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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少数民族聚居地區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區域，其关系着民族的团结和繁荣。造成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注重的非制度原因。在概括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的特征的基础上，从非制度致贫因素角度进行分析解剖，并提出破解之道。
关键词：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特征；非制度根源；破解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5-0019-05
综观世界各国民族与经济发展情况，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在大部分国家或地區，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聚居區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少数民族人群的平均收入低、贫困发生率高，是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和地區的民族或种族矛盾大多由此而起。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消除贫困，提高少数民族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區及人口的温饱问题。但由于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发育程度等条件的限制，仍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區及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成为今后一个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将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制度问题，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只是冰尖，文化才是冰山。
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的特征
在探讨贫困的根源时，不仅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考察的范围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结论。把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和以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某一贫困區域作为考察对象，其致贫因素是不同的。
(一)特征之一——自然条件较差
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与这些民族生存的自然条件有关系。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使得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區域和贫困人口约有一半以上分布在西南石山區，其余主要分布在西北高寒阴湿地區、荒漠草原區和干旱山區。这些地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土地效率较低，人均耕地面积有限，甚至部分地區缺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例如云南怒江贫困地區的基本地形特征是“四山夹三江”(由东向西为云岭、澜沧江、碧罗雪山、怒江、高黎贡山、独龙江、担当力卡山)，區域内山高坡陡，有“耕地挂在墙壁上”之说。在南疆贫困地區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人均耕地仅为新疆自治區的一半，且很多地方都缺乏与人类生存最密切相关的水资源，人畜共饮涝坝水，夏季池内水温增高，虫卵滋生，细菌繁殖，水体变质，经常导致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和地方病，疾病袭来，一人得病，全家破产。
(二)特征之二——民族聚居集中
少数民族地區的贫困具有典型的民族性特征。在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总体得到明显缓解的同时，局部地區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且相当严重。特别是黔、滇、湘、桂、川、渝、陇、青、新、宁、内蒙古等11个省區市中，仍约有20个民族的390万群众所在的7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属于特殊贫困少数民族地區。这7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约占全国民族自治县的11％。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3.4％，占少数民族地區绝对贫困人口的30％。相较于一般贫困地區，这些特困少数民族地區贫困范围广，77个县中共有扶贫攻坚重点特困村8 240个；大部分呈整体贫困状态，贫困发生率高达23.9％，远高于同期全国(3.1％)和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8.8％)的绝对贫困发生率；贫困程度深，主要体现在：普遍缺钱、缺粮、缺衣被、缺水和住房难等问题。特殊贫困少数民族地區地理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生存条件较差。
(三)特征之三——非制度因素作用大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由各种制度因素决定。制度可以制约人们的生产方式、开发资源的方式；适宜的制度可以促使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使穷人缺失的能力和权利得到再现。当然制度运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制度运行的环境，这里的环境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硬环境是指自然地理环境，如资源、气候条件、生态等；软环境是指區域特有的文化环境，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从文化背景看，少数民族地區在人文历史、文化传统、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经济理念方面，认为“观念比权利更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因而具有更深刻的特殊性。如，脱离经济承担能力的宗教消费、迷信消费、祭祀消费、显富消费、人情消费等。一些少数民族用于宗教信仰消费一般占年均收入的10％～15％，杀牲祭鬼现象仍相当盛行，一些少数民族的丧葬礼仪之多，耗资之大，更是令人瞠目，如景颇族丧葬要大摆酒宴款待宾客3～5天甚至7～8天，消费酒、肉、粮食多达数百斤；苗族丧礼请客人大多为80～90桌甚至100多桌都是常事，而且宰杀大量牲畜；裕固族丧礼一般要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购置丧葬用品，请喇嘛念经、布施寺院，往往使丧家者负债，甚至倾家荡产。
尽管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但就经济方面而言，贫困首先是收入上的贫困，因此，反贫困首先要反经济上的贫困。在研究经济问题方面，应当与传统观念、民族文化、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相结合。因为“经济发展与其所赖以植基的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受到具体文化氛围制约。消费偏好、行为规范、模式选择、投资意向等，都是经济思想和观念支配下的人的具体经济行为。”所以，速水佑次郎先生在谈到制度引进包括先进技术引进时认为：即使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但如果无视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的差异，为使用这种技术而引进的外国制度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造成社会的混乱。
