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央视《国家宝藏》吗？节目中，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无疑是一大亮点。它是青铜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清朝末年与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说起这件国宝，离不开苏州潘家藏鼎、护鼎、捐鼎的动人故事，更离不开潘家的女护宝人潘达于。
　　盂克二鼎齐聚潘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仅24岁的潘世恩进京赶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以后在京师官运亨通达50余载。潘世恩共有五个儿子，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最初被岐山富绅宋金鉴购得，后来辗转到清朝大臣左宗棠的手里。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宗棠，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而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态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成为大克鼎的主人。于是，二鼎团圆，两件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
　　潘祖荫一直无后，他在北京去世后，遗留下了大批收藏文物，后由弟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随后，潘祖年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于是，“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被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
　　然而，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后不久也亡故了，只留下了一个新婚仅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没有留下子嗣。因此，刚过门不久的潘达于就此挑起了掌管门户的重任，守着大量珍贵文物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
　　潘家寡妇艰辛护宝
　　潘家式微之后，觊觎宝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清末权臣端方就曾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幸运的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断头鬼，潘家宝鼎才得以存留。
　　此后，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但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某大员突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场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然而此拙劣伎俩被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八月十八、十九两天，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打定主意要密藏这批宝物。她叫来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夜间，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把大盂鼎、大克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
　　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夹弄里的三间隔房“三间头”。当时潘家的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潘达于请来姐夫潘博山，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外人一点也看不出端倪。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达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日军前后七次闯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财物损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间头”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国宝归公只留奖状
　　1949年5月，苏州、上海相继解放。同年8月，上海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布了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潘达于认识到，单凭她一家人的力量，根本无力保护好这两只宝鼎，只有交給人民政府才能妥善保护好它们。当即将要成立上海博物馆的消息传到老人耳中，潘达于决定要把“失踪”的宝鼎捐出去，给全国人民看看。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按理说，当时两尊宝鼎的市值已是天价，对一下子就献出两宝的潘达于，政府自然也相当重视，决定给她发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可当时并不富裕的潘达于却拒绝了这笔奖金，直接把它捐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只留了表彰奖状在自己的卧室，继续她普通的劳动者生活。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国人第一次饱览了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大克鼎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继献鼎之后，在潘家后人的支持下，潘达于又陆续分批向国家捐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捐献字画九十九件;1957年捐献字画一百五十件;1959年捐献一百六十一件文物。另外还捐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可以说捐献了一个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