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初探索，“熊猫丛书”成功地将中国文学带给世界。运用勒菲佛尔提出的影响翻译的三因素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三个方面对“熊猫丛书”英译本的选材及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多元视角下探索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除文字层面外，还要积极构建文化身份，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传播机制。
【关键词】 勒菲佛尔;熊猫丛书;翻译选材和策略;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1-0026-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力图将国家形象推向世界。“熊猫丛书”作为改革开放下的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丛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文学作品的译介对各国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勒菲佛尔提出的影响翻译的三个因素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对“熊猫丛书”英译本进行研究。
一、“熊猫丛书”概述
20世纪80年代杨宪益倡议出版“熊猫丛书”，“熊猫丛书”旨在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译介至西方主要国家以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1981年起中国文学杂志社开始负责“熊猫丛书”的翻译出版。丛书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由于丛书的作用日益重要，1987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正式成立，主要承担出版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英、法文版熊猫系列文学丛书和中文文学书籍的任务。
2001年《中国文学》停止运作，熊猫丛书的出版发行也停止。直至2009年外文出版社重新推出“熊猫丛书”。截至2009年，丛书共出版英文版图书149种，法文版图书66种，日文版图书2种，德文版图书1种及中、英、法、日四语种对照版图书1种，共计200余种。“熊猫丛书”主要由三种文本构成：主要以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人文等信息为主的信息性文本，如《老子》 《孔子》 《中国食疗》等，共计18种;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的，如《笑话连篇》 《对口相声选》 《单口相声故事选》等，共计6种;小说、戏剧、散文、寓言、民间传说、诗歌六类为主的表达性文本，共计195种。表达性文本即虚构的文学作品占重要地位。[2]
二、勒菲佛尔三要素
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界提出文化转向。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佛尔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主要针对的是翻译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文化转向”的提出赋予翻译新的维度，将翻译从传统的形式主要方法转向文化研究的大语境。
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 · 勒菲佛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他提出文学翻译活动受三个因素的限制和操纵：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他指出“当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或诗学胜出，这一表现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赞助人是影响翻译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赞助人是可以成就或毁灭翻译的所有外部力量，对文学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勒菲佛尔将赞助人分为文学系统内，包括评论家、译者和文学系统之外，如政府部门、出版机构或个人势力。赞助人力量操纵着翻译。意识形态指某一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信仰观和价值观。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分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前者主要指公众对伦理、政策、美学等的理解，而后者主要是有译者的个人性格、美学偏好、哲学理念等形成。乐菲佛尔对诗学也有两方面理解：一是文学作品的题材、典型人物和象征，另一方面是在社会系统中文学作为整体所占的地位或者文学应占的地位。前者主要是指译者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迎合目标语读者的审美，后者主要是外译文本的选择要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符，以保证翻译文本在目标语言中更好的接受。
三、勒菲佛尔三要素指导下“熊猫丛书”研究
（一）赞助人影响下的“熊猫丛书”
一部译作的出版发行需要物质支持，而且要有出版社进行发行，即翻译过程中，译者必定会与赞助人发生关系。而“熊猫丛书”最主要的赞助者就是官方政府，在官方进行经济、出版支持的情况下，译者可以心无旁骛地翻译，但也必须受制于官方。另一方面，丛书要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宗旨是对外译介我国优秀文学作品，是我国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是我国专门从事对外出版圖书的综合出版社，其宗旨是“用外文说明中国，以图书沟通世界”[3]。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都是官方出版社，可见，“熊猫丛书”作为政府译介文本，承载着传播中国美学标准和价值的重要任务。
正如徐亚楠所说：“翻译就是受赞助人特定目的驱使下的有目的的活动。”[4]政府是整个丛书的发起人和赞助人，“熊猫丛书”选取的图书主要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反思文学这样极具敏感度的作品没有位列其中的原因就是不利于中国主流文化对外传播。另外，丛书由中国文学出版社进行组织翻译，而后由外文局下设的印刷厂进行印刷，通过中国国际书店在美分公司——常青图书有限公司进行海外销售，利用美国图书经销商代售。可见，政府作为“熊猫丛书”的主要赞助人，对丛书的选择、出版、翻译传播影响巨大，贯穿翻译全过程。
（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熊猫丛书”