二、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的非制度根源
少数民族的人们，不仅仅受到正式制度的约束，同时要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非正式约束，也就是说，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民族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非常显著。相较而言，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容易跳出，而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常常呈现出“锁定”状态，并不是通过突变式的制度变迁就能够跳出的。民族间的差异和歧异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文化上的。各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具有持续性和长久性，它虽然是各族人民独特的历史经历在人们心理上的积淀，是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但其比各个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属性更难发生根本变迁，更不容易妥协和解体。
所以，少数民族地區的反贫困工作，当涉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相适应的时候，必须把制度创新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发掘和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做，并非拒绝统一制度的贯彻和先进制度的输入，只是强调贯彻和输入的制度因素必须能够融入本土文化之中。人类学家早就提醒我们：“在执行社会经济 发展计划之前，倘若没有预先了解该民族的价值趋向，没有转变一些不利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度，那么计划的推行定会受到很大的阻扰。”所以，制度安排必须要考虑具体的文化背景，才会获得信任或认同，才会有效率。单纯的输入或者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与贫困地區本身的文化背景相融，要么是低效的，要么是结果背离初衷。
有学者将精神贫困进行了如下概括：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共产平均的分配观、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重守故土的乡土观、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事实上，上述特征在一些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文化特性成为贫困人口脱贫的人文条件制约。
(一)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
受传统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地區的“男尊女卑”思想仍然普遍存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女童教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由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导致的，这就是女童教育中的“社会生态”现象，一环扣一环。
有的学者曾对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受教育状况进行了研究分析。该县16个乡15岁以上的女性文盲率竟高达94％以上，全县15岁以上妇女的文盲率达到了81.25％。这种高文盲率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文盲率高的乡基本上是纯东乡族集聚地區，说明这些乡女性的高文盲率实质是东乡族女性的文盲率。由此可见，东乡族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何等严重。东乡族自治县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48.04％，女性的文盲率是平均文盲率的1.69倍。在这样一个全国文盲率最高的民族内部，竟然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这不得不让人想到该民族妇女的地位及其不平等状况。“男尊女卑”在这里并非被作为一种不正常的表现，而是一种风俗习惯。女性的全部就是干家务、带孩子、干农活。甚至某些家长认为学校会使女孩子形成不适应当地主流社会规范的观念。女性文盲中超过50％以上的人听不懂汉语，这些女性文盲就是在这种民族习俗教育中长大的，并且这种习俗作为一种行动的指导被她们运用于对后代子女的教育中。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成年女性不但上学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甚至连在家庭之外就业的自由也没有，其与教育被剥夺是一样的，是在传统文化的非正式制约下的剥夺。也许，在个体身上，会对这种剥夺缠上反抗心理，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妇女而言，这种剥夺非常正常，她们都已经心安理地接受了这种剥夺，渐渐地，被剥夺就变成了习惯，成了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违反的人还要受到谴责。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此种禁止以隐含的方式通过风俗的力量实施着。有时候，可能还不存在明显的不许妇女就业的禁令，但是在传统机制观念中长大的妇女可能会非常害怕因打破传统而引起别人激烈反对。”
(二)经堂教育与国民教育调适不足
我国少数民族地區，不仅有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校设置，还有以民族宗教教育、民族风俗、民族家庭教育、民族科技教育等为基本内容的多种教育形式。这种情况在一些全民信教的民族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对经堂教育非常重视，一些家庭认为孩子必须学会念经，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应该选择送孩子念经，这是每个穆斯林的必修功课。东乡族最大的一个门宦的老人家曾经说过：“学好汉文化，学好汉语，是为国家；而学好阿文，念好经，是为了宗教，为了民族和个人的尊严。”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其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地理环境的封闭使少数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保持得比较完整，他们很重视传统文化的纵向继承但缺乏与其他民族的横向交流。因此在对待教育问题上，村民重视并自觉接受非正式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作为一种引进来的正式制度，主要由政府推行，远没有深度内化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在不少民族地區，由于两种教育制度相互间的“适应”即调适不够，学校教育的影响力远不及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通过经堂教育、习俗传承、社區教育等方式实现)的影响，且对辍学率产生作用。
在西部各省(區)少数民族聚居區人们受教育程度都比所在省(區)的平均水平低。例如云南，全省青壮年文盲率为21％，高于全国9个百分点，而省内民族地區高达30％，其中，独龙、傈僳、拉祜、佤等民族更是高达50％。据李星星调查，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全乡11名傈僳族干部中，高中程度2人，初中2人，小学6人，文盲1人，学龄儿童失学率最保守估计也不会低于40％。可以想象，如果人们连化肥使用、农药调配、产品介绍、农机操作的介绍文字都看不懂，甚至连简单的运算能力都不具备，如何进行科学种田、创造现代农业和发展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农村经济?单凭经验，靠天吃饭，从事简单、低效率的生产，定难于摆脱贫困。民族地區现代教育的缺失，必然导致民族群众整体素质低下，而产生各种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阻碍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建设。
