双方都有骇人的残酷行径。但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从没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过一枪。这两人不算。那是我的弦绷断了。手榴弹就在两步之外爆炸。
“为什么你不拿着步枪出来，而是拿着手榴弹？”男孩的父亲问道。
“如果我拿着枪出来，”瓦里科说，“就该爆发火并了。当时他们却手足无措，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害怕。我预料的没错。我准备好跟他们同归于尽，正因为这样内心才坚定而平静。如果他们感受我有些许胆怯，也许某人就会端枪。当时他们手足无措，等稍后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你就吹吧，”他父亲打断道，“真是走了狗屎运你才能先躲开近卫军的手榴弹，又避开那个伤员的亲戚。按照概率论来讲，如果连续两次都行大运，那么第三次很难再走运……你可要当心！你知不知道，格奥尔吉医生被打死了？” 他这话似乎是在问男孩的父亲。男孩的心脏一阵发紧，他记得格奥尔吉医生，记得很清楚。医生住在父亲朋友的房子里，下班后他会来到院子里同邻居们一起玩扑克。四周总是聚集着一群男人，医生大声讲笑话，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
有一日，格奥尔吉医生讲道：今天我坐大巴車从医院回来，一位乘客突然喊道，格奥尔吉医生，有人偷你东西！此刻我才感觉到身旁的小伙子正在摸索我的口袋。我抓住他的手说：这不是偷窃，是医学检查。一车人哈哈大笑，很多人都认识我。小伙子脸红得像辣椒。此时车子正好到站，我松开他的手，他从车上蹿了出去。如果小偷会脸红，那么他还有可能改邪归正。
“他为什么被杀？”男孩的父亲问道。
“谁知道呢，”阿斯兰叔叔说。“但不管对方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份子还是阿布哈兹民族主义份子，他都大声咒骂呵斥。这事我是听邻居说的。那时双方还在争夺加格拉市，我心神不宁，因为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有天夜里，两个带枪的武装人员走进我们楼栋，敲开了邻居家的门。
‘我们要找格奥尔吉医生，’他们说，‘他住在你们这栋。请指出他的门牌号。’
‘你们找格奥尔吉医生干吗？’女邻居问道。
‘我们有同志得了重病，，其中一人说，‘我们需要格奥尔吉医生。’
‘你们找格奥尔吉医生干吗，’女邻居回答道，‘我丈夫刚刚过世，他有病在身，没撑过这乱糟糟的局面。他余下了各式各样很多药品，我给你们。’
她打开始就不喜欢这两个扛枪的。
‘我们不需要你的药，’其中一个开始急躁起来，用威吓的声音说道，‘我们要的是格奥尔吉医生。他必须去帮助我们的同志。’
按照事后她的讲述，她带着某种糟糕的预感爬上两层楼，指出了医生的房间。如果她说自己不知道医生的住处，对于高加索地区的生活方式来说会显得太不可信。
指出格奥尔吉医生的住所后，女邻居站在楼梯上，想看看他们会做些什么。但其中一人生硬地命令她：
‘回家去。接下来我们不需要您了。’
于是她回到家中。夜。城里依旧在战斗。孤伶伶的妇人。心惊胆战。半小时之后，她听见楼下开来一辆汽车，引擎轰鸣而后渐渐寂静。她认定这多半是在将医生带走。战争刚刚爆发时，医生就将家人送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市，他留下来同岳母住在一起。
