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鲜血培养新世界”

金达莱

　　朴翰宗，1911年生于朝鲜庆尚道陕川郡，1919年随叔叔到中国奉天省清原县定居，1927年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他成功组织驻磐石伪军宋国荣营哗变。红32军南满游击队成立后，他任一大队大队长;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他任一团政委，随杨靖宇转战磐石、伊通、桦甸等地。独立师主力挺进东边道后，朴翰宗率团在磐石老游击区活动，之后任一军参谋长。1935年1月12日，他在临江红土崖战斗中牺牲。
　　李松坡，1904年生于磐石县驿马泊子，是最早的“打狗队”成员，李红光任队长时，他是参谋长。他是磐石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红32军南满游击队成立时为代理参谋长，之后任独立师一团参谋长、二师参谋长，转战辉发江两岸。1935年9月，在攻打桦甸县红石砬子战斗中牺牲。
　　之所以写下这些简历似的文字，是因为他们在一军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不可遗忘。
　　一军军需部部长韩震，朝鲜族人，出生在汉城数一数二的富豪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19年“三一”运动中，19岁的韩震加入反日游行人群，振臂高呼“反对外奴”“独立万岁”。运动被镇压后，他和一些爱国青年准备到中国东北从事反日活动，父亲却给他娶了个漂亮媳妇，想以此拢住他的心，让他继续读书，继承家业，光宗耀祖。1928年，他终于挣脱家庭的羁绊，来到中国磐石县，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冬，妻子从朝鲜赶来劝他回家，他则劝妻子留下。虽然他爱妻子，妻子也爱他，但同样出身豪门的妻子如何吃得了他那种苦呀？一咬牙，俩人离婚了。
　　韩震的军需部部长一职，是在挺进东边道后就任的。军需部不但囊括整个联勤部，还有司令部、政治部、装备部的一些职能，乃至党和政府的工作。抗联的军需来源，除了战场缴获，还要靠在民间大量筹集。初来乍到一地，需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以及成立反日会、妇女会和青年义勇军、农民自卫队，等等;对于反日的大小山林队，还要搞统一战线，联合抗战;当然，还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古今中外，再难见到这样的军需部！
　　桓兴地区的“中国地”之所以那么红火，一靠李明山、朴金华这对假夫妻的“两个人的县委”积极开展工作，再就是靠韩震这位军需部部长在那儿拳打脚踢。
　　1936年3月2日晚上，韩震在仙人洞二道岭子一个农家开会，研究将几支地方武装合并，成立一师四团。有坏人发现后告密，下半夜两点来钟，兴京县平顶山日本守备队将这个农家包围。突围过程中，十几人大都牺牲，韩震也倒在一片撂荒地里……
　　“前堵后憋八九连，冲锋陷阵少年连。”这是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后经常挂在官兵嘴边的一句话，说的是八连、九连善打围歼战，少年连的小战士冲锋陷阵不要命。
　　这个后来扩编为少年营的少年连，是李敏焕创建的。
　　1928年，在延吉县读中学的李敏焕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学校儿童团总团长。第二年，他被派到清原县做地下工作，担任团县委负责人，时年16岁。1933年春，他拉起一支30多人的队伍，大多是青少年，不久被改编为独立师直属少年连。
　　按团级规格配备干部的少年连第一任政委李敏焕，胆大心细，文武双全。从痛打邵本良到奇袭窟窿榆树，几乎参加了独立师、一师所有较大的战斗，而且经常是独当一面的角色。像三源浦守备队，独立师曾几次引蛇出洞，可它就是不出来。李敏焕率少年连和保安连，今天在外圍抓走狗，明天潜入镇内放火烧日军的柴垛，终于让敌人忍不住了。一天，日伪军出动。两辆汽车刚驰上一座公路桥，桥立刻就塌了;第二辆猝不及防，也跟着栽了下去。原来，那桥墩木桩子早被李敏焕派人锯断了，只是虚撑着。没费几颗子弹，30多个鬼子、伪军就报销了。
　　少年连刚成立时只有几支步枪，其余都是长矛、大刀以及棍棒。第一次夺枪，是在柳河去往三源浦的路上，看到十几个伪军正看押老百姓修公路，李敏焕就有了主意。
　　傍晌时分，几个化装成小贩的小战士提筐挎篮路过那里，先是两个挎匣子枪的伪军凑了过来，接着一帮兵也都凑了上来，围住一个篮子，花生糖果光头饼子什么的就吃开了。随着李敏焕一声令下，事先混在人群中假装修路的官兵一齐动手，当即缴获长短枪15支。
　　同年夏季的一天，经过侦察得知，通化宪兵队一辆满载军装的汽车从山城镇回通化，师部和少年连准备在滴台打伏击。
　　李敏焕在公路上看地形时，汽车突然来了，见躲避不及，干脆迎了上去。因为他穿着一身日本军装，三个鬼子还以为是自己人，停车下来后伸胳膊扔腿地活动身子骨，然后呜哩哇啦地跟他搭话。隐蔽在路边树丛中的官兵，一个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说时迟，那时快，李敏焕手中的匣子枪响了，三个鬼子应声倒地，一场“伏击战”就这样结束了。
　　摩天岭大捷后，日军展开疯狂报复，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程斌、李敏焕带师部和保安连在摩天岭一带与敌周旋、战斗。激战中，李敏焕身边的机枪手牺牲了，师参谋长抱起机枪射击，也中弹倒地。
　　李敏焕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在7月15日，即摩天岭大捷当天戛然而止的。
　　1937年7月中旬，杨靖宇率200人左右的军部直属队从桓仁夹道子西进清原，准备与三师会合，并相机截击吉（林）奉（天）铁路上的列车。夜行晓宿，行至兴京县黄寺八九道沟时，因向导迷失方向，部队转来转去，天亮后才发现是在永陵街东10公里左右的黄土岗子。这时，300多敌人已经跟了上来。因为日伪军大都穿着朝鲜族白色服装，用以掩护身份，有人说“是高丽人”，大家也就没太在意，待到觉出不对劲儿了，枪声已经响了。一场激战，随行的南满省委组织部部长李东光等30余人牺牲。
　　牺牲时34岁的李东光出生在朝鲜成镜北道，14岁时随父母跨国移居珲春县大荒沟，18岁读中学时加入朝鲜共产党。之后就像本书写到的许多朝鲜（族）同志一样，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东光先后任磐东区委书记、磐石县委书记、南满特委书记，南满省委成立后任组织部部长，承担了省委大部分组织领导工作，是杨靖宇的得力助手。 　　与李东光等人同时牺牲的还有教导团政委安昌勋，刚刚25岁，因个子不高，人们都叫他“小老安”，也是朝鲜（族）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写到抗联烈士，这一笔是不可忘却的。
　　每年4月中旬，在东边道，山野大地一派枯瘦的黄褐色景象，背阴处还残留着积雪，映山红就云霞般铺满山野，愈是悬崖险峻处愈是璀璨烂漫。
　　朝鲜（族）人管映山红叫“金达莱”。