(三)忽视积累和生产投资
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消费结构上充分表现出来，民族地區的消费结构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民族文化以消费意识的方式影响民族经济的消费结构。不同民族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民族文化特征，通过社会风俗、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饮食习惯、节日庆典等形式表现出来，深刻影响消费观念，同时影响经济发展。
一是传统的低消费生活容易让人们养成知足常乐、不思进取的心态。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少数民族的生活内容主要围绕生存展开，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呈现出低层次需求的状况，形成了“种田饱肚、养猪过年、喂鸡喂鸭换盐油”低消费的生活模式。这种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既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发家致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弱化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不利于开阔视野、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增强脱贫致富能力。
二是反积累和非经济的消费生活方式削弱了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在发展生产和经济需要资金方面，除了国家帮助之外，更多地要靠自身积累。而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现有消费生活方式却存在一些非经济和反积累现象，如，云南迪庆的藏族，自古以来把拥有牲畜的多少看做是财富的象征。至今，这种实物财富观仍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除了自食需要，藏民很少出售牲畜或畜产品，因而大量牲畜并没有转化为经济效益。如果考虑到饲料、人工等投入的成本，反而造成了经济损失，由于大量超载和过度畜牧，草场退化严重。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机动车、家用电器、房屋(面积、楼层、装饰)等也被看成家庭社会财富的象征。有的牧民投入建房的资金占了总收入的绝大部分，盖了儿子的，又盖孙子的，一栋连着一栋；许多人把财富堆积在华丽的服饰和各种各样的摩托车上来显示自己的富有，但对生产、教育文化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
尽管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民风淳朴、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但是一些陈规陋习，例如送礼、喝酒、奢办婚丧嫁娶等行为活动， 过多地消耗了并不丰富甚至稀缺的社会财富，制约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严重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少数民族用于饮酒和传统习俗方面的支出相当惊人，据调查，小凉山彝族用于丧葬、婚姻、接待客人，用乡规民俗调解纠纷、宗教活动方面的支出竟占了许多村寨年均纯收入的40％左右。
(四)市场观念淡薄
少数民族大多以义为重、以情为本、有福共享，形成了一种浓厚的人情观及平均主义观。目前，一些居住在边远山區的后进民族仍然保留有不少这种原始公有制习俗，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怒族、傈僳族地區至今保留着换工协作、土地共耕、互助盖房、有酒共饮、杀猪共食的习惯。在苦聪人的村寨，有一户人家有了食物、用物，全寨人都可以闻而涌来或见而取之。甚至出现个别群众在民族村寨开办的商店、饮食店因被乡亲朋友白喝白拿而亏本倒闭的事例，就足以说明原始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
此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等、靠、要”心理使部分群众养成了无所作为的习惯，缺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激情和冲动，安于现状，甘于落后，甚至视贫困为本钱，作为向国家申请支援的筹码。如鬼手摆榜苗寨，近年来政府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为住茅房、叉叉房的群众建砖瓦房，而当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运来后，部分村民甚至站着看，也不愿动手搬下来，理由是国家在修房子给我住，应有国家全部把房子修好，而不关我的事。国家办了女子班，也有一些单位的干部资助学费帮助民族地區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读书，有的群众却以只免学费不供吃饭为由，不送孩子来读书。
应当指出，民族传统中消极意识的形成除了与其社会发育程度有关外，也与其目前仍生存于其中的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封闭的生存空间必然形成封闭的文化体系，一个民族或一个區域的文化特性是这个民族或區域的社会居民对其生存环境的反映。例如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十分明显，单个家庭不易积聚起财富，却常常会出现生存资料的极度匮乏，因而产生了在大家族或村社范围内的原始共产习俗，这是一种以“藏富于公”代替“藏富于己”的财富积累方式。这种在较低生产力水平上形成的互助共济的消费方式和共富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商品社会的消费行为准则的。某种民族文化特性一旦形成以后，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发展惯性。总之，某种民族文化特性的形成虽然受这种文化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在形成一定的文化体系以后，其运动变化又可以独立于、而且往往落后于经济条件的变化。
三、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的非制度根源的破解
(一)寻求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在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大都具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特性。应挖掘和弘扬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传统中蕴藏的朴素自然观，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西部生态环境的重建与可持续发展，并充分利用、合理地开发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资源、变文化资源优势为民族文化产业优势。非正式的传统文化制度应与正式制度相调适，努力消除一些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作用，加快反贫困的步伐。在反贫困工作中，制定一些“游戏规则”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政府的约束、市场的约束，也应考虑民族文化习俗的约束。三者兼顾才是少数民族反贫困能够取得成功的保证。