女邻居再次爬上医生住的楼层，想去医生岳母那里打听，来人将医生带去哪里，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敲门，敲门，无人应答。心想，大概是受到惊吓，不敢出声。于是大声叫喊：塔玛拉！塔玛拉！以便屋里的人认出她的声音。然而依旧无人应答。此时她才意识到事情非常不妙。那两个扛枪的把医生和他岳母一同带走了。如果他们带走医生是因为有病人，那为什么还要带走他对医学一无所知的岳母？女邻居回到自己家中。”
“第二天她把事情经过都对我说了。我又能做什么？找不到人去问。况且我自己都心神不宁，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而后过了半个月，加格拉周遭的战事平息下来。有一天我站在楼门前，看见我认识的一位警察大尉正开车经过。看见我后，他停下车。
‘你能认出格奥尔吉医生吗？’他打开车门问道。
‘当然，’我说，‘他就住在我们这栋。他怎么了？’
‘他，好像被打死了，’大尉回答道，‘如果那是他的话。上车跟我走，去认认是不是他。’
我们开到市郊的一处公园内。一座小土堆旁停着挖掘机，土堆后摆放着两具尸体。那是格奥尔吉医生和他的岳母。他们的脸上已经爬满蛆虫。我从那双后跟都已磨坏的便鞋认出了医生。
‘是格奥尔吉医生和他的岳母’，我说。
挖掘机驾驶员已然挖好了坑。
‘为什么不葬在墓地？’我又问道。
‘尸体太多，我们应付不过来，’大尉回答。
他下令挖掘机驾驶员用挖斗将尸体运进坑中。
‘我可不会这么干，’开挖掘机的执拗不肯，‘挖斗会沾上气味。’
大尉和挖掘机驾驶员吵起来，威胁要逮捕他，然而后者明显不愿服从。城里一片混乱，看起来大尉是随机拉来了一位挖掘机司机。
那时我朝挖掘机司机走过去，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言不发塞进他的口袋。大概有一万五千卢布。挖掘机司机沉默地发动引擎，用挖斗将两具尸体移入坑中，再用泥土掩埋。”
男孩屏住呼吸倾听从厨房飘来的故事。他完全无法理解这其中的卑鄙和残忍。他试图去想象，当格奥尔吉医生和岳母被押上汽车并开往郊区时，医生的心理活动。要知道，当医生和岳母从家中被带走时，不会不明白此去的目的不是看病。为什么他不叫喊？也许，他害怕邻居会冲出来干预，连累别人一同丢了性命？
男孩的脑海中，对成年人世界理性的想象瞬间崩塌。格奥尔吉医生爽朗的笑声音犹在耳。此时此刻，医生却被成年人们杀死了。如果说他们同时还搜刮了医生的住所，那么好歹还能解释一二。趁火打劫的匪徒。但根据父亲朋友的讲述，他们什么都没拿，也再未踏进这栋楼一步。
就自己十二岁的年纪而言，男孩算是学识渊博。从书中他读到，人类自远古时期以来，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从关于原始人类的书中他得知，那时的成年人类像孩子一样幼稚而单纯。这很滑稽。他觉得，人们在世纪更迭中会变得愈发理智和善良。而现在，他猛然放弃了这种信仰。
客人已经离去，父母也睡下，男孩的脑子却无法停止。如果人不会变得更好，他心想，那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要活着？毫无意义。他痛苦地搜寻能够证明人类会变好的证据，但没有找到。
不过，现在思考也太晚了，他找到一个借口便混混睡去。
早晨，父亲应当带他去看牙医。男孩满脸忧郁和沉思。父亲认为孩子是在害怕即将到来的约诊。
“别怕，儿子，”他对男孩说，“如果要拔牙的话，会给你打麻醉针的。”
“我不是在想这些，”男孩回答道。
“那在想什么？”父亲望着似乎一夜间消瘦的爱子问道。 “我在想，”男孩说，“人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
“什么意思？”父亲问道，焦虑地感觉出男孩钻入了某个牛角尖，还因此变得病恹恹。他此时才注意到儿子的脸不仅消瘦了，一双深色的大眼睛中更潜藏着某种深邃的阴郁。父亲想要轻吻男孩的眼睛，點亮其中的神采，但他按捺下来，知道儿子不喜欢过于亲密。
“现在还有很多吃人的人吗？”男孩突然问道，同时在紧张地思索些什么。
