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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片]
苏州市金阊区实验小学位于苏州古城西北隅，依傍着“飞阁跨通波”的古阊门。2500年崇文尚德的风尚，孕育了这所与共和国同龄的省级实验小学。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数代教师的团结协作、仁爱相传，凝聚成具有丰厚人文精神的“真、朴、信、勇”校训、“我以校重，校因我荣；博文约礼，知行合一”校风，成就了内敛外显的学校风采。
学校坚持走特色兴校之路，1999年始便自觉开始了“小班化教育”的实验，由此催生了对学校文化的草根化、校本化研究。以“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为基本内涵的“三乐”教育，延拓出一条具有无限活力的学校发展生命线。学校先后获得了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和谐校园、江苏省课程改革先进学校、苏州市教育现代化小学等荣誉称号。
杨孝如：杨校长，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金阊实小是一所与共和国一起诞生和发展的老校、名校，有着自己独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期我们正好在关注学校记忆，了解到不少学校为了创新，不惜割裂学校既有的历史和文化，造成学校的“失忆”。我有些担心，你们现在新提出“三乐”教育的理念，会不会导致学校传统的断裂？
杨建英：你的这个问题提得真好。我校提出的以“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为基本内涵的“三乐”教育，并非心血来潮的应景之词，这恰恰是对学校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三乐”教育的提出首先有着地域文化的背景。学校地处一个名叫“三乐湾”的地区，解放前后的那段时期，这里生活着许多小手工业者，他们虽生活贫穷，但乐观向上，互帮互助，为生活而积极努力，并保持着和谐的人际关系，寻求着最为朴素的幸福之感，形成了“苦中作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的民风。这种民风的形成其实是有根源的。有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乐感”文化。孔子在《论语》的开篇就向我们昭示了“乐感”的存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如，《易》的“乐天知命”、“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半个世纪以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时也说：“中国人似乎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老百姓对人生采取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就是一种朴素的幸福观。它为“三乐”教育的形成提供了深远的社会背景，无形中成为了学校精神发展的根基。
当我们在梳理学校文化和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对幸福的追寻在三乐湾地区体现得特别明显，并且已经或隐或现地渗透到学校教育中，贯穿在学校发展中，滋养了生活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师和贫民子弟，激励他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
想当初，宝莲寺松万大师在时局动荡的1949年，为帮助周边贫苦子弟上学，用修缮寺庙的善款创办“吴县私立青光义务小学”——就是学校的前身，并在苏州解放时期坚持不停课，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到来的信心。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追求幸福的举动，这一举动也为学校文化留下了第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在寻访历史时，有老教师告诉我们，五十年代，全国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全校师生全部积极参加，甚至爬到宝莲寺的大梁上去擦拭。区领导说，干劲足就能搞好教育，所以就将我们学校命名为区实验小学。虽然这样的说法未能得到确切考证，但从这一描述中，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积极上进、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之后的学校发展，始终走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前沿，六十年代的“三算”实验、八十年代的“电化教育、分项考试”、九十年代的小班化教育实验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乐于实践、乐于创新的学校品格。
杨孝如：你的意思是说“三乐”一直隐含在学校发展的历史中，那你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明确提出“三乐”教育的理念的？
