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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诗歌报》携手《深圳青年报》,大面积地推出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如同疯狂燃烧的星体,在风烟滚滚的中国大陆爆炸开来,它不是白色光的星体,而是声音很大、当量很大的烟花弹,爆炸出了千种色彩万般形态。这时,我正在苏州一个学校读工科,校园里那可以想象的沙沙书页声,怎么也淹没不了我由此而激起的情感和意志的汹涌,事实上,这是绝对的独自的激动。这激动,与我的天性、人格及人生经历有关,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家庭的那种悲悯性、革命性气氛有关,与我陷于正统文艺、西方现代派文艺以及朦胧诗的矛盾意识交缠的困境有关。这激动的动因,便是我在矛盾中对于琐碎的日子,对于个人价值,对于社会生活运行的泛泛思考。
1980年代的《诗歌报》,最具有中国前卫文化的探索与革命精神,它影响到了我那点自觉的反拨意志。但我所想的很狭小,甚至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年头还没有“革命姿态”。虽然从1985年冬我便想组织一支诗人队伍,进行一场诗歌艺术斗争,开展“地下游击战”。
继“86诗展”之后,1990年1、2合期《诗歌报》(此时改为月刊)总结性地推出了“中国诗坛:1989实验诗集团显示”,掀起了“八十年代中国诗坛的最后一季风暴”。“火帆诗歌沙龙”迟到地跻身其中。《诗歌报》发表了我无纲领的“火帆艺术声明”以及“火帆”的个别作品。八十年代最后一季,这个无意的暗示很好,“火帆”恰是在1989年末的冬天结束了它自生自灭的物质过程。
北京的张雷在1990年的4、5、6期《诗歌报》上撰文批评了这场暴雨,非常平淡地道出了中国诗歌群体瓦解、雨过天晴的动态——“至少有1/3的诗歌群体提出非流派性、非宗旨或主张性以及他们是各自為战的等等说法。这也构成了本次诗歌大检阅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苏州创办的火帆诗歌沙龙就说自己不过是‘一种符号,不是什么流派。无严密组织性地共同火帆名字的每一个诗人,依照各自的自以为是的一套艺术纲领从事个人的语言劳动。而且互不干涉,自生自灭。(火帆声明)’……像这样没有统一号令的情况明显与’86大展不同。艺术创作尤其是诗歌写作是完全的个人色彩的工作,很难对这些诗人的感悟力、智力、表现力及创造力进行规范要求……”可以讲,八十年代一些诗群精神的自由、散点分布,包含在九十年代更鲜明的诗歌精神分流的现实之中。
无论怎么说都是最强大的中国现代诗歌集团《诗歌报》,也已历经了反复停刊和复刊的艰难过程,在风雨飘摇中立定为中国现代诗歌精神的象征,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的象征,现代诗歌冲锋陷阵无所畏惧顽强搏斗的生命力的象征。我还自作主张地认为,它象征的无向度已使它超出文艺范畴,印证和预示着现代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潜在运行。难道不是吗,七十年代后期产生的朦胧诗,它的主观性、暗示性、神秘性和适度的反抗精神,已成为九十年代注重个人精神要求和生活内容的现实。那么,以《诗歌报》为中心的八十年代中期产生的现代主义诗潮,它以诗歌革命为首要的反拨性、平民生活性、荒诞性、颓废感、技术化制作、艺术与现实的两难状态表现等等,更成为十年后的当今社会注重“小人物”生活与情感的困惑现实。
毫无疑问,1990年代的《诗歌报》参与着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事件,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事件。局部地区的军事强力的纠纷,在和平的东西方文明互为存在的运动中显得次要。就像中国当代诗歌一样,总体的和平与安静将忽视个别的喧闹和纷争,《诗歌报》在进入九十年代的创作导向的推行,与此构成因果。我所理解的《诗歌报》,从中国当代诗歌的“重大事件”性质,转化为象征性质,又蜕变成诗歌价值、诗歌自然运行的本身性质,其意义便分布在了我们每一个诗人的思想和实践之中。
1990年代中期我从吵吵嚷嚷的“革命事业”中抽身跑到邮局,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订了11份《诗歌报》,献给当地一千多万人民中属于“文化界”的11位同志和我这个报社编辑自己。我利用做文学编辑的便利,在文朋诗友中及当地媒体上,对《诗歌报》的汪洋大海作杯水微澜的推广。我十年如一订阅的报刊唯有《诗歌报》,它从1985年起便从我的报刊订阅单中,挤掉了我少年时代便开始订阅的《世界美术》《艺术世界》《世界之窗》和《小说月报》等。我最需要的最好的东西,选择到后来只能是极少的东西。
《诗歌报》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具体的事件和象征,留存在我和广大诗歌同志们对它久久怀念的日子里。它永远走在时尚的前面,永远都在消灭时尚(时间的定位和阻挠),因为当代诗歌的内容以人类文明体系为最大文本,它根系原本的生命存在,它透过具体形式前进。在这个层面上,当代诗歌于无形中把全体的情感和意志,领向生命、自由、艺术和爱的本源。这一大得无法想象的行动和过程,与时间及我们同在。
