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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an）是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的一部出色作品。莫里森通过描写主人公麦肯·戴德第三从追求金钱到追寻家史，最后找到生活真正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思想转变过程，展现了民族历史和文化对一个民族和个人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也展现了一个想象的社区。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所罗门之歌》 黑人 社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美国黑人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在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双重意识：一方面，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被迫认同白人的价值体系。这就造成了两种后果：一部分中产阶级黑人在文化上漂白自己，积极融入白人世界；另一部分下层黑人以暴抗暴，强调黑人分治，这两个极端体现了美国黑人的文化危机。对此有深刻认识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十分关注黑人的前途和命运，并且在《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an）中提出了她的救赎办法——通过黑人理想社区实现黑人自足、自新、自立自强。
一 托尼·莫里森的社区——文学观
社区（Community）这一研究领域是由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unies）提出并开创的。他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中说，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造成的社会联系，在这种社会联系中，情感的、自然的意态占优势，个体的或个人的意志被情感、共同的意志所抑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可以从地理要素、社会要素和心理要素等方面分别对这一概念加以把握。近年来，由于“社区”这一词语的频繁使用也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模糊不清，但其基本的取向还是清晰的，它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地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指的是“出入相望，邻里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随着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崛起，社区逐渐成为考察当今文化状况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在全球扩张之下，对它的强调，既是为了克服个人主义的自私，又是为了对抗国家主义的霸权，它也似乎成了具有认同和归属感的最后一片净土。正如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指明的：“正因为族群以其敏锐的防御能力提供了某种后现代关怀的焦点，因此它吸引了那么多知性和实用的注意力，并且在后现代的哲学模式与一般的意识形态中显得极为突出。”也正是这种防御机制，吸引了托尼·莫里森的目光，莫里森遂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村落文明，一部真正描绘村子部落的小说”。她用具有诗情画意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黑人社区，展示了其中的风土人情和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 现实中的“阉割”社区
非洲黑人在美洲的大地上苦苦挣扎了五百年之后，他们痛苦地发现，种族歧视不仅没有消失，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精神又雪上加霜，《新奥尔良论坛报》曾骄傲地宣布：“不是鞭子，而是现金驱动劳工时代的来临。”人们发现这两者殊途同归，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为白人卖命。
莫里森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一个繁荣的北方都市社区——位于北卡罗纳州的非医生街。她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情感描写了这片荒原：浓重的隔离感与陌生感弥漫在非医生街的上空，导致了冷漠、仇恨，并产生了三个被“阉割”的男人：麦肯·戴得、奶娃与吉他，具体展示了这已失去生命力的社区。
麦肯·戴得（Macon Dead）是一个地道的拜金主义者。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资产，是身份地位，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他平静：“麦肯·戴得在衣袋里掏他的钥匙，弯过手指攥住钥匙，让那实实在在的一圈东西使他平静下来。”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先驱法侬（F·Fanon）认为的，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麦肯·戴得对白人身份的认同使他成为白色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他狂热地爱着土地、金钱，并为此迫害同胞，他为了钱与妻子结婚，为了钱虐待妻子，甚至为了钱放弃了一个正当男人的生理需求，他被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成功地“阉割”了——这是一个不相信自己会有下一代、会使自己的家族社区得到延续的、过分依赖金钱的“阉割”男人。