杨建英：应该说，是小班化教育的实验，催生了“三乐”教育的理念形成。1999年，是学校被评为省实验小学的第二年，为打造精品教育，学校放弃了扩大规模的常规做法，进行了小班化教育实验。几年之后，我们发现小班的学生与众不同，显得更加健康、自信、阳光、个性张扬。由此我们就思考，为什么小班的学生会与众不同？小班化教育究竟有哪些值得提炼的东西？我们寻找、梳理、总结、提炼，从小班化教育中读到了“民主和谐的氛围”、“尊重激励的手段”、“平等对话的空间”、“个性发展的舞台”、“全面发展的评价”等关键词，并最终归纳为“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这12个字，作为学校“三乐”教育理念的基本内容。
杨孝如：我总感觉“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这12个字似乎比较普通，大家平常都在说，你们把这12个字作为教育理念是不是太浅表化了？
杨建英：不错，这12字的确比较普通，但我们在它们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快乐包含可见与不可见两个层面的内容。我们不能让“三乐”教育仅仅停留在让儿童拥有健康的心态、快乐的情感、阳光的表情等这些外在表现上，也不能只关注当前的目标。作为教育理念，“三乐”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一种幸福教育，它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幸福的儿童，为儿童一生的幸福奠定基础。因此，“三乐”教育不仅仅追求外在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培养儿童稳定的、深层的幸福观，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儿童充满阳光，充满幸福，一路有“乐”。
为此，我们对“三乐”教育的这12个字进行了重新架构和阐释。“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这三者构成了“三乐”教育的整体，彼此照应。“健康快乐”是目标，“寓学于乐”是方法，“乐此不疲”是过程。目标、方法、过程，涵盖了教育教学的基本要素。我们希望，通过实践，将“三乐”教育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投射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每一个领域，内化为师生的每一个日常行为。
杨孝如：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三乐”教育的具体内涵吗？
杨建英：我先来说说“健康快乐”。健康快乐，是实施“三乐”教育的目标。教育应培养身体和心理和谐发展的儿童，尤其要强调心理健康。儿童只有健康快乐地发展，才能充分体验儿童精彩生活的幸福感觉，收获完美的人生。
寓学于乐，是实施“三乐”教育的方法。学习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儿童学习存在六个维度，其中有两个维度说明了“学”与“乐”的关系非常重要。第一是意向维度，学习的开始，总需要伴有一种意图，促使这种意向产生的因素有需求、愿望和缺口。二是情绪维度，在任何情况下，学习者都必须感到被关联、被召唤、被质问，学习者必须为学习找到价值、兴趣和意义，当新知识十分复杂或是必须借助抽象时，就更需如此。学习情境要能生成某种乐趣，反之，没有兴趣、意义、情感，就不可能有学习，它们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发动机”。类似的学习理论很多，它们支撑了“寓学于乐”之法，也被我们的教学无数次证明过。
杨孝如：我们经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也经常用“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来激励学生勤学苦练。这样看来，吃苦与学习好像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你们似乎不这样认为？
杨建英：“乐”是一种主观体验。我以为，苦与乐，是辩证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第一，苦乐不能光看表象。身体苦未必心里不快乐啊，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心的体验。比如，我们常常看到小朋友“乐此不疲”地在床垫上蹦跳，给成人的感觉很累，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儿童会觉得这样“单调”的玩耍是痛苦的，哪怕持续个把小时。第二，苦乐不能看当下。我们都有体会，当我们要完成某一目标时，可能过程是艰苦的，但一旦达到预设的目标，就能感受更为强烈、持续的快乐。第三，不同个体的苦乐体验不同。对待同一件事情，也许有的人觉得很苦，有的人觉得快乐。每一个人的苦乐观、价值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
大家都知道，学习毕竟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必然伴随苦与累。学习需要付出，需要艰苦跋涉，但一旦有了收获，有了成功，就能有真正的快乐体验了。所以说，对“乐”的追求，应从吃苦开始，从形成目标感做起，将外在动机发展为内在需求，自我认识，自我突破，渐行渐变，在不断获得群体的认可之中，产生与环境、社会相谐的关系，这种关系必将使我们获得持久的愉悦。对成长的儿童来说，虽然这样的过程很艰苦，但必然要经历，才能达到苦乐合一，成为完善的社会人。
杨孝如：有了目标、需求之后，过程虽苦，但最终会有快乐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苦与乐就能达成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乐此不疲”是不是对此进行了照应？