(二)推进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变革在民族地區发展进程中往往被人们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生活经常被遗忘、并被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甚至被意识形态贬义化、单一化，仿佛少数民族就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之后，尽管生产方式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已被逐步认识，少数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逐步成为现代化的一种动力。可是这些年来，人们更多地在关注经济增长和指标“翻番”，目光的焦点在于各种数字的变化，热衷的是各种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大工程、大项目，对生活方式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此外，人们对生活方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注重生活方式表层的变化、形式上的变化，而忽略生活方式深层次的改造。所以，能否有效推进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革和发展，使改革真正触及生活方式的深层内容变革和发展，使改革真正触及生活方式的深层内容，实现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就成为扶贫开发及西部大开发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变革那些不利于民族发展进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使价值取向、思维观念等方面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社会的变化，解决好传统和发展、民族的和外来的、各民族和各地區生活方式的互融互补及其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问题，这将有助于把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成为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推动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區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
(三)探索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的契合点
在民族地區学校教育体系内，一直执行的是国家现行课程体制，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现行课程体制存在着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上的一刀切，教学内容完全脱离民族实际，导致人们对学校教育采取消极态度。董仁忠、徐继存认为，首先，国家现行课程体制对少数民族没有充分的描述，没有公正、全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其次，它仅以主流文化的观点解释各种社会问题而没有尊重和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价值观。再次，它以社会指导性价值观为核心，仅体现社会主流文化，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如此种种教育问题的存在，不但不利于少数民族儿童人格和认知的塑造与培养，同时也有悖于教育的宗旨。
笔者认为，必须探索有利于调解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之间的矛盾的教育方式。实践中，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做了大胆尝试。实验目标为：1.学生要学会东乡语记音符号，能够读写东乡语；2.借助本族语来学习汉语，加速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完成语言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达到无阻碍接受汉语授课，完成一二年级汉语识字教学任务，为从三年级起开始使用现行的汉语教材打下基础；3.尽力传授学生一种新的学习方法，让学生感到学的有趣、学的轻松、学的进去，进而学的来、留的住，提高入学率，尤其提高女童入学率，为顺利完成东乡族儿童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使尽可能多的孩子成才。针对教学语言的安排，应坚持东乡语由多到少、汉语由少到多的原则。在教学方法方面，主要采用讲故事方法和结构方法，所有教学教材均使用统编教材，必要时由教员使用东乡语进行讲解。在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中，应针对民族传统文化浓厚的根基及运用的普遍性，设置一些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地方课程，这些课程应充分考虑该民族传统文化因素，这样才能增加家长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减少被降低动辍率。临夏中阿女校的做法值得借鉴。该校课程分为文化课和专业课，文化课包括汉语、英语、数学、政 治、历史等科目，专业课包括阿拉伯语的语法、听力、精读、泛读，还有裁缝、电脑等应用科目。因为处在贫困封闭山乡的人们需要科学文化知识，但更需要实用技术，所以针对当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现实状况，还应该在小学高年级的课程中就增加一些与当地优势产业有关的实用技术的学习，降低读书的机会成本，实行科学文化和实用技术并举的教育模式。
(四)发挥宗教中有利于反贫困的内容——以伊斯兰教为例
伊斯兰教认为人人有享用真主所赐财富的权利。其社会观的核心是公正、平等及社会成员的兄弟情谊。这反映在经济行为中就是：应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反对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免造成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反对聚敛和囤积财富，以免使穆斯林之间团结平等的兄弟关系受到损害。《古兰经》里明确规定，富人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财富的主人有义务让他们分享。伊斯兰教提倡采取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系列措施，如纳天课、提倡施舍、反对囤积财富、分散遗产、禁止高利贷等行为来保证人们相对平等地享用财富的权利。这其中包含着鼓励道德消费、鼓励穆斯林群众积极参与救济贫穷者的施舍等活动，但不指望任何回报。在《古兰经》、圣训经中多次鼓励穆斯林群众施济贫民的劝诫，同时把道德消费列为“正义”行为。中国穆斯林学者刘智十分憎恶那些不救济穷人、不为主道施舍的吝啬之徒，同时指出：“贪积不舍，不仁也。”遵从伊斯兰教教义，穆斯林群众应将自己的个人财富的一部分用于施舍和奉献给宗教事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这种道德和宗教消费所反映的内容并不相同，有时带有封建剥削性质，有时则更多地表现为穆斯林群众在精神或文化上的某种追求。但不论情况如何，它已成为穆斯林群众消费支出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伊斯兰教的济贫思想对于当代扶贫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济贫思想运用到少数民族的实际上经济社会生活中，是对政府主导的反贫困思路的有益补充。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综上，无论从学科建设而言还是从民族地區反贫困工作实践而言，对该问题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化，比如：(1)对各具体民族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的特殊性研究；(2)尽可能地将各种影响因素量化；(3)如何限制宗教在扶贫中的积极作用发挥时的消极作用等。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科研编号：11XNH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培红，男，山西忻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區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區域与城市发展。