“苏营”

　　“这个队伍，在军事上有比一般抗日军都多的经验，所以战斗力很强。战斗上有时比我们队伍还有经验，三分之一的队员是经过二年以上的与日本子残酷的战斗，所以政治水平较高。”这是1934年9月28日《×××关于南满游区与人民革命军活动情况的报告》中的一段，说的是一军所属南满游击队第一大队。因大队长叫苏剑飞，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苏营”。
　　同年8月，《团磐石中心县委关于磐石团的工作给团省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南满游击队（苏营）在辉南、漾江一带活动，战斗力最强。”
　　苏剑飞，1907年生于吉林省双城县（今属黑龙江省），父亲是吉林省警官讲习所所长兼教官，伯父在河南镇守使手下当团长。因幼年丧母，父亲将他送到伯父家，由伯母抚养成人。中学毕业后返乡，先当警察，翌年当兵，三年后入吉林军官训练所学习，毕业后到676团当排长。九一八事变后，团长投降日寇当了汉奸，苏剑飞借机拉起一支队伍。
　　时值驻蛟河伪军营长田霖率部起义，声势颇大，苏剑飞率队投奔，被委任为一团一营营长，随田部转战东满、西满、南满。1933年夏，田霖在清原兰木桥战斗中牺牲，苏剑飞收拾余部到柳河县打游击。听说有支共产党领导的海龙游击队，苏剑飞便约游击队队长刘山春见面，两人一见如故。不久，两支队伍合编，苏剑飞任大队长，刘山春为政委。
　　苏剑飞在军人家庭中长大，本人又是军事科班出身，故对战略战术颇有心得，在田霖部下时即以骁勇善战著称，曾率部攻克阜新县城。到一军后，虽身为游击队队长，有时却受命指挥师长作战。杨靖宇常和他一起研讨军事策略，制定作战方案。
　　苏剑飞擅长伏击、奇袭，讲智谋，又勇猛，“苏营”因此被敌人称作“草上飞”，形容动作迅速，来去如风。
　　1934年6月，苏剑飞率队攻打桦甸县重镇会全栈，久攻不下。关键时刻，他抱起一挺歪把子，杀开一条血路，冲了进去。1935年2月，在争夺老坡口西南高地的战斗中，他又抱着机关枪冲上高地。
　　在老坡口战斗中，苏剑飞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杨靖宇仍委以重任，让他指挥二师和一、二两个游击大队，在抚松县开辟根据地。
　　万良镇位于抚松县城北部，是连接东南满游击区的交通要冲。平时，镇子里有伪警察和自卫团200多人，4月20日夜，又开进百余伪军，而这时游击队的攻击部署已经停当。
　　怎么办？苏剑飞一咬牙：打！
　　部队很快攻进镇子，将敌人包围，伪警察游击队队长等多人被打死。战斗进行中，突然背后响起枪声——又一股援敌到了，游击队腹背受敌。苏剑飞当即指挥部队撤出战斗，命令曹国安率主力向桦甸转移，自己带一大队断后。
　　激战中，苏剑飞尚未痊愈的伤口崩裂，血流不止。官兵们抬着他边打边撤，敌人紧追不舍。22日中午，苏剑飞在抚松县北岗镇高四爷小山南坡被敌人包围，突围时身中数弹牺牲。