肯定的,我对《诗歌报》的怀念,或者关怀、认识不止如此。虽然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只不过在它的版图上添上了十几首诗而已,但我是作为《诗歌报》的一分子感受中国当代诗歌及其命运的。这一过程具体而普遍,代表我自己的言说,代表生命存在方式(选择与坚持)对生命存在(本质)的言说。我不能站在《诗歌报》的外面,像个外人似的评判着它的形式、内容及是是非非,我只能融入其中的一些细节,在怀念它的十年漫漫岁月里,感受、感动于具体的事件和象征,越发自觉地体谅诗歌本身,形成我与大家共同的理解、力量和燃烧,层层剥离自己,趋近现代诗歌单纯和谐、澄明统一的大根本。
以上摘自写于1996年的一篇旧文,被收入200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心脏结构与文学艺术》(文艺理论评论集),所述内容或许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蜕化其质地,相反呈现在今天可能更具鲜活感。恍然间又过去了二十三年。其间的1997年至2007年我抛开诗歌致力于新闻职业和家庭生活.2007年回归诗歌写作时,《诗歌报》早已衍变成了《诗歌月刊》,我便又续上了和《诗歌报》在当下语境中的一点光阴关系,仅此而已。
我在2017年写过一篇《叶延滨人本文本论》,其中有一段穿越到1980年代的描述,兴许能代表和激起所有“过来之人”的切身感受:“在许多中国诗人的心里,都藏着关于三个地址的问答题,如果谁能随口说出三个准确的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星星》编辑部,北京市虎坊路甲15号《诗刊》编辑部,合肥市宿州路9号《诗歌报》编辑部,那么,他必然是来源于1980年代的资深诗人。在那个热火朝天的诗歌年代,青年人写诗的痴情远超过如今考公务员的热情,如果不是公职家庭的子女、没有城市户口而便于就业,如果不能考上院校得以分配工作,此外的青年们,在上述三种报刊上发表一两组诗或若干首诗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直接间接地达到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目的,有的人从工人农民直接变身为公务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甚至‘坐直升机’被提拔为文化艺术界的官员。当然,写诗不为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青年也有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写诗仅是源于家庭文化熏染和生性爱好。然而,假使没有《星星》《诗刊》和《诗歌报》的存在,也许就没有所谓的当代诗人沙克坚守诗歌到现在。”
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代表三十多年前的《诗歌报》的所有关系人表白,至少我可以作一下自白,我早已灭绝了1980年代那种火热的诗歌激情。处在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职业理性和事务惯性之中,谁都不可能让我像关注当年的《诗歌报》那样,再去关注任何一个与诗歌有关的具体事件,时过境迁,物非人非,唯有光阴中的些许诗性,维系着我思维和语言里的本身基因,毫不象征地过着互联网加一切的非诗意生活。
沙克,原名韩鹏翔,1964年生于皖南,后移居江苏。著有诗集《春天的黄昏》《有样东西飞得最高》等,以及散文、文艺评论集等多部。
1980年代的《诗歌报》,最具有中国前卫文化的探索与革命精神,它影响到了我那点自觉的反拨意志。但我所想的很狭小,甚至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年头还没有“革命姿态”。虽然从1985年冬我便想组织一支诗人队伍,进行一场诗歌艺术斗争,开展“地下游击战”。
继“86诗展”之后,1990年1、2合期《诗歌报》(此时改为月刊)总结性地推出了“中国诗坛:1989实验诗集团显示”,掀起了“八十年代中国诗坛的最后一季风暴”。“火帆诗歌沙龙”迟到地跻身其中。《诗歌报》发表了我无纲领的“火帆艺术声明”以及“火帆”的个别作品。八十年代最后一季,这个无意的暗示很好,“火帆”恰是在1989年末的冬天结束了它自生自灭的物质过程。
北京的张雷在1990年的4、5、6期《诗歌报》上撰文批评了这场暴雨,非常平淡地道出了中国诗歌群体瓦解、雨过天晴的动态——“至少有1/3的诗歌群体提出非流派性、非宗旨或主张性以及他们是各自為战的等等说法。这也构成了本次诗歌大检阅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苏州创办的火帆诗歌沙龙就说自己不过是‘一种符号,不是什么流派。无严密组织性地共同火帆名字的每一个诗人,依照各自的自以为是的一套艺术纲领从事个人的语言劳动。而且互不干涉,自生自灭。(火帆声明)’……像这样没有统一号令的情况明显与’86大展不同。艺术创作尤其是诗歌写作是完全的个人色彩的工作,很难对这些诗人的感悟力、智力、表现力及创造力进行规范要求……”可以讲,八十年代一些诗群精神的自由、散点分布,包含在九十年代更鲜明的诗歌精神分流的现实之中。
无论怎么说都是最强大的中国现代诗歌集团《诗歌报》,也已历经了反复停刊和复刊的艰难过程,在风雨飘摇中立定为中国现代诗歌精神的象征,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的象征,现代诗歌冲锋陷阵无所畏惧顽强搏斗的生命力的象征。我还自作主张地认为,它象征的无向度已使它超出文艺范畴,印证和预示着现代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潜在运行。难道不是吗,七十年代后期产生的朦胧诗,它的主观性、暗示性、神秘性和适度的反抗精神,已成为九十年代注重个人精神要求和生活内容的现实。那么,以《诗歌报》为中心的八十年代中期产生的现代主义诗潮,它以诗歌革命为首要的反拨性、平民生活性、荒诞性、颓废感、技术化制作、艺术与现实的两难状态表现等等,更成为十年后的当今社会注重“小人物”生活与情感的困惑现实。
