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15日，上海东泰图书局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第三种——小说集《沉沦》。这是新文学的第一部小说集。这部集子作为新文学阵营投向传统文学阵营的第一个集束炸药包，出版后引起了不同凡响的轰动。它的作者郁达夫逐渐在青年中获得人气。以《沉沦》为代表的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受到读者喜爱，与它率真和根于率真的“自叙传”风格、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以及浪漫主义的抒情特征是分不开的。
　　一、率真和根于率真的“自叙传”风格
　　郁达夫创作受卢梭影响极为深刻，让·雅克·卢梭，这一个开启了法国和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先声的文学巨匠、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思想伟人，通过他的布道者又在东方掀起狂澜巨潮。郁达夫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布道者。卢梭认为艺术的魅力全部在于其真实，他定性自己写作的目的在于“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展现给他们看，以便使他们也学会如何自己认识自己。”
　　率真大抵是郁达夫早期小说写作风格的精魂，这种率真深入到了作者写作思想的骨髓和灵魂，便将作者的骨髓和灵魂在作品里暴露无遗。以我所见，“率真”即表现为作家追求真实的描绘我自己，思考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出来，如果谁质疑文本描绘的不真实的话，必然是因为他不了解我的真性情，或者怨我文功不精的过，而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我有所隐瞒。
　　郁达夫本人的性情是否是直率的我们不敢武断地下结论，然而但凡读过郁达夫早期的自叙传小说的，都不得不认定他的文笔是直率的。他勇于暴露和剖析自己，哪怕是灵魂中最隐秘的一角。率真作为写作理念在郁达夫早期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现，逐渐发展为作家郁达夫独树一帜的“自叙传”的创作风格。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不同于郁达夫的自叙传，但无论从取材上看——作者的经验“除了自己的之外，是在另外也并没有再真切的事情”，还是从创作的理念——即追求真实，弃绝虚伪，或者创作手法一，即不追求曲折的情节和周致的构思，努力剖析内在心理变化和个人情绪流动来看，其小说似均以自叙传的做法为模子。由此形成了“自叙传”小说的典型特点。
　　二、零余者形象的塑造
　　郁达夫在自叙传中写到的：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这种对故国陆沉的失望、忧伤乃至作者在异国感受到的屈辱伴随着直率的无以复加地自我剖析无疑被郁达夫尽数倾吐在他的小说中，用于诠释彷徨的知识青年的精神困境。成为其笔下典型的“零余者”形象的重要特征。
　　郁达夫笔下这些“零余者”大都出身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生活上往往陷入这样那样的困境。从教育上看，这些人都接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知识的占有比于他们周围的一般民众优势明显；而从精神上看，这些人就像是鲁迅曾说过的在铁屋子中醒来的人，他们在黑暗的禁锢中孤独，忧郁，甚至心灵扭曲，倒不如熟睡中的人们更合于黑暗中的生活。
　　这是一个缺乏力量的群体，因为缺乏力量，继而缺乏自信。缺乏自信，就有了自卑的情结。奥地利心理学家A.阿德勒认为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解决一件事时，他表示自己真的无法解决，这便是自卑情结。《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的自卑是在哪里产生的呢？小说的第二部分讲到于质夫在动身回国时曾下了一次绝大的决心要“戒烟戒酒戒女色”，要在回国后重新来过，把在国外时身上的恶习原原本本留在国外，而且要用君子之道彻彻底底地洗刷自己的污渍，武装自己从头脑到气质，让人一望便知自己的变化。这种渴望改变的心思其实是意识到自己的病症所在渴望自我救治，在这方面，质夫的决心不可谓不大。然而到了上海之后，他的生活却毫无改变，烟酒非但没有戒下，反而更加加深了。这要算是一种下决心后的失败，一再的失败将使得男主人公认为自己“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自卑情结由此產生了。这种自卑某种程度上甚至会使得于质夫性格分裂，一方面是理想化的“戒烟戒酒戒女色”，品行也得到过锻炼的完美的自己，一方面是现实化的自卑中的自己。性格分裂的后果便使我们看到圣洁与鄙俗，豪情与猥琐，正经与变态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变态、猥琐、鄙俗是于质夫难以改正的缺点，而于质夫的圣洁、豪情、正经又并非作假。自卑导致的分裂成了零余者们的顽疾，这种具备了突出的特点的顽疾反过来成就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三、早期小说的抒情特征