吉他（Guitar）是被种族歧视“阉割”的代表。种族歧视不会因为一场战争而消失，也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吉他是“七日”中的一员，如他自己所宣称的，他这样做是为了爱所有的黑人。但这是一种畸形的爱，它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与一个女孩保持长期的关系为代价的，他自我放弃了做一个正常的男人的权利，他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杀该死的白人，其生若死。这是一个被仇恨蒙蔽心灵、放弃延续种族责任的被“阉割”的年轻一代的代表。
奶娃（Milkman）是全书的线索和中心人物，也是黑人族群的未来的代表，他的被“阉割”预示着社区前途的渺茫。表面看来，他健康、正常，是非医生街上的花花大少，是女孩子追逐的对象，但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做一个男人。他从小在父辈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性格被严重扭曲。他如孩子般胆小、怯懦、不负责任，被吉他强热的种族主义吓坏了；他看到了父亲的金钱至上主义并深恶痛绝，但无力反抗，最终变得像父亲一样自私，以致发现母亲面临危险而奄奄一息时也不去救助。种族主义与工具理性纠缠在一起，妨碍了他的精神成长，使他成为一个没有断奶的男子，成为一个被双重“阉割”的男人。
一个良好的社区应该由具有健全人格的成员组成，但非医生街上的三个被不同理由“阉割”的男人最终使这个社区也变得不健全，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阉割”社区。
三 理想的乌托邦社区
奶娃和莫里森都要逃离那个无望的社区，但奶娃是没有目标的、并以寻金为借口，而莫里森却看到了那个社区之所在：它不是指以家庭和教会为核心，以学校和互助社团等为辅助性机构的外在形态，而是指心里共同感的统一表达。莫里森曾这样温情脉脉地描述了她理想中的社区：“人们可以从社区中得到维持生命的非常非常强大的滋养……如果他们病了，其他的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老了，其他的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需要东西吃，其他的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疯了，其他的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小的空间，或者去适应他们的疯狂，或者努力找到他们疯狂的程度”。这是一个理想式的描述，也是一个莫里森从未到过的天堂，它需要想象的能力。
乌托邦社区位于弗吉尼亚州，莫里森同样以奶娃的足迹展示了这个社区和其强大的生命力。这里的人们热心而又渴望帮助别人，向他们搭车是不需要付费的，请他们修车只需要友好就行；他们喜欢交谈，懂得倾听，希望奶娃向他们打招呼，知道这意味着彼此尊重；他们三三两两地蹲在那儿等活干，生活艰难，但却鄙视奶娃身上的资本主义金钱特征；他们没有被种族歧视吓坏，懂得生活在集体之中的重要性。奶娃由飞机到汽车到步行，丢掉了皮箱、衣服、美酒、手表，丢掉了一切工业文明的象征来到这里，实际上已是一个空壳，等待着的就仅仅是吸收与容纳了。社区通过对奶娃的影响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力，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公共情感的塑造和社区责任的觉醒。
公共情感指的是对公共生活的召唤。公共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如此地不可缺少和不可疏离，它不仅是国家管理下的空间，而且是在相互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社区／个人之间互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融入社区，社区保护个人，二者紧密结合。而正是这种团结性使它具有了抵御一切外来影响的力量。在小说中，一场狩猎完成了这场教育。狩猎浣熊是非洲的一个传统节目，体现的就是集体的力量。奶娃贸然地参加了，在穿越黑暗的森林时，奶娃和其他猎人一样必须绕过树根和石头、扳开头顶上密集的树枝去追踪猎物。一辈子没摸过枪的奶娃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必须克服恐惧的冒险和考验。在躺在树林间遐想时，奶娃开始意识到他应对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他学会了在黑暗中看东西，丢掉了对他一无所用的皮鞋，坐在地上，“感到清香的桉树与隆出地表的根部在嗦嗦地抚爱着他”。在整个过程中，奶娃理解了吉他，懂得了对抗种族歧视的力量之所在，他的白人心也彻底剥落了。
此后，奶娃的社区责任在公共情感的基础之上被激发了。“社区责任”超出了既有的网络与结构，在情感的向度上超越了利益的面向，它不是建立在冰冷的利益争夺之上的，而是以人们之间的情谊、信任和相濡以沫为前提的。这种责任首先体现于两性关系中的平等相待，共同分担生活。莫里森认为，完善的两性关系不应像奶娃的父母那样，“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大家一起承担责任，“女人承担和男人一样重要的任务，并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而男人并不感到威胁，因为他需要她”。
社区帮助奶娃最终成长起来：他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层层探悉，最终了解到自己家族的历史。在理想社区之中，奶娃达到了精神上的真正成熟，并为自己原来社区的改变做出了努力。奶娃的胜利预示着理想社区的胜利。“共同的社区有一种内部的一致性，即使是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激变的时期，强大的文化连续性和适应性也能形成各个劳动大众的历史行为。”这是社区的真正内核之所在。正是这种共同的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社区历史、社区未来，将偶然转化为必然，延伸到未来，激励黑人自足、自新、自立自强。
四 结语
