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追记“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
铸就倚天神剑，卫护国家和平，“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将毕生心血倾注在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研制上，默默地用近百年的人生书写了一篇航天精神的时代传奇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他的工作神秘而遥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的名字陌生而平凡；对于现代青年来说，他的人生传奇如梦幻。
但实际上，没有他和他的同事们，中国根本就不会有和平崛起的机会。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读书、工作。
他，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
1957年投身导弹事业以来，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坚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几乎白手起家，开创了新中国的导弹事业，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还参与缔造了如今被列为央企四种精神之一的“航天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增加了重要内容。
2011年11月23日，为中国导弹事业操劳超过一个甲子的黄纬禄不幸因病逝世，享年95岁。黄纬禄去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作出重要批示：“要深入开展向黄纬禄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他忠诚报国、献身航天的坚定信念，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集思广益的优良作风，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让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代代相传，在神州大地上发扬光大，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大动力。”
情定导弹
1943年，大西洋中的一艘客轮上。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默立船头，凝望远方。大海波涛起伏，恰似他激动的心情。
他正是黄纬禄。黄纬禄，191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市，194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后进入重庆一无线电公司工作。彼时，日寇铁蹄正肆意践踏着已经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土地，身处后方的黄纬禄由此立下了“工业报国”的志向。当英国工业学会邀请中国留学生前往英国实习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当时的英国也并非世外桃源，希特勒正疯狂轰炸伦敦。一天，黄纬禄照常在八点半来到实习单位上班。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办公室被德军导弹炸成一片瓦砾，4名同事尸横当地，另一名同事在送医途中死亡。黄纬禄越想越后怕，若不是实习生晚上班半小时，自己很可能也已身遭大难。
这是黄纬禄第一次听说“导弹”，也是第一次知道导弹的厉害。陡然，一个念头涌上脑海：“中国要是有导弹，日本帝国主义就再也不敢侵略我们了！”
不久，伦敦博物馆展出了一枚没有爆炸的德军导弹。黄纬禄冒着危险，去参观了那个险些夺去他生命的大家伙——据说，这是中国导弹专家第一次看到导弹的芳容。
194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得无线电硕士学位的黄纬禄学成归国，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无线电技术研究员。然而，导弹的身影和巨大威力始终在黄纬禄的脑海中盘旋。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钱学森突破重重困难，回归祖国怀抱。在中南海怀仁堂，他介绍了自己的回国经历，尤其是介绍了国外航天技术的发展。钱学森表示：“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
坐在台下听讲的黄纬禄激动万分。他坚定了自己要投身航天事业的决心，盼望着能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导弹，捍卫来之不易的新中国。
龙起东方
1957年，黄纬禄如愿以偿地开始了自己的导弹人生。
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要扩大建制，成立了两个分院。黄纬禄被调入二分院（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前身）。二分院坐落在永定路畔，毗邻八宝山。由此，“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成为了黄纬禄和战友们的共同誓言。
导弹的控制系统堪称导弹的中枢神经，用专业人的话说，“飞得稳，打得准，主要靠控制系统”。黄纬禄就担负着导弹控制系统负责人的重任。
10年时间，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的不利局面下，几乎一切从零开始，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攀登的精神，取得了一个个重大突破。其中，黄纬禄主持突破了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关、自行设计关，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黄纬禄和战友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仅用了10年，便走过了从仿制到研制的自主创新之路，取得了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进步。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实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震惊世界！
