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选读》是浙江省高中语文IA选修模块之一。作为中华文化经典的《论语》所承载的丰富内涵，值得我们不断地解读、阐发与运用，尤其要思考我们今天读《论语》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能从《论语》中能得到什么？但是，由于教师自身国学基础薄弱，以及选读课难以把握等原因，《〈论语〉选读》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倡中学教师读《论语》。只有在静静的阅读中才能与孔子对话，才能捕捉中国文化中孔学的影子，才能读出《论语》与我们自己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有可能指导学生学有所得。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试图在探索孔子心路历程的同时，着重思考他所提出的“君子儒”对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影响。
　　在孔子之前，君子是世袭的贵族标志，即所谓身份君子，而孔子却首创了道德君子，“有教无类”，向每一个人敞开了大门；在孔子之前，儒是一种贱业，靠教书相礼、为人操办红白喜事混饭吃，而孔子教导门徒要“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赋予“君子”和“儒”新的含义，从此为出身卑微的读书人找到了一条通向尊严和心灵高贵的道路。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诚哉斯言，读《论语》不能不让人感佩这个出身卑微却内心高贵的人，而从卑微到高贵，则是孔子自己的心路历程。
　　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少年孤儿孔子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独自谋生，其艰难可想而知。比生存更艰难的恐怕是来自贵族社会的歧视。孔子是庶出，史书不讳：“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亲死后，他想将父母合葬，却连父亲的墓在哪里都不知道。母死后不久，鲁国贵族季孙氏请士贵族宴会。孔丘以为自己是已故大夫叔梁纥之子，就跟着别人去参加。哪知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以傲慢的态度呵斥他说：“季家请的是士，谁说宴请你了！”孔子只好退出来。这一定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然而，他出身卑微却血统高贵，祖上的荣光一定激励着他，他没有自暴自弃，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也不相信天生之材无所用，他以牛作比喻，说“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他立志学礼，入太庙每事问，积累日久，竟成为专家，齐景公与晏婴也曾问礼于孔子，自此，孔子小有名气。而他志不止于此，他向往上古治世，常幻梦周公，以天下为己任。被围于匡，生死悬于一线时，他慨叹：“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陈成子弑杀简公时，他不顾年事已高，以“从大夫之后”之身，沐浴而朝，告哀公告三子，虽无所获，依然说“不敢不告也”。从此首开儒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风。
　　出生卑贱，贫穷便如影随形，君子如何处贫是第一个考验。《论语》对此有大量论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应不耽富贵；“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君子应笑对贫穷；“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君子早已通透豁达！贫困对心灵的啮噬，对尊严的摧残，唯有置身社会底层，亲历生存的残酷，方能体会个中滋味。他清醒地认识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一个人处于顺境时摆个高姿态比处于逆境时不丧其志、不生怨恨轻松多了。故而，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孔子知其不易，赞不绝口。
　　但如果你以为孔子真的安贫或乐贫就错了。贫与贱不仅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而且还是一种耻辱甚至是伤痛！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他厌恶贫穷卑微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那些在残酷的生存中练就的各种生存技能，驾车、射箭、会计、放牧等等，是他不堪回首的记忆。樊须问稼，他回答：“吾不如老农。”问圃，他回答：“吾不如老圃。”不愿教。等樊须走后，他骂道：“小人哉，樊须也！”太宰在子贡面前真心赞赏孔子“何其多能”，他听说后不无辛酸地说：“太宰知道吗？我小时候穷苦啊，所以学了不少鄙贱的技艺。真正的君子会去学这么多技艺吗？不会的啊！”所以笔者怀疑，他骂樊须或许是厌恶樊须碰触了他的痛处，甚至有可能认为樊须是故意揭他的短给他难堪。
　　所以，对孔子来说，忍受贫困只是一个有志者身处困顿时一种无奈的消极状态。只有为这种隐忍寻找一个理由，赋予一个意义，才能在贫寒的折磨中汲取心灵的力量，故“安贫”总是与“乐道”相连。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以精神的力量战胜物质匮乏的痛苦，以灵魂的高贵蔑视尘世的困窘遭际。
　　当然，这种力量需要在一遍遍的心理暗示中才能得到强化，为此，他不断地勉励自己，他自称不是圣人仁人，只不过“为之不厌”而已。他特别激赏有恒者，“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他严谨克己，通过礼“约”、自戒（君子有三戒）、自讼（见过而内自讼）、自厚（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反思（君子有九思、三省、三复）等等方式，持之以恒地反省自己、锤炼自己，从不懈怠。他自我评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诚然，他也有感叹“莫我知也夫”的时候，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失意却不言弃的孔子。事实上每一个细读《论语》的人，从那些片言只语勾勒出的影像中，都能看到一个平易真实、能爱能恨的真性情孔子，一个活在现世中的孔子。
