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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调节能减排，但在石油、煤炭的利用上一直无法走出结构性陷阱。对于能源成本失真问题，即使眼下正逢价格调整的好时机，政府依然犹豫难决。
空气污染，致命的病菌，生态破坏，安全事故，土地、矿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应资源要素被廉价利用，这使中国的能源看上去不再是一个纯粹孤立的消耗问题。特别是如何用合理的政府管制和经济手段克服能源消耗的负效应，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种呼声
目前中国的煤炭价格无疑是扭曲和不真实的。简单说，那些做煤生意的人花去极低的成本就能开采和使用足量的煤，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但这对社会总福利几乎没有多少促进。
就研究结果来看，中国每吨煤使用足以带来150元人民币的环境损失，这还不包括煤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的成本。据估算，2007年煤炭给中国带来的社会损失超过1.7万亿元人民币。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希望能够弄清楚煤炭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少负外部性影响，他们致力于将这些不利影响换算成货币成本，从而还原出每一吨煤在从被挖掘到被使用的整个过程中的真实价格。这项工作并不好做。他们只能借助有限的材料和信息进行大体估算，其中有一些成本项几乎难以精确计算出来，例如污染的代际代价，这需要几代人来担付。
中国一直在走一条边使用边治理的道路。这种治理主要借助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用实现。中国已于2005年开始征收二氧化硫排污费和固体废物排污费，水土流失补偿费、林业建设基金以及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也得以征收，此后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排污权交易，限制排污量。
问题是，各种补偿费用的征收并不全面，征收标准也偏低，再者，谁也不知道这些费用被征之后具体的使用方向和金额。至于排污权交易，更多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稀缺资源的卖方垄断，难以做到科学、合理的分配，并有发生寻租的可能。
张昕竹是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专家咨询小组成员，这位规制经济学专家深谙中国经济的现实处境，言谈之中剔除了很多书生意气。他说，不发展，就没有任何话语权，谁不想保护环境?但就短期而言，发展地方经济是一个根本问题。要问理由吗?地方不能脱贫，不能发展，连饭都吃不饱，谈别的都是白搭。
在能源基金会副主席杨富强看来，很多决策好像都是轻而易举可以完成的。据他透露，碳税已经列入财政部的议程，肯定是要开征的。针对煤炭的能源税也有必要立即启动。他说，就这些问题我们已与有关部门讨论过，均认为比较可行。
不过，杨博士忽略了一点：征税也未必是件简单的事情。它涉及税种归属划分，中国有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种，税种归属直接影响地方财力，而且课税尺度和课税基础能否科学确定也是一项繁琐工作。
针对煤炭的税收政策一旦出现，即意味目前围绕煤炭产业确立的一系列地方性税外收费行为面临终结，比如地租和资源租，以往各地政府一直是通过象征性征收的形式向煤炭企业(很多是国企)进行利益让度的。官方学者对记者说，博弈将异常激烈。
仅就环境治理而言，环境税的开征理论上看是十分必要的，那些排污企业需要自己掏钱去治理和补偿生态环境损失。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一位官员私下向记者表示，相关部门为此曾组成了课题组，但现时此项课题已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的煤炭资源矿藏大量储存在北方，而对于煤炭的工业消耗需求则大量出现在 南方，“北煤南运”使煤、电、油、运一系列问题丛生。这种来去输送使得污染一路蔓延，难以杜绝。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薛亚洲这些年一直主张坑口发电，改“运煤”为“输电”。简单来说，就是当煤炭自矿山内采掘出来之后，就地发电，然后通过输送网络对外输出，免去不必要的煤炭运转环节。
假如这个方案得以实践并如期生效，中国因为煤炭而造成的社会总福利受损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剩余的小范围生态补偿问题将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来承担。
那么，石油呢?