来不及享受成功喜悦，黄纬禄又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型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在黄土高原上，当黄纬禄看到“巨浪一号”模拟发射需要修建一个耗时耗力耗资金的巨大水池时，他想：“国家底子薄，经济困难，在不降低性能指标、不延长研制周期的情况下，我们要为国分忧，尽量少花钱多办事。”随即，他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创新构想，引起了轰动，并得到了国防科委的认可。这一构想大大简化了实验设施，节约了大量研制经费和时间，开创了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验程序。
为了获取导弹水下基本力学参数，黄纬禄又带领着研发团队，来到了南京长江大桥上，多次将10多米长近10吨重的模型弹投入长江。就这样，在研制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和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困难下，黄纬禄和他的团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性地进行条件建设，取得了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1982年 10月 12日，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渤海水面，直冲云霄，划破长空。蛰伏十几年之久，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一朝潜龙出水，世界瞩目。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拥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由于成功地领导和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极大地巩固了我国的国防安全，黄纬禄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不仅如此，他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填补了我国固体战略导弹技术的空白，探索出了一条我国固体火箭与导弹发展的正确道路，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此，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型号之魂
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后，时任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在总结成功经验时提到，嫦娥一号卫星这样庞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离不开各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也离不开“四共同”原则的指导。
所谓“四共同”原则，是指“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这一原则，就是由黄纬禄院士最早提出并推广的。
当年参与 “巨浪一号” 研制工作的单位共有109个，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正当研制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型号发动机在试车时摆动喷管摩擦力矩大大超过了任务书的要求，虽然经过多次改进摩擦力矩减少了一点儿，但仍然达不到需要的指标，导弹的出水姿态难以控制。发动机的问题解决不了，整个研制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
紧要关头，黄纬禄果断决定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他要求大家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点儿难点，根据总体和控制系统能够承担的程度适当减少喷管摆角，并适当放宽摩擦力矩要求，从而降低发动机攻关难点。很多单位担心自己留出了工作余量，会承担一定的风险。黄纬禄当即表示：“我是总设计师，出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我负主要责任！”各家的余量拿出来后，发动机的摩擦力矩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型号的研制周期也大大地缩短了。
几年后，当“巨浪一号”导弹发射成功后，参与研制的专家一致认为，“四共同”是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四共同”充分体现了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它的涵盖范畴，已远远超出了技术管理的范畴，而成为航天系统管理、技术等各领域的共同财富，成为航天人的职业理念。
对此，黄纬禄这样说：“作为总师最好不要自己拍脑瓜一想就决定怎么解决。因为人生在世几十年，一个人的精力、能力和智慧都是有限的。如何把这个有限变得相对多一点，就得靠发扬技术民主。”
黄纬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地面设备研究所和总体设计部在模型弹发射程序上发生矛盾，双方争论不下。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说服大家，反而被指出错误。经过一番争论后，他迅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综合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合理的方案。黄纬禄说：“由于情况了解不够全面，我原来的决定是错误的，现在做一些调整，请大家谅解。这样做既符合全局需要，又节省时间和经费，希望双方密切配合做好这项工作。”矛盾的双方听后都很赞同，并表示一定按他的决定做好这项工作。
回顾黄纬禄的导弹人生，他是从部分设计转到总体设计的。平心而论，这一转变是对黄纬禄的一次严峻挑战。因为除了控制技术外，他对其他部分并不熟悉。但黄纬禄并未因此而退却。
