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底，我在为母亲整理回忆录时需要找老照片，意外从白生太叔叔的女儿福兰姐家找到两张底版，是一些抗联后代1966年春与冯仲云伯伯及薛雯阿姨的合影，也是冯伯伯生前的最后一次留影。我把照片发给了冯伯伯的女儿忆罗姐姐，并献上了一首怀念冯伯伯的小诗。
　　这张照片至今快半个世纪了，冯伯伯和薛阿姨都已去世。当年十几岁的小孩，也已白发苍苍，超过照片中伯伯的岁数。
　　一
　　记得1967年12月6日赴北大荒前，我到二里沟向冯伯伯告别。他得知我已经报名去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农场（今双鸭山农场）很高兴，并告诉我那里曾是抗联的老根据地，牺牲了很多同志，嘱咐我要努力工作。许多话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道别时，我已经快出楼门了，他还趴在二楼楼梯上，大声叮嘱我有什么事给他写信。
　　到农场以后，听老职工讲，曾经有位姓金的抗联领导在当地养伤，可能是金日成。我想了解外婆金成刚牺牲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就给冯伯伯写信询问。很快收到了冯伯伯的回信，信中详细地说明了金日成当年活动的地区不在双鸭山，根据当年在双鸭山一带活动的抗联部队情况，估计老乡们说的那个受伤的领导人，可能是抗联第三军四师的政治部主任金策。他还详细描述了七号屯所在的地理位置。七号屯是在鹤岗与鹤立之间的一个小站（今新华农场附近）。七号屯是我母亲的老家，1932年冯伯伯第一次到汤原活动时，就住在我母亲家。外婆金成刚是地下党员，有一次冯伯伯遇险，在外婆一家奋力掩护下才躲过了一劫。
　　不料，几个月后冯伯伯就惨遭康生、“四人帮”毒手，被关进监狱。1968年3月17日，冯伯伯不幸含冤去世，年仅60岁。
　　回想起冯伯伯的音容笑貌，时间愈久，一些往事反而在脑海中愈发清晰起来。
　　冯伯伯是我父母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在1933年、1936年分别介绍父亲于保合加入共青团和转为中共党员。他也是母亲李在德1936年在抗联第六军游击队转为党员的介绍人。十几年血与火的洗礼，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虽然从小听父母说过，冯伯伯是他们在东北抗日游击队时的老领导，也带我们到冯伯伯家里做过客，但并不知道他们当年都经历了什么，抗联又是怎么一回事。曾在中小学的课文里读到过杨靖宇、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及抗联游击队“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感人诗句，我却从没有意识到这与自己的父母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父母都不健谈，又因为长年做保密工作的习惯，他们对自己的事几乎守口如瓶。我甚至连母亲的朝鲜族出身都搞不清楚。
　　二
　　“文革”开始后，我从冯伯伯的口中听到父母及抗联的点滴往事。
　　1965年，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冯伯伯因心脏病在家休养。1966年五六月份，我正准备初中毕业考试，“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天下大乱。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戴上红卫兵袖标“造反有理”，除了到外校串联、看大字报外，还在本校搞“三大”（大字报、大辩论和大批判），把老师当“牛鬼蛇神”，给他们剃鬼头（阴阳头），关押、批斗他们，没心没肺、无拘无束。
　　接着是大串联、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每天都处于极度亢奋之中。抗联后代之间的联系也更加频繁，孩子们经常待在冯伯伯家，叙说学校和社会上的见闻，进行各种争论，许多不明白的问题，都喜欢向伯伯请教。冯伯伯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虽没见过这种混乱阵势，但他生性开朗热情、平易近人，总是尽可能地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忠告，或者劝解和警示。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冯伯伯自己也面临造反派的揪斗批判。有一段时间，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一来因为他心脏病严重，二来也可回避水电部造反派的揪斗。但每当听到外屋的孩子们议论热烈时，他总忍不住出来说上几句。这时，薛雯阿姨就赶紧过来，指指对面有人监视的楼窗，催他快回卧室。我们忍住笑，看他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蹑手蹑脚地回到床上。
　　黑龙江的造反派揪斗时任副省长陈雷，诬陷他在东北抗联中是“大刽子手”，帮助赵尚志屠杀100多名抗联干部战士，还批斗他写的《露营之歌》的首段《春》是剽窃烈士之作，沽名钓誉。许多红卫兵到北京“外调”，父亲与母亲作为“走资派”也在单位受到冲击，被迫交代“历史问题”。那时，他们在单位的境遇，回家也不说。直到有一次，父亲被三机部造反派打断肋骨、鼻青脸肿地押回家，我们才忽然感觉到他所处的困境。冯伯伯听到后很气愤，开导我相信父亲是个久经考验、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老实人，他很了解我父亲的历史。为煽动造反，当时社会上流行“怀疑一切”的口号。伯伯让我坚信我母亲也是位忠诚的革命者。他沉稳坚定地对我说：“你的姥姥、姥爷都为抗日牺牲了。你妈妈从小就参加了游击队，如果连你妈妈这样的人都要打倒，那就是‘打倒一切’！”
　　在嘈杂的批判声浪中，总听到赵尚志的名字，我问冯伯伯赵尚志是一个怎样的人。冯伯伯说：他是抗联三军的军长，作战勇敢。接着，他眯起一只眼，缩只手，踮只脚说，赵尚志个子不高，一只眼睛不好用，一只手有伤，一条腿也有毛病，但很能打仗，日本人怕他。赵尚志的理论水平很高，那时王明在苏联是被喊“万岁”的，没有人敢反对，他就敢反对。被开除党籍也要革命、打日本，不怕死，牺牲了……
　　冯伯伯对赵尚志没有多讲，一是“文革”前对赵尚志的结论多为负面，二是东北党内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给我这样的小孩子也讲不清楚，更何况康生在“文革”舞台上正红得发紫。许多疑问成了我脑海中难解的谜团。直到后来，我在帮母亲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看到“文革”前冯伯伯关于抗联斗争史的访谈记录，才明白那时因为“王（明）康（生）指示信”而引起的东北抗联党内的分歧、分裂，是一道很深的伤口，甚而时至今日还隐隐作痛。冯伯伯在思想、实践上倾向于赵尚志的主张，但又不能违背上级的组织原则，心路之痛苦，始终难以释怀。“文革”前夕，冯伯伯在一次历史访问中说，他和周保中曾就抗联的历史问题达成共识：“保中同志死前，我和他谈妥两个问题：一、王（明）康（生）指示信，他同意是错误的，理由就是以前谈的那些（统战问题、根据地问题、消极和积极的问题）。二、赵尚志不能称为反革命，是抗日的，当然恢复党籍问题没有和他谈。对于历史问题，要由组织上下结论，个人是不能作结论的。”简明扼要，是“文革”后冲破阻力为赵尚志平反和深入研究抗联历史提纲挈领的总结。在访谈录中，冯伯伯曾明确地说：“最基本的就是路线问题，‘王康信’‘中代信’是抗联历史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这同关里的路线斗争一样。你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会得出很多错误的结论。……现在看来可以肯定地说，王明、康生的路线是错误的。康生在1938年前，他是犯错误的，（从苏联）回来转变了。所谓王明的‘第二次投降路线’也是从共产国际来的。”冯伯伯襟怀坦荡，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大有陈老总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