中国并非不想在煤炭问题上有所作为。不过，看起来我们已经掉入一个陷阱。中国现已探明的煤炭储量约为1万亿吨，就资源禀赋和技术运用而言，眼下还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能源推动整个经济前行。受资源获得瓶颈制约，中国无法降低煤炭使用份额，转而提升自己的石油比重和新能源比重。
即使中国如愿提升石油能源结构比重，也不完全是一件幸事。因为，石油的利用也将带来污染，同样存在负效应。在开采、储运、炼制和使用过程中，废油和含油废水将使水体遭受污染。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所排放的废水也含有各种油类。如果可以忽略全球多数由于原油开采和运输而被大片污染的水域、港口，仅就全球工业企业使用石油造成的污染而言，就足以令人感到吃惊了。全球每年排入各种水体的石油估计可能达到约500万吨左右。
中国的石油同样面临成本失真的问题。无疑，中国正用廉价的石油喂养着无以计数的消费群体，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使得价格明显被抑制的石油几乎被毫不节制地使用。据国家环保部早前的一份报告称，在中国大雾天气中，汽油造成的污染占79％。经由汽车发动机排放出来的有害物质据说有100多种，全部进入人们的呼吸之中。
在放开石油制品价格的问题上，中国一直犹豫难决，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会给予生产企业一些入不敷出的补贴。政府智囊机构国家信息中心的高级经济师祁京梅说，这保护了开车族和更多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令石油生产和炼制企业持续亏损。
中国强调节能减排，但在石油能源问题上始终难以痛下狠手，如果还原石油真实成本，消费者在过高的支付价格面前将会怨言四起，汽车和更多关联性支柱产业也会遭受影响。一直以来，中国试图对这些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因此，10年前就出现的关于开征燃油税的动议一直被搁置在中央政府那里。
祁京梅说，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石油制品价格全面放开，对于企业和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大能够接受的打击。
当华尔街金融危机累及全球市场之时，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剧烈震荡。原油价格已经跌至每桶50美元以下，如果形势不能好转，预计原油价格仍将持续走低。对中国而言，很多人认为这正是开征燃油税、还原油价的好时机，因为国际原油价格居高的压力趋于缓解，与国际价格机制接轨的时机终于成熟。杨富强博士说，真的是一个机会。
有消息显示政府已准备这样做。但中国需要在此轮危机中谋求自保，因而选择了扩大内需。政府希望人们掏钱消费，所以出台了许多慷慨大度的激励措施。此时如果还原石油等能源价格，在缺少完备举措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热情将受到影响。这也可能进一步推升煤炭等低成本能源的消耗量。
目前的状况具有顽固性。张昕竹称，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无疑是最为经济的。他试图告诫人们，在这个被能源经济挟持了的时代，煤炭已成为一种无法切断的“毒品”，中国离不开它。在电力价格尚未放开之际，政府并不希望煤价出现大起局面，这会激化煤电矛盾，导致更大电力缺口。基于这种顾虑，今年6月政府启动了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政策，对主要港口和集散地动力煤实行最高限价。
“石油可以允许出点问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而煤炭是绝不允许出问题的，”薛亚洲说，“将煤炭的外部成本全部计入价格之中应慎之又慎，煤炭价格的相对稳定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这位向国土资源部提供决策咨询的智囊人士表示，石油假如出现问题，可以由煤炭予以填补。已知中国目前正着手在西部地区实践多个煤制油液化工业的运作。
空气污染，致命的病菌，生态破坏，安全事故，土地、矿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应资源要素被廉价利用，这使中国的能源看上去不再是一个纯粹孤立的消耗问题。特别是如何用合理的政府管制和经济手段克服能源消耗的负效应，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种呼声
目前中国的煤炭价格无疑是扭曲和不真实的。简单说，那些做煤生意的人花去极低的成本就能开采和使用足量的煤，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但这对社会总福利几乎没有多少促进。
就研究结果来看，中国每吨煤使用足以带来150元人民币的环境损失，这还不包括煤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的成本。据估算，2007年煤炭给中国带来的社会损失超过1.7万亿元人民币。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希望能够弄清楚煤炭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少负外部性影响，他们致力于将这些不利影响换算成货币成本，从而还原出每一吨煤在从被挖掘到被使用的整个过程中的真实价格。这项工作并不好做。他们只能借助有限的材料和信息进行大体估算，其中有一些成本项几乎难以精确计算出来，例如污染的代际代价，这需要几代人来担付。
中国一直在走一条边使用边治理的道路。这种治理主要借助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用实现。中国已于2005年开始征收二氧化硫排污费和固体废物排污费，水土流失补偿费、林业建设基金以及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也得以征收，此后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排污权交易，限制排污量。
问题是，各种补偿费用的征收并不全面，征收标准也偏低，再者，谁也不知道这些费用被征之后具体的使用方向和金额。至于排污权交易，更多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稀缺资源的卖方垄断，难以做到科学、合理的分配，并有发生寻租的可能。
张昕竹是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专家咨询小组成员，这位规制经济学专家深谙中国经济的现实处境，言谈之中剔除了很多书生意气。他说，不发展，就没有任何话语权，谁不想保护环境?但就短期而言，发展地方经济是一个根本问题。要问理由吗?地方不能脱贫，不能发展，连饭都吃不饱，谈别的都是白搭。
在能源基金会副主席杨富强看来，很多决策好像都是轻而易举可以完成的。据他透露，碳税已经列入财政部的议程，肯定是要开征的。针对煤炭的能源税也有必要立即启动。他说，就这些问题我们已与有关部门讨论过，均认为比较可行。
不过，杨博士忽略了一点：征税也未必是件简单的事情。它涉及税种归属划分，中国有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种，税种归属直接影响地方财力，而且课税尺度和课税基础能否科学确定也是一项繁琐工作。
针对煤炭的税收政策一旦出现，即意味目前围绕煤炭产业确立的一系列地方性税外收费行为面临终结，比如地租和资源租，以往各地政府一直是通过象征性征收的形式向煤炭企业(很多是国企)进行利益让度的。官方学者对记者说，博弈将异常激烈。
仅就环境治理而言，环境税的开征理论上看是十分必要的，那些排污企业需要自己掏钱去治理和补偿生态环境损失。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一位官员私下向记者表示，相关部门为此曾组成了课题组，但现时此项课题已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的煤炭资源矿藏大量储存在北方，而对于煤炭的工业消耗需求则大量出现在 南方，“北煤南运”使煤、电、油、运一系列问题丛生。这种来去输送使得污染一路蔓延，难以杜绝。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薛亚洲这些年一直主张坑口发电，改“运煤”为“输电”。简单来说，就是当煤炭自矿山内采掘出来之后，就地发电，然后通过输送网络对外输出，免去不必要的煤炭运转环节。
假如这个方案得以实践并如期生效，中国因为煤炭而造成的社会总福利受损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剩余的小范围生态补偿问题将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来承担。
那么，石油呢?