工作中，每每遇到具体难题，黄纬禄从不因自己是总设计师就不好意思向手下的同志请教，总是很自觉地放下架子带着疑惑到下面去求教：“这个问题我不懂，请你给我从ABC讲起。”黄纬禄虔诚求知的态度，不仅使他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也很快感染了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不懈求知的氛围成为黄纬禄团队攻克一道道难关的坚实基础。
黄纬禄逝世后，生前同事王根彬在追忆中再三重复：“黄老就是我们型号的灵魂！”
青年导师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黄纬禄无意间听到秘书吕慧英说：孩子中学要搞校庆，请科技工作者跟班上同学座谈，人选还没有着落。他略带迟疑地问：“你看，我去，行吗？”吕慧英惊呆了：“您去？这规格也太高了吧？”
百忙之中的黄纬禄挤出时间悄悄地来到这所中学，跟孩子们畅谈了一个小时的科学与人生。
黄纬禄十分注重培养年轻人。他很清楚，只有人才有序传承，他所钟爱的导弹事业才会节节进步。
有一次，黄纬禄在确定导弹安全自毁系统方案前，决定先听取一线技术人员的汇报。主汇报人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尽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这位年轻人在许多听众面前仍显得十分紧张。会议还未开始，年轻人的额头上却开始冒汗，呼吸也有几分急促。黄纬禄察觉到这位年轻人的紧张情绪后，亲切地对他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讲，今天我们一起座谈、讨论，你就是第一个发言。”
“我有点紧张，怕说错了话。”年轻人说。
“没关系，说错了重说，今天有的是时间。”
年轻人很快平静下来。事后，他对周围的同志说：“黄老真的是很平易近人，开始我有点紧张，后来就像和亲人聊天一样，把要汇报的问题全都说了。在黄老的启发下，原来没准备好的几个技术问题，也都讲清楚了。”
黄纬禄愿意跟年轻人交朋友，更愿意把他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和对导弹事业的无限热爱传递下去。
不仅在工作中，业余时间，黄纬禄也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黄纬禄喜欢游泳，但只仰泳，不太会蛙泳。在某地做实验闲暇时，他就跟团队的年轻人学习蛙泳。等退了潮，他还跟年轻人一起捉螃蟹，一早晨能捉一大桶。天不好时，年轻人就去找黄纬禄下棋。不论输赢，黄纬禄每次都很高兴。
“如果有来世，我还搞导弹。”这是黄纬禄晚年叨念得最多的一句话。对此，曾跟随黄纬禄工作30多年，黄纬禄昔日眼中的年轻人，如今已年过古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陈定昌动情地说：“假如真有来世，我还愿意聆听您的教诲，还愿意与您一起工作和生活，还愿意陪您一起搞导弹！”
2011年，有一个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暑期“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希望黄纬禄能为孩子们题写赠言。身体已经非常不好的黄纬禄当时手抖得已基本没法写字了，因此他女儿婉言谢绝这一请求。黄纬禄知道后，不忍拒绝老师和孩子们，在女儿帮助下，非常艰难地写下人生中最后一幅字——“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
铸就倚天神剑，卫护国家和平，“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将毕生心血倾注在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研制上，默默地用近百年的人生书写了一篇航天精神的时代传奇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他的工作神秘而遥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的名字陌生而平凡；对于现代青年来说，他的人生传奇如梦幻。
但实际上，没有他和他的同事们，中国根本就不会有和平崛起的机会。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读书、工作。
他，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
1957年投身导弹事业以来，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坚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几乎白手起家，开创了新中国的导弹事业，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还参与缔造了如今被列为央企四种精神之一的“航天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增加了重要内容。
2011年11月23日，为中国导弹事业操劳超过一个甲子的黄纬禄不幸因病逝世，享年95岁。黄纬禄去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作出重要批示：“要深入开展向黄纬禄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他忠诚报国、献身航天的坚定信念，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集思广益的优良作风，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让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代代相传，在神州大地上发扬光大，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大动力。”
情定导弹
1943年，大西洋中的一艘客轮上。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默立船头，凝望远方。大海波涛起伏，恰似他激动的心情。
他正是黄纬禄。黄纬禄，191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市，194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后进入重庆一无线电公司工作。彼时，日寇铁蹄正肆意践踏着已经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土地，身处后方的黄纬禄由此立下了“工业报国”的志向。当英国工业学会邀请中国留学生前往英国实习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当时的英国也并非世外桃源，希特勒正疯狂轰炸伦敦。一天，黄纬禄照常在八点半来到实习单位上班。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办公室被德军导弹炸成一片瓦砾，4名同事尸横当地，另一名同事在送医途中死亡。黄纬禄越想越后怕，若不是实习生晚上班半小时，自己很可能也已身遭大难。
