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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4至25日，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出席，这样“高规格”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前所未有的高规格，体现的是超乎寻常的重视，传递出的信号也十分清晰---“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周方银研究员的解读是，这意味着“周边外交将从大国外交的阴影中走出来， 并比过去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在2014年以及未来一段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如何建立起一套与时俱进的“周边外交政策”，为中国发展营造亲和有利的周边氛围，将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考验。
本刊记者在2013年底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召集的“未来十年的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就此对话一批国内知名周边外交学者。
周边形势严峻：东海与南海联动、陆地与海洋内联
关培凤（武汉大学边海研究院）：
近年来，中国的边海形势日益严峻，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构成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东海，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僵持；在南海，中国同菲律宾等国的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加剧，而且中菲南沙争端还因菲律宾的恶意扩大事态而冲破了以往的外交谈判框架。
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除了争端当事国之外，都有非争端当事国势力介入。美国宣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并以“航行自由”为幌子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日本也试图介入南海争端。
印度、越南有关公司签署了在南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海上油气资源的合作协议，还与日本就从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一“海上交通路线”的航行安全重要性进行了确认。
在陆上，中国与印度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去年出现了中印“帐篷对峙”事件。
此外，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较之往年更为突出。“东突”势力在新疆的恐怖活动没有停止；西藏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此外，由于朝鲜半岛问题持续升温，我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形势也面临考验。
当前中国边海形势的特点是：第一，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明显化、激烈化；第二，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上权益争端的国家间正在相互靠近，使东海与南海联动、陆地与海洋内联的边海形势进一步演进；第三，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与周边邻国边海争端的升级有直接联系；第四，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再次凸显，且受到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的影响。
由“弱势中国”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这么多邻国、这么多遗留争端的国家，这样的特点构成独特的周边关系---邻国情况复杂，与中国的关系变数多，近而不亲者多；遗留争端存在于领土、历史、海域、人文等各领域，容易发酵；局势随中国兴衰而动。
可以说，周边外交的新挑战是中国迅速崛起引起的多重反应之一，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弱势中国”下的关系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此外，美国因素发生转变。美国的战略重点由改变中国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与挑战，保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利益。通过自身战略调整，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新战略。
在几乎所有的新变局中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通过加大在中国周边的投入，利用多层关系机制，企图构建应对中国的网络。
当前，重要的是准确把握周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形势有没有发生逆转？这是一个大判断。
我认为，尽管应对强势中国是周边国家的战略性布局，但周边没有形成一个敌对包围圈，具有多层含义，中国有巨大的运筹空间。
美国的限度：不破局
张蕴岭：
把握中美关系大局仍然是核心，美国的主导战略是构筑制约与平衡网，但挑动周边国家对抗中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不破局。
历史上没有过一个现存霸权国家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有这么难分难解的利益关系，“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中国对美“避免对抗，寻求合作”的大战略没有必要改变，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得到美国积极回应。
日本把“应对强中国”作为主要战略，这个战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利用中国因素推动国内改革，为政治右倾化、修改和平宪法造势；二是与中国争夺利益与影响力。
“合作又有疑虑”、“防华而非反华”是东盟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线。应继续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打造自贸区升级版”，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投入。
菲律宾在南海强硬是出于现实利益，利用外来势力对抗中国增强的干预力和潜在控制力，但难以与中国直接对抗。南海涉及我国核心利益，但解决争端的条件不成熟，强夺回岛屿和海域要付出巨大代价，要采取积极的维稳对策。
中印的领土争端可控，要努力构建稳定基础上的中印理解与合作关系。同时需要加大投入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帮助他们发展，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并推动构建中国-南亚（南盟）对话合作机制。
此外，上合组织是一个稳定器，要加大投入，提升合作水平，加强中俄的战略协商。在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经济、人文合作，并把上合组织作为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试验田。
