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服饰
杨达才在其微博上自称所戴手表“最贵的一块是今年买的万宝龙106500型号，价值是3.5万，不是江诗丹顿牌子”。万宝龙原名“Mont Blanc”，法语中意为“勃朗峰”，品牌标志也正是欧洲第一峰的俯瞰图——一个白色六角星。20世纪发源于德国汉堡的这一品牌和始于18世纪的“瑞士老字号”江诗丹顿虽然现在皆隶属于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公司瑞士历峰集团，但却主要以高级钢笔闻名于世。其手表虽也是旗下产品之一，却和“世界最古老的钟表制造厂”江诗丹顿不在一个级别，总体上甚至不及为中国大众所熟知的劳力士。杨达才提及的106500型号属于“时光行者”系列，表冠为18K实金，指针镀金，机芯为25枚红宝石轴承，鳄鱼皮表带。该系列的市场价为2-3万元。而一块江诗丹顿，即便表冠、表带都是普通的不锈钢，最便宜也要卖9万元左右。
至于那副被网友指认为“在‘溥仪眼镜’里，镜架最低售价是13.8万元”的“罗特斯眼镜”，堪称奢侈品中的极品。LOTOS被称为“全球最贵的眼镜供应商”，产品为纯手工定制，其总裁曾说：“最贵的一副LOTOS镜框镶嵌了44颗钻石，价钱相当于一辆宾利汽车，不过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鼻子上。”另一款在“微笑局长”事件中被提及的品牌是奥克利，创始人之一为篮球传奇乔丹。旗下最负盛名的产品是高级太阳眼镜，每副价格在两千元左右，许多大型赛事上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令人莞尔的是，在末代皇帝成了眼镜店招牌的今天，杨局长的名字也摇身一变，成了高档眼镜的“中国代言人”，出现在了一些时尚网站的首页。
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2011年夏。表迷“花果山总书记”（即后来的微博账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后文简称花总）通过网上官员们的公开照片，利用自己对钟表的业余知识发现了众官员的腕上奢侈品。
在去年7?23”温州动车事故照片中，花总发现一位领导戴了块劳力士表，价值七万多块。后来他又发现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的手表是“注浪琴L4.709.4.72.6，公价8100元。很低调。依据：嘉岗特色表耳、表盘反光样式”。随着他在搜索引擎里得到的“书记”、“局长”、“省长”照片的增加，腕表的品牌、价位也多样起来。华东某市组织部部长，戴着网购价近8万元的积家MASTER小三针表，给贫困户送食用油；某部一位副部长、西部某省会城市市长戴着卡地亚蓝气球表，公价6万元；一位曾在海关系统任职的高官，仅公开图片中能看到的手表加起来就值近四十万元，既有欧米茄、劳力士，也有低调的格拉苏蒂、伯爵；某司长戴了块市价70万的百达翡丽——百达翡丽品牌至今仍保持家族管理模式，1839年创立至今出产的每一块表都有档案可查，有严格的表主登记制度，保持多项钟表拍卖世界纪录，拥有百达翡丽博物馆。经典广告语是：“没有人能拥有百达翡丽，你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浪琴、劳力士、欧米茄、卡地亚、雷达、百达翡丽等名表的身影在中国官员的腕上都没落下，花总总结，官爷们最认的款式集中在劳力士、欧米茄星座、浪琴嘉岚和雷达精密陶瓷等，一些沿海的、更高级的官员已喜欢上了积家、格拉苏蒂、卡地亚这些新宠了。
除了腕表，皮鞋、衣裤、箱包和领带等，也是很多官员的心头爱。
被称为“最时尚贪官”的重庆沙区征地办官员丁萌，在囚服里穿着800元的耐克T恤着实不是他的正常品味。据媒体报道，他对前来审理他受贿案的女检察官说：“我的西装没有1万元以下的，我喜欢意大利的诺悠翩雅，像几千块的金利来、堡尼等，我是不会去看的，最贵的一套是卡沃奇的，四万多……穿这些名牌我自己都感觉一身轻松，工作起来办事效率都要高些！”从他家里搜出的两百多双皮鞋，一百多件衣裤，都是阿玛尼、范思哲、蔻驰等奢侈品品牌。他批评女检察官时尚品味低，“你还是个女人呢，穿的鞋都没有我的好。”还教育对方，买几百块钱的鞋油保养皮鞋。
有着时尚头衔“LV女王”的辽宁省抚顺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江润黎，专门有座190平米的宅子用来存放奢侈品，这包括48块劳力士等名牌手表、253个LV等手提包、1246套高级名牌服饰和六百多件金银首饰，所有物品合计2200余件，总价值超过了四百二十余万元。