“有一些非洲部落和岛屿居民还吃人，”父亲答道，“为什么问这个？”
“那以前吃人的人更多些吗？”男孩严肃地问道。
“对，当然，”父亲回答，虽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远古时期有没有这样一个阶段，所有的人类都食人？”男孩非常认真地问道。
“我认为，”父亲回答，“科学无法证明这一点。”
男孩又陷入沉思。
“我倒是希望，远古时期的人类都是食人族，”男孩说道。
“为什么？”父亲惊讶地问。
“这样就可以表明，人类是在逐渐变好，”男孩回答。“要知道，我们不清楚人类现在是变好还是在变坏。如果不弄清楚人类是不是在逐渐变好，我都不是很想活下去。”
天啊，天啊，父亲心想，这孩子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父亲感到男孩坠入了悲观主义的深渊。
“人类终究是在逐渐变好，”父亲回答道，“但此中唯一的证据——便是文化。古代文化拥有自己伟大的作家群体，而新的文化一一也有自己的伟人。当你在读古典作家时，比方说列夫·托尔斯泰，你可以做做比较，就会明白托尔斯泰也热爱比他更早的作家，也会为他们感到惋惜。托尔斯泰也绝非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这就表明，虽说非常缓慢，但人类终究在变好。你读过列夫·托尔斯泰吗？”
“嗯，”男孩说，“我读过《哈吉穆拉特》。”
“喜欢吗？”父亲问道。
“非常喜欢，”男孩回答，“我是那样，那样得为他感到惋惜。他既不能为沙米尔效劳，也无法加入俄罗斯人麾下。所以他才被杀……就像格奥尔吉叔叔。”
“你从哪里知道格奥尔吉医生被杀了？”父亲警觉地问道。
“昨晚我躺下了，但听见你们在厨房说话，”男孩说道。
父亲心觉不妙。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儿子同学中却出现了不少富家子弟，儿子有些嫉妒他们。
就拿奔驰汽车这个荒谬故事来说。在乡间别墅休假时，儿子对朋友们吹牛说，自己家有辆梅赛德斯奔驰。然而他们家根本没有什么奔驰。而后听男孩吹过牛的小伙伴们看见他的父母开着一辆廉价的日古利牌轿车和朋友家一同出去做客。于是他们开始嘲笑他。男孩便独撰出一个荒谬的故事，说父母奔驰车的司机生病了，二人被迫借用朋友的日古利。
如果那时便向儿子解释，说财富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生活中有较之更高的价值，会比现在容易得多。此时此刻，儿子出乎意外地触及到的，也许是人类命运最悲剧性的问题——道德伦理的进步是否存在？
他知道自己的小子很聪明，但不认为是如此复杂的问题在烦扰这孩子。他不禁羡慕起十九世纪的人们。那时的人天真地信仰进步！达尔文证明了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这意味着人类光明的未来得到了保证！但为什么？即便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那么让人疑惑的是，这只证明了猴子的进化才能，而非人类。当然，他心想，即使有凶暴残忍的退步崩坏，道德的进步仍旧存在。只不过它存在于千年的跨度。需要迁就当下，与它和解，明白自己的生命是这千年锁链的一个理智环节。然而，该怎样将这些解释给儿子听？
当他们走出楼栋时，他发现正对面的街角站着一位行乞的老妪，她正在喂几只流浪狗。他常常在这里看见她，虽说后者显然不住在附近。行乞的老妇人腿有些瘸，拄着拐杖喂流浪狗。她从小篮子里摸出鸡骨头，面包丁，吃剩的香肠，抛给狗儿。
他毫不怀疑，老妇是在垃圾箱找到的这些东西。她不慌不忙地将残羹剩饭均匀抛洒，不漏喂任何一只狗。狗儿们摇晃着尾巴，耐心而顺从地等待自己的那一口。没有哪一只去争抢别人的施舍物。看起来，老妇公平地在狗群中分配着自己的赠礼，狗儿们自己也习惯了公平。