[收稿日期]2011-09-13
责编：正融；校对；正融
关键词：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特征；非制度根源；破解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5-0019-05
综观世界各国民族与经济发展情况，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在大部分国家或地區，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聚居區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少数民族人群的平均收入低、贫困发生率高，是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和地區的民族或种族矛盾大多由此而起。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消除贫困，提高少数民族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區及人口的温饱问题。但由于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发育程度等条件的限制，仍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區及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成为今后一个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将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制度问题，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只是冰尖，文化才是冰山。
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的特征
在探讨贫困的根源时，不仅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考察的范围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结论。把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和以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某一贫困區域作为考察对象，其致贫因素是不同的。
(一)特征之一——自然条件较差
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与这些民族生存的自然条件有关系。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使得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區域和贫困人口约有一半以上分布在西南石山區，其余主要分布在西北高寒阴湿地區、荒漠草原區和干旱山區。这些地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土地效率较低，人均耕地面积有限，甚至部分地區缺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例如云南怒江贫困地區的基本地形特征是“四山夹三江”(由东向西为云岭、澜沧江、碧罗雪山、怒江、高黎贡山、独龙江、担当力卡山)，區域内山高坡陡，有“耕地挂在墙壁上”之说。在南疆贫困地區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人均耕地仅为新疆自治區的一半，且很多地方都缺乏与人类生存最密切相关的水资源，人畜共饮涝坝水，夏季池内水温增高，虫卵滋生，细菌繁殖，水体变质，经常导致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和地方病，疾病袭来，一人得病，全家破产。
(二)特征之二——民族聚居集中
少数民族地區的贫困具有典型的民族性特征。在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总体得到明显缓解的同时，局部地區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且相当严重。特别是黔、滇、湘、桂、川、渝、陇、青、新、宁、内蒙古等11个省區市中，仍约有20个民族的390万群众所在的7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属于特殊贫困少数民族地區。这7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约占全国民族自治县的11％。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3.4％，占少数民族地區绝对贫困人口的30％。相较于一般贫困地區，这些特困少数民族地區贫困范围广，77个县中共有扶贫攻坚重点特困村8 240个；大部分呈整体贫困状态，贫困发生率高达23.9％，远高于同期全国(3.1％)和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8.8％)的绝对贫困发生率；贫困程度深，主要体现在：普遍缺钱、缺粮、缺衣被、缺水和住房难等问题。特殊贫困少数民族地區地理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生存条件较差。
(三)特征之三——非制度因素作用大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由各种制度因素决定。制度可以制约人们的生产方式、开发资源的方式；适宜的制度可以促使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使穷人缺失的能力和权利得到再现。当然制度运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制度运行的环境，这里的环境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硬环境是指自然地理环境，如资源、气候条件、生态等；软环境是指區域特有的文化环境，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从文化背景看，少数民族地區在人文历史、文化传统、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经济理念方面，认为“观念比权利更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因而具有更深刻的特殊性。如，脱离经济承担能力的宗教消费、迷信消费、祭祀消费、显富消费、人情消费等。一些少数民族用于宗教信仰消费一般占年均收入的10％～15％，杀牲祭鬼现象仍相当盛行，一些少数民族的丧葬礼仪之多，耗资之大，更是令人瞠目，如景颇族丧葬要大摆酒宴款待宾客3～5天甚至7～8天，消费酒、肉、粮食多达数百斤；苗族丧礼请客人大多为80～90桌甚至100多桌都是常事，而且宰杀大量牲畜；裕固族丧礼一般要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购置丧葬用品，请喇嘛念经、布施寺院，往往使丧家者负债，甚至倾家荡产。
尽管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但就经济方面而言，贫困首先是收入上的贫困，因此，反贫困首先要反经济上的贫困。在研究经济问题方面，应当与传统观念、民族文化、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相结合。因为“经济发展与其所赖以植基的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受到具体文化氛围制约。消费偏好、行为规范、模式选择、投资意向等，都是经济思想和观念支配下的人的具体经济行为。”所以，速水佑次郎先生在谈到制度引进包括先进技术引进时认为：即使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但如果无视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的差异，为使用这种技术而引进的外国制度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造成社会的混乱。
二、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的非制度根源
