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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历来是国家政局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我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民族压迫时代走上了民族平等时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这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方案。它使少数民族既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又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在当时谁也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号称“五族共和”，似乎中国只有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1943年，一本名叫《中国之命运》的书，则承认只有一个汉族，认为其他少数民族全是汉族的宗族或旁支。解放初期，在自由申报民族成份时，我国竟然出现了400多种民族。这确实是摆在民族区域自治面前的复杂问题。于是，民族成份的辨认就成了落实民族政策的一项首要工作。从1953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并吸收当地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对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调查研究，进行识别。到1981年6月底止，除汉族以外，全国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
白族族称的确定
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白族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50岁的宣慰使李京来云南，他在《云南志略》中就提到“白人”，说：“中庆（今昆明）、威楚（今楚雄）、大理、永昌（今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清代乾隆间湖南人胡蔚在大理整理了一本《南诏野史》，在《南诏各种蛮夷》一节中记道：“白民，有阿白、白儿子。”在民间，白族自称“白子”。“白尼”更是不争的事实。但当1956年，国务院批准在大理建立民族自治州的时候，是否存在“白族”，如何确定这个共同体的称谓，以及其族源何来等，竟然成了“不成问题的问题”。198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30周年之际，当年建州的见证人、时任大理专署专员的杨永新先生在《漫忆当年建州时》一文中回忆说：由于长期民族压迫和民族岐视，在白族，尤其是白族知识分子中间曾经出现过一种自卑感，回避自己的白族族属和否定白族的存在。这种情绪的阴影，给白族的识别工作带来了复杂性。他回忆说：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逐步深入，白族是一个独立民族的问题也就十分明朗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白族的族称究竟应当是什么？
在民间，白族祖祖辈辈向来都是用自己本民族的话自称“白尼”（白人），而被周边的纳西族称为“来补”或“那马”，被傈僳族称为“勒墨”，被藏族称为“勒博”。在汉文典籍中，白族的称谓则更多。方国瑜先生在《关于白族的名称问题》一文中列举了7种：曰“明家族”，曰“名家族”，曰“弥羌族”，曰“民家族”，曰“封人”，曰“僰人”，曰“白人”。方先生认为：“洱海区域民族集团的自称，自始称作‘白人’，写作‘封人’或‘僰人’，都是同音字，不是不同的名称。”他还说：“现在要每一族都确定名称，只用一个专名，只用一种写法，首先要考虑自称的专名，习惯的写法。‘白族’的称谓是正确的。”他还指出：“‘乌蛮’、‘白蛮’是普通称谓，当然不能认为是专门名称；因为‘乌蛮’、‘白蛮’是他称，也不能认为是自称。所以在族别的名称上，值不得重视‘乌蛮’、‘白蛮’的称谓。”
出于慎重，对于自治州成立后的民族称谓，大理专员公署曾经在1956年4月间，召开了境内含白族18人、汉族5人、地专机关5人，共28人的民族代表座谈会，进行协商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协商白族名称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座谈会上最初有两种意见：少数人主张保留“民家族”的名称，理由是这个名称相沿已久，而且含有尊称义，“民家”与“官家”相对，表示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团结；多数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民家”含有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意思，本民族自称“白子”，义为“白人”，而“民家”与本民族毫无相关。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统一称为“白族”。至于，在书写时作“白”还是“僰”，也有两种意见：主张用“白”字的认为，“白子”尚白，历史上有“白国”、“白王”，“白”有清白、纯洁、朴实、诚恳、光明义，“白”字比“僰”易写；主张用“僰”的则认为，“白”与共产党红色当政相冲，而“僰”是砍柴人，是劳动人民。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统一采用“白族”。