“你看看那位老妇人，”他朝儿子点头示意，“她是个伟大的人。”
“为什么，为什么，爸？”儿子迅速问道。“因为她喂流浪狗？”
“对，”父亲说，“你看，她是残疾人。多半还是孤寡和穷人，却将喂养这些不幸的狗儿视为自己的责任。别处有恶棍在杀害无辜平民，而这里却有行乞的老妇喂养乞食的狗。善良绝不会根绝，它总比邪恶强大。”
“现在你想象一个恶人，一个穷其一生都在毒杀流浪狗的人。忽然有一天他也落得赤贫，变得残疾，开始在垃圾箱中翻刨，好找到些残羹剩饭，再在其中下毒，继续毒害流浪狗。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们便可以说，善良与邪恶势均力敌。但你能够想象有一个赤贫的恶人，会不顾身体残疾在垃圾箱中翻找，好去毒害流浪狗吗？你能够想象吗？”
“不，”男孩思考片刻说，“他已经不能去考虑狗了，他只会考虑自己。”
“那么，意味着？”父亲问道，胸中翻腾着突如其来的滚烫。
“意味着，善良胜出，”男孩望了一眼跛足的老妇人，以及心怀矜持的喜悦，摇晃着尾巴，等待投喂的狗群，回答道。
“对！”父亲用赞许的声音感叹道。
儿子瞬间便察觉到了。
“那给我买口香糖吧，”儿子忽然说，似乎是为自己与这世界言归于好请功。
“走，”父亲说道。
（责任编辑：哨兵）
客人们从阿布哈兹来。男孩曾与父母在阿布哈兹的加格拉市居住过三年，就住在阿斯兰叔叔家。那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那么温暖的太阳，那么温暖的海洋，还有那么温暖的人们。他们一家人所住的大房子与莫斯科家中并无二致。但与莫斯科不同的是，那里的人们过着截然别样的生活。所有的阿布哈兹人、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邻里间常常走动，请客做客，一起喝酒，一起庆祝所有节日。
如果有人熬了果酱，或是烤了蛋糕，又或者烹煮了其他什么美味，他必定会请邻居们尝尝。他们那里民风便是如此。一栋楼中所有人都相互熟知，楼顶上还专门建立一处特别的小场地，邻居们可以在此处举办节日晚会，同样的场所在莫斯科从未存在过。
然而就在当下，阿布哈兹正发生一场恐怖的战争，人们彼此戕害攻伐。男孩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以共同分享。此刻，父母和客人激动的嗓音从厨房传来。
“看样子，你上战场了？”男孩的父亲问瓦里科。瓦里科二十五岁，是一名老手出租车司机。
“对，”瓦里科大方地承认道，开始娓娓道来。
事情是这样，当我们冲进加格拉市区时，我俘虏了两名格鲁吉亚近卫军人。缴了械，押回基地。跟我一起的有位哥萨克人。我瞧见那两个近卫军垂头丧气，便对他们说：
“小伙子们，你们不会有事的，你们是俘虏。”
但其中一个猛然弯下腰去，从长筒靴中掏出一枚手榴弹。我没反应过来，而且自动步枪还背在肩后。大概他是绝望了，我也一样。总而言之，他把手榴弹朝我扔过来，二人拔腿便跑。手榴弹正中我胸口又弹开。谢天谢地，距离太近，它没有立刻爆炸，需要六秒。我朝哥萨克人扑过去，两人一起趴倒在地。手雷炸开，幸运的是弹片没有击中我们，只有我的腿有些许擦伤。我跳起来就朝两个近卫军追去。自然而然，他们没能跑出太远。我冲进他们转弯的巷角，用步枪一梭子放倒。我朝他们走过去，边走边想我们真是捡回条命，竟然没被手榴弹炸到。
但我突然发现——两个人，一老一少，正好从近卫军倒下的那栋楼里走出来。他们肩上背着满满当当的包袱，迈过军人的死尸朝远处离开。我立刻明白，这些人是趁火打劫。我们占领了城市，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人在趁火打劫。
“放下包袱！”我用阿布哈兹语朝他们喊道。
无人回应。越走越遠。
“放下包袱，不然开枪了！”我再次喊道。