“俺李向山没当过一天亡国奴”

　　李向山原名李瑞林，字祥山，说话脆快，为人坦率，办事果断，平常一身农民打扮，外出时好穿长袍戴礼帽，骑匹大青马，一副学者绅士风度。初识者敬而远之，接触后方知其平易近人。
　　李向山是桓仁县铧尖子乡人，家有土地500多亩。这在北满应属中小地主，在东边道就是富足大户了。他自小聪明伶俐，读书成绩过人，青年时代崇仰孙中山，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向山。李向山曾任县民立学校校长，桓仁地区教育界稽查员、劝学员兼县土地委员、建道委员，为官清正，尤以办学业绩突出。
　　闻听九一八事变消息，李向山寝食难安，仰天长叹：“这么大个中国，让小日本子欺负成这个样子，耻辱，耻辱啊！”
　　唐聚五在桓仁举义后，李向山在铧尖子组织大刀会，参加唐部，被委任为团长。在坎川岭阻击战中，大刀会曾重创敌人。日军占领桓仁后，李向山拉队伍上山，因民间有“小鬼f白老家钱”之说，所以报号“老家钱”，在桓仁、兴京一带活动。这种队伍，通常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可因为李向山是首领，连胡子都不认为“老家钱”是胡子，日本人则称之为“政治匪”。
　　1933年冬天，李向山听说磐石、海龙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几次派大儿子李再野前去聯系。转过年2月，韩浩率独立师先遣队到桓仁后，在海青伙洛西岔柴火垛沟找到李向山。李向山激动不已，当即跟韩浩走了。十多天后回来，高兴地对妻子说：“俺见到了杨司令，大高个儿，关里人，岁数不大，有能耐。有这样的英雄好汉，中国是不会亡的！”
　　李向山参加一军后，被任命为一师副官，协助师长工作。
　　李向山当红军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广告效应。他的学生和许多钦佩他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当时桓仁地区大小山林队几十股，有义勇军残部，有抗日和不抗日的胡子，在他的说服带动下大都投靠了红军，听从红军指挥，有的还接受改编。
　　独立师能在桓兴地区迅速发展壮大，李向山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35年，日伪当局在桓兴地区实行“集甲并村”。一年后，一师西征，当地斗争环境越发恶劣。长期的山林生活，使李向山的疝气病愈来愈重，行走不便，又难骑马。军部向北转移前，他决定留下坚持斗争。
　　自李向山拉起队伍抗日后，为了躲避敌人抓捕，他的家人就开始流离转徙——桓仁、兴京、本溪、宽甸，先是投亲靠友，后是什么地方僻静奔什么地方。
　　1936年4月，日伪特务抓住了李再野。李再野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随父抗日，以在铧尖子开大车店为名，暗中去奉天、苏家屯购买枪械弹药。一军密营中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的许多设备和原料，都是他买来的。特务问他李向山在哪儿，他说300里以内没有，到底去哪了家人不知道。特务把他放了，经过九个月的秘密盯梢，在发现李向山的同时再次把他逮捕，押往县城日本宪兵队，“点天灯”后扔进浑江的冰窟窿里。 　　李向山不断转移藏身地点，被捕时躲在兴京县黑瞎望的一个地窖里。腊月天，地窖里面跟冰窖似的。疾病折磨，缺吃少喝，才五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少说也在七十以上。一天，因为仅有的一点儿高粱和苞米粒儿也吃光了，传令兵出去弄吃的。李向山听到外面有动静，未等把那支左轮手枪抓到手里，敌人就进来了。
　　押往县城途中，赶上修路堵车，被绑在汽车上的李向山趁机向民工高声讲道：“乡亲们，同胞们，俺李向山没当过一天亡国奴！俺死了不要紧，东北有三千万同胞，中国有四万万人民，中国不会亡！”
　　敌人对捉拿杨靖宇的最高悬赏后来曾达1万元，这时抓到李向山的赏金是5000元，自然如获至宝。在桓仁日本宪兵队，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敌人用飞机把他送到奉天后，什么手段都使了，仍是枉费心机，最终下了毒手。