要有自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孤独的大国”。
“搁置外交”仍然不可弃用
石源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有所提升后，“搁置外交”依然是中国周边外交中不可弃用的重要方策。在进行中国周边外交顶层设计时，应全面考虑实施“搁置外交”的重要要素。
在及时处理好紧迫的外交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将那些可以“搁置”的外交争端恰当地“搁置”起来，绕道而行，先从其他方面做起，尤其是从“共同开发”着手发展双边关系，等以后时机成熟时再来处理争执问题。 诸如领土、领海、界河的争端，涉及国家重要利益，如中日钓鱼岛争执、东海划界问题争执、南海争执等等，在双方分歧尖锐的情况下，企图希望实现“单赢”目标，是不现实的，除非双方采取战争办法，决一死战。即便仗打了，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如英阿马岛之战，英国虽然取胜，马岛问题实际仍未解决，以后仍然需要双方通过谈判来寻找解决的方法。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谈判来缓解矛盾，寻求“搁置”。双方采取克制的、不刺激对方的态度，将问题“搁置”。等待双方关系全面改善，才能有可能心平气和、互谅互让地讨论和解决问题。
中国在周边外交实践中，已经有中俄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越解决陆地边界以及北部湾划界等成功案例。中印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但“搁置外交”同时是有原则的，在“搁置”若干外交争端时，必须强调“主权在我”。“搁置外交”也是有选择的，凡是涉及民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是不能“搁置”的。“搁置外交”还是积极进取和与时俱进的，应积极寻找、创造和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争端取得合理的解决。
未来要“更加奋发有为”
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周边外交总体上将表现出更为强劲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战略进取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出更大的主动性，一定程度上改变在某些问题上被动应对、隐忍待机的做法。
在具体的工作层面，做事的方法和态度会更加积极主动，工作会更加细致周到和具有针对性，对面临的问题会作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在形势的判断方面也会表现出更强的前瞻性。
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崛起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和困难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完全依赖“柔性”的手段，对所有问题都单纯采取“温和”的方式加以应对，不足以解决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问题。
在若干强大的障碍与阻力面前，我们需保持更加高度的坚定性。在必须加以坚持的问题上，不应受“众说纷纭”的拖累而产生“举棋不定”的犹疑和行为上的“中途半端”。避免对外部世界传递出混淆不清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很容易被外部世界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
做“可亲的大国”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儒家思想中对“大”与“小”之间的关系，作过精辟的阐明，浓缩为“以大事小曰仁，以小事大曰智”这12个字。“仁”意为仁厚，不以大欺小，同时小国不应因大国仁厚而刁钻油滑或得寸进尺。大国克制，小国识相，是理想的相处之道。
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未来的课题，是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而可亲”的国家，而非“大而可畏”，即强大而令人畏惧的国家。
做可亲的大国，首先是不要居高临下，而是平等相待。其次，亲是亲切。亲切是具体的，它不光体现在高层互访中，更体现社会之间的纽带和感情之中，比如外国青年来华留学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泰国诗琳通公主与中国很亲近，就与她有在中国留学的经历、培养起了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密不可分。
第三，愿意倾听。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很多时候可能是刺耳的声音，也很重要。恶意的言论一定存在，但多数言论不属于这种情况，不宜一概以“中国威胁论”来加以定性，或者拒绝与之接触对话，而应作出具体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日本一直重视援助其他亚洲国家，几十年来赢得了不少好感。在中日争端问题上，对日方的批评一定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把握好分寸。
不容乐观的中亚形势威胁中国安全
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亚与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安全有密切关系，中亚的风吹草动都会通过种种途径传导到新疆，对中国安全造成影响。
展望未来，对中亚安全形势的担心多于信心，不能过于乐观。
其一，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呈扩张之势。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老牌恐怖主义组织继续活动，同时新的极端主义组织陆续出现，如“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哈里发战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圣战”等。由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境外宗教极端主义向中亚的渗透越来越容易，极端宗教思想的蔓延越来越难以控制。
其二，中亚一些国家将面临国家领导人更新换代的考验。
哈乌两国都已到了认真考虑权力移交的阶段，“阿拉伯之春” 对两国也有很大触动，但现在还看不到明确的安排，两国总统的想法是一团迷雾，难以窥测。一旦这一时刻到来，国内外各种力量都会纷纷走出来，可能发生激烈冲突。
其三，中亚国家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等社会矛盾。哈萨克斯坦等国因拥有油气资源，国家财富迅速增长，但分配不尽合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此外，中亚缺水，控制水资源对国计民生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为争夺水资源，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紧张，有时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这些都可能是潜在的“火药桶”。
此外，阿富汗局势正面临重大挑战。
美国和北约将在2014年底前把十多万军队中的大部分从阿富汗撤出，国家安全的职责将交由阿富汗政府承担。这将是阿富汗的重大转折，形势是逐步稳定下来，还是会发生逆转，目前没有答案。
