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桂希恩是国内知名的防艾专家、武汉大学医学教授。1999年发现河南省艾滋村，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贝利——马丁”奖获得者。近日，他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桂希恩是国内知名的防艾专家、武汉大学医学教授。1999年发现河南省艾滋村，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贝利——马丁”奖获得者。2004年11月借着他的新疆之行，笔者有幸采访了他。
与艾滋病结缘
见到桂希恩教授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医生，我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
实际上，学医并不是桂希恩最初的选择，桂希恩最初考虑的是学地质。“之所以选择学医可能是受了几个‘大朋友’的影响。我中学时代交了几个比我大好几岁的朋友，都酷爱运动，尤其喜欢游泳。很巧他们都是学医的，所以到了上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当时被叫做武汉医学院的同济医科大学。”
大学毕业后，桂希恩支边去了青海，一干就是16年，直到1976年，他才回到武汉。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关注并投身于防治艾滋病的事业。
1999年夏天，桂希恩教授听一位进修医生说起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很多村民得了一种怪病，死了很多人。几天后，桂希恩来到上蔡县文楼村，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病人的症状很像是艾滋病。于是，他取了11份血样回去化验，结果有10人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第二次，他取了140份血样，竟有一半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些人都曾卖过血。此后，桂希恩教授数十次奔走于武汉和上蔡县之间，在重重误解与阻挠中艰难地进行采血、检测、送药工作。最终，他确定并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也从此与艾滋病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他不遗余力地深入各村镇调查病情，宣传防艾知识，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怀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儿，并竭尽所能诊治、救助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儿。
由于他在防艾领域的突出贡献，他获得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贝利—马丁”奖。
2004年6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桂希恩教授家看望他。温总理对他说：“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你。你的事迹令我很感动，你是一个好医生。”
病人都是我的朋友
对桂希恩教授来说，那些艾滋病人是他的病人，同时也是他的朋友。病人们信任他，愿意向他求助，也愿意向他吐露心声。而桂希恩教授也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些朋友。
2001年5月，河南的5位艾滋病病人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由于病房没有床位，桂希恩教授就找了一间中南医院的旧平房安顿他们住下了。谁知5个艾滋病病人住在这儿的消息不胫而走，周围的邻居开始在门外指指点点，紧接着又联名找到医院的领导要求把这些人赶走并对桂希恩教授说：“人是你带来的，你马上把他们带走。”看着恐惧的人们，看着5位无处容身的病人，桂希恩教授决定：“到我家去吧。”桂希恩教授说：“他们那么远从河南赶过来，那么信任我，我不能让他们没有住处，没有看病的权利。”
于是5位艾滋病病人搬进了桂希恩教授的家。每日三餐，他都与病人们同桌吃饭、共用卫生间，一直到5位病人在中南医院做完全面的检查离开。
这件事传出之后，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成了桂希恩教授的朋友，许多人定期来医院见他，除了治疗药物，他们还从桂希恩教授这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
医病更要医心
桂希恩最感担忧的是民众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和排斥。由于对艾滋病缺乏了解，人们谈艾色变，惟恐避之不及，甚至剥夺了艾滋病病人求学、就医的权利，在疾病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许多病人想到了死。
这时候，桂希恩除了给他们治病，还常常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病，勇敢地生活下去。
蔡梅是一名女大学生，男友是非洲留学生。热恋中的蔡梅与男友发生了关系，可是直到男友被遣返回国，她才知道男友竟是艾滋病病人。接下来的检查中，她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学校劝她退学，绝望的蔡梅找到了桂希恩。桂希恩教授为她奔走于学校，希望能给她求学的机会，可最终未果。蔡梅想到了死。桂希恩教授鼓励她：“你还年轻，如果你还想为社会为家人做点事情，你还是能做的。”在桂教授的帮助下，蔡梅开始接受治疗，并且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桂希恩说：“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卖血、输血感染者是无辜的，儿童感染者更是无辜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歧视他们呢？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啊。至于由于自身的过错而感染的人，古人曾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已经感染了这个病，相当于判了死刑缓期，我们还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不好吧，应该也给他一个生存的机会，给他一定的同情。”