好汉赵文喜

　　赵文喜，满姓伊尔根觉罗氏，1906年生于兴京县平顶山乡。其祖辈是守护永陵——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和六世祖墓地的亲兵，到其祖父晚年，他家沦为破落旗人，租种土地，生活窘迫。因从小聪明过人，家中兄弟姐妹七个，唯独让他读书，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赵文喜高小毕业后，种过地，当过饭馆跑堂，身体强健，思维敏捷，性格豪放，能言善辩。
　　九一八事变时，赵文喜在平顶山保甲队当班长。唐聚五举兵抗日后，赵文喜带十几个保甲兵参加了自卫军，失败后拉杆子成为山林队，报号“大喜字”。独立师到仙人洞后，他经过分析敌伪宣传和群众传说，认为红军不寻常、能成事，应该参加红军。手下的七梁八柱都不同意，他就带着几个弟兄下了山。
　　军需部部长胡国臣见到他说：“当红军欢迎，但空手不行。”赵文喜觉得这要求不过分，之前“大喜字”也不是什么人来了都要的。说来也巧，八里甸子伪警察署到县城拉供给，五个伪警察押车路过暖河子，要在一个大户家吃午饭。赵文喜善于交际，听到信后就去这家帮着里外忙活，趁伪警察喝得脸红脖子粗，把五支枪一划拉背走了。
　　趙文喜先被任命为军需部司务长，后任农民自卫队游击大队大队长。1935年春的一天，得知桓仁守备队有6辆汽车要从大四平经过，赵文喜就带上游击大队在闹子沟等上了。不到半小时解决战斗，活捉30多伪军，缴获40余支长短枪和大量食物。
　　在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中，人称“赵大队”的游击大队最能打，配合主力和独自打的仗最多，战果也最大。
　　日寇实行“集甲并村”，分离抗日军民，进行经济封锁，给抗联造成极大困难。因为赵文喜朋友多，路子广，组织上决定让他转业做地方工作。他时而长袍礼帽，进县城找商会会长黄金来和商人王少岩、苏炳干等人，通过他们为抗联募捐;时而又一身短打扮，去抚顺、奉天联系地下党。他和平顶山伪警察署的叶巡官拜了把子，经叶巡官搭桥给抗联买子弹。苇子峪西山庙道长、抚顺五龙口西山头闵家店店主、褡裢嘴子西街饭店店主、粮栈街牛肉店店主、奉天南门伪审判庭庭长等，都被他发展为地下联络员，提供情报，购买军需。
　　1936年初冬，赵文喜从那尔呼去偏砬河，在一山脚拐弯处，迎头碰上两辆日伪搜查班的汽车。他把礼帽往下一拉想混过去，但被一名伪军认了出来，几十支枪口立即对准他。日本指导官拔出指挥刀，呜哩哇啦喊着抓人。赵文喜把礼帽正了正，望着他微微一笑：“你小子瞅准了，俺就一个人，还值得你咋呼成这副熊样？”
　　在平顶山伪警察署，日本指导官讲了一通官位金钱美女，赵文喜听了只是冷笑。
　　两个月前，敌人抓住赵文喜的妻子史氏和八岁的儿子小喜子，见胁迫他投降不成，就把这母子俩杀害了。
　　指导官问：“你们的衣服和枪弹是从哪儿弄的？”
　　赵文喜道：“是日本子和汉奸队给的。”
　　“你有多少兵？”
　　“100多人。”
　　“都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一个人一个号，100人就100号。”
　　“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访去。”
　　敌人恼羞成怒，开始动刑。抽皮鞭，灌凉水，坐“老虎凳”，用开水浇后背，把纸沾上煤油点着后扔进裤裆里;用烧红的烙铁烫生殖器，再用钳子将其一块块夹下来。他神志不清时会下意识地叫唤两声，明白过来后立刻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国的“铁人”“男人”“好汉”。
　　赵文喜被捕后，所有的关系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敌人还把草盆村三个地方工作人员抓来，让赵文喜辨认。这回他开口了，就是三个字：“不认识。”
　　苇子峪警察署的日本指导官要见见这个中国“铁人”。敌人把他绑在大车上，再用大铁钉子将双手分别钉在两个车厢板上。马车在铺了一层薄雪的山路上颠簸，赵文喜除了骂日本子，就是喊口号、唱歌，人越多喊唱得越欢。
　　有老人说，那人都没模样了，两只手血馒头似的，车厢板上都是血，黏糊糊的。那时俺才十来岁，也不知道他是谁，看一眼就不敢看了。回家问俺爹：“那人还唱歌，他不疼吗？”唉，那可真是个好汉、硬汉啊！
　　去刑场的路上，他还在唱歌、喊口号。
　　有老人回忆：那天雪花漫天飘，铜钱大小。人们都说，那是老天爷给他撒的纸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