今天看来，当时双方的意见不免显得有些有幼稚，但不乏可爱之处。“通过这种民主协商，与会代表深受感动，认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决定自己的民族名称”。
1956年11月2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首次会议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大理白族自治州正式成立。新选出的第一副州长杨永新是这样形容建州的盛况的：“这一天，会议大厅座无虛席，济济一堂。各族代表穿上了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万紫千红。展眼一看，有如争奇斗艳的百花园，竞相开放，这是大理州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
别开生面的大讨论
上世纪50年代，和中华民族的每个分支民族一样，是白族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尽管白族在云南乃至西南边疆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直至几千年后的今天，她好容易才取得一张合格的“身份证”。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当1956年白族名正言順地出现时，理所当然会引起世人的瞩目，她出生的来龙去脉也必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在大理白族自州建立前后，为适应读者高涨的热情，《云南日报》开展了历时半年多白族族源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声势大、发动面广。1957年5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在众多讨论稿中选出17位作者的20篇论文，编辑出版了《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一书，书末有一篇署名任方的综述文章《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这篇综述说：“白族的起源，是历来争论较多的问题，正确阐述白族的起源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洱海区域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白族是洱海区域的一支主要民族。研究白族的起源，从而看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白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白族的整个历史面貌，而且对于研究云南其他民族的历史也是重要的。因此，起源问题提出后，立刻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反映。”用“广泛”二字来形容这次讨论是很恰当的，“在《云南日报》就白族起源问题展开争论的前后，省外的一些报刊如《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等，也发表了研究白族历史的文章，中央民族学院并就白族历史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共大理地委、大理县委并组织了多次座谈会，许多白族人士踊跃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云南大学有的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以《白族考》为题，准备系统研究白族的起源问题。”这样，“白族的起源和形成”与这之后提出的“南诏王室的族属”、“南诏的社会性质”，成为了云南历史的三大悬案，曾经掀起过三次讨论的高潮。
这次白族起源的讨论，大致存在三种说法，即：一，土著说；二，外来说；三，融合说。王叔武先生在1957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发表《关于白族族源问题》，他说：“近数月来，在云南方面，展开了关于白族史问题的讨论。大家对于大理国是否为白族在历史上所建立的国家，回答都是肯定的；但对白族在大理国以前的历史，争论很多，意见也很不一致。”也就是说，上述三种说法的分岐时限在大理国以前。
第一种说法是：“白族为云南的土著民族。”前面已经提到，早在清乾隆年间，胡蔚的《南诏野史》就说，白民是“白国之后，即滇中之土著”。1941年9月，华中大学中文系主任包鹭宾教授的《民家非白国后裔》一文认为：“所谓白国，本非实有，乃唐宋白蛮之所虚构。”（1988年出版的《白族简史》则称“白子国”为民族传说历史）因此，在1956年白族族源论文集中基本上是回避了“白国”的问题（周咏先先生《有关白族历史的几个问题》中略说“‘白国’的传说是并非无因的”）。《关于白族族源的争论》综述说：主张土著说的主要是杨堃、马曜等教授，他们认为，白族源出汉代洱海区域的“昆明人”。汉代，昆明族群过着游牧生活。到了隋唐，这个族群中发展较快、受汉文化较多的族群被称为“白蛮”，另一部分称“乌蛮”；直至南诏时期，两部分合二而为白族。反对土著说的方国瑜教授等，则认为，汉唐时洱海区域的主要居民是“昆明人”之说值得怀疑，而且昆明人的族属也尚待研究。