相形之下，去年年底网友兴奋地人肉出的“周久耕第二”——四川双流县委常委、副县长廖维忠“热衷名牌，尤其喜爱意大利顶级鞋王菲拉格慕的鞋子”，只价值四千多元就显得小儿科了。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仅为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加上各种津补贴、福利、奖励等收入，中国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而北京、上海等地区近年来推行“3581”的公务员工资标准，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
收入和行头的反差也成为很多官员落马的导火索。
早在1998年，时任沈阳市市长慕绥新邀请香港记者来沈采访发展成就。一位记者发现慕的“行头”——衬衣、领带、西服、皮鞋等，皆为名牌，粗略一算，少说也得几万港元。媒体称“慕绥新便因豪华穿戴，暴露了自己的腐败面目”，其女儿慕洋曾一次性付款购买两套公寓，时价338万元（2000年），其中一套建筑面积为154平方米的三室双厅双卫豪宅，家具大到衣柜小到茶几，全从美国装箱运抵沈阳，餐桌餐椅则是从法国进口的。
一个个历史教训后，官员们开始懂得低调。今年“两会”期间，《经济观察报》询问登喜路专卖店销售经理得知，“对以成熟、稳重而自居的男士具有一贯的吸引力”的该品牌，“一般售价一万元左右、没有明显标志、外观比较低调的公文包最受欢迎，最近10个以上就需要订货，并要到其他店调货才有”。而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2009年曾对《纽约时报》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有媒体报道引述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位纪检干部的话称，近几年，已经开始组织纪检干部学习一些关于艺术品和奢侈品的知识。他说，“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要不是受贿人自己交代，我们很多纪检干部可能并不知道一副眼镜架也有几百万的。”
字画古玩
腕表是日常用品，任何场合都可佩戴，可以“低调”地标志出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因此获得官员们的青睐。同样，以字画古玩作为贿赂手段的“雅贿”，亦是中国官场自汉代以来便未曾断绝的“优良传统”。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等人皆是此道中的“大家”。根据《方圆》杂志2010年的报道，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刘奎龄书画作品、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每块价值都在两百万元之上的寿山石等宝物，都曾替买主履行过“特殊使命”。
近年来，齐白石的画作市值一路飙升，在国际拍卖会上仅次于立体主义创始者毕加索和波普艺术开创者之一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如果以售出作品总价计算，齐白石甚至在2011年超过了毕加索。而当今世界市场上最贵的10名艺术家中，有6名都是中国人。
画家范曾就曾针对自己画价日益昂贵的现状半开玩笑地答道：“内靠贪官，外靠土匪。”
2009年被曝光的“戴包包”——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戴国森的赃物中包括“著名书画家沈鹏、范曾等近二十幅‘名家书画’”。不过，“拍卖行人士及有关书画评估专家明确称：除齐白石的‘一只虾’是真品外，其余‘全是赝品’”。考虑到齐白石画作目前市值，以及“雅贿”中类似于洗钱的“以假当真”、“以真作假”等惯用伎俩，这些数据依旧显得触目惊心。
《海南特区报》报道，“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畅销书作家浮石在《青瓷》中详细描述了古董如何起到官商间关系润滑剂的作用——“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
《海南特区报》曾采访北京一古玩店老板郑贺，他说：“一件古玩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某官员。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