杨建英：对！乐此不疲是实施“三乐”教育的过程。它就是强调了学习者要保持一份积极的状态。对于学习者来说，终身喜爱学习是接受教育的最理想状态。保持对学习的美好情感和兴趣，将会造就一个健康、自信、阳光的学习者。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唯有不断超越，不断进步。当学习成长为自我追求、自我建构，追求快乐就成为了积极向上的源动力，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了。
其实，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观照这一过程的最好理论。马斯洛说：“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这个过程，不正是乐此不疲的过程吗？
杨孝如：听了你对“三乐”教育的校本化解释，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我还有一重顾虑，那就是“三乐”教育会不会是你们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它是不是具有现实合理性？
杨建英：“三乐教育”应该讲是一种校本化、草根式的实施素质教育的路径，是对教育现实的自觉、积极的回应。素质教育要求学校能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既着眼于学生小学6年的发展，更着眼于学生60年的发展，这是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江苏省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行区，苏州又是这个先行区中的排头兵。这几年，苏州教育行政部门不遗余力地推出了多项实实在在的举措，在行政层面保障了素质教育的强力实施。比如，“三项规定”的严格执行，“三会”学生的大力培养等等，措施上保障，评价上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学校探寻教育特色、追求个性化教育体系、提炼文化智慧、用文化精神滋养学生一生的信心与决心。
杨孝如：素质教育的理念当然好，但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特别是名校的师生虽然头顶着光环，但也经常为名所累，教学、学习、应试的负担比较重。金阊实小也是名校，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压力？“三乐”教育能不能由理想着陆为实践？
杨建英：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我们教育工作者是很纠结的。的确，我们在分数面前无法做到彻底“淡定”，经常为了既得利益耗费学生的学习资源、学习精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直也在努力通过学校特色建设，将建筑于学科特色、课程特色基础上的学校文化特色传递给学生，打造精神品质，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努力。“三乐”教育是学校的核心教育追求，在学校教育中是处于上位的，要把它由理念变为行为，一定要通过学科课程教学，通过教师的教育教学行才能实现。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三个“渗透”：
一是将“三乐”教育渗透到每一门学科。学科教学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织部分，“三乐”教育一定要渗透到每门学科中去。在实践中，我们既关注国家核心课程的变革，也关注环境课程、阅读课程、活动课程、体验课程的构建，通过课程改革、课程资源的重新整合、校本课程开发等手段，为学生创设“三乐”教育的学科教学体系。
二是将“三乐”教育渗透到每一位教师的行为中，培养教师积极向上且处事平和的心态。“三乐”教育最注重激励，激励是教师引领学生追求快乐的基本方法。我们承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个差异并不影响每一位学生获得快乐的体验。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尽其所能，让每一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让每一位学生获得各自独有的成功体验。
三是将“三乐”教育渗透到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将学习素质定义为获取快乐的基本素质。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有效刺激，张弛有度；要在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关注学生的认知结构，设置相对难度的最近发展区，使学生获得持久的学习动力；还要关注社会认知的问题，教会学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集体中与同伴合作、交往，形成与人共处的优良品格。
杨孝如：听说学校马上要搬离三乐湾，整体迁入新校区。新校新气象，你们对“三乐”教育有没有更新的、更长远的规划？
杨建英：是的，今年9月，我校将整体搬迁到新校区，开启学校新的办学历程。今年又恰逢“十二五”开局之年，学校将迎来再次腾飞的大好机遇。我们初步规划从四个方面架起“三乐”教育从理念转变为行为的桥梁：一是重构以终身学习为支撑的教师专业发展团队建设新体系，建立多元化校本培训网络结构。二是以心理安全为核心，以体验成功快乐为导向，改革学生学习成果评价制度，把学生从淘汰阴影中解放出来。三是开展不同类型的、以活动体验为要领的主题性教育，构建以推进学生自主学习为导向的课堂教学模式。四是继续加强学生社团建设，开发校本课程，凸现学生个性发展特色。