事实上艾滋病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它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即使是这三种途径也并不是百分之百会感染，所以一般的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的，并且，运用目前的鸡尾酒疗法，只要一直服药，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
桂教授说：“对艾滋病人，你不正确对待他，他就会隐瞒病情，这不利于疾病的控制，对医生更没有好处。医生知道他的病，可以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不知道病情那感染的机会更大。而且这些病人受到歧视、压力之下很可能产生报复心理，那么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无私救助艾滋孤儿
2004年8月，桂教授第二次来到艾滋病感染人数居全国第四的新疆，并且到了新疆感染最严重的伊犁州，在那儿，他见到了麦尔丹——一个6岁的维吾尔族小男孩。麦尔丹的父亲已因艾滋病去世，患病的母亲带着小麦尔丹艰难地生活。懂事的小麦尔丹睁着渴求的大眼睛对桂教授说：“爷爷，我有病，你给我药吃，我要治病。”看着漂亮可爱的孩子，桂希恩的心在颤抖，“孩子太无辜了，虽然现在还没有给儿童吃的药，但我认为治总比不治好”，他答应了麦尔丹。离开时，桂希恩教授还把身上的钱留给了麦尔丹母子。回到武汉后他按照麦尔丹的年龄、身高、体重，把成人用的药细心地切开，包好，寄到了伊犁。
像麦尔丹这样的艾滋孤儿很多很多。在艾滋病的流行中，很多孩子深受影响，他们有的是自身被感染，有的因父母感染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更有相当大数目的孩子父母双方或一方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成了艾滋孤儿，过早地体味了生活的艰辛，很多孩子失去了上学的权利。桂希恩教授在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注艾滋孤儿的同时，也倾自己所有来帮助这些孩子。
贝利—马丁奖给他的5万元人民币奖金，就这样全用在了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上。
而桂希恩夫妇却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每次到别的地方调查诊治，桂希恩教授都是自己支付费用：坐火车，住二三十元的旅馆，吃一般的便宜饭菜。但每当遇到困难的病人，他总是慷慨解囊。
文楼村是他最早发现的，也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至今他仍然坚持每年去四五次，去看看他的那些病人朋友，去看看那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他欣慰地说：“我现在已不再资助文楼村的孩子们了，那儿以前是艾滋第一村，现在是艾滋关爱第一村。政府投资修好了路，建起了水塔，还有阳光医院、学校，定期给患病村民们一定的补助。我特别高兴，政府已做的很好了，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了。”
两人相处理解和宽容是最重要的
夫人高秉兰可以说是桂希恩支边青海的收获之一。
高秉兰和桂希恩是大学同学，但几年的同窗生活，两人却并未擦出爱情的火花。直到大学毕业，桂希恩、高秉兰和另外十几名同学一起报名去了青海。艰苦的生活中他得到了锻炼，也收获了爱情。
虽不在同一所医院里，但同乡、同学的亲切温暖着远离家乡的两个年轻人。两个人渐渐相知、相惜，并开出了爱情的花朵，最终桂希恩和高秉兰携手跨进了婚姻殿堂，并从此相依相伴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大半生。
说起夫人，桂希恩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理解我”。几十年的人生旅途，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理解和宽容让他们走过了婚姻中的沟沟坎坎。
当桂希恩告诉夫人要把5位艾滋病病人带到家里来时，夫人不赞成。因为在平常的情况下，一般也不愿意病人特别是传染病人到家里去。桂希恩就跟夫人解释：“我的病人都是我的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没有地方住，我不安排，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呢？”最后夫人理解了。
有时夫人也会埋怨桂希恩把家里的钱都用来救助艾滋病病人了。“将来我们生病了，医疗费怎么办？”桂希恩就安慰夫人：“我们现在有住的，有吃的，有穿的，每月生活费有几百元就够了，将来有病，也有医疗保险和补助，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拿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是更好吗？”这么一来，夫人高秉兰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也许不久我会退休，但我还会关注艾滋病。前几年我更多的是在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怀艾滋病病人，以后我要多做艾滋病防治的研究工作。‘老牛自知近黄昏，无需扬鞭自奋蹄。’”67岁的桂希恩教授依然在漫漫医学路上上下求索。
（文中患者皆为化名）
关于艾滋病认识的误区：
1.只要接触艾滋病病人就会感染。
错。一般的生活接触（如握手、拥抱、共同进餐、共用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公共浴池等）不会感染。
2.蚊子叮咬会传染。
错。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通过蚊子叮咬感染，需要蚊子在病人与正常人之间反复叮咬2800次。
3.接触到艾滋病病人的血会感染。
错。只要皮肤没有破损，沾上病人的血不会被感染。
4.与艾滋病人发生性关系一定会感染。
不一定。如果没有性病，感染的机率不大，相对来说，女性更易感染！
5.一个家庭中，父母、孩子会互相感染。
错。除输血外，母婴传播只在围产期和哺乳期，父婴不传染，儿童不会传染给别人。
女性如何作好自我保护
1.主动认识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了解预防方法。
2.洁身自好，与惟一的固定性伙伴有性关系。
3.劝说自己的配偶或性伙伴了解认识艾滋病，以保护他们不受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
4.清楚了解性伙伴的生活背景和习惯，如有怀疑，应拒绝与他发生性接触或坚持使用避孕套。