少数民族的人们，不仅仅受到正式制度的约束，同时要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非正式约束，也就是说，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民族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非常显著。相较而言，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容易跳出，而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常常呈现出“锁定”状态，并不是通过突变式的制度变迁就能够跳出的。民族间的差异和歧异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文化上的。各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具有持续性和长久性，它虽然是各族人民独特的历史经历在人们心理上的积淀，是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但其比各个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属性更难发生根本变迁，更不容易妥协和解体。
所以，少数民族地區的反贫困工作，当涉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相适应的时候，必须把制度创新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发掘和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做，并非拒绝统一制度的贯彻和先进制度的输入，只是强调贯彻和输入的制度因素必须能够融入本土文化之中。人类学家早就提醒我们：“在执行社会经济 发展计划之前，倘若没有预先了解该民族的价值趋向，没有转变一些不利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度，那么计划的推行定会受到很大的阻扰。”所以，制度安排必须要考虑具体的文化背景，才会获得信任或认同，才会有效率。单纯的输入或者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与贫困地區本身的文化背景相融，要么是低效的，要么是结果背离初衷。
有学者将精神贫困进行了如下概括：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共产平均的分配观、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重守故土的乡土观、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事实上，上述特征在一些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文化特性成为贫困人口脱贫的人文条件制约。
(一)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
受传统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地區的“男尊女卑”思想仍然普遍存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女童教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由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导致的，这就是女童教育中的“社会生态”现象，一环扣一环。
有的学者曾对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受教育状况进行了研究分析。该县16个乡15岁以上的女性文盲率竟高达94％以上，全县15岁以上妇女的文盲率达到了81.25％。这种高文盲率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文盲率高的乡基本上是纯东乡族集聚地區，说明这些乡女性的高文盲率实质是东乡族女性的文盲率。由此可见，东乡族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何等严重。东乡族自治县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48.04％，女性的文盲率是平均文盲率的1.69倍。在这样一个全国文盲率最高的民族内部，竟然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这不得不让人想到该民族妇女的地位及其不平等状况。“男尊女卑”在这里并非被作为一种不正常的表现，而是一种风俗习惯。女性的全部就是干家务、带孩子、干农活。甚至某些家长认为学校会使女孩子形成不适应当地主流社会规范的观念。女性文盲中超过50％以上的人听不懂汉语，这些女性文盲就是在这种民族习俗教育中长大的，并且这种习俗作为一种行动的指导被她们运用于对后代子女的教育中。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成年女性不但上学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甚至连在家庭之外就业的自由也没有，其与教育被剥夺是一样的，是在传统文化的非正式制约下的剥夺。也许，在个体身上，会对这种剥夺缠上反抗心理，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妇女而言，这种剥夺非常正常，她们都已经心安理地接受了这种剥夺，渐渐地，被剥夺就变成了习惯，成了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违反的人还要受到谴责。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此种禁止以隐含的方式通过风俗的力量实施着。有时候，可能还不存在明显的不许妇女就业的禁令，但是在传统机制观念中长大的妇女可能会非常害怕因打破传统而引起别人激烈反对。”
(二)经堂教育与国民教育调适不足
我国少数民族地區，不仅有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校设置，还有以民族宗教教育、民族风俗、民族家庭教育、民族科技教育等为基本内容的多种教育形式。这种情况在一些全民信教的民族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对经堂教育非常重视，一些家庭认为孩子必须学会念经，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应该选择送孩子念经，这是每个穆斯林的必修功课。东乡族最大的一个门宦的老人家曾经说过：“学好汉文化，学好汉语，是为国家；而学好阿文，念好经，是为了宗教，为了民族和个人的尊严。”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其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地理环境的封闭使少数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保持得比较完整，他们很重视传统文化的纵向继承但缺乏与其他民族的横向交流。因此在对待教育问题上，村民重视并自觉接受非正式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作为一种引进来的正式制度，主要由政府推行，远没有深度内化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在不少民族地區，由于两种教育制度相互间的“适应”即调适不够，学校教育的影响力远不及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通过经堂教育、习俗传承、社區教育等方式实现)的影响，且对辍学率产生作用。
在西部各省(區)少数民族聚居區人们受教育程度都比所在省(區)的平均水平低。例如云南，全省青壮年文盲率为21％，高于全国9个百分点，而省内民族地區高达30％，其中，独龙、傈僳、拉祜、佤等民族更是高达50％。据李星星调查，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全乡11名傈僳族干部中，高中程度2人，初中2人，小学6人，文盲1人，学龄儿童失学率最保守估计也不会低于40％。可以想象，如果人们连化肥使用、农药调配、产品介绍、农机操作的介绍文字都看不懂，甚至连简单的运算能力都不具备，如何进行科学种田、创造现代农业和发展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农村经济?单凭经验，靠天吃饭，从事简单、低效率的生产，定难于摆脱贫困。民族地區现代教育的缺失，必然导致民族群众整体素质低下，而产生各种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阻碍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建设。