国家主持下的丛书译介借文学作品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传递出去，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以人民为主的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这么一来，丛书的选择标准有两个：一是适合对外译介;二是优秀且高质量的作品。[5]如此在丛书的选择上就偏向紧扣时代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文学故事背景下让读者体会到中国人民面对困难不屈不挠，与各种苦难做斗争的不懈精神，而朦胧诗这样不易读懂且有些敏感的文学作品自然不在收录范围内。 “熊猫丛书”中收录的现当代小说大多是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全景全貌，通过对社会、环境、人物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勤劳质朴的优良品质。如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将当时的中国社会面貌以及中国人民的精神传递给西方读者。《芙蓉镇》中作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湖南乡村的人事浓缩进该书，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写出乡村的生活色彩和情调，向读者展示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翻译方面，出于主流文化的考虑，译者会对原文进行删减、改写。如戴译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中有这样一句：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期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
The wharf-master，Shunshun，sreved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anner before becoming an offer in the celebrated 49th detac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n 1911.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将“顺顺”进行了美化。从原文可看出作者将“掌水码头”“前清时”“营伍”和“陆军四十九标”列于同等地位，而作者将在营伍中“混日子”视为荣誉，但译者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赞扬新社会，批判旧社会，因此在翻译时，将“陆军四十九标”进行美化，凸显译为revolutionary army。另外在介绍“顺顺”身份时，原文用到了“掌水码头的”“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和“船总”，这些称呼都是民国时期的地方首领称呼，但是译者全部将其译为“wharf-master”，这样的处理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诗学影响下的“熊猫丛书”
“熊猫丛书”的译介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因此在进行翻译时要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特色。丛书选材大部分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现当代小说，如：合集《诗经全译本》《五十年代小说选》《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等。[6]从单行本来看，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古华的《芙蓉镇》、萧红的《生死场》等都是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实景的现实主义小说，符合改革开放初期的诗学标准。
但某些作品中经常出现方言和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考虑到欧美读者的主流诗学和源文本的语言特色，译者在翻译时进行了部分改写。从翻译策略上看，诗学强调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弥补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如《芙蓉镇》中有这么一段：
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把万能钥匙：斗。自上而下，五六年一次，急风骤雨，斗斗斗。其乐无窮，上了瘾。你看看：斗，像不像一把古老的铜挂锁的钥匙？中国方块字几经简化，却还保存着一点象形文字的特征。山海关城门，故宫禁苑，孔子文庙，乡村祠堂，财老倌的谷仓，钱柜，乡公所土牢，水牢的铁门，都是一个形状的铜挂锁，一把大同小异的铜钥匙：斗。真是国粹国宝，传世杰作。叫做斗则进，不斗则退、则修。斗斗斗，一直斗到猴年马月，天下一统，世界大同。
The key for these problems was to have fierce struggles every few years. This was magnificant and became habit-forming. Yes， struggle was the key，their national tresure.But it was no substitute for Maxism.
译者将大部分删除，只保留了主要部分。如果将原文全部翻译，对于西方直接、简单的阅读习惯来说未免有些繁琐。保留主要部分不会影响读者对全文的理解，也让国外读者聚焦于小说的主要情节。
对于一些极富中国特色的词，读者很难理解。特色词语会产生特定形象，即使在英语中找到了替代词，原文的文学性也会发生变化，译文无法产生与原文一样的效果。如《芙蓉镇》中这样一句：
王秋赦身上布吊吊，肩背，前襟露出了板膏油，胸前扣子都没有一颗……冬天他冻的嘴皮发乌……
Wang Qiushe's padded clothes were in rags， with not a button left on them……in winter his lips were blue， his nose ran.
这句话中“布吊吊”“嘴皮发乌”都是湖南方言，英译本中用“in rags”“were blue”代替，虽然将原文的意思表现了出来，但在文学性上还是没有达到与原文一样的效果。“板膏油”是西方没有的物件，并无对应词翻译，如果将其强行译出对西方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故译者在此将“板膏油”删除。
勒菲佛尔三要素为翻译学提供新视角，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外译文学进行分析，为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新思路。为了有效高效地将中国文学带向世界，构建中国文化身份，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传播机制。[7]从传播场域来看，“熊猫丛书”主要存在于图书馆和美国的报刊中。扩大传播范围，扩大读者群;加强国际合作意识，依靠国内外共同合作，扩大中国文学的传播广度;加强海外汉学学科建设，改善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了解国外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工作，加速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进程。
参考文献：
[1]孙宜学.中外文化国际传播经典案例[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2]耿强.中国文学走出去政府译介模式效果探讨——以“熊猫丛书”为个案[J].中国比较文学，2014，（01）：66-77.
[3]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大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784.
[4]汤小洁.操纵理论视域下习近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讲话（2017）英译非文本因素研究[D].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9.
[5]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6]耿强.国家机构对外翻译规范研究——以“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为例[J].上海翻译，2012，（01）：1-7.