烟酒
比起服饰和古玩，烟酒更像是官场上的常客。
周久耕的曝光无意中使得南京卷烟厂出品这种市场价可达18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烟”声名鹊起。图片显示，该烟的外壳黄底红字，印有双龙戏珠图案及“九五至尊”字样，一派“皇家气象”。
对于香烟奢侈品，有享受的，也有变现的。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2011年，浙江萧山开发区一家酒店被媒体曝光替官员们存放各类高档酒，其中以茅台居多，另有五粮液、XO等等，瓶外贴有标签指明酒的主人，以便他们下次饮用。而一瓶茅台酒的生产过程近五年之久，市场售价一般至少4位数。
地处北京中央政务区，毗邻多家部委的中国职工之家饭店A座底楼大厅，显眼位置设有挂着明黄色双龙戏珠招牌，上书“国酒茅台”的酒品专卖店。“两会”期间，此处生意火爆。
国外也有爱奢侈品的官员，命运大多凋零。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喜欢在公众面前不时炫耀他的劳力士和镀金超薄款百达翡丽，可惜他的这种高调作风似乎并不为法国民众所接受，终于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上输给了相比之下显得有点“屌丝”的奥朗德。
更极端的案例在菲律宾。前第一夫人、政坛“铁蝴蝶”伊梅尔达?马科斯在1986年与丈夫出逃后，奢华生活暴露于公众视野。据检察官清点，马科斯夫妇住处有三千余双各式女鞋。伊梅尔达流亡美国的时候，以176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了一双缀满水晶的金银双色高跟鞋。他们出逃后，其住所成为“马科斯博物馆”——作为揭露前总统穷奢极侈的实物展览。
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生效，根据其中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采购奢侈品”的官员将“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国庆节后，官员带领网民进行的“鉴宝”活动，会减少吗？没有人知道。
杨达才在其微博上自称所戴手表“最贵的一块是今年买的万宝龙106500型号，价值是3.5万，不是江诗丹顿牌子”。万宝龙原名“Mont Blanc”，法语中意为“勃朗峰”，品牌标志也正是欧洲第一峰的俯瞰图——一个白色六角星。20世纪发源于德国汉堡的这一品牌和始于18世纪的“瑞士老字号”江诗丹顿虽然现在皆隶属于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公司瑞士历峰集团，但却主要以高级钢笔闻名于世。其手表虽也是旗下产品之一，却和“世界最古老的钟表制造厂”江诗丹顿不在一个级别，总体上甚至不及为中国大众所熟知的劳力士。杨达才提及的106500型号属于“时光行者”系列，表冠为18K实金，指针镀金，机芯为25枚红宝石轴承，鳄鱼皮表带。该系列的市场价为2-3万元。而一块江诗丹顿，即便表冠、表带都是普通的不锈钢，最便宜也要卖9万元左右。
至于那副被网友指认为“在‘溥仪眼镜’里，镜架最低售价是13.8万元”的“罗特斯眼镜”，堪称奢侈品中的极品。LOTOS被称为“全球最贵的眼镜供应商”，产品为纯手工定制，其总裁曾说：“最贵的一副LOTOS镜框镶嵌了44颗钻石，价钱相当于一辆宾利汽车，不过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鼻子上。”另一款在“微笑局长”事件中被提及的品牌是奥克利，创始人之一为篮球传奇乔丹。旗下最负盛名的产品是高级太阳眼镜，每副价格在两千元左右，许多大型赛事上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令人莞尔的是，在末代皇帝成了眼镜店招牌的今天，杨局长的名字也摇身一变，成了高档眼镜的“中国代言人”，出现在了一些时尚网站的首页。
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2011年夏。表迷“花果山总书记”（即后来的微博账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后文简称花总）通过网上官员们的公开照片，利用自己对钟表的业余知识发现了众官员的腕上奢侈品。