年轻的那个转过身来。背上的包袱比他个头还大。
“别多管闲事，”他说道，二人便迈步离去。
我脑中的弦绷断了。我们在这里出生入死，而他们却在打家劫舍。端起我的自动步枪，朝他们腿上扫了一梭子。没打中那老头，打中了年轻人。我甚至懒得过去查验，得上前线去。总而言之，我们夺回了加格拉。
过了半个月，我压根忘了这件事。我住在酒店，我们所有的战士都住在酒店。那天我们在休息。住我楼下的邻居忽然跑过来对我说：
“有一帮怒气冲冲的年轻人开车在找你。都背着枪，杀气腾腾的样子。要不要找人帮忙？”
“不需要，”我说道，“不用帮忙。”
我记起那个被我射中腿部的年轻人。当时身上也穿着现在这件制服。怎么办？口袋里揣上两枚手榴弹走出门去。双手插在口袋里。手榴弹看不出来。做好一切准备。
看见距离酒店二十米处停着一辆汽车。酒店旁边有四个人。全都带着自动步枪。
我朝他们走出，双手仍旧插在口袋里。
“有事吗？”
“你开枪打了我们的兄弟？他就坐在车里。”
“对，打了，”说着我便当天的将详细经过和盘托出。说我们差点被近卫军炸死，说他们的兄弟和老头一起从楼里拖出包袱。边说边仔细观察他们。只要有人端枪，就连同自己全都炸上天。
他们有些手足无措。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手无寸铁却丝毫不惧。我站着，双手插袋，而他们步枪在肩。此时四人中年长的一位朝汽车扬扬头，发话道：
“我们去那边。你在这里讲的，能当他面再说一次吗？”
“当然，”我说道，“走吧。”
我同他并排而行，双手依旧插在口袋里。走到车前。被我射伤的那人坐在车内。汽车的窗户都是摇下来的。我认出他来，便将事情原委再次重复，汽车里的那人因为怨恨和羞愧皱起眉头。
“他说的属实？”领我来的那位问道。
“是的，”车里那人承认了，开始咒骂上帝，咒骂那些把他带来这里的亲戚，问候他们的母亲。
我的双手依旧插在口袋里。
“你口袋里装着什么？”领我到汽车边的那人终于问道。他已经猜到些什么，觉得自己站得过近。
“手榴弹，”我说道，“可不是钞票。我打仗作战，但不掠夺抢劫。”
“你是条真汉子，”他说，“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我与你们也再无关系，”我回应他，并一起往回走，然而双手依旧握在口袋中。
就这样，我们各走各路。战争。
双方都有骇人的残酷行径。但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从没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过一枪。这两人不算。那是我的弦绷断了。手榴弹就在两步之外爆炸。
“为什么你不拿着步枪出来，而是拿着手榴弹？”男孩的父亲问道。
“如果我拿着枪出来，”瓦里科说，“就该爆发火并了。当时他们却手足无措，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害怕。我预料的没错。我准备好跟他们同归于尽，正因为这样内心才坚定而平静。如果他们感受我有些许胆怯，也许某人就会端枪。当时他们手足无措，等稍后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你就吹吧，”他父亲打断道，“真是走了狗屎运你才能先躲开近卫军的手榴弹，又避开那个伤员的亲戚。按照概率论来讲，如果连续两次都行大运，那么第三次很难再走运……你可要当心！你知不知道，格奥尔吉医生被打死了？” 他这话似乎是在问男孩的父亲。男孩的心脏一阵发紧，他记得格奥尔吉医生，记得很清楚。医生住在父亲朋友的房子里，下班后他会来到院子里同邻居们一起玩扑克。四周总是聚集着一群男人，医生大声讲笑话，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