如果局势恶化，将使中国西北周边出现一个动荡地带，使西北周边安全缓冲带的安全系数将会降低。此外，它会给“东突”势力提供新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机会，使控制和打击“东突”势力变得更困难，并会对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企业、人员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概而言之，未来大中亚地区处于高风险期，值得密切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周方银研究员的解读是，这意味着“周边外交将从大国外交的阴影中走出来， 并比过去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在2014年以及未来一段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如何建立起一套与时俱进的“周边外交政策”，为中国发展营造亲和有利的周边氛围，将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考验。
本刊记者在2013年底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召集的“未来十年的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就此对话一批国内知名周边外交学者。
周边形势严峻：东海与南海联动、陆地与海洋内联
关培凤（武汉大学边海研究院）：
近年来，中国的边海形势日益严峻，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构成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东海，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僵持；在南海，中国同菲律宾等国的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加剧，而且中菲南沙争端还因菲律宾的恶意扩大事态而冲破了以往的外交谈判框架。
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除了争端当事国之外，都有非争端当事国势力介入。美国宣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并以“航行自由”为幌子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日本也试图介入南海争端。
印度、越南有关公司签署了在南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海上油气资源的合作协议，还与日本就从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一“海上交通路线”的航行安全重要性进行了确认。
在陆上，中国与印度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去年出现了中印“帐篷对峙”事件。
此外，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较之往年更为突出。“东突”势力在新疆的恐怖活动没有停止；西藏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此外，由于朝鲜半岛问题持续升温，我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形势也面临考验。
当前中国边海形势的特点是：第一，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明显化、激烈化；第二，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上权益争端的国家间正在相互靠近，使东海与南海联动、陆地与海洋内联的边海形势进一步演进；第三，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与周边邻国边海争端的升级有直接联系；第四，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再次凸显，且受到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的影响。
由“弱势中国”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这么多邻国、这么多遗留争端的国家，这样的特点构成独特的周边关系---邻国情况复杂，与中国的关系变数多，近而不亲者多；遗留争端存在于领土、历史、海域、人文等各领域，容易发酵；局势随中国兴衰而动。
可以说，周边外交的新挑战是中国迅速崛起引起的多重反应之一，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弱势中国”下的关系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此外，美国因素发生转变。美国的战略重点由改变中国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与挑战，保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利益。通过自身战略调整，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新战略。
在几乎所有的新变局中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通过加大在中国周边的投入，利用多层关系机制，企图构建应对中国的网络。
当前，重要的是准确把握周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形势有没有发生逆转？这是一个大判断。
我认为，尽管应对强势中国是周边国家的战略性布局，但周边没有形成一个敌对包围圈，具有多层含义，中国有巨大的运筹空间。
美国的限度：不破局
张蕴岭：
把握中美关系大局仍然是核心，美国的主导战略是构筑制约与平衡网，但挑动周边国家对抗中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不破局。
历史上没有过一个现存霸权国家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有这么难分难解的利益关系，“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中国对美“避免对抗，寻求合作”的大战略没有必要改变，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得到美国积极回应。
日本把“应对强中国”作为主要战略，这个战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利用中国因素推动国内改革，为政治右倾化、修改和平宪法造势；二是与中国争夺利益与影响力。
“合作又有疑虑”、“防华而非反华”是东盟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线。应继续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打造自贸区升级版”，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投入。
菲律宾在南海强硬是出于现实利益，利用外来势力对抗中国增强的干预力和潜在控制力，但难以与中国直接对抗。南海涉及我国核心利益，但解决争端的条件不成熟，强夺回岛屿和海域要付出巨大代价，要采取积极的维稳对策。
中印的领土争端可控，要努力构建稳定基础上的中印理解与合作关系。同时需要加大投入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帮助他们发展，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并推动构建中国-南亚（南盟）对话合作机制。
此外，上合组织是一个稳定器，要加大投入，提升合作水平，加强中俄的战略协商。在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经济、人文合作，并把上合组织作为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试验田。
要有自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孤独的大国”。
“搁置外交”仍然不可弃用
石源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有所提升后，“搁置外交”依然是中国周边外交中不可弃用的重要方策。在进行中国周边外交顶层设计时，应全面考虑实施“搁置外交”的重要要素。