在去年7?23”温州动车事故照片中，花总发现一位领导戴了块劳力士表，价值七万多块。后来他又发现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的手表是“注浪琴L4.709.4.72.6，公价8100元。很低调。依据：嘉岗特色表耳、表盘反光样式”。随着他在搜索引擎里得到的“书记”、“局长”、“省长”照片的增加，腕表的品牌、价位也多样起来。华东某市组织部部长，戴着网购价近8万元的积家MASTER小三针表，给贫困户送食用油；某部一位副部长、西部某省会城市市长戴着卡地亚蓝气球表，公价6万元；一位曾在海关系统任职的高官，仅公开图片中能看到的手表加起来就值近四十万元，既有欧米茄、劳力士，也有低调的格拉苏蒂、伯爵；某司长戴了块市价70万的百达翡丽——百达翡丽品牌至今仍保持家族管理模式，1839年创立至今出产的每一块表都有档案可查，有严格的表主登记制度，保持多项钟表拍卖世界纪录，拥有百达翡丽博物馆。经典广告语是：“没有人能拥有百达翡丽，你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浪琴、劳力士、欧米茄、卡地亚、雷达、百达翡丽等名表的身影在中国官员的腕上都没落下，花总总结，官爷们最认的款式集中在劳力士、欧米茄星座、浪琴嘉岚和雷达精密陶瓷等，一些沿海的、更高级的官员已喜欢上了积家、格拉苏蒂、卡地亚这些新宠了。
除了腕表，皮鞋、衣裤、箱包和领带等，也是很多官员的心头爱。
被称为“最时尚贪官”的重庆沙区征地办官员丁萌，在囚服里穿着800元的耐克T恤着实不是他的正常品味。据媒体报道，他对前来审理他受贿案的女检察官说：“我的西装没有1万元以下的，我喜欢意大利的诺悠翩雅，像几千块的金利来、堡尼等，我是不会去看的，最贵的一套是卡沃奇的，四万多……穿这些名牌我自己都感觉一身轻松，工作起来办事效率都要高些！”从他家里搜出的两百多双皮鞋，一百多件衣裤，都是阿玛尼、范思哲、蔻驰等奢侈品品牌。他批评女检察官时尚品味低，“你还是个女人呢，穿的鞋都没有我的好。”还教育对方，买几百块钱的鞋油保养皮鞋。
有着时尚头衔“LV女王”的辽宁省抚顺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江润黎，专门有座190平米的宅子用来存放奢侈品，这包括48块劳力士等名牌手表、253个LV等手提包、1246套高级名牌服饰和六百多件金银首饰，所有物品合计2200余件，总价值超过了四百二十余万元。
相形之下，去年年底网友兴奋地人肉出的“周久耕第二”——四川双流县委常委、副县长廖维忠“热衷名牌，尤其喜爱意大利顶级鞋王菲拉格慕的鞋子”，只价值四千多元就显得小儿科了。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仅为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加上各种津补贴、福利、奖励等收入，中国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而北京、上海等地区近年来推行“3581”的公务员工资标准，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
收入和行头的反差也成为很多官员落马的导火索。
早在1998年，时任沈阳市市长慕绥新邀请香港记者来沈采访发展成就。一位记者发现慕的“行头”——衬衣、领带、西服、皮鞋等，皆为名牌，粗略一算，少说也得几万港元。媒体称“慕绥新便因豪华穿戴，暴露了自己的腐败面目”，其女儿慕洋曾一次性付款购买两套公寓，时价338万元（2000年），其中一套建筑面积为154平方米的三室双厅双卫豪宅，家具大到衣柜小到茶几，全从美国装箱运抵沈阳，餐桌餐椅则是从法国进口的。
一个个历史教训后，官员们开始懂得低调。今年“两会”期间，《经济观察报》询问登喜路专卖店销售经理得知，“对以成熟、稳重而自居的男士具有一贯的吸引力”的该品牌，“一般售价一万元左右、没有明显标志、外观比较低调的公文包最受欢迎，最近10个以上就需要订货，并要到其他店调货才有”。而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2009年曾对《纽约时报》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有媒体报道引述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位纪检干部的话称，近几年，已经开始组织纪检干部学习一些关于艺术品和奢侈品的知识。他说，“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要不是受贿人自己交代，我们很多纪检干部可能并不知道一副眼镜架也有几百万的。”
字画古玩