第二种说法是：“白族为外迁民族。”那么，这个外来民族为何呢？龚自知、周咏先等先生认为：“白族是氐羌族的一支，由西北高原迁来。”他们认为：“自周秦以至汉唐，正是民族大迁徙时代，西北高原的氐羌族更广泛迁于中国各地，其中一支迁入自然条件优异的洱海区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此后白族的风俗习惯中，仍可找出许多氐羌族的遗迹。这一支氐羌族更与洱海区域一部分土著融合为一，又掺和着一部分汉族，在南诏国时期开始形成为白族。大理国时代，白族更加巩固。”这一观点，早在二十世纪末，徐嘉瑞先生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即有过充分的阐述。徐先生曾说：“大理的民族和西北高原的氐、羌民族有密切的关系。”他进而说：“氐族即是后来的白蛮，即古代的昆明夷，也即是今天的白族；而羌族即是乌蛮，也就是今天的彝族。”很显然，氐和羌是两个民族。马长寿先生1962年写的《氐和羌》一书中说：“古代氐族分布在甘肃东南部的汉水、白龙江流域，古代羌族分布在青海东部的河曲及其以西以北等地，两地的原始分布相距甚远，不能把他们混为一谈。”但他又说：“古代的氐和羌都是西戎，都居住在西方，又同属汉藏语系，关系密切自不待言。”李一夫先生不同意氐羌说，他认为：“在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上也不能说白族与氐羌族是相同的。”王叔武先生的《关于白族族源问题》则认为：“白族源于僰人。僰人因受秦汉统治者的虏掠，被迫南迁。爨氏是僰人，也就是唐代所谓的白蛮。到了南诏，将西爨白蛮及其他地区的白蛮，用武力虏掠和迁徙至洱海区域的广大地区，白蛮始大量聚居于洱海区域，形成今天白族的大块聚居区。”而周咏先先生在《有关白族历史的几个问题》中，根据较早的汉文献，得出这样的结论：僰人是“羌的别种”；汉晋以前，僰人是聚居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东北部，与汉族交往密切、经济和文化较高的族群；南诏前后，僰人迁移到了洱海区域，成为这里的主要民族，只不过以地名加“蛮”字为族名而已，如“西洱河蛮”。直到1979年，尤中教授在其《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一书中，仍然认为：“汉、晋时期的‘僰人’，到南北朝以后，即被称之为‘白蛮’。其实，‘僰’与‘白’是同音字，只是在秦、汉之际，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之其他的‘蛮夷’为高，所以例外地把这个族名的称呼‘僰人’书写为‘僰’。”由此可以看出，所以产生争论，是因为汉文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从而使论者在“氐羌族”、“昆明夷”、“白蛮”、“僰人”等概念上发生了歧义。在外来说中，另一些论者持“白族是汉族之后”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有秦凤翔、张海秋先生等。他们认为：“现代白语与汉语为同一系属的语言，是以古楚语为基础，掺有古蜀语的成分，自齐梁以至明初独立发展而成的。因此，云南今日的白族是由古时楚蜀两方的汉人迁来混合而成的。”反对此说的方国瑜先生等则认为：“即使白族与汉语同属系，但仅就语言来立论，未免失之偏颇。白语和汉语固然有不少相同，但二者在语法构造法、词汇等方面也有不少相异之处。这是说明白语受汉语的影响很深，但也不能就此断定它与汉语同系属，甚至是汉语的方言。”
第三种说法是：“白族为多种族的融合。”持这一说法的有方国瑜、杜乙简等先生。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到达部落阶段，都不会是单一种族，是由很多种族融合而成的。同样，白族也不是由一个种族发展而来，这一共同体是由洱海区域原有居民族系和外来族系融合而成的。在白族形成过程中，除了有洱海区域原有的族系外，还有其他外来的族系参加，其中特别是汉人。就是在白族形成后，还不断有其他族的人口融合进去。反对这种说法的人认为：一，从语言的发展规律来看，两种语言的融合并不产生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语言保存下来。如果白族是由各族系融合而成，那么白语从何而来？二，白族形成的南诏大理国时期，洱海区域有多种民族，为什么不融入白族？
以上就是这次论争的概况。很显然，由于白族形成的年代已经久远，汉文典籍中的有关史料零星而有限，加上当时论者视角的各异和理论发展的制约，这次讨论的片面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次大讨论踊跃和高涨的局面，在50年后的今天回眸，依然令人心情激荡。它反映了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威力及其效应。正如综述文章所总结的：“在‘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对云南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已日益活跃起来，不仅专家、学者撰文参加讨论，更有大批的业余爱好者积极参加了活动。同时，许多同志针对争论中所暴露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民族历史研究方法的建议。”这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值得铭记的空前盛事。
白族族源讨论的发展
《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综述道：“由于在许多主要问题上尚存在较为分歧的看法，因此要对白族的起源得出一致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探讨。”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白族起源问题确实成了白族学研究的长期课题。