[7]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J].中国翻译，2010，（06）：5-9+92.
作者简介：
张聪颖，陕西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勒菲佛尔;熊猫丛书;翻译选材和策略;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1-0026-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力图将国家形象推向世界。“熊猫丛书”作为改革开放下的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丛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文学作品的译介对各国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勒菲佛尔提出的影响翻译的三个因素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对“熊猫丛书”英译本进行研究。
一、“熊猫丛书”概述
20世纪80年代杨宪益倡议出版“熊猫丛书”，“熊猫丛书”旨在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译介至西方主要国家以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1981年起中国文学杂志社开始负责“熊猫丛书”的翻译出版。丛书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由于丛书的作用日益重要，1987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正式成立，主要承担出版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英、法文版熊猫系列文学丛书和中文文学书籍的任务。
2001年《中国文学》停止运作，熊猫丛书的出版发行也停止。直至2009年外文出版社重新推出“熊猫丛书”。截至2009年，丛书共出版英文版图书149种，法文版图书66种，日文版图书2种，德文版图书1种及中、英、法、日四语种对照版图书1种，共计200余种。“熊猫丛书”主要由三种文本构成：主要以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人文等信息为主的信息性文本，如《老子》 《孔子》 《中国食疗》等，共计18种;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的，如《笑话连篇》 《对口相声选》 《单口相声故事选》等，共计6种;小说、戏剧、散文、寓言、民间传说、诗歌六类为主的表达性文本，共计195种。表达性文本即虚构的文学作品占重要地位。[2]
二、勒菲佛尔三要素
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界提出文化转向。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佛尔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主要针对的是翻译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文化转向”的提出赋予翻译新的维度，将翻译从传统的形式主要方法转向文化研究的大语境。
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 · 勒菲佛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他提出文学翻译活动受三个因素的限制和操纵：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他指出“当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或诗学胜出，这一表现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赞助人是影响翻译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赞助人是可以成就或毁灭翻译的所有外部力量，对文学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勒菲佛尔将赞助人分为文学系统内，包括评论家、译者和文学系统之外，如政府部门、出版机构或个人势力。赞助人力量操纵着翻译。意识形态指某一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信仰观和价值观。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分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前者主要指公众对伦理、政策、美学等的理解，而后者主要是有译者的个人性格、美学偏好、哲学理念等形成。乐菲佛尔对诗学也有两方面理解：一是文学作品的题材、典型人物和象征，另一方面是在社会系统中文学作为整体所占的地位或者文学应占的地位。前者主要是指译者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迎合目标语读者的审美，后者主要是外译文本的选择要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符，以保证翻译文本在目标语言中更好的接受。
三、勒菲佛尔三要素指导下“熊猫丛书”研究
（一）赞助人影响下的“熊猫丛书”
一部译作的出版发行需要物质支持，而且要有出版社进行发行，即翻译过程中，译者必定会与赞助人发生关系。而“熊猫丛书”最主要的赞助者就是官方政府，在官方进行经济、出版支持的情况下，译者可以心无旁骛地翻译，但也必须受制于官方。另一方面，丛书要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宗旨是对外译介我国优秀文学作品，是我国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是我国专门从事对外出版圖书的综合出版社，其宗旨是“用外文说明中国，以图书沟通世界”[3]。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都是官方出版社，可见，“熊猫丛书”作为政府译介文本，承载着传播中国美学标准和价值的重要任务。
正如徐亚楠所说：“翻译就是受赞助人特定目的驱使下的有目的的活动。”[4]政府是整个丛书的发起人和赞助人，“熊猫丛书”选取的图书主要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反思文学这样极具敏感度的作品没有位列其中的原因就是不利于中国主流文化对外传播。另外，丛书由中国文学出版社进行组织翻译，而后由外文局下设的印刷厂进行印刷，通过中国国际书店在美分公司——常青图书有限公司进行海外销售，利用美国图书经销商代售。可见，政府作为“熊猫丛书”的主要赞助人，对丛书的选择、出版、翻译传播影响巨大，贯穿翻译全过程。
（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熊猫丛书”
国家主持下的丛书译介借文学作品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传递出去，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以人民为主的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这么一来，丛书的选择标准有两个：一是适合对外译介;二是优秀且高质量的作品。[5]如此在丛书的选择上就偏向紧扣时代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文学故事背景下让读者体会到中国人民面对困难不屈不挠，与各种苦难做斗争的不懈精神，而朦胧诗这样不易读懂且有些敏感的文学作品自然不在收录范围内。 “熊猫丛书”中收录的现当代小说大多是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全景全貌，通过对社会、环境、人物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勤劳质朴的优良品质。如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将当时的中国社会面貌以及中国人民的精神传递给西方读者。《芙蓉镇》中作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湖南乡村的人事浓缩进该书，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写出乡村的生活色彩和情调，向读者展示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翻译方面，出于主流文化的考虑，译者会对原文进行删减、改写。如戴译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中有这样一句：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期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