在及时处理好紧迫的外交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将那些可以“搁置”的外交争端恰当地“搁置”起来，绕道而行，先从其他方面做起，尤其是从“共同开发”着手发展双边关系，等以后时机成熟时再来处理争执问题。 诸如领土、领海、界河的争端，涉及国家重要利益，如中日钓鱼岛争执、东海划界问题争执、南海争执等等，在双方分歧尖锐的情况下，企图希望实现“单赢”目标，是不现实的，除非双方采取战争办法，决一死战。即便仗打了，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如英阿马岛之战，英国虽然取胜，马岛问题实际仍未解决，以后仍然需要双方通过谈判来寻找解决的方法。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谈判来缓解矛盾，寻求“搁置”。双方采取克制的、不刺激对方的态度，将问题“搁置”。等待双方关系全面改善，才能有可能心平气和、互谅互让地讨论和解决问题。
中国在周边外交实践中，已经有中俄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越解决陆地边界以及北部湾划界等成功案例。中印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但“搁置外交”同时是有原则的，在“搁置”若干外交争端时，必须强调“主权在我”。“搁置外交”也是有选择的，凡是涉及民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是不能“搁置”的。“搁置外交”还是积极进取和与时俱进的，应积极寻找、创造和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争端取得合理的解决。
未来要“更加奋发有为”
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周边外交总体上将表现出更为强劲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战略进取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出更大的主动性，一定程度上改变在某些问题上被动应对、隐忍待机的做法。
在具体的工作层面，做事的方法和态度会更加积极主动，工作会更加细致周到和具有针对性，对面临的问题会作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在形势的判断方面也会表现出更强的前瞻性。
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崛起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和困难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完全依赖“柔性”的手段，对所有问题都单纯采取“温和”的方式加以应对，不足以解决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问题。
在若干强大的障碍与阻力面前，我们需保持更加高度的坚定性。在必须加以坚持的问题上，不应受“众说纷纭”的拖累而产生“举棋不定”的犹疑和行为上的“中途半端”。避免对外部世界传递出混淆不清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很容易被外部世界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
做“可亲的大国”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儒家思想中对“大”与“小”之间的关系，作过精辟的阐明，浓缩为“以大事小曰仁，以小事大曰智”这12个字。“仁”意为仁厚，不以大欺小，同时小国不应因大国仁厚而刁钻油滑或得寸进尺。大国克制，小国识相，是理想的相处之道。
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未来的课题，是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而可亲”的国家，而非“大而可畏”，即强大而令人畏惧的国家。
做可亲的大国，首先是不要居高临下，而是平等相待。其次，亲是亲切。亲切是具体的，它不光体现在高层互访中，更体现社会之间的纽带和感情之中，比如外国青年来华留学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泰国诗琳通公主与中国很亲近，就与她有在中国留学的经历、培养起了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密不可分。
第三，愿意倾听。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很多时候可能是刺耳的声音，也很重要。恶意的言论一定存在，但多数言论不属于这种情况，不宜一概以“中国威胁论”来加以定性，或者拒绝与之接触对话，而应作出具体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日本一直重视援助其他亚洲国家，几十年来赢得了不少好感。在中日争端问题上，对日方的批评一定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把握好分寸。
不容乐观的中亚形势威胁中国安全
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亚与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安全有密切关系，中亚的风吹草动都会通过种种途径传导到新疆，对中国安全造成影响。
展望未来，对中亚安全形势的担心多于信心，不能过于乐观。
其一，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呈扩张之势。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老牌恐怖主义组织继续活动，同时新的极端主义组织陆续出现，如“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哈里发战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圣战”等。由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境外宗教极端主义向中亚的渗透越来越容易，极端宗教思想的蔓延越来越难以控制。
其二，中亚一些国家将面临国家领导人更新换代的考验。
哈乌两国都已到了认真考虑权力移交的阶段，“阿拉伯之春” 对两国也有很大触动，但现在还看不到明确的安排，两国总统的想法是一团迷雾，难以窥测。一旦这一时刻到来，国内外各种力量都会纷纷走出来，可能发生激烈冲突。
其三，中亚国家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等社会矛盾。哈萨克斯坦等国因拥有油气资源，国家财富迅速增长，但分配不尽合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此外，中亚缺水，控制水资源对国计民生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为争夺水资源，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紧张，有时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这些都可能是潜在的“火药桶”。
此外，阿富汗局势正面临重大挑战。
美国和北约将在2014年底前把十多万军队中的大部分从阿富汗撤出，国家安全的职责将交由阿富汗政府承担。这将是阿富汗的重大转折，形势是逐步稳定下来，还是会发生逆转，目前没有答案。
如果局势恶化，将使中国西北周边出现一个动荡地带，使西北周边安全缓冲带的安全系数将会降低。此外，它会给“东突”势力提供新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机会，使控制和打击“东突”势力变得更困难，并会对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企业、人员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概而言之，未来大中亚地区处于高风险期，值得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