195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开始启动“三套民族丛书”（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区域三套丛书）。1963年10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在昆明印行。此书第一章“绪论”中的第三节专门阐述了“族源和形成”。在谈到白族先民与古代氐羌的关系时，《合编》小心翼翼地说：“在语言、文化、习俗和古代族称方面，都反映了白族先民与古代氐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可能与古代氐羌人同源。”例证简略、论证含糊，不足为据。接着，《合编》罗列了公元二世纪以来汉文古籍中有关白族的名称，包括“昆明”、“白蛮”、“河蛮”、“松外蛮”、“西爨白蛮”、“僰人”、“民家”、“白族”等等。最后文章的结论是：“白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上长期以来洱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总趋向，同时也吸收了大量先进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结果。”
直至1979年，中断了10多年的民族研究重新起步。由国家民委主持，在过去调查资料、文献资料和三套丛书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丛书》等五套丛书。1987年8月，以1963年《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为基础，重新进行调整和修改、经马曜先生通纂的《白族简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开宗明义第一章专门论述白族的起源，对数十年来有关白族族源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论述是从一个民族学的命题开展的：“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在其形成过程中，通常是以一个族体为主，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有关各族的混合体，也不能因曾有他族的一部分人加入此族，而把他族的历史误认为此族的来源。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与文化（包括语言）等方面识别其间的关系，谁主谁从。辨清民族源流，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记述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这个命题旨在解决1956年那次讨论的分歧，在理论上作统一的出发点。谈到研究白族族源的方法时，《简史》说：“虽然古代的云南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又长期地相互影响和渗透，但其中有一个既具有本民族特点而又受着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共同体文化，却一直贯穿于云南古代文化史中。这就为从云南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洪流中来探寻和研究白族的来源，提供了一条主导的线索和依据。”有了这个前提，《简史》关于白族族源的结论（虽然仍然沿袭《合编》的论断）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滇僰、叟、爨（西爨白蛮）是汉、唐间白族先民的主体族。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民族。当然，同时也有一些本族人民分化出去加入了其他族体。”
如果说，《简史》还有一些不能说清的问题；那么，马曜先生晚年经过深思熟虑，在《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源和流》、《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滇”“叟”“爨”族属与彝白源流》、《汉晋时期白族先民族称的演变》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白族异源同流说”就显得全面而严谨得多。他对100多年来有关白族族源的讨论作了全面系统的条分缕析，然后指出：“白族是以生长于洱海地区到商代进入青铜文化时期的‘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或融合了西迁的僰人、蜀（叟）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人，同时吸收了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的一个开放性的民族共同体。”对“洱滨人”，马先生的解释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只提到滇池以西随畜迁徙的‘昆明’人，没有记载洱海周围的平坝地区的农耕民族。日本学者林谦一郎（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在1995年的博士论文《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中，把上述洱海周围的农耕民族称为‘古代洱海人’。由于他们的分布北到剑川，东到宾川，南到弥渡、祥云，似称为‘洱滨人’较为恰当。”