苏州市金阊区实验小学位于苏州古城西北隅，依傍着“飞阁跨通波”的古阊门。2500年崇文尚德的风尚，孕育了这所与共和国同龄的省级实验小学。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数代教师的团结协作、仁爱相传，凝聚成具有丰厚人文精神的“真、朴、信、勇”校训、“我以校重，校因我荣；博文约礼，知行合一”校风，成就了内敛外显的学校风采。
学校坚持走特色兴校之路，1999年始便自觉开始了“小班化教育”的实验，由此催生了对学校文化的草根化、校本化研究。以“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为基本内涵的“三乐”教育，延拓出一条具有无限活力的学校发展生命线。学校先后获得了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和谐校园、江苏省课程改革先进学校、苏州市教育现代化小学等荣誉称号。
杨孝如：杨校长，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金阊实小是一所与共和国一起诞生和发展的老校、名校，有着自己独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期我们正好在关注学校记忆，了解到不少学校为了创新，不惜割裂学校既有的历史和文化，造成学校的“失忆”。我有些担心，你们现在新提出“三乐”教育的理念，会不会导致学校传统的断裂？
杨建英：你的这个问题提得真好。我校提出的以“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为基本内涵的“三乐”教育，并非心血来潮的应景之词，这恰恰是对学校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三乐”教育的提出首先有着地域文化的背景。学校地处一个名叫“三乐湾”的地区，解放前后的那段时期，这里生活着许多小手工业者，他们虽生活贫穷，但乐观向上，互帮互助，为生活而积极努力，并保持着和谐的人际关系，寻求着最为朴素的幸福之感，形成了“苦中作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的民风。这种民风的形成其实是有根源的。有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乐感”文化。孔子在《论语》的开篇就向我们昭示了“乐感”的存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如，《易》的“乐天知命”、“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半个世纪以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时也说：“中国人似乎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老百姓对人生采取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就是一种朴素的幸福观。它为“三乐”教育的形成提供了深远的社会背景，无形中成为了学校精神发展的根基。
当我们在梳理学校文化和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对幸福的追寻在三乐湾地区体现得特别明显，并且已经或隐或现地渗透到学校教育中，贯穿在学校发展中，滋养了生活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师和贫民子弟，激励他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
想当初，宝莲寺松万大师在时局动荡的1949年，为帮助周边贫苦子弟上学，用修缮寺庙的善款创办“吴县私立青光义务小学”——就是学校的前身，并在苏州解放时期坚持不停课，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到来的信心。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追求幸福的举动，这一举动也为学校文化留下了第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在寻访历史时，有老教师告诉我们，五十年代，全国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全校师生全部积极参加，甚至爬到宝莲寺的大梁上去擦拭。区领导说，干劲足就能搞好教育，所以就将我们学校命名为区实验小学。虽然这样的说法未能得到确切考证，但从这一描述中，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积极上进、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之后的学校发展，始终走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前沿，六十年代的“三算”实验、八十年代的“电化教育、分项考试”、九十年代的小班化教育实验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乐于实践、乐于创新的学校品格。
杨孝如：你的意思是说“三乐”一直隐含在学校发展的历史中，那你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明确提出“三乐”教育的理念的？