非洲裔美国黑人，作为黑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种族歧视，莫里森曾悲哀地说：这种种族歧视“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作为后工业时期的美国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全球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束缚的加强，这是韦伯、霍克海姆、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家所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二者都是历史与美国社会所缔结的权力契约。弗莱认为：“社会契约的权力是一种实际的权力，它缺少真正理想的内涵。”乌托邦的概念正是滋生于此，它是对现存的社会契约的强烈对抗，体现的恰是自由的理想精神。莫里森在小说中想象了沙里玛这样一个乌托邦社区，就是要用它对抗黑人身上的双重奴役，黑人族群未来的代表奶娃正是吸收了社区中的力量，才成功地从一个工业发达、父权至上、充满仇恨、与黑人祖先和集体疏离的社区中走出来。莫里森的这种对种族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双重关注也因而大大超出了一般黑人作家的关注范围。也正因此，在追求艺术与政治完美结合的过程中，莫里森勇敢突破了自身种族的局限，成为世界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2] Zygmunt 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London:Routledge Press,1992.
[3] Tomas Leclair,The Language must Not Sweat: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In:The New Republic,1981.
[4] 高春常：《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美]托尼·莫里森，胡允恒译：《所罗门之歌》，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6] 曾艳钰：《格蕾斯·佩蕾的后现代叙事声音》，《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7] Taylor Guthrie and Danville Kathleen,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8] 汪晖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9] [美]伯纳德·W·贝尔，刘捷等译：《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 [美]查尔斯·鲁亚斯，栗旺、李文俊等译：《美国作家访谈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5年版。
[11] [加]诺思洛普·弗莱，王逢振、秦明利译：《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耿芳芳，女，1979—，河南郑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化，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所罗门之歌》 黑人 社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美国黑人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在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双重意识：一方面，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被迫认同白人的价值体系。这就造成了两种后果：一部分中产阶级黑人在文化上漂白自己，积极融入白人世界；另一部分下层黑人以暴抗暴，强调黑人分治，这两个极端体现了美国黑人的文化危机。对此有深刻认识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十分关注黑人的前途和命运，并且在《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an）中提出了她的救赎办法——通过黑人理想社区实现黑人自足、自新、自立自强。
一 托尼·莫里森的社区——文学观
社区（Community）这一研究领域是由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unies）提出并开创的。他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中说，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造成的社会联系，在这种社会联系中，情感的、自然的意态占优势，个体的或个人的意志被情感、共同的意志所抑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可以从地理要素、社会要素和心理要素等方面分别对这一概念加以把握。近年来，由于“社区”这一词语的频繁使用也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模糊不清，但其基本的取向还是清晰的，它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地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指的是“出入相望，邻里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随着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崛起，社区逐渐成为考察当今文化状况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在全球扩张之下，对它的强调，既是为了克服个人主义的自私，又是为了对抗国家主义的霸权，它也似乎成了具有认同和归属感的最后一片净土。正如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指明的：“正因为族群以其敏锐的防御能力提供了某种后现代关怀的焦点，因此它吸引了那么多知性和实用的注意力，并且在后现代的哲学模式与一般的意识形态中显得极为突出。”也正是这种防御机制，吸引了托尼·莫里森的目光，莫里森遂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村落文明，一部真正描绘村子部落的小说”。她用具有诗情画意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黑人社区，展示了其中的风土人情和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 现实中的“阉割”社区