有一日，格奥尔吉医生讲道：今天我坐大巴車从医院回来，一位乘客突然喊道，格奥尔吉医生，有人偷你东西！此刻我才感觉到身旁的小伙子正在摸索我的口袋。我抓住他的手说：这不是偷窃，是医学检查。一车人哈哈大笑，很多人都认识我。小伙子脸红得像辣椒。此时车子正好到站，我松开他的手，他从车上蹿了出去。如果小偷会脸红，那么他还有可能改邪归正。
“他为什么被杀？”男孩的父亲问道。
“谁知道呢，”阿斯兰叔叔说。“但不管对方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份子还是阿布哈兹民族主义份子，他都大声咒骂呵斥。这事我是听邻居说的。那时双方还在争夺加格拉市，我心神不宁，因为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有天夜里，两个带枪的武装人员走进我们楼栋，敲开了邻居家的门。
‘我们要找格奥尔吉医生，’他们说，‘他住在你们这栋。请指出他的门牌号。’
‘你们找格奥尔吉医生干吗？’女邻居问道。
‘我们有同志得了重病，，其中一人说，‘我们需要格奥尔吉医生。’
‘你们找格奥尔吉医生干吗，’女邻居回答道，‘我丈夫刚刚过世，他有病在身，没撑过这乱糟糟的局面。他余下了各式各样很多药品，我给你们。’
她打开始就不喜欢这两个扛枪的。
‘我们不需要你的药，’其中一个开始急躁起来，用威吓的声音说道，‘我们要的是格奥尔吉医生。他必须去帮助我们的同志。’
按照事后她的讲述，她带着某种糟糕的预感爬上两层楼，指出了医生的房间。如果她说自己不知道医生的住处，对于高加索地区的生活方式来说会显得太不可信。
指出格奥尔吉医生的住所后，女邻居站在楼梯上，想看看他们会做些什么。但其中一人生硬地命令她：
‘回家去。接下来我们不需要您了。’
于是她回到家中。夜。城里依旧在战斗。孤伶伶的妇人。心惊胆战。半小时之后，她听见楼下开来一辆汽车，引擎轰鸣而后渐渐寂静。她认定这多半是在将医生带走。战争刚刚爆发时，医生就将家人送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市，他留下来同岳母住在一起。
女邻居再次爬上医生住的楼层，想去医生岳母那里打听，来人将医生带去哪里，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敲门，敲门，无人应答。心想，大概是受到惊吓，不敢出声。于是大声叫喊：塔玛拉！塔玛拉！以便屋里的人认出她的声音。然而依旧无人应答。此时她才意识到事情非常不妙。那两个扛枪的把医生和他岳母一同带走了。如果他们带走医生是因为有病人，那为什么还要带走他对医学一无所知的岳母？女邻居回到自己家中。”
“第二天她把事情经过都对我说了。我又能做什么？找不到人去问。况且我自己都心神不宁，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而后过了半个月，加格拉周遭的战事平息下来。有一天我站在楼门前，看见我认识的一位警察大尉正开车经过。看见我后，他停下车。
‘你能认出格奥尔吉医生吗？’他打开车门问道。
‘当然，’我说，‘他就住在我们这栋。他怎么了？’
‘他，好像被打死了，’大尉回答道，‘如果那是他的话。上车跟我走，去认认是不是他。’
我们开到市郊的一处公园内。一座小土堆旁停着挖掘机，土堆后摆放着两具尸体。那是格奥尔吉医生和他的岳母。他们的脸上已经爬满蛆虫。我从那双后跟都已磨坏的便鞋认出了医生。
‘是格奥尔吉医生和他的岳母’，我说。
挖掘机驾驶员已然挖好了坑。
‘为什么不葬在墓地？’我又问道。
‘尸体太多，我们应付不过来，’大尉回答。
他下令挖掘机驾驶员用挖斗将尸体运进坑中。
‘我可不会这么干，’开挖掘机的执拗不肯，‘挖斗会沾上气味。’
大尉和挖掘机驾驶员吵起来，威胁要逮捕他，然而后者明显不愿服从。城里一片混乱，看起来大尉是随机拉来了一位挖掘机司机。