这是黄纬禄第一次听说“导弹”，也是第一次知道导弹的厉害。陡然，一个念头涌上脑海：“中国要是有导弹，日本帝国主义就再也不敢侵略我们了！”
不久，伦敦博物馆展出了一枚没有爆炸的德军导弹。黄纬禄冒着危险，去参观了那个险些夺去他生命的大家伙——据说，这是中国导弹专家第一次看到导弹的芳容。
194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得无线电硕士学位的黄纬禄学成归国，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无线电技术研究员。然而，导弹的身影和巨大威力始终在黄纬禄的脑海中盘旋。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钱学森突破重重困难，回归祖国怀抱。在中南海怀仁堂，他介绍了自己的回国经历，尤其是介绍了国外航天技术的发展。钱学森表示：“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
坐在台下听讲的黄纬禄激动万分。他坚定了自己要投身航天事业的决心，盼望着能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导弹，捍卫来之不易的新中国。
龙起东方
1957年，黄纬禄如愿以偿地开始了自己的导弹人生。
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要扩大建制，成立了两个分院。黄纬禄被调入二分院（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前身）。二分院坐落在永定路畔，毗邻八宝山。由此，“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成为了黄纬禄和战友们的共同誓言。
导弹的控制系统堪称导弹的中枢神经，用专业人的话说，“飞得稳，打得准，主要靠控制系统”。黄纬禄就担负着导弹控制系统负责人的重任。
10年时间，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的不利局面下，几乎一切从零开始，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攀登的精神，取得了一个个重大突破。其中，黄纬禄主持突破了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关、自行设计关，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黄纬禄和战友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仅用了10年，便走过了从仿制到研制的自主创新之路，取得了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进步。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实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震惊世界！
来不及享受成功喜悦，黄纬禄又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型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在黄土高原上，当黄纬禄看到“巨浪一号”模拟发射需要修建一个耗时耗力耗资金的巨大水池时，他想：“国家底子薄，经济困难，在不降低性能指标、不延长研制周期的情况下，我们要为国分忧，尽量少花钱多办事。”随即，他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创新构想，引起了轰动，并得到了国防科委的认可。这一构想大大简化了实验设施，节约了大量研制经费和时间，开创了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验程序。
为了获取导弹水下基本力学参数，黄纬禄又带领着研发团队，来到了南京长江大桥上，多次将10多米长近10吨重的模型弹投入长江。就这样，在研制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和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困难下，黄纬禄和他的团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性地进行条件建设，取得了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1982年 10月 12日，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渤海水面，直冲云霄，划破长空。蛰伏十几年之久，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一朝潜龙出水，世界瞩目。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拥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由于成功地领导和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极大地巩固了我国的国防安全，黄纬禄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不仅如此，他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填补了我国固体战略导弹技术的空白，探索出了一条我国固体火箭与导弹发展的正确道路，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此，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型号之魂
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后，时任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在总结成功经验时提到，嫦娥一号卫星这样庞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离不开各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也离不开“四共同”原则的指导。