杨建英：应该说，是小班化教育的实验，催生了“三乐”教育的理念形成。1999年，是学校被评为省实验小学的第二年，为打造精品教育，学校放弃了扩大规模的常规做法，进行了小班化教育实验。几年之后，我们发现小班的学生与众不同，显得更加健康、自信、阳光、个性张扬。由此我们就思考，为什么小班的学生会与众不同？小班化教育究竟有哪些值得提炼的东西？我们寻找、梳理、总结、提炼，从小班化教育中读到了“民主和谐的氛围”、“尊重激励的手段”、“平等对话的空间”、“个性发展的舞台”、“全面发展的评价”等关键词，并最终归纳为“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这12个字，作为学校“三乐”教育理念的基本内容。
杨孝如：我总感觉“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这12个字似乎比较普通，大家平常都在说，你们把这12个字作为教育理念是不是太浅表化了？
杨建英：不错，这12字的确比较普通，但我们在它们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快乐包含可见与不可见两个层面的内容。我们不能让“三乐”教育仅仅停留在让儿童拥有健康的心态、快乐的情感、阳光的表情等这些外在表现上，也不能只关注当前的目标。作为教育理念，“三乐”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一种幸福教育，它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幸福的儿童，为儿童一生的幸福奠定基础。因此，“三乐”教育不仅仅追求外在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培养儿童稳定的、深层的幸福观，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儿童充满阳光，充满幸福，一路有“乐”。
为此，我们对“三乐”教育的这12个字进行了重新架构和阐释。“健康快乐、寓学于乐、乐此不疲”这三者构成了“三乐”教育的整体，彼此照应。“健康快乐”是目标，“寓学于乐”是方法，“乐此不疲”是过程。目标、方法、过程，涵盖了教育教学的基本要素。我们希望，通过实践，将“三乐”教育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投射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每一个领域，内化为师生的每一个日常行为。
杨孝如：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三乐”教育的具体内涵吗？
杨建英：我先来说说“健康快乐”。健康快乐，是实施“三乐”教育的目标。教育应培养身体和心理和谐发展的儿童，尤其要强调心理健康。儿童只有健康快乐地发展，才能充分体验儿童精彩生活的幸福感觉，收获完美的人生。
寓学于乐，是实施“三乐”教育的方法。学习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儿童学习存在六个维度，其中有两个维度说明了“学”与“乐”的关系非常重要。第一是意向维度，学习的开始，总需要伴有一种意图，促使这种意向产生的因素有需求、愿望和缺口。二是情绪维度，在任何情况下，学习者都必须感到被关联、被召唤、被质问，学习者必须为学习找到价值、兴趣和意义，当新知识十分复杂或是必须借助抽象时，就更需如此。学习情境要能生成某种乐趣，反之，没有兴趣、意义、情感，就不可能有学习，它们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发动机”。类似的学习理论很多，它们支撑了“寓学于乐”之法，也被我们的教学无数次证明过。
杨孝如：我们经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也经常用“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来激励学生勤学苦练。这样看来，吃苦与学习好像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你们似乎不这样认为？
杨建英：“乐”是一种主观体验。我以为，苦与乐，是辩证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第一，苦乐不能光看表象。身体苦未必心里不快乐啊，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心的体验。比如，我们常常看到小朋友“乐此不疲”地在床垫上蹦跳，给成人的感觉很累，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儿童会觉得这样“单调”的玩耍是痛苦的，哪怕持续个把小时。第二，苦乐不能看当下。我们都有体会，当我们要完成某一目标时，可能过程是艰苦的，但一旦达到预设的目标，就能感受更为强烈、持续的快乐。第三，不同个体的苦乐体验不同。对待同一件事情，也许有的人觉得很苦，有的人觉得快乐。每一个人的苦乐观、价值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
大家都知道，学习毕竟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必然伴随苦与累。学习需要付出，需要艰苦跋涉，但一旦有了收获，有了成功，就能有真正的快乐体验了。所以说，对“乐”的追求，应从吃苦开始，从形成目标感做起，将外在动机发展为内在需求，自我认识，自我突破，渐行渐变，在不断获得群体的认可之中，产生与环境、社会相谐的关系，这种关系必将使我们获得持久的愉悦。对成长的儿童来说，虽然这样的过程很艰苦，但必然要经历，才能达到苦乐合一，成为完善的社会人。
杨孝如：有了目标、需求之后，过程虽苦，但最终会有快乐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苦与乐就能达成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乐此不疲”是不是对此进行了照应？