毫无疑问,1990年代的《诗歌报》参与着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事件,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事件。局部地区的军事强力的纠纷,在和平的东西方文明互为存在的运动中显得次要。就像中国当代诗歌一样,总体的和平与安静将忽视个别的喧闹和纷争,《诗歌报》在进入九十年代的创作导向的推行,与此构成因果。我所理解的《诗歌报》,从中国当代诗歌的“重大事件”性质,转化为象征性质,又蜕变成诗歌价值、诗歌自然运行的本身性质,其意义便分布在了我们每一个诗人的思想和实践之中。
1990年代中期我从吵吵嚷嚷的“革命事业”中抽身跑到邮局,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订了11份《诗歌报》,献给当地一千多万人民中属于“文化界”的11位同志和我这个报社编辑自己。我利用做文学编辑的便利,在文朋诗友中及当地媒体上,对《诗歌报》的汪洋大海作杯水微澜的推广。我十年如一订阅的报刊唯有《诗歌报》,它从1985年起便从我的报刊订阅单中,挤掉了我少年时代便开始订阅的《世界美术》《艺术世界》《世界之窗》和《小说月报》等。我最需要的最好的东西,选择到后来只能是极少的东西。
《诗歌报》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具体的事件和象征,留存在我和广大诗歌同志们对它久久怀念的日子里。它永远走在时尚的前面,永远都在消灭时尚(时间的定位和阻挠),因为当代诗歌的内容以人类文明体系为最大文本,它根系原本的生命存在,它透过具体形式前进。在这个层面上,当代诗歌于无形中把全体的情感和意志,领向生命、自由、艺术和爱的本源。这一大得无法想象的行动和过程,与时间及我们同在。
肯定的,我对《诗歌报》的怀念,或者关怀、认识不止如此。虽然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只不过在它的版图上添上了十几首诗而已,但我是作为《诗歌报》的一分子感受中国当代诗歌及其命运的。这一过程具体而普遍,代表我自己的言说,代表生命存在方式(选择与坚持)对生命存在(本质)的言说。我不能站在《诗歌报》的外面,像个外人似的评判着它的形式、内容及是是非非,我只能融入其中的一些细节,在怀念它的十年漫漫岁月里,感受、感动于具体的事件和象征,越发自觉地体谅诗歌本身,形成我与大家共同的理解、力量和燃烧,层层剥离自己,趋近现代诗歌单纯和谐、澄明统一的大根本。
以上摘自写于1996年的一篇旧文,被收入200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心脏结构与文学艺术》(文艺理论评论集),所述内容或许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蜕化其质地,相反呈现在今天可能更具鲜活感。恍然间又过去了二十三年。其间的1997年至2007年我抛开诗歌致力于新闻职业和家庭生活.2007年回归诗歌写作时,《诗歌报》早已衍变成了《诗歌月刊》,我便又续上了和《诗歌报》在当下语境中的一点光阴关系,仅此而已。
我在2017年写过一篇《叶延滨人本文本论》,其中有一段穿越到1980年代的描述,兴许能代表和激起所有“过来之人”的切身感受:“在许多中国诗人的心里,都藏着关于三个地址的问答题,如果谁能随口说出三个准确的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星星》编辑部,北京市虎坊路甲15号《诗刊》编辑部,合肥市宿州路9号《诗歌报》编辑部,那么,他必然是来源于1980年代的资深诗人。在那个热火朝天的诗歌年代,青年人写诗的痴情远超过如今考公务员的热情,如果不是公职家庭的子女、没有城市户口而便于就业,如果不能考上院校得以分配工作,此外的青年们,在上述三种报刊上发表一两组诗或若干首诗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直接间接地达到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目的,有的人从工人农民直接变身为公务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甚至‘坐直升机’被提拔为文化艺术界的官员。当然,写诗不为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青年也有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写诗仅是源于家庭文化熏染和生性爱好。然而,假使没有《星星》《诗刊》和《诗歌报》的存在,也许就没有所谓的当代诗人沙克坚守诗歌到现在。”
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代表三十多年前的《诗歌报》的所有关系人表白,至少我可以作一下自白,我早已灭绝了1980年代那种火热的诗歌激情。处在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职业理性和事务惯性之中,谁都不可能让我像关注当年的《诗歌报》那样,再去关注任何一个与诗歌有关的具体事件,时过境迁,物非人非,唯有光阴中的些许诗性,维系着我思维和语言里的本身基因,毫不象征地过着互联网加一切的非诗意生活。
沙克,原名韩鹏翔,1964年生于皖南,后移居江苏。著有诗集《春天的黄昏》《有样东西飞得最高》等,以及散文、文艺评论集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