5.决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和针头。
桂希恩是国内知名的防艾专家、武汉大学医学教授。1999年发现河南省艾滋村，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贝利——马丁”奖获得者。2004年11月借着他的新疆之行，笔者有幸采访了他。
与艾滋病结缘
见到桂希恩教授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医生，我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
实际上，学医并不是桂希恩最初的选择，桂希恩最初考虑的是学地质。“之所以选择学医可能是受了几个‘大朋友’的影响。我中学时代交了几个比我大好几岁的朋友，都酷爱运动，尤其喜欢游泳。很巧他们都是学医的，所以到了上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当时被叫做武汉医学院的同济医科大学。”
大学毕业后，桂希恩支边去了青海，一干就是16年，直到1976年，他才回到武汉。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关注并投身于防治艾滋病的事业。
1999年夏天，桂希恩教授听一位进修医生说起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很多村民得了一种怪病，死了很多人。几天后，桂希恩来到上蔡县文楼村，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病人的症状很像是艾滋病。于是，他取了11份血样回去化验，结果有10人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第二次，他取了140份血样，竟有一半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些人都曾卖过血。此后，桂希恩教授数十次奔走于武汉和上蔡县之间，在重重误解与阻挠中艰难地进行采血、检测、送药工作。最终，他确定并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也从此与艾滋病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他不遗余力地深入各村镇调查病情，宣传防艾知识，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怀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儿，并竭尽所能诊治、救助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儿。
由于他在防艾领域的突出贡献，他获得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贝利—马丁”奖。
2004年6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桂希恩教授家看望他。温总理对他说：“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你。你的事迹令我很感动，你是一个好医生。”
病人都是我的朋友
对桂希恩教授来说，那些艾滋病人是他的病人，同时也是他的朋友。病人们信任他，愿意向他求助，也愿意向他吐露心声。而桂希恩教授也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些朋友。
2001年5月，河南的5位艾滋病病人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由于病房没有床位，桂希恩教授就找了一间中南医院的旧平房安顿他们住下了。谁知5个艾滋病病人住在这儿的消息不胫而走，周围的邻居开始在门外指指点点，紧接着又联名找到医院的领导要求把这些人赶走并对桂希恩教授说：“人是你带来的，你马上把他们带走。”看着恐惧的人们，看着5位无处容身的病人，桂希恩教授决定：“到我家去吧。”桂希恩教授说：“他们那么远从河南赶过来，那么信任我，我不能让他们没有住处，没有看病的权利。”
于是5位艾滋病病人搬进了桂希恩教授的家。每日三餐，他都与病人们同桌吃饭、共用卫生间，一直到5位病人在中南医院做完全面的检查离开。
这件事传出之后，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成了桂希恩教授的朋友，许多人定期来医院见他，除了治疗药物，他们还从桂希恩教授这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
医病更要医心
桂希恩最感担忧的是民众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和排斥。由于对艾滋病缺乏了解，人们谈艾色变，惟恐避之不及，甚至剥夺了艾滋病病人求学、就医的权利，在疾病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许多病人想到了死。
这时候，桂希恩除了给他们治病，还常常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病，勇敢地生活下去。
蔡梅是一名女大学生，男友是非洲留学生。热恋中的蔡梅与男友发生了关系，可是直到男友被遣返回国，她才知道男友竟是艾滋病病人。接下来的检查中，她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学校劝她退学，绝望的蔡梅找到了桂希恩。桂希恩教授为她奔走于学校，希望能给她求学的机会，可最终未果。蔡梅想到了死。桂希恩教授鼓励她：“你还年轻，如果你还想为社会为家人做点事情，你还是能做的。”在桂教授的帮助下，蔡梅开始接受治疗，并且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桂希恩说：“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卖血、输血感染者是无辜的，儿童感染者更是无辜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歧视他们呢？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啊。至于由于自身的过错而感染的人，古人曾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已经感染了这个病，相当于判了死刑缓期，我们还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不好吧，应该也给他一个生存的机会，给他一定的同情。”