　　味熟着沉沦之苦的时刻既缺少令人沉醉的春风，也没有迟桂花的芬芳，充溢郁达夫早期小说当中并代表它们的抒情特征的是“郁式的忧郁”——早期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感伤情调。郁达夫曾经在提到自己早期的小说作品时坦诚自己对于“文体”从来不甚注意，而对作品的“情调”用心良苦。“情调”本身分阴晴晦明多种情况，而郁达夫所营造的“情调”却往往属于愁苦的、忧伤的那一部分。无论是《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沉沦》集最初由这三篇组成），还是相继出现的《茫茫夜》、《怀乡病者》等，郁达夫早期小说往往使读者在读完之后感到的是莫名形状的忧伤。郁达夫小说读来是刺激的，使得大批“病中的”青年人感同身受。如作家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当中，“大悲剧的主人公”在银灰色的月光里，永久的脱离了折磨他的“多事的人间”。而作者的铺陈创设的背景环境是新年之际。最是那“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最是那“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的同新郎新妇一样”的年冬节日的欢愉，方才足以映照出漂泊异域的“他”的孤冷寂寥、槁木死灰。纵观郁氏诸作，孤冷寂寥是其重要格调，随着对孤冷环境的步步渲染，小说人物内心的迷茫与生活的落魄成为其创作的主旨，继而生成的苦闷、压抑以及人物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等成了不可回避的主题。浓浓的感伤情调由此产生也由此弥散开来。
　　如我们所看到的，为了渲染感伤情调，郁达夫小说中有许多环境描写。如在《银灰色的死》当中有“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在这一句环境描写中，自然的静谧与人间的多事形成对比，看到这景色的人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向往自然而鄙弃人间的心理。所以郁达夫笔下的环境描写往往也折射出作家返还自然的心理想法。用环境来煽动情绪，需要作家用文字来唤醒读者的生活记忆，激发出读者的想象力以配合文本描绘来形成印象。郁达夫笔下的部分环境描写虽有雕琢斧凿痕迹，大体上却并不违于古人所讲的“情景相生”写作的规律，所谓“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而郁达夫抒发的“情”是孤冷寂寥的，所以环境也往往也是以冷色调为主。于是有了《银灰色之死》中写灯是“参差不齐的门灯”，“万门千户”只投在街上几处“朦胧的黑影”，电车的路线放出“磷火死的青光”这种阴怖肃杀的环境描写。
　　这种环境的孤冷恰是男主人公心境的写照，银盆似的月亮也应了小说题目中的“银灰色”。在此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郁达夫受卢梭的“返还自然”的思想影响以及其《忏悔录》中的环境描写的指教，往往致力于描绘“静而美”的环境。据此理解“郁达夫版本的”情景相生式的环境描写，最合适的描述应该是环境的静与感情上的孤。无论是单从“静”处理解，还是单从“孤”处理解，都是不能探明作者的思路的。用这样的眼光去审视郁达夫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我们就会发现“静”与“孤”在郁达夫笔下从来是合二为一的。即有“孤”才有“静”，静与美的环境等于“静、孤与美”的环境。如《沉沦》开篇的一段环境描写，环境描写的静、孤、美在这段环境描写中得到最佳展现。寂寞的清幽闲适，如同轻纱似的抚慰着敏感的孤独者的官能，孕育着对生活的多愁善感。
　　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另一个浪漫主义抒情特征是结构的散文化。郁达夫小说从不以情节取胜，他未尝没有尝试过铺设情节。郁达夫的早期小说成功在于他是仰仗自己的才情在写作。在这些作品里，主人公的名字被作家肆意淡化，于质夫同时是好几篇小说的主人公，而在某些小说里，主人公仅代以“他”字或者字母“Y”；小说的结构也无一例外的松散，事在人为，仿佛手随意动，信笔写成。这种小说的结构在产生之初是遭到不少非议的，的确，这种人物化虚、情节化淡、结构化散的小说创作不合于小说常规。然而小说何必有常规呢？文学何必有常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