　　如果说安贫乐道是每一个出身卑微者在通向高贵的路途上向内寻找精神力量的必修课的话，那么，行为举止的修炼则是他们向外获得俗世尊严的另一门必修课。孔子用温良恭俭让的礼约为读书人树立了理想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首先就是让他们免于被辱：“君子不重，则不威”“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是说做人要学会端着架子；“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是说要善于调控人际距离；“其行己也恭”“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以约失之者鲜矣”，是说自我约束其实就是一种自我防护。因此，孔子特别夸赞“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的晏婴。他自己也固守于礼，好讲体面，最典型的事例是颜渊之丧。颜渊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不幸早死，他恸哭不已，连呼“天丧予！天丧予！”而当颜渊的父亲来向他要求卖掉车子替颜渊办外椁的时候，孔子一口拒绝了，说：“我的儿子死的时候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因为我也是做过大夫的人，不可以再步行了。”好归好，礼数还是要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没有距离的交往就会适得其反；“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没有礼规的行为就会流于鄙野。
　　孔子的这些话，听起来更多的像是生活的智慧，深刻却朴素。难怪将《论语》作为哲学研究的黑格尔不免失望地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辣的、道德的教训。”但事实上，当孔子用“安贫、乐道，约礼”，将出身卑微的君子儒引渡向高贵的时候，他并没有就此止步。正像安贫不仅仅是安贫一样，约礼也有更深的寄载。
　　孔学的“礼”所约定的不仅是个人的处事准则，实际上也界定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而确立了社会秩序的基础。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仅人和人之间需要礼约，推而广之，治国也要用礼建立秩序。“礼之用，和为贵”“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儒学中比“仁”更为具体实际的一个重要思想，其作用是现世的，是刚性的。为此，孔子坚决捍卫礼制。一次，子贡想减掉祭祀的饩羊，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老师比学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明白形式对实质的重要性。而对季氏用八佾舞乐的僭越之举，孔子更是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在其礼学理论中完成了从个人修养到家国制度的推演。在这个体系中，孔子尤其重视“正名”。孔子仕于卫，子路问他施政纲领，他斩钉截铁地说：“必也正名乎！”所谓“名正则言顺”，诸人诸事各有其名，名各有其分，则诸人诸事便能各得其所，大家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假如名不正，言不顺，则会导致“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韩诗外传》记：“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君取于臣曰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可见“名”之于“礼”的重要。
　　礼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不仅把个人的情志纳入社会的控制之下，更把社会政治生活等级秩序化。其“克己复礼”的修身要求切合社会秩序维护者们的需要；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有利于君王开展工作；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又是如此循循善诱……最终，中国历史选择了孔子，选择了儒学，从此儒学塑造着历史更被历史塑造着。孔子既王且圣，虽沉沉浮浮，却显贵无二，他自己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他恰恰以道而弘。
　　《丧家狗》的作者李零指出墨子尚同，孔子不尚同，孔子讲的礼，追求的是和，不是同。所谓和，是承认差异的合理化，调和矛盾，而不是追求平等。但是，人心是如此的不“安分”！陈胜虽佣耕垄亩，却怀“鸿鹄之志”，对安分守己的“燕雀”不屑置辩，并最终向苍天发出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孔学的问题就在于，暂且不说诸人诸事能不能安分守己，单是这名，凭什么来定？由谁来定？名下的分，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妄图靠正名定分就能消弭矛盾，从而一劳永逸、垂手而治，这是君子儒生才有的天真。孔学的这种天生的缺陷造成其理论体系无法自足，其后的发展，“仁”“礼”相左，直至朱熹更是偏执一隅，只好挥刀自宫——存天理灭人欲，以适应其政教需要。孔学不再是当年的孔学，孔子不再是真实的孔子，成了一个符号、一座泥偶，任人摆布。
　　带着天生的缺陷，孔学植根于每个君子儒个体的精神世界里，将他们引渡到高贵的同时，却也将他们抛向更无助的旋涡。一面，它发酵着他们的梦想与信心，让他们做着和孔子相似的梦——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却又极易在这桩买卖里掺杂太多柔情蜜意而受伤。翻开古代文学作品，多少伤怀之作因此促成，所谓文章“穷而后工”，无非是士大夫被贬综合征（失意、苦闷、彷徨，和故作豁达、强颜欢笑）的集体病症的个性化表达。另一面，当礼教不行世风不古时，君子儒生用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偏执，如丧家犬般奔走呼号，实现扶危匡世舍我其谁的崇高而悲壮的个人价值。更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是，当一部分冥顽不化的君子儒用双手捧住心口那仅存的一丝热气，凭借高洁的虚幻体认来升华脆弱的人生意义时，更多的入仕儒生却在理想与现实初次的碰撞中，迅速沦落，蜕变为犬儒。不知面对这样的转型者，孔子是否也会号召众弟子“鸣鼓而攻之”呢？
　　看来，孔学对读书人的救赎似乎远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