白族族源能够如此引起外部世界100多年的广泛的关注，这确实是白族的福祉。尤其是1956年来长达半个世纪的讨论，更是春天赋予白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厚爱。虽然自治州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但是这场讨论留给后人的启迪依然是鲜活而深刻的。前辈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将永远使人敬佩不已。如今，一直关注白族历史的著名学者，徐嘉瑞、向达、杨堃、方国瑜、秦凤翔、张海秋、王叔武、杜乙简、张旭、杨永新等先生已相继谢世，马曜先生也于不久前离我们而去。在自治州建立50周年之际，我们民族会一直记住他們的名字，一代一代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使之发扬光大！
白族族称的确定
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白族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50岁的宣慰使李京来云南，他在《云南志略》中就提到“白人”，说：“中庆（今昆明）、威楚（今楚雄）、大理、永昌（今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清代乾隆间湖南人胡蔚在大理整理了一本《南诏野史》，在《南诏各种蛮夷》一节中记道：“白民，有阿白、白儿子。”在民间，白族自称“白子”。“白尼”更是不争的事实。但当1956年，国务院批准在大理建立民族自治州的时候，是否存在“白族”，如何确定这个共同体的称谓，以及其族源何来等，竟然成了“不成问题的问题”。198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30周年之际，当年建州的见证人、时任大理专署专员的杨永新先生在《漫忆当年建州时》一文中回忆说：由于长期民族压迫和民族岐视，在白族，尤其是白族知识分子中间曾经出现过一种自卑感，回避自己的白族族属和否定白族的存在。这种情绪的阴影，给白族的识别工作带来了复杂性。他回忆说：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逐步深入，白族是一个独立民族的问题也就十分明朗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白族的族称究竟应当是什么？
在民间，白族祖祖辈辈向来都是用自己本民族的话自称“白尼”（白人），而被周边的纳西族称为“来补”或“那马”，被傈僳族称为“勒墨”，被藏族称为“勒博”。在汉文典籍中，白族的称谓则更多。方国瑜先生在《关于白族的名称问题》一文中列举了7种：曰“明家族”，曰“名家族”，曰“弥羌族”，曰“民家族”，曰“封人”，曰“僰人”，曰“白人”。方先生认为：“洱海区域民族集团的自称，自始称作‘白人’，写作‘封人’或‘僰人’，都是同音字，不是不同的名称。”他还说：“现在要每一族都确定名称，只用一个专名，只用一种写法，首先要考虑自称的专名，习惯的写法。‘白族’的称谓是正确的。”他还指出：“‘乌蛮’、‘白蛮’是普通称谓，当然不能认为是专门名称；因为‘乌蛮’、‘白蛮’是他称，也不能认为是自称。所以在族别的名称上，值不得重视‘乌蛮’、‘白蛮’的称谓。”
出于慎重，对于自治州成立后的民族称谓，大理专员公署曾经在1956年4月间，召开了境内含白族18人、汉族5人、地专机关5人，共28人的民族代表座谈会，进行协商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协商白族名称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座谈会上最初有两种意见：少数人主张保留“民家族”的名称，理由是这个名称相沿已久，而且含有尊称义，“民家”与“官家”相对，表示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团结；多数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民家”含有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意思，本民族自称“白子”，义为“白人”，而“民家”与本民族毫无相关。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统一称为“白族”。至于，在书写时作“白”还是“僰”，也有两种意见：主张用“白”字的认为，“白子”尚白，历史上有“白国”、“白王”，“白”有清白、纯洁、朴实、诚恳、光明义，“白”字比“僰”易写；主张用“僰”的则认为，“白”与共产党红色当政相冲，而“僰”是砍柴人，是劳动人民。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统一采用“白族”。
今天看来，当时双方的意见不免显得有些有幼稚，但不乏可爱之处。“通过这种民主协商，与会代表深受感动，认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决定自己的民族名称”。
1956年11月2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首次会议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大理白族自治州正式成立。新选出的第一副州长杨永新是这样形容建州的盛况的：“这一天，会议大厅座无虛席，济济一堂。各族代表穿上了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万紫千红。展眼一看，有如争奇斗艳的百花园，竞相开放，这是大理州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