那时我朝挖掘机司机走过去，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言不发塞进他的口袋。大概有一万五千卢布。挖掘机司机沉默地发动引擎，用挖斗将两具尸体移入坑中，再用泥土掩埋。”
男孩屏住呼吸倾听从厨房飘来的故事。他完全无法理解这其中的卑鄙和残忍。他试图去想象，当格奥尔吉医生和岳母被押上汽车并开往郊区时，医生的心理活动。要知道，当医生和岳母从家中被带走时，不会不明白此去的目的不是看病。为什么他不叫喊？也许，他害怕邻居会冲出来干预，连累别人一同丢了性命？
男孩的脑海中，对成年人世界理性的想象瞬间崩塌。格奥尔吉医生爽朗的笑声音犹在耳。此时此刻，医生却被成年人们杀死了。如果说他们同时还搜刮了医生的住所，那么好歹还能解释一二。趁火打劫的匪徒。但根据父亲朋友的讲述，他们什么都没拿，也再未踏进这栋楼一步。
就自己十二岁的年纪而言，男孩算是学识渊博。从书中他读到，人类自远古时期以来，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从关于原始人类的书中他得知，那时的成年人类像孩子一样幼稚而单纯。这很滑稽。他觉得，人们在世纪更迭中会变得愈发理智和善良。而现在，他猛然放弃了这种信仰。
客人已经离去，父母也睡下，男孩的脑子却无法停止。如果人不会变得更好，他心想，那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要活着？毫无意义。他痛苦地搜寻能够证明人类会变好的证据，但没有找到。
不过，现在思考也太晚了，他找到一个借口便混混睡去。
早晨，父亲应当带他去看牙医。男孩满脸忧郁和沉思。父亲认为孩子是在害怕即将到来的约诊。
“别怕，儿子，”他对男孩说，“如果要拔牙的话，会给你打麻醉针的。”
“我不是在想这些，”男孩回答道。
“那在想什么？”父亲望着似乎一夜间消瘦的爱子问道。 “我在想，”男孩说，“人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
“什么意思？”父亲问道，焦虑地感觉出男孩钻入了某个牛角尖，还因此变得病恹恹。他此时才注意到儿子的脸不仅消瘦了，一双深色的大眼睛中更潜藏着某种深邃的阴郁。父亲想要轻吻男孩的眼睛，點亮其中的神采，但他按捺下来，知道儿子不喜欢过于亲密。
“现在还有很多吃人的人吗？”男孩突然问道，同时在紧张地思索些什么。
“有一些非洲部落和岛屿居民还吃人，”父亲答道，“为什么问这个？”
“那以前吃人的人更多些吗？”男孩严肃地问道。
“对，当然，”父亲回答，虽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远古时期有没有这样一个阶段，所有的人类都食人？”男孩非常认真地问道。
“我认为，”父亲回答，“科学无法证明这一点。”
男孩又陷入沉思。
“我倒是希望，远古时期的人类都是食人族，”男孩说道。
“为什么？”父亲惊讶地问。
“这样就可以表明，人类是在逐渐变好，”男孩回答。“要知道，我们不清楚人类现在是变好还是在变坏。如果不弄清楚人类是不是在逐渐变好，我都不是很想活下去。”
天啊，天啊，父亲心想，这孩子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父亲感到男孩坠入了悲观主义的深渊。
“人类终究是在逐渐变好，”父亲回答道，“但此中唯一的证据——便是文化。古代文化拥有自己伟大的作家群体，而新的文化一一也有自己的伟人。当你在读古典作家时，比方说列夫·托尔斯泰，你可以做做比较，就会明白托尔斯泰也热爱比他更早的作家，也会为他们感到惋惜。托尔斯泰也绝非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这就表明，虽说非常缓慢，但人类终究在变好。你读过列夫·托尔斯泰吗？”
“嗯，”男孩说，“我读过《哈吉穆拉特》。”
“喜欢吗？”父亲问道。
