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新中国”,不知道这是在嘲笑“新中国”,还是在嘲笑公共知识分子的天真。
　　
　　一则新闻让曾被媒体评价为亲民的县委书记臭名远扬。
　　江西省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PK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前者建议,“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人权和拆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而后者表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两个人都说得理直气壮,前者代表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而后者代表的是体制内官员的现实生存困境。曾有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为其县委书记辩护:“没有强拆,哪来新中国?”笔者在各地曾不止一次领教相同的逻辑。
　　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以维护全民的基本道德水准,社会将堕入地狱,我们有必要为于建嵘鼓掌,并支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坚定维护公序良俗。以于建嵘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了解,绝不至于不了解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绝不至于不了解税收改革不展开就无法改变中国的土地依赖症,更进一步说,税收改革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打破拆迁定律异曲同工。但越是了解,越是要呼吁改革土地生财怪圈,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已经透彻地了解到土地财政的变异,对于中国社会与经济结构的损害。于建嵘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反对拆迁,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是为了国人在更稳定、更有预期的环境下生活。
　　陈晓平的想法在自己的逻辑体系内自成体系:因为税改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只有靠土地财政弥补,而体制内知识分子靠财政拨款养活,结论就是没有拆迁就没有土地收入,没有土地收入中国财政就会垮台,所有吃公家饭的全倒霉。
　　如果我们把以陈晓平为代表的官员的逻辑推到极致,拆迁拆出城市化,没有土地就必须重新整出土地,所以农民上楼、血拆强拆、政府建新区、行政中心搬迁。此等逻辑已经异变到可笑的程度,十年前的规划已经落后,所有的建筑都要推倒重来,三十年前的建筑已经不堪入目,建材、门窗不符合环保要求。难道推倒新建不久的建筑,就能体现环保意识吗?更何况中国的绿色建筑标准争议甚大,并没有全面推广。
　　所有这一切,说到底无非是为了拓展土地、为了拓展土地溢价,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新中国”,不知道这是在嘲笑新中国,还是在嘲笑公共知识分子的天真。
　　不管陈晓平此前是不是一个亲民官员,我们必须说,正因为在体制内太久,他们陷在一套封闭的必然走向死胡同的逻辑里无法自拔。
　　如果我们跳出陈晓平的官员逻辑,就能睁开眼睛看财政,提出几个问题打破此等封闭怪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土地财政,如果土地财政已经被实体经济与民意四面围堵,是否还需要为强拆辩护?第二个问题,如果土地财政是分税制的后遗症,理智的政府是否需要改弦更张,改革现有的税收政策,使之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成长的正确的激励机制?第三个问题,作为地方官員,既是现有政策的执行者也是现有政策的建言者,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建设者,但最可怕的是成为落后体制的帮凶。
　　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是经济发展模式主动挑选的结果,但如果我国继续沿着房地产立国的方向发展,等到全球碳关税出台,立马会从工业社会被打回农业社会的原形。
　　任何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不可能以房地产立国。日本虽然出现了房地产泡沫,但那是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货币战争失败的结果,而绝非清醒状态下的主动选择。德国极端警惕房地产泡沫,独立的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严厉的税收与对租房者的保护,织成密不透风的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大网。
　　以工业立国必须涵养工业税源,扩大消费必须涵养消费税源,以土地财政立国则会掐死工业与消费,让消费倒退、产业空心化。两套逻辑代表的是两套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两套不同的立国模式,土地财政立国是走向封闭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