非洲黑人在美洲的大地上苦苦挣扎了五百年之后，他们痛苦地发现，种族歧视不仅没有消失，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精神又雪上加霜，《新奥尔良论坛报》曾骄傲地宣布：“不是鞭子，而是现金驱动劳工时代的来临。”人们发现这两者殊途同归，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为白人卖命。
莫里森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一个繁荣的北方都市社区——位于北卡罗纳州的非医生街。她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情感描写了这片荒原：浓重的隔离感与陌生感弥漫在非医生街的上空，导致了冷漠、仇恨，并产生了三个被“阉割”的男人：麦肯·戴得、奶娃与吉他，具体展示了这已失去生命力的社区。
麦肯·戴得（Macon Dead）是一个地道的拜金主义者。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资产，是身份地位，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他平静：“麦肯·戴得在衣袋里掏他的钥匙，弯过手指攥住钥匙，让那实实在在的一圈东西使他平静下来。”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先驱法侬（F·Fanon）认为的，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麦肯·戴得对白人身份的认同使他成为白色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他狂热地爱着土地、金钱，并为此迫害同胞，他为了钱与妻子结婚，为了钱虐待妻子，甚至为了钱放弃了一个正当男人的生理需求，他被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成功地“阉割”了——这是一个不相信自己会有下一代、会使自己的家族社区得到延续的、过分依赖金钱的“阉割”男人。
吉他（Guitar）是被种族歧视“阉割”的代表。种族歧视不会因为一场战争而消失，也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吉他是“七日”中的一员，如他自己所宣称的，他这样做是为了爱所有的黑人。但这是一种畸形的爱，它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与一个女孩保持长期的关系为代价的，他自我放弃了做一个正常的男人的权利，他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杀该死的白人，其生若死。这是一个被仇恨蒙蔽心灵、放弃延续种族责任的被“阉割”的年轻一代的代表。
奶娃（Milkman）是全书的线索和中心人物，也是黑人族群的未来的代表，他的被“阉割”预示着社区前途的渺茫。表面看来，他健康、正常，是非医生街上的花花大少，是女孩子追逐的对象，但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做一个男人。他从小在父辈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性格被严重扭曲。他如孩子般胆小、怯懦、不负责任，被吉他强热的种族主义吓坏了；他看到了父亲的金钱至上主义并深恶痛绝，但无力反抗，最终变得像父亲一样自私，以致发现母亲面临危险而奄奄一息时也不去救助。种族主义与工具理性纠缠在一起，妨碍了他的精神成长，使他成为一个没有断奶的男子，成为一个被双重“阉割”的男人。
一个良好的社区应该由具有健全人格的成员组成，但非医生街上的三个被不同理由“阉割”的男人最终使这个社区也变得不健全，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阉割”社区。
三 理想的乌托邦社区
奶娃和莫里森都要逃离那个无望的社区，但奶娃是没有目标的、并以寻金为借口，而莫里森却看到了那个社区之所在：它不是指以家庭和教会为核心，以学校和互助社团等为辅助性机构的外在形态，而是指心里共同感的统一表达。莫里森曾这样温情脉脉地描述了她理想中的社区：“人们可以从社区中得到维持生命的非常非常强大的滋养……如果他们病了，其他的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老了，其他的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需要东西吃，其他的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疯了，其他的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小的空间，或者去适应他们的疯狂，或者努力找到他们疯狂的程度”。这是一个理想式的描述，也是一个莫里森从未到过的天堂，它需要想象的能力。
乌托邦社区位于弗吉尼亚州，莫里森同样以奶娃的足迹展示了这个社区和其强大的生命力。这里的人们热心而又渴望帮助别人，向他们搭车是不需要付费的，请他们修车只需要友好就行；他们喜欢交谈，懂得倾听，希望奶娃向他们打招呼，知道这意味着彼此尊重；他们三三两两地蹲在那儿等活干，生活艰难，但却鄙视奶娃身上的资本主义金钱特征；他们没有被种族歧视吓坏，懂得生活在集体之中的重要性。奶娃由飞机到汽车到步行，丢掉了皮箱、衣服、美酒、手表，丢掉了一切工业文明的象征来到这里，实际上已是一个空壳，等待着的就仅仅是吸收与容纳了。社区通过对奶娃的影响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力，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公共情感的塑造和社区责任的觉醒。
