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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时期著名政治家，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红军的缔造者，第三国际领导人，联共（布）党内反对派，所谓“托派分子”首领。
他的思想影响巨大，他在著作《不断革命》中写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完成。”与之对立的是斯大林的“一国实行社会主义论”。
由于和斯大林政见不合，托洛茨基受到迫害，被苏共宣布为叛徒、卖国贼，最终亡命天涯：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40年被暗杀于墨西哥城。
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1923年是紧张、无声的溃败接连发生的头一年。列宁在与病魔抗争，“三驾马车”（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却在同党较量着。
第12次代表大会将在1923年初召开，但已经不能指望列宁参加大会了。那么，政治报告由谁来作？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当然是托洛茨基同志喽。”他的意见得到加里宁、李可夫的支持，加米涅夫则是勉强同意了。但我反对说，如果我们中任何一个试图以个人身份替代患病的列宁，都将对党不利。这一次我们就撇开开场白式的政治报告，直奔拟定的各个重要问题。何况，我补充说，在经济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什么不统一吗？”斯大林反问道。加里宁也说：“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几乎都是以你的提案为蓝本的。”当时，季诺维也夫正在高加索休假，答案并未确定下来，但我同意做一个工业问题的报告。
列宁正在发动一场针对斯大林的风暴，斯大林知道这一点，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要讨好我。他一再强调，应由托洛茨基来作政治报告。因为他是仅次于列宁、最有威望的中央委员，并说这是全党人的共识。但我宁愿看到他公开地反对我，也不愿看到他这种动机明显的伪善。
不久，从高加索回来的季诺维也夫不断背着我召集小范围的宗派会议，还要求由他来作政治报告。加米涅夫则问那些已脱党10到15年的“老布尔什维克”：“难道托洛茨基有资格来领导党和国家吗？”季诺维也夫更发挥他的特长，翻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重提我和列宁曾经的分歧。这时，病情急剧恶化的列宁已经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了。所以“三驾马车”敲定政治报告由季诺维也夫来做。幕后工作做足后，他们便在政治局提出了这个问题。正如“三驾马车”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政策一样，这一切也完全是临时安排的，看不出有什么不一致来。由于列宁不能恢复工作已成定局，“三驾马车”立刻就对我的已经通过的工业问题的议案挑起了毛病。就在大会召开前的最后一刻，加米涅夫在我的议案中加进了一些除了挑衅——以便幕后指控我的“低估农民”提供依据——别无用途的有关农民问题的条款。他们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以达到把我排挤出党的领导层的目的。
2月里首次出现了我忽视农民问题的诽谤。
1923年10月的那个星期天，在打猎时，我感冒并发起烧来。由于医生的吩咐，我只能躺在床上过完秋季剩下来的日子和整个冬天。
趁列宁和我相继病倒，追随者借机扩展着阴谋。开始时，他们干得很谨慎，即使最没有耐性的季诺维也夫也不敢让他的诽谤赤裸裸地上台。1923年12月15日，在彼得格勒的党代会上，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威信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能使他的错误也成为正确。党也曾十分尖锐地批评过我的错误……”如此等等。
另外，还要一门专门针对名誉主席团的小学问。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选为会议名誉主席团成员，这已成为十月革命以来的惯例。在人民的日常谈话、诗歌、文章乃至民间小调中，这两个名字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为了以后能制造出这两个人在政治上对立的骗局，现在必须把这个整体拆散。于是，政治局委员都成了主席团成员，然后又按字母顺序排列名单，后来又改为按地位高低来排列，从而季诺维也夫坐上了头一把交椅。彼得格勒第一次这么做了。又过一段时间，托洛茨基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名誉主席团的名单中。对人们的抗议，会议主席的解释是疏忽所致。意料之中的，报纸不发一言。接着，斯大林又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名誉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次序决定了人的升或黜。
“那些日子阴云密布。”我妻子在札记中写道，“拖着病体的列·托在孤军奋战，对手是其他所有的政治局成员。”
后来由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闹翻，这个真正的阴谋就被他们自己抖露出来。除我之外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再加上现在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组成了一个7人的秘密政治局。他们互相约定保守秘密，事先决定好一切问题，联手共同找机会攻击我。他们还在地方上建立了这样的有严格纪律的秘密组织，以专门的密码保持联络。在列宁生病这段“空位期”，他们还只是暗地里搞这些工作。也因此，谁能猜中他们的意图，谁就会平步青云。这样就促成了一股追名逐利的热潮，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反托洛茨基主义”。于是，不一定有才能，但一定善于见风使舵的人不断地被选拔出来。
《托洛茨基自传》 [苏] 托洛茨基著 胡萍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0 定价：3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