中国并非不想在煤炭问题上有所作为。不过，看起来我们已经掉入一个陷阱。中国现已探明的煤炭储量约为1万亿吨，就资源禀赋和技术运用而言，眼下还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能源推动整个经济前行。受资源获得瓶颈制约，中国无法降低煤炭使用份额，转而提升自己的石油比重和新能源比重。
即使中国如愿提升石油能源结构比重，也不完全是一件幸事。因为，石油的利用也将带来污染，同样存在负效应。在开采、储运、炼制和使用过程中，废油和含油废水将使水体遭受污染。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所排放的废水也含有各种油类。如果可以忽略全球多数由于原油开采和运输而被大片污染的水域、港口，仅就全球工业企业使用石油造成的污染而言，就足以令人感到吃惊了。全球每年排入各种水体的石油估计可能达到约500万吨左右。
中国的石油同样面临成本失真的问题。无疑，中国正用廉价的石油喂养着无以计数的消费群体，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使得价格明显被抑制的石油几乎被毫不节制地使用。据国家环保部早前的一份报告称，在中国大雾天气中，汽油造成的污染占79％。经由汽车发动机排放出来的有害物质据说有100多种，全部进入人们的呼吸之中。
在放开石油制品价格的问题上，中国一直犹豫难决，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会给予生产企业一些入不敷出的补贴。政府智囊机构国家信息中心的高级经济师祁京梅说，这保护了开车族和更多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令石油生产和炼制企业持续亏损。
中国强调节能减排，但在石油能源问题上始终难以痛下狠手，如果还原石油真实成本，消费者在过高的支付价格面前将会怨言四起，汽车和更多关联性支柱产业也会遭受影响。一直以来，中国试图对这些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因此，10年前就出现的关于开征燃油税的动议一直被搁置在中央政府那里。
祁京梅说，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石油制品价格全面放开，对于企业和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大能够接受的打击。
当华尔街金融危机累及全球市场之时，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剧烈震荡。原油价格已经跌至每桶50美元以下，如果形势不能好转，预计原油价格仍将持续走低。对中国而言，很多人认为这正是开征燃油税、还原油价的好时机，因为国际原油价格居高的压力趋于缓解，与国际价格机制接轨的时机终于成熟。杨富强博士说，真的是一个机会。
有消息显示政府已准备这样做。但中国需要在此轮危机中谋求自保，因而选择了扩大内需。政府希望人们掏钱消费，所以出台了许多慷慨大度的激励措施。此时如果还原石油等能源价格，在缺少完备举措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热情将受到影响。这也可能进一步推升煤炭等低成本能源的消耗量。
目前的状况具有顽固性。张昕竹称，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无疑是最为经济的。他试图告诫人们，在这个被能源经济挟持了的时代，煤炭已成为一种无法切断的“毒品”，中国离不开它。在电力价格尚未放开之际，政府并不希望煤价出现大起局面，这会激化煤电矛盾，导致更大电力缺口。基于这种顾虑，今年6月政府启动了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政策，对主要港口和集散地动力煤实行最高限价。
“石油可以允许出点问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而煤炭是绝不允许出问题的，”薛亚洲说，“将煤炭的外部成本全部计入价格之中应慎之又慎，煤炭价格的相对稳定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这位向国土资源部提供决策咨询的智囊人士表示，石油假如出现问题，可以由煤炭予以填补。已知中国目前正着手在西部地区实践多个煤制油液化工业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