公共情感指的是对公共生活的召唤。公共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如此地不可缺少和不可疏离，它不仅是国家管理下的空间，而且是在相互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社区／个人之间互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融入社区，社区保护个人，二者紧密结合。而正是这种团结性使它具有了抵御一切外来影响的力量。在小说中，一场狩猎完成了这场教育。狩猎浣熊是非洲的一个传统节目，体现的就是集体的力量。奶娃贸然地参加了，在穿越黑暗的森林时，奶娃和其他猎人一样必须绕过树根和石头、扳开头顶上密集的树枝去追踪猎物。一辈子没摸过枪的奶娃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必须克服恐惧的冒险和考验。在躺在树林间遐想时，奶娃开始意识到他应对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他学会了在黑暗中看东西，丢掉了对他一无所用的皮鞋，坐在地上，“感到清香的桉树与隆出地表的根部在嗦嗦地抚爱着他”。在整个过程中，奶娃理解了吉他，懂得了对抗种族歧视的力量之所在，他的白人心也彻底剥落了。
此后，奶娃的社区责任在公共情感的基础之上被激发了。“社区责任”超出了既有的网络与结构，在情感的向度上超越了利益的面向，它不是建立在冰冷的利益争夺之上的，而是以人们之间的情谊、信任和相濡以沫为前提的。这种责任首先体现于两性关系中的平等相待，共同分担生活。莫里森认为，完善的两性关系不应像奶娃的父母那样，“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大家一起承担责任，“女人承担和男人一样重要的任务，并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而男人并不感到威胁，因为他需要她”。
社区帮助奶娃最终成长起来：他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层层探悉，最终了解到自己家族的历史。在理想社区之中，奶娃达到了精神上的真正成熟，并为自己原来社区的改变做出了努力。奶娃的胜利预示着理想社区的胜利。“共同的社区有一种内部的一致性，即使是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激变的时期，强大的文化连续性和适应性也能形成各个劳动大众的历史行为。”这是社区的真正内核之所在。正是这种共同的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社区历史、社区未来，将偶然转化为必然，延伸到未来，激励黑人自足、自新、自立自强。
四 结语
非洲裔美国黑人，作为黑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种族歧视，莫里森曾悲哀地说：这种种族歧视“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作为后工业时期的美国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全球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束缚的加强，这是韦伯、霍克海姆、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家所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二者都是历史与美国社会所缔结的权力契约。弗莱认为：“社会契约的权力是一种实际的权力，它缺少真正理想的内涵。”乌托邦的概念正是滋生于此，它是对现存的社会契约的强烈对抗，体现的恰是自由的理想精神。莫里森在小说中想象了沙里玛这样一个乌托邦社区，就是要用它对抗黑人身上的双重奴役，黑人族群未来的代表奶娃正是吸收了社区中的力量，才成功地从一个工业发达、父权至上、充满仇恨、与黑人祖先和集体疏离的社区中走出来。莫里森的这种对种族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双重关注也因而大大超出了一般黑人作家的关注范围。也正因此，在追求艺术与政治完美结合的过程中，莫里森勇敢突破了自身种族的局限，成为世界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2] Zygmunt 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London:Routledge Press,1992.
[3] Tomas Leclair,The Language must Not Sweat: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In:The New Republic,1981.
[4] 高春常：《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美]托尼·莫里森，胡允恒译：《所罗门之歌》，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6] 曾艳钰：《格蕾斯·佩蕾的后现代叙事声音》，《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7] Taylor Guthrie and Danville Kathleen,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8] 汪晖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9] [美]伯纳德·W·贝尔，刘捷等译：《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 [美]查尔斯·鲁亚斯，栗旺、李文俊等译：《美国作家访谈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5年版。
[11] [加]诺思洛普·弗莱，王逢振、秦明利译：《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耿芳芳，女，1979—，河南郑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化，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