(三)忽视积累和生产投资
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消费结构上充分表现出来，民族地區的消费结构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民族文化以消费意识的方式影响民族经济的消费结构。不同民族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民族文化特征，通过社会风俗、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饮食习惯、节日庆典等形式表现出来，深刻影响消费观念，同时影响经济发展。
一是传统的低消费生活容易让人们养成知足常乐、不思进取的心态。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少数民族的生活内容主要围绕生存展开，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呈现出低层次需求的状况，形成了“种田饱肚、养猪过年、喂鸡喂鸭换盐油”低消费的生活模式。这种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既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发家致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弱化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不利于开阔视野、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增强脱贫致富能力。
二是反积累和非经济的消费生活方式削弱了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在发展生产和经济需要资金方面，除了国家帮助之外，更多地要靠自身积累。而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现有消费生活方式却存在一些非经济和反积累现象，如，云南迪庆的藏族，自古以来把拥有牲畜的多少看做是财富的象征。至今，这种实物财富观仍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除了自食需要，藏民很少出售牲畜或畜产品，因而大量牲畜并没有转化为经济效益。如果考虑到饲料、人工等投入的成本，反而造成了经济损失，由于大量超载和过度畜牧，草场退化严重。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机动车、家用电器、房屋(面积、楼层、装饰)等也被看成家庭社会财富的象征。有的牧民投入建房的资金占了总收入的绝大部分，盖了儿子的，又盖孙子的，一栋连着一栋；许多人把财富堆积在华丽的服饰和各种各样的摩托车上来显示自己的富有，但对生产、教育文化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
尽管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民风淳朴、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但是一些陈规陋习，例如送礼、喝酒、奢办婚丧嫁娶等行为活动， 过多地消耗了并不丰富甚至稀缺的社会财富，制约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严重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少数民族用于饮酒和传统习俗方面的支出相当惊人，据调查，小凉山彝族用于丧葬、婚姻、接待客人，用乡规民俗调解纠纷、宗教活动方面的支出竟占了许多村寨年均纯收入的40％左右。
(四)市场观念淡薄
少数民族大多以义为重、以情为本、有福共享，形成了一种浓厚的人情观及平均主义观。目前，一些居住在边远山區的后进民族仍然保留有不少这种原始公有制习俗，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怒族、傈僳族地區至今保留着换工协作、土地共耕、互助盖房、有酒共饮、杀猪共食的习惯。在苦聪人的村寨，有一户人家有了食物、用物，全寨人都可以闻而涌来或见而取之。甚至出现个别群众在民族村寨开办的商店、饮食店因被乡亲朋友白喝白拿而亏本倒闭的事例，就足以说明原始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
此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等、靠、要”心理使部分群众养成了无所作为的习惯，缺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激情和冲动，安于现状，甘于落后，甚至视贫困为本钱，作为向国家申请支援的筹码。如鬼手摆榜苗寨，近年来政府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为住茅房、叉叉房的群众建砖瓦房，而当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运来后，部分村民甚至站着看，也不愿动手搬下来，理由是国家在修房子给我住，应有国家全部把房子修好，而不关我的事。国家办了女子班，也有一些单位的干部资助学费帮助民族地區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读书，有的群众却以只免学费不供吃饭为由，不送孩子来读书。
应当指出，民族传统中消极意识的形成除了与其社会发育程度有关外，也与其目前仍生存于其中的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封闭的生存空间必然形成封闭的文化体系，一个民族或一个區域的文化特性是这个民族或區域的社会居民对其生存环境的反映。例如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十分明显，单个家庭不易积聚起财富，却常常会出现生存资料的极度匮乏，因而产生了在大家族或村社范围内的原始共产习俗，这是一种以“藏富于公”代替“藏富于己”的财富积累方式。这种在较低生产力水平上形成的互助共济的消费方式和共富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商品社会的消费行为准则的。某种民族文化特性一旦形成以后，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发展惯性。总之，某种民族文化特性的形成虽然受这种文化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在形成一定的文化体系以后，其运动变化又可以独立于、而且往往落后于经济条件的变化。
三、少数民族聚居地區贫困的非制度根源的破解
(一)寻求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在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大都具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特性。应挖掘和弘扬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传统中蕴藏的朴素自然观，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西部生态环境的重建与可持续发展，并充分利用、合理地开发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资源、变文化资源优势为民族文化产业优势。非正式的传统文化制度应与正式制度相调适，努力消除一些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作用，加快反贫困的步伐。在反贫困工作中，制定一些“游戏规则”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政府的约束、市场的约束，也应考虑民族文化习俗的约束。三者兼顾才是少数民族反贫困能够取得成功的保证。