别开生面的大讨论
上世纪50年代，和中华民族的每个分支民族一样，是白族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尽管白族在云南乃至西南边疆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直至几千年后的今天，她好容易才取得一张合格的“身份证”。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当1956年白族名正言順地出现时，理所当然会引起世人的瞩目，她出生的来龙去脉也必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在大理白族自州建立前后，为适应读者高涨的热情，《云南日报》开展了历时半年多白族族源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声势大、发动面广。1957年5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在众多讨论稿中选出17位作者的20篇论文，编辑出版了《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一书，书末有一篇署名任方的综述文章《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这篇综述说：“白族的起源，是历来争论较多的问题，正确阐述白族的起源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洱海区域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白族是洱海区域的一支主要民族。研究白族的起源，从而看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白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白族的整个历史面貌，而且对于研究云南其他民族的历史也是重要的。因此，起源问题提出后，立刻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反映。”用“广泛”二字来形容这次讨论是很恰当的，“在《云南日报》就白族起源问题展开争论的前后，省外的一些报刊如《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等，也发表了研究白族历史的文章，中央民族学院并就白族历史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共大理地委、大理县委并组织了多次座谈会，许多白族人士踊跃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云南大学有的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以《白族考》为题，准备系统研究白族的起源问题。”这样，“白族的起源和形成”与这之后提出的“南诏王室的族属”、“南诏的社会性质”，成为了云南历史的三大悬案，曾经掀起过三次讨论的高潮。
这次白族起源的讨论，大致存在三种说法，即：一，土著说；二，外来说；三，融合说。王叔武先生在1957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发表《关于白族族源问题》，他说：“近数月来，在云南方面，展开了关于白族史问题的讨论。大家对于大理国是否为白族在历史上所建立的国家，回答都是肯定的；但对白族在大理国以前的历史，争论很多，意见也很不一致。”也就是说，上述三种说法的分岐时限在大理国以前。
第一种说法是：“白族为云南的土著民族。”前面已经提到，早在清乾隆年间，胡蔚的《南诏野史》就说，白民是“白国之后，即滇中之土著”。1941年9月，华中大学中文系主任包鹭宾教授的《民家非白国后裔》一文认为：“所谓白国，本非实有，乃唐宋白蛮之所虚构。”（1988年出版的《白族简史》则称“白子国”为民族传说历史）因此，在1956年白族族源论文集中基本上是回避了“白国”的问题（周咏先先生《有关白族历史的几个问题》中略说“‘白国’的传说是并非无因的”）。《关于白族族源的争论》综述说：主张土著说的主要是杨堃、马曜等教授，他们认为，白族源出汉代洱海区域的“昆明人”。汉代，昆明族群过着游牧生活。到了隋唐，这个族群中发展较快、受汉文化较多的族群被称为“白蛮”，另一部分称“乌蛮”；直至南诏时期，两部分合二而为白族。反对土著说的方国瑜教授等，则认为，汉唐时洱海区域的主要居民是“昆明人”之说值得怀疑，而且昆明人的族属也尚待研究。
第二种说法是：“白族为外迁民族。”那么，这个外来民族为何呢？龚自知、周咏先等先生认为：“白族是氐羌族的一支，由西北高原迁来。”他们认为：“自周秦以至汉唐，正是民族大迁徙时代，西北高原的氐羌族更广泛迁于中国各地，其中一支迁入自然条件优异的洱海区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此后白族的风俗习惯中，仍可找出许多氐羌族的遗迹。这一支氐羌族更与洱海区域一部分土著融合为一，又掺和着一部分汉族，在南诏国时期开始形成为白族。大理国时代，白族更加巩固。”这一观点，早在二十世纪末，徐嘉瑞先生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即有过充分的阐述。徐先生曾说：“大理的民族和西北高原的氐、羌民族有密切的关系。”他进而说：“氐族即是后来的白蛮，即古代的昆明夷，也即是今天的白族；而羌族即是乌蛮，也就是今天的彝族。”很显然，氐和羌是两个民族。马长寿先生1962年写的《氐和羌》一书中说：“古代氐族分布在甘肃东南部的汉水、白龙江流域，古代羌族分布在青海东部的河曲及其以西以北等地，两地的原始分布相距甚远，不能把他们混为一谈。”但他又说：“古代的氐和羌都是西戎，都居住在西方，又同属汉藏语系，关系密切自不待言。”