The wharf-master，Shunshun，sreved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anner before becoming an offer in the celebrated 49th detac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n 1911.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将“顺顺”进行了美化。从原文可看出作者将“掌水码头”“前清时”“营伍”和“陆军四十九标”列于同等地位，而作者将在营伍中“混日子”视为荣誉，但译者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赞扬新社会，批判旧社会，因此在翻译时，将“陆军四十九标”进行美化，凸显译为revolutionary army。另外在介绍“顺顺”身份时，原文用到了“掌水码头的”“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和“船总”，这些称呼都是民国时期的地方首领称呼，但是译者全部将其译为“wharf-master”，这样的处理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诗学影响下的“熊猫丛书”
“熊猫丛书”的译介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因此在进行翻译时要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特色。丛书选材大部分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现当代小说，如：合集《诗经全译本》《五十年代小说选》《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等。[6]从单行本来看，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古华的《芙蓉镇》、萧红的《生死场》等都是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实景的现实主义小说，符合改革开放初期的诗学标准。
但某些作品中经常出现方言和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考虑到欧美读者的主流诗学和源文本的语言特色，译者在翻译时进行了部分改写。从翻译策略上看，诗学强调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弥补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如《芙蓉镇》中有这么一段：
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把万能钥匙：斗。自上而下，五六年一次，急风骤雨，斗斗斗。其乐无窮，上了瘾。你看看：斗，像不像一把古老的铜挂锁的钥匙？中国方块字几经简化，却还保存着一点象形文字的特征。山海关城门，故宫禁苑，孔子文庙，乡村祠堂，财老倌的谷仓，钱柜，乡公所土牢，水牢的铁门，都是一个形状的铜挂锁，一把大同小异的铜钥匙：斗。真是国粹国宝，传世杰作。叫做斗则进，不斗则退、则修。斗斗斗，一直斗到猴年马月，天下一统，世界大同。
The key for these problems was to have fierce struggles every few years. This was magnificant and became habit-forming. Yes， struggle was the key，their national tresure.But it was no substitute for Maxism.
译者将大部分删除，只保留了主要部分。如果将原文全部翻译，对于西方直接、简单的阅读习惯来说未免有些繁琐。保留主要部分不会影响读者对全文的理解，也让国外读者聚焦于小说的主要情节。
对于一些极富中国特色的词，读者很难理解。特色词语会产生特定形象，即使在英语中找到了替代词，原文的文学性也会发生变化，译文无法产生与原文一样的效果。如《芙蓉镇》中这样一句：
王秋赦身上布吊吊，肩背，前襟露出了板膏油，胸前扣子都没有一颗……冬天他冻的嘴皮发乌……
Wang Qiushe's padded clothes were in rags， with not a button left on them……in winter his lips were blue， his nose ran.
这句话中“布吊吊”“嘴皮发乌”都是湖南方言，英译本中用“in rags”“were blue”代替，虽然将原文的意思表现了出来，但在文学性上还是没有达到与原文一样的效果。“板膏油”是西方没有的物件，并无对应词翻译，如果将其强行译出对西方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故译者在此将“板膏油”删除。
勒菲佛尔三要素为翻译学提供新视角，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外译文学进行分析，为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新思路。为了有效高效地将中国文学带向世界，构建中国文化身份，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传播机制。[7]从传播场域来看，“熊猫丛书”主要存在于图书馆和美国的报刊中。扩大传播范围，扩大读者群;加强国际合作意识，依靠国内外共同合作，扩大中国文学的传播广度;加强海外汉学学科建设，改善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了解国外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工作，加速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进程。
参考文献：
[1]孙宜学.中外文化国际传播经典案例[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2]耿强.中国文学走出去政府译介模式效果探讨——以“熊猫丛书”为个案[J].中国比较文学，2014，（01）：66-77.
[3]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大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784.
[4]汤小洁.操纵理论视域下习近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讲话（2017）英译非文本因素研究[D].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9.
[5]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6]耿强.国家机构对外翻译规范研究——以“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为例[J].上海翻译，2012，（01）：1-7.
[7]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J].中国翻译，2010，（06）：5-9+92.
作者简介：
张聪颖，陕西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