(二)推进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变革在民族地區发展进程中往往被人们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生活经常被遗忘、并被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甚至被意识形态贬义化、单一化，仿佛少数民族就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之后，尽管生产方式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已被逐步认识，少数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逐步成为现代化的一种动力。可是这些年来，人们更多地在关注经济增长和指标“翻番”，目光的焦点在于各种数字的变化，热衷的是各种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大工程、大项目，对生活方式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此外，人们对生活方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注重生活方式表层的变化、形式上的变化，而忽略生活方式深层次的改造。所以，能否有效推进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革和发展，使改革真正触及生活方式的深层内容变革和发展，使改革真正触及生活方式的深层内容，实现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就成为扶贫开发及西部大开发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变革那些不利于民族发展进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使价值取向、思维观念等方面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社会的变化，解决好传统和发展、民族的和外来的、各民族和各地區生活方式的互融互补及其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问题，这将有助于把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成为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推动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區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
(三)探索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的契合点
在民族地區学校教育体系内，一直执行的是国家现行课程体制，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现行课程体制存在着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上的一刀切，教学内容完全脱离民族实际，导致人们对学校教育采取消极态度。董仁忠、徐继存认为，首先，国家现行课程体制对少数民族没有充分的描述，没有公正、全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其次，它仅以主流文化的观点解释各种社会问题而没有尊重和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价值观。再次，它以社会指导性价值观为核心，仅体现社会主流文化，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如此种种教育问题的存在，不但不利于少数民族儿童人格和认知的塑造与培养，同时也有悖于教育的宗旨。
笔者认为，必须探索有利于调解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之间的矛盾的教育方式。实践中，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做了大胆尝试。实验目标为：1.学生要学会东乡语记音符号，能够读写东乡语；2.借助本族语来学习汉语，加速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完成语言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达到无阻碍接受汉语授课，完成一二年级汉语识字教学任务，为从三年级起开始使用现行的汉语教材打下基础；3.尽力传授学生一种新的学习方法，让学生感到学的有趣、学的轻松、学的进去，进而学的来、留的住，提高入学率，尤其提高女童入学率，为顺利完成东乡族儿童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使尽可能多的孩子成才。针对教学语言的安排，应坚持东乡语由多到少、汉语由少到多的原则。在教学方法方面，主要采用讲故事方法和结构方法，所有教学教材均使用统编教材，必要时由教员使用东乡语进行讲解。在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中，应针对民族传统文化浓厚的根基及运用的普遍性，设置一些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地方课程，这些课程应充分考虑该民族传统文化因素，这样才能增加家长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减少被降低动辍率。临夏中阿女校的做法值得借鉴。该校课程分为文化课和专业课，文化课包括汉语、英语、数学、政 治、历史等科目，专业课包括阿拉伯语的语法、听力、精读、泛读，还有裁缝、电脑等应用科目。因为处在贫困封闭山乡的人们需要科学文化知识，但更需要实用技术，所以针对当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现实状况，还应该在小学高年级的课程中就增加一些与当地优势产业有关的实用技术的学习，降低读书的机会成本，实行科学文化和实用技术并举的教育模式。
(四)发挥宗教中有利于反贫困的内容——以伊斯兰教为例
伊斯兰教认为人人有享用真主所赐财富的权利。其社会观的核心是公正、平等及社会成员的兄弟情谊。这反映在经济行为中就是：应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反对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免造成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反对聚敛和囤积财富，以免使穆斯林之间团结平等的兄弟关系受到损害。《古兰经》里明确规定，富人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财富的主人有义务让他们分享。伊斯兰教提倡采取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系列措施，如纳天课、提倡施舍、反对囤积财富、分散遗产、禁止高利贷等行为来保证人们相对平等地享用财富的权利。这其中包含着鼓励道德消费、鼓励穆斯林群众积极参与救济贫穷者的施舍等活动，但不指望任何回报。在《古兰经》、圣训经中多次鼓励穆斯林群众施济贫民的劝诫，同时把道德消费列为“正义”行为。中国穆斯林学者刘智十分憎恶那些不救济穷人、不为主道施舍的吝啬之徒，同时指出：“贪积不舍，不仁也。”遵从伊斯兰教教义，穆斯林群众应将自己的个人财富的一部分用于施舍和奉献给宗教事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这种道德和宗教消费所反映的内容并不相同，有时带有封建剥削性质，有时则更多地表现为穆斯林群众在精神或文化上的某种追求。但不论情况如何，它已成为穆斯林群众消费支出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伊斯兰教的济贫思想对于当代扶贫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济贫思想运用到少数民族的实际上经济社会生活中，是对政府主导的反贫困思路的有益补充。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综上，无论从学科建设而言还是从民族地區反贫困工作实践而言，对该问题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化，比如：(1)对各具体民族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的特殊性研究；(2)尽可能地将各种影响因素量化；(3)如何限制宗教在扶贫中的积极作用发挥时的消极作用等。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科研编号：11XNH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培红，男，山西忻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區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區域与城市发展。
[收稿日期]2011-09-13
责编：正融；校对；正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