所谓“四共同”原则，是指“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这一原则，就是由黄纬禄院士最早提出并推广的。
当年参与 “巨浪一号” 研制工作的单位共有109个，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正当研制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型号发动机在试车时摆动喷管摩擦力矩大大超过了任务书的要求，虽然经过多次改进摩擦力矩减少了一点儿，但仍然达不到需要的指标，导弹的出水姿态难以控制。发动机的问题解决不了，整个研制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
紧要关头，黄纬禄果断决定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他要求大家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点儿难点，根据总体和控制系统能够承担的程度适当减少喷管摆角，并适当放宽摩擦力矩要求，从而降低发动机攻关难点。很多单位担心自己留出了工作余量，会承担一定的风险。黄纬禄当即表示：“我是总设计师，出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我负主要责任！”各家的余量拿出来后，发动机的摩擦力矩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型号的研制周期也大大地缩短了。
几年后，当“巨浪一号”导弹发射成功后，参与研制的专家一致认为，“四共同”是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四共同”充分体现了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它的涵盖范畴，已远远超出了技术管理的范畴，而成为航天系统管理、技术等各领域的共同财富，成为航天人的职业理念。
对此，黄纬禄这样说：“作为总师最好不要自己拍脑瓜一想就决定怎么解决。因为人生在世几十年，一个人的精力、能力和智慧都是有限的。如何把这个有限变得相对多一点，就得靠发扬技术民主。”
黄纬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地面设备研究所和总体设计部在模型弹发射程序上发生矛盾，双方争论不下。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说服大家，反而被指出错误。经过一番争论后，他迅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综合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合理的方案。黄纬禄说：“由于情况了解不够全面，我原来的决定是错误的，现在做一些调整，请大家谅解。这样做既符合全局需要，又节省时间和经费，希望双方密切配合做好这项工作。”矛盾的双方听后都很赞同，并表示一定按他的决定做好这项工作。
回顾黄纬禄的导弹人生，他是从部分设计转到总体设计的。平心而论，这一转变是对黄纬禄的一次严峻挑战。因为除了控制技术外，他对其他部分并不熟悉。但黄纬禄并未因此而退却。
工作中，每每遇到具体难题，黄纬禄从不因自己是总设计师就不好意思向手下的同志请教，总是很自觉地放下架子带着疑惑到下面去求教：“这个问题我不懂，请你给我从ABC讲起。”黄纬禄虔诚求知的态度，不仅使他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也很快感染了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不懈求知的氛围成为黄纬禄团队攻克一道道难关的坚实基础。
黄纬禄逝世后，生前同事王根彬在追忆中再三重复：“黄老就是我们型号的灵魂！”
青年导师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黄纬禄无意间听到秘书吕慧英说：孩子中学要搞校庆，请科技工作者跟班上同学座谈，人选还没有着落。他略带迟疑地问：“你看，我去，行吗？”吕慧英惊呆了：“您去？这规格也太高了吧？”
百忙之中的黄纬禄挤出时间悄悄地来到这所中学，跟孩子们畅谈了一个小时的科学与人生。
黄纬禄十分注重培养年轻人。他很清楚，只有人才有序传承，他所钟爱的导弹事业才会节节进步。
有一次，黄纬禄在确定导弹安全自毁系统方案前，决定先听取一线技术人员的汇报。主汇报人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尽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这位年轻人在许多听众面前仍显得十分紧张。会议还未开始，年轻人的额头上却开始冒汗，呼吸也有几分急促。黄纬禄察觉到这位年轻人的紧张情绪后，亲切地对他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讲，今天我们一起座谈、讨论，你就是第一个发言。”
“我有点紧张，怕说错了话。”年轻人说。
“没关系，说错了重说，今天有的是时间。”
年轻人很快平静下来。事后，他对周围的同志说：“黄老真的是很平易近人，开始我有点紧张，后来就像和亲人聊天一样，把要汇报的问题全都说了。在黄老的启发下，原来没准备好的几个技术问题，也都讲清楚了。”
黄纬禄愿意跟年轻人交朋友，更愿意把他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和对导弹事业的无限热爱传递下去。
不仅在工作中，业余时间，黄纬禄也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黄纬禄喜欢游泳，但只仰泳，不太会蛙泳。在某地做实验闲暇时，他就跟团队的年轻人学习蛙泳。等退了潮，他还跟年轻人一起捉螃蟹，一早晨能捉一大桶。天不好时，年轻人就去找黄纬禄下棋。不论输赢，黄纬禄每次都很高兴。
“如果有来世，我还搞导弹。”这是黄纬禄晚年叨念得最多的一句话。对此，曾跟随黄纬禄工作30多年，黄纬禄昔日眼中的年轻人，如今已年过古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陈定昌动情地说：“假如真有来世，我还愿意聆听您的教诲，还愿意与您一起工作和生活，还愿意陪您一起搞导弹！”
2011年，有一个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暑期“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希望黄纬禄能为孩子们题写赠言。身体已经非常不好的黄纬禄当时手抖得已基本没法写字了，因此他女儿婉言谢绝这一请求。黄纬禄知道后，不忍拒绝老师和孩子们，在女儿帮助下，非常艰难地写下人生中最后一幅字——“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