杨建英：对！乐此不疲是实施“三乐”教育的过程。它就是强调了学习者要保持一份积极的状态。对于学习者来说，终身喜爱学习是接受教育的最理想状态。保持对学习的美好情感和兴趣，将会造就一个健康、自信、阳光的学习者。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唯有不断超越，不断进步。当学习成长为自我追求、自我建构，追求快乐就成为了积极向上的源动力，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了。
其实，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观照这一过程的最好理论。马斯洛说：“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这个过程，不正是乐此不疲的过程吗？
杨孝如：听了你对“三乐”教育的校本化解释，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我还有一重顾虑，那就是“三乐”教育会不会是你们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它是不是具有现实合理性？
杨建英：“三乐教育”应该讲是一种校本化、草根式的实施素质教育的路径，是对教育现实的自觉、积极的回应。素质教育要求学校能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既着眼于学生小学6年的发展，更着眼于学生60年的发展，这是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江苏省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行区，苏州又是这个先行区中的排头兵。这几年，苏州教育行政部门不遗余力地推出了多项实实在在的举措，在行政层面保障了素质教育的强力实施。比如，“三项规定”的严格执行，“三会”学生的大力培养等等，措施上保障，评价上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学校探寻教育特色、追求个性化教育体系、提炼文化智慧、用文化精神滋养学生一生的信心与决心。
杨孝如：素质教育的理念当然好，但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特别是名校的师生虽然头顶着光环，但也经常为名所累，教学、学习、应试的负担比较重。金阊实小也是名校，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压力？“三乐”教育能不能由理想着陆为实践？
杨建英：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我们教育工作者是很纠结的。的确，我们在分数面前无法做到彻底“淡定”，经常为了既得利益耗费学生的学习资源、学习精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直也在努力通过学校特色建设，将建筑于学科特色、课程特色基础上的学校文化特色传递给学生，打造精神品质，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努力。“三乐”教育是学校的核心教育追求，在学校教育中是处于上位的，要把它由理念变为行为，一定要通过学科课程教学，通过教师的教育教学行才能实现。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三个“渗透”：
一是将“三乐”教育渗透到每一门学科。学科教学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织部分，“三乐”教育一定要渗透到每门学科中去。在实践中，我们既关注国家核心课程的变革，也关注环境课程、阅读课程、活动课程、体验课程的构建，通过课程改革、课程资源的重新整合、校本课程开发等手段，为学生创设“三乐”教育的学科教学体系。
二是将“三乐”教育渗透到每一位教师的行为中，培养教师积极向上且处事平和的心态。“三乐”教育最注重激励，激励是教师引领学生追求快乐的基本方法。我们承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个差异并不影响每一位学生获得快乐的体验。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尽其所能，让每一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让每一位学生获得各自独有的成功体验。
三是将“三乐”教育渗透到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将学习素质定义为获取快乐的基本素质。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有效刺激，张弛有度；要在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关注学生的认知结构，设置相对难度的最近发展区，使学生获得持久的学习动力；还要关注社会认知的问题，教会学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集体中与同伴合作、交往，形成与人共处的优良品格。
杨孝如：听说学校马上要搬离三乐湾，整体迁入新校区。新校新气象，你们对“三乐”教育有没有更新的、更长远的规划？
杨建英：是的，今年9月，我校将整体搬迁到新校区，开启学校新的办学历程。今年又恰逢“十二五”开局之年，学校将迎来再次腾飞的大好机遇。我们初步规划从四个方面架起“三乐”教育从理念转变为行为的桥梁：一是重构以终身学习为支撑的教师专业发展团队建设新体系，建立多元化校本培训网络结构。二是以心理安全为核心，以体验成功快乐为导向，改革学生学习成果评价制度，把学生从淘汰阴影中解放出来。三是开展不同类型的、以活动体验为要领的主题性教育，构建以推进学生自主学习为导向的课堂教学模式。四是继续加强学生社团建设，开发校本课程，凸现学生个性发展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