腕表是日常用品，任何场合都可佩戴，可以“低调”地标志出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因此获得官员们的青睐。同样，以字画古玩作为贿赂手段的“雅贿”，亦是中国官场自汉代以来便未曾断绝的“优良传统”。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等人皆是此道中的“大家”。根据《方圆》杂志2010年的报道，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刘奎龄书画作品、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每块价值都在两百万元之上的寿山石等宝物，都曾替买主履行过“特殊使命”。
近年来，齐白石的画作市值一路飙升，在国际拍卖会上仅次于立体主义创始者毕加索和波普艺术开创者之一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如果以售出作品总价计算，齐白石甚至在2011年超过了毕加索。而当今世界市场上最贵的10名艺术家中，有6名都是中国人。
画家范曾就曾针对自己画价日益昂贵的现状半开玩笑地答道：“内靠贪官，外靠土匪。”
2009年被曝光的“戴包包”——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戴国森的赃物中包括“著名书画家沈鹏、范曾等近二十幅‘名家书画’”。不过，“拍卖行人士及有关书画评估专家明确称：除齐白石的‘一只虾’是真品外，其余‘全是赝品’”。考虑到齐白石画作目前市值，以及“雅贿”中类似于洗钱的“以假当真”、“以真作假”等惯用伎俩，这些数据依旧显得触目惊心。
《海南特区报》报道，“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畅销书作家浮石在《青瓷》中详细描述了古董如何起到官商间关系润滑剂的作用——“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
《海南特区报》曾采访北京一古玩店老板郑贺，他说：“一件古玩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某官员。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
烟酒
比起服饰和古玩，烟酒更像是官场上的常客。
周久耕的曝光无意中使得南京卷烟厂出品这种市场价可达18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烟”声名鹊起。图片显示，该烟的外壳黄底红字，印有双龙戏珠图案及“九五至尊”字样，一派“皇家气象”。
对于香烟奢侈品，有享受的，也有变现的。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2011年，浙江萧山开发区一家酒店被媒体曝光替官员们存放各类高档酒，其中以茅台居多，另有五粮液、XO等等，瓶外贴有标签指明酒的主人，以便他们下次饮用。而一瓶茅台酒的生产过程近五年之久，市场售价一般至少4位数。
地处北京中央政务区，毗邻多家部委的中国职工之家饭店A座底楼大厅，显眼位置设有挂着明黄色双龙戏珠招牌，上书“国酒茅台”的酒品专卖店。“两会”期间，此处生意火爆。
国外也有爱奢侈品的官员，命运大多凋零。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喜欢在公众面前不时炫耀他的劳力士和镀金超薄款百达翡丽，可惜他的这种高调作风似乎并不为法国民众所接受，终于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上输给了相比之下显得有点“屌丝”的奥朗德。
更极端的案例在菲律宾。前第一夫人、政坛“铁蝴蝶”伊梅尔达?马科斯在1986年与丈夫出逃后，奢华生活暴露于公众视野。据检察官清点，马科斯夫妇住处有三千余双各式女鞋。伊梅尔达流亡美国的时候，以176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了一双缀满水晶的金银双色高跟鞋。他们出逃后，其住所成为“马科斯博物馆”——作为揭露前总统穷奢极侈的实物展览。
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生效，根据其中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采购奢侈品”的官员将“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国庆节后，官员带领网民进行的“鉴宝”活动，会减少吗？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