事实上艾滋病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它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即使是这三种途径也并不是百分之百会感染，所以一般的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的，并且，运用目前的鸡尾酒疗法，只要一直服药，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
桂教授说：“对艾滋病人，你不正确对待他，他就会隐瞒病情，这不利于疾病的控制，对医生更没有好处。医生知道他的病，可以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不知道病情那感染的机会更大。而且这些病人受到歧视、压力之下很可能产生报复心理，那么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无私救助艾滋孤儿
2004年8月，桂教授第二次来到艾滋病感染人数居全国第四的新疆，并且到了新疆感染最严重的伊犁州，在那儿，他见到了麦尔丹——一个6岁的维吾尔族小男孩。麦尔丹的父亲已因艾滋病去世，患病的母亲带着小麦尔丹艰难地生活。懂事的小麦尔丹睁着渴求的大眼睛对桂教授说：“爷爷，我有病，你给我药吃，我要治病。”看着漂亮可爱的孩子，桂希恩的心在颤抖，“孩子太无辜了，虽然现在还没有给儿童吃的药，但我认为治总比不治好”，他答应了麦尔丹。离开时，桂希恩教授还把身上的钱留给了麦尔丹母子。回到武汉后他按照麦尔丹的年龄、身高、体重，把成人用的药细心地切开，包好，寄到了伊犁。
像麦尔丹这样的艾滋孤儿很多很多。在艾滋病的流行中，很多孩子深受影响，他们有的是自身被感染，有的因父母感染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更有相当大数目的孩子父母双方或一方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成了艾滋孤儿，过早地体味了生活的艰辛，很多孩子失去了上学的权利。桂希恩教授在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注艾滋孤儿的同时，也倾自己所有来帮助这些孩子。
贝利—马丁奖给他的5万元人民币奖金，就这样全用在了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上。
而桂希恩夫妇却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每次到别的地方调查诊治，桂希恩教授都是自己支付费用：坐火车，住二三十元的旅馆，吃一般的便宜饭菜。但每当遇到困难的病人，他总是慷慨解囊。
文楼村是他最早发现的，也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至今他仍然坚持每年去四五次，去看看他的那些病人朋友，去看看那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他欣慰地说：“我现在已不再资助文楼村的孩子们了，那儿以前是艾滋第一村，现在是艾滋关爱第一村。政府投资修好了路，建起了水塔，还有阳光医院、学校，定期给患病村民们一定的补助。我特别高兴，政府已做的很好了，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了。”
两人相处理解和宽容是最重要的
夫人高秉兰可以说是桂希恩支边青海的收获之一。
高秉兰和桂希恩是大学同学，但几年的同窗生活，两人却并未擦出爱情的火花。直到大学毕业，桂希恩、高秉兰和另外十几名同学一起报名去了青海。艰苦的生活中他得到了锻炼，也收获了爱情。
虽不在同一所医院里，但同乡、同学的亲切温暖着远离家乡的两个年轻人。两个人渐渐相知、相惜，并开出了爱情的花朵，最终桂希恩和高秉兰携手跨进了婚姻殿堂，并从此相依相伴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大半生。
说起夫人，桂希恩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理解我”。几十年的人生旅途，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理解和宽容让他们走过了婚姻中的沟沟坎坎。
当桂希恩告诉夫人要把5位艾滋病病人带到家里来时，夫人不赞成。因为在平常的情况下，一般也不愿意病人特别是传染病人到家里去。桂希恩就跟夫人解释：“我的病人都是我的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没有地方住，我不安排，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呢？”最后夫人理解了。
有时夫人也会埋怨桂希恩把家里的钱都用来救助艾滋病病人了。“将来我们生病了，医疗费怎么办？”桂希恩就安慰夫人：“我们现在有住的，有吃的，有穿的，每月生活费有几百元就够了，将来有病，也有医疗保险和补助，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拿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是更好吗？”这么一来，夫人高秉兰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也许不久我会退休，但我还会关注艾滋病。前几年我更多的是在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怀艾滋病病人，以后我要多做艾滋病防治的研究工作。‘老牛自知近黄昏，无需扬鞭自奋蹄。’”67岁的桂希恩教授依然在漫漫医学路上上下求索。
（文中患者皆为化名）
关于艾滋病认识的误区：
1.只要接触艾滋病病人就会感染。
错。一般的生活接触（如握手、拥抱、共同进餐、共用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公共浴池等）不会感染。
2.蚊子叮咬会传染。
错。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通过蚊子叮咬感染，需要蚊子在病人与正常人之间反复叮咬2800次。
3.接触到艾滋病病人的血会感染。
错。只要皮肤没有破损，沾上病人的血不会被感染。
4.与艾滋病人发生性关系一定会感染。
不一定。如果没有性病，感染的机率不大，相对来说，女性更易感染！
5.一个家庭中，父母、孩子会互相感染。
错。除输血外，母婴传播只在围产期和哺乳期，父婴不传染，儿童不会传染给别人。
女性如何作好自我保护
1.主动认识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了解预防方法。
2.洁身自好，与惟一的固定性伙伴有性关系。
3.劝说自己的配偶或性伙伴了解认识艾滋病，以保护他们不受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
4.清楚了解性伙伴的生活背景和习惯，如有怀疑，应拒绝与他发生性接触或坚持使用避孕套。
5.决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和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