李一夫先生不同意氐羌说，他认为：“在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上也不能说白族与氐羌族是相同的。”王叔武先生的《关于白族族源问题》则认为：“白族源于僰人。僰人因受秦汉统治者的虏掠，被迫南迁。爨氏是僰人，也就是唐代所谓的白蛮。到了南诏，将西爨白蛮及其他地区的白蛮，用武力虏掠和迁徙至洱海区域的广大地区，白蛮始大量聚居于洱海区域，形成今天白族的大块聚居区。”而周咏先先生在《有关白族历史的几个问题》中，根据较早的汉文献，得出这样的结论：僰人是“羌的别种”；汉晋以前，僰人是聚居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东北部，与汉族交往密切、经济和文化较高的族群；南诏前后，僰人迁移到了洱海区域，成为这里的主要民族，只不过以地名加“蛮”字为族名而已，如“西洱河蛮”。直到1979年，尤中教授在其《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一书中，仍然认为：“汉、晋时期的‘僰人’，到南北朝以后，即被称之为‘白蛮’。其实，‘僰’与‘白’是同音字，只是在秦、汉之际，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之其他的‘蛮夷’为高，所以例外地把这个族名的称呼‘僰人’书写为‘僰’。”由此可以看出，所以产生争论，是因为汉文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从而使论者在“氐羌族”、“昆明夷”、“白蛮”、“僰人”等概念上发生了歧义。在外来说中，另一些论者持“白族是汉族之后”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有秦凤翔、张海秋先生等。他们认为：“现代白语与汉语为同一系属的语言，是以古楚语为基础，掺有古蜀语的成分，自齐梁以至明初独立发展而成的。因此，云南今日的白族是由古时楚蜀两方的汉人迁来混合而成的。”反对此说的方国瑜先生等则认为：“即使白族与汉语同属系，但仅就语言来立论，未免失之偏颇。白语和汉语固然有不少相同，但二者在语法构造法、词汇等方面也有不少相异之处。这是说明白语受汉语的影响很深，但也不能就此断定它与汉语同系属，甚至是汉语的方言。”
第三种说法是：“白族为多种族的融合。”持这一说法的有方国瑜、杜乙简等先生。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到达部落阶段，都不会是单一种族，是由很多种族融合而成的。同样，白族也不是由一个种族发展而来，这一共同体是由洱海区域原有居民族系和外来族系融合而成的。在白族形成过程中，除了有洱海区域原有的族系外，还有其他外来的族系参加，其中特别是汉人。就是在白族形成后，还不断有其他族的人口融合进去。反对这种说法的人认为：一，从语言的发展规律来看，两种语言的融合并不产生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语言保存下来。如果白族是由各族系融合而成，那么白语从何而来？二，白族形成的南诏大理国时期，洱海区域有多种民族，为什么不融入白族？
以上就是这次论争的概况。很显然，由于白族形成的年代已经久远，汉文典籍中的有关史料零星而有限，加上当时论者视角的各异和理论发展的制约，这次讨论的片面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次大讨论踊跃和高涨的局面，在50年后的今天回眸，依然令人心情激荡。它反映了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威力及其效应。正如综述文章所总结的：“在‘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对云南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已日益活跃起来，不仅专家、学者撰文参加讨论，更有大批的业余爱好者积极参加了活动。同时，许多同志针对争论中所暴露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民族历史研究方法的建议。”这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值得铭记的空前盛事。
白族族源讨论的发展
《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综述道：“由于在许多主要问题上尚存在较为分歧的看法，因此要对白族的起源得出一致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探讨。”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白族起源问题确实成了白族学研究的长期课题。
195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开始启动“三套民族丛书”（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区域三套丛书）。1963年10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在昆明印行。此书第一章“绪论”中的第三节专门阐述了“族源和形成”。在谈到白族先民与古代氐羌的关系时，《合编》小心翼翼地说：“在语言、文化、习俗和古代族称方面，都反映了白族先民与古代氐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可能与古代氐羌人同源。”例证简略、论证含糊，不足为据。接着，《合编》罗列了公元二世纪以来汉文古籍中有关白族的名称，包括“昆明”、“白蛮”、“河蛮”、“松外蛮”、“西爨白蛮”、“僰人”、“民家”、“白族”等等。最后文章的结论是：“白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上长期以来洱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总趋向，同时也吸收了大量先进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结果。”