“非常喜欢，”男孩回答，“我是那样，那样得为他感到惋惜。他既不能为沙米尔效劳，也无法加入俄罗斯人麾下。所以他才被杀……就像格奥尔吉叔叔。”
“你从哪里知道格奥尔吉医生被杀了？”父亲警觉地问道。
“昨晚我躺下了，但听见你们在厨房说话，”男孩说道。
父亲心觉不妙。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儿子同学中却出现了不少富家子弟，儿子有些嫉妒他们。
就拿奔驰汽车这个荒谬故事来说。在乡间别墅休假时，儿子对朋友们吹牛说，自己家有辆梅赛德斯奔驰。然而他们家根本没有什么奔驰。而后听男孩吹过牛的小伙伴们看见他的父母开着一辆廉价的日古利牌轿车和朋友家一同出去做客。于是他们开始嘲笑他。男孩便独撰出一个荒谬的故事，说父母奔驰车的司机生病了，二人被迫借用朋友的日古利。
如果那时便向儿子解释，说财富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生活中有较之更高的价值，会比现在容易得多。此时此刻，儿子出乎意外地触及到的，也许是人类命运最悲剧性的问题——道德伦理的进步是否存在？
他知道自己的小子很聪明，但不认为是如此复杂的问题在烦扰这孩子。他不禁羡慕起十九世纪的人们。那时的人天真地信仰进步！达尔文证明了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这意味着人类光明的未来得到了保证！但为什么？即便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那么让人疑惑的是，这只证明了猴子的进化才能，而非人类。当然，他心想，即使有凶暴残忍的退步崩坏，道德的进步仍旧存在。只不过它存在于千年的跨度。需要迁就当下，与它和解，明白自己的生命是这千年锁链的一个理智环节。然而，该怎样将这些解释给儿子听？
当他们走出楼栋时，他发现正对面的街角站着一位行乞的老妪，她正在喂几只流浪狗。他常常在这里看见她，虽说后者显然不住在附近。行乞的老妇人腿有些瘸，拄着拐杖喂流浪狗。她从小篮子里摸出鸡骨头，面包丁，吃剩的香肠，抛给狗儿。
他毫不怀疑，老妇是在垃圾箱找到的这些东西。她不慌不忙地将残羹剩饭均匀抛洒，不漏喂任何一只狗。狗儿们摇晃着尾巴，耐心而顺从地等待自己的那一口。没有哪一只去争抢别人的施舍物。看起来，老妇公平地在狗群中分配着自己的赠礼，狗儿们自己也习惯了公平。
“你看看那位老妇人，”他朝儿子点头示意，“她是个伟大的人。”
“为什么，为什么，爸？”儿子迅速问道。“因为她喂流浪狗？”
“对，”父亲说，“你看，她是残疾人。多半还是孤寡和穷人，却将喂养这些不幸的狗儿视为自己的责任。别处有恶棍在杀害无辜平民，而这里却有行乞的老妇喂养乞食的狗。善良绝不会根绝，它总比邪恶强大。”
“现在你想象一个恶人，一个穷其一生都在毒杀流浪狗的人。忽然有一天他也落得赤贫，变得残疾，开始在垃圾箱中翻刨，好找到些残羹剩饭，再在其中下毒，继续毒害流浪狗。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们便可以说，善良与邪恶势均力敌。但你能够想象有一个赤贫的恶人，会不顾身体残疾在垃圾箱中翻找，好去毒害流浪狗吗？你能够想象吗？”
“不，”男孩思考片刻说，“他已经不能去考虑狗了，他只会考虑自己。”
“那么，意味着？”父亲问道，胸中翻腾着突如其来的滚烫。
“意味着，善良胜出，”男孩望了一眼跛足的老妇人，以及心怀矜持的喜悦，摇晃着尾巴，等待投喂的狗群，回答道。
“对！”父亲用赞许的声音感叹道。
儿子瞬间便察觉到了。
“那给我买口香糖吧，”儿子忽然说，似乎是为自己与这世界言归于好请功。
“走，”父亲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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