直至1979年，中断了10多年的民族研究重新起步。由国家民委主持，在过去调查资料、文献资料和三套丛书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丛书》等五套丛书。1987年8月，以1963年《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为基础，重新进行调整和修改、经马曜先生通纂的《白族简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开宗明义第一章专门论述白族的起源，对数十年来有关白族族源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论述是从一个民族学的命题开展的：“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在其形成过程中，通常是以一个族体为主，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有关各族的混合体，也不能因曾有他族的一部分人加入此族，而把他族的历史误认为此族的来源。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与文化（包括语言）等方面识别其间的关系，谁主谁从。辨清民族源流，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记述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这个命题旨在解决1956年那次讨论的分歧，在理论上作统一的出发点。谈到研究白族族源的方法时，《简史》说：“虽然古代的云南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又长期地相互影响和渗透，但其中有一个既具有本民族特点而又受着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共同体文化，却一直贯穿于云南古代文化史中。这就为从云南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洪流中来探寻和研究白族的来源，提供了一条主导的线索和依据。”有了这个前提，《简史》关于白族族源的结论（虽然仍然沿袭《合编》的论断）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滇僰、叟、爨（西爨白蛮）是汉、唐间白族先民的主体族。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民族。当然，同时也有一些本族人民分化出去加入了其他族体。”
如果说，《简史》还有一些不能说清的问题；那么，马曜先生晚年经过深思熟虑，在《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源和流》、《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滇”“叟”“爨”族属与彝白源流》、《汉晋时期白族先民族称的演变》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白族异源同流说”就显得全面而严谨得多。他对100多年来有关白族族源的讨论作了全面系统的条分缕析，然后指出：“白族是以生长于洱海地区到商代进入青铜文化时期的‘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或融合了西迁的僰人、蜀（叟）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人，同时吸收了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的一个开放性的民族共同体。”对“洱滨人”，马先生的解释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只提到滇池以西随畜迁徙的‘昆明’人，没有记载洱海周围的平坝地区的农耕民族。日本学者林谦一郎（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在1995年的博士论文《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中，把上述洱海周围的农耕民族称为‘古代洱海人’。由于他们的分布北到剑川，东到宾川，南到弥渡、祥云，似称为‘洱滨人’较为恰当。”
白族族源能够如此引起外部世界100多年的广泛的关注，这确实是白族的福祉。尤其是1956年来长达半个世纪的讨论，更是春天赋予白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厚爱。虽然自治州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但是这场讨论留给后人的启迪依然是鲜活而深刻的。前辈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将永远使人敬佩不已。如今，一直关注白族历史的著名学者，徐嘉瑞、向达、杨堃、方国瑜、秦凤翔、张海秋、王叔武、杜乙简、张旭、杨永新等先生已相继谢世，马曜先生也于不久前离我们而去。在自治州建立50周年之际，我们民族会一直记住他們的名字，一代一代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使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