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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娅有时在家里会看到，自己的非洲男友Steven一个人站在窗前，双手紧扣，唱着圣歌，泪流满面。
曾经，广州是尼日利亚商人Steven心目中的天堂，现在，他却感觉自己越来越被挡在这个城市的门外。
“You Chinese，mafan!”(中国，麻烦)
唐旗服装城，广州著名的非洲人商贸区，潮乎乎的空气里，法语、粤语、英语、普通话杂乱地混合在一起，此起彼伏。狭长的老鼠街里，大号体型的非洲人们扛着黑色的塑料袋来回奔碌。
7月29日下午1点半，尼日利亚人Steven正坐在他不到3平米的三角形店铺里，一面用手抓起番茄酱里的大肥鱼往嘴里塞，一面摇着头重复念叨着，“mafan”。
对混迹广州的数万非洲人来说，他们很可能压根儿听不懂中国话，但决不会不知道“mafan”为何物。
这里曾经像天堂
来中国以前，Steven的身份是一名尼日利亚警察。在一次出动了5名警察的防暴任务中，3个同事在他眼前被乱枪打死。之后，捡了条命的Steven便辞职了。他决定离开那个充斥着铁皮屋、二手车以及“中国制造”的国度。
“到中国去，挣大钱”，这梦想咒语一般牵引着他，以及许多和他一样年轻的非洲人。
Steven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自在得像天堂。在杭州，人们会像打量火星人一样打量他，甚至餐馆里，也有人凑到跟前研究他到底吃些什么；而北京、上海的Steven的同胞，又总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倨傲。相比之下，广州的生活辛苦而惬意，他可以像在家里一样，每天穿着短裤和拖鞋来来去去，即兴时候随意在自己的店铺前来一段舞蹈。白天的他忙于采购，深入广州偏僻的鞋帽服装生产商的腹地，辛苦一点，但来钱比家乡快得多；入夜，总能拉到一大帮非洲哥们儿去大篷车酒吧坐坐，又唱又跳high到半夜。
在中国，广州渐渐成为非洲寻梦者的天堂。梦想是家乡的一辆豪华跑车，一栋楼房和摆脱无止境的贫困。不断有人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来到这里，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留下来。而中国出入境人员的多头管理，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非洲外来者们常常“一入境就不见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非裔人员滞留中国。广州官方统计的合法人群是2万多。
于是，非洲人的身影密集地出现在广州的服装饰品、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市场里，美博城、海印、唐旗……那里大多也是“山寨商品”的集散地，非洲商人们把低廉的产品运回国，再翻倍卖出去，往往被称为“国际倒爷”。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广州却不可能为每个寻梦者都提供圆梦的机会。有人铩羽而归，而那些生活窘迫的非法滞留者、偷渡者则伴生了更加尖锐的社会问题。在非洲人聚集的白云区和越秀区，吸毒贩毒、黑市交易、抢劫盗窃已然成为广州治安的毒瘤。非洲人和广州人之间衣食住行的交锋也日渐频繁。
Steven拥有合法的签证，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意也还可以勉强维持。比多数在这里的非洲朋友幸运的是，他有一位名叫沈娅的中国女朋友，她也成为生意上的得力助手。不过，Steven却感觉一天比一天更糟糕了。
“Mafan”多起来了。这是身在广州的非洲人的抱怨，也是身在广州的许多中国人的抱怨。
似乎不受欢迎的人群
Steven和沈娅的店铺在唐旗服装市场的三楼，只够Steven转身的逼仄空间。里屋摆满了假发，长的短的黑的黄的直的卷的，很受那些总是长着海苔般短发的非洲妇女欢迎；屋外则摆放着像冰糖葫芦一样结成串的外贸鞋，打着耐克或者阿迪达斯的标记。
这个服装市场以皮肤黑得发亮的尼日利亚人居多。他们有的每天跑上跑下地进货出货，有的干脆租了铺面，当起老板。商人们贩卖加大号的T恤，也卖42码到49码的船一样的球鞋，他们还利用这些豆腐块大小的店铺开展了一条龙服务，比如设置理发店和只有3台电脑的网吧。
Steven的微型店铺很快成为尼日利亚人的重要联络点。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彼此以“兄弟”相称，而“兄弟”们有了麻烦，都爱找Steven。
一直以来，许多窘迫的非洲人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大都没有什么原始资本，只图白手打天下，在挤作一团的城中村里，他们甚至会3个人共同租用一张床，每人轮流睡上8个小时，或者干脆睡到办公室的纸箱子里。今年的生意尤其萧条，一些往年境遇不错的也落了难，资金周转不灵时，隔三差五的，他们会一个挨一个来到Steven的店铺，问他要钱买盒饭。
这些身在异域的非洲小生意人，每个人都有一大箩筐的“麻烦”，没完没了：租房子，房东拼命抬价，中国邻居则对非洲人昼夜颠倒的生活规律多有抱怨，麻烦；搭出租车，司机要么拒载，要么绕道，麻烦；申请签证延期，经常被拒，麻烦；要是签证过期，成了“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被盯上，那就更麻烦了。
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人始终不肯离开中国，仍然抱着侥幸心理，等待一个咸鱼翻身的时机。
Steven经常为沈娅安排救济的差事，比如7月底，他就让一个找不到工作的菲律宾女人到沈娅租的单间里，包吃包住十几天。
最近Steven和沈娅的境况也不怎么好，常常一整天卖不出一单生意，而菲律宾女人总是不识趣。东北姑娘沈娅不免与男友产生矛盾：“我们不是救世主，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而Steveh只得一次次地向沈娅赔不是，然后说：“我们都是主的孩子，能帮就帮吧。”
Steven是一名天主教徒，和这里许多拥有宗教信仰的老板一样，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每周日下午，他会去一德路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做礼拜。在他的老家，这一天绝大多数店铺会停止营业。
这是Steven在广州的第五个年头，多数时候，他觉得自己的选择还不错，现在，他开始看不清未来了。
非洲人与这座城市，彼此都没有找到解决麻烦的办法。非洲人与当地人很难成为朋友，一直以来就是如此，不过也没有激烈的冲突，现在，无论政策上还是民意上，非洲人群体觉得自己正受到排斥。这种敌意似乎是无所甄别的，连Steven也感受得到。
“我很累，我一点也不开心，我想回家。”他一遍又一遍地嘟囔，抽着装在白盒子里的云烟，肌肉发达的四肢摊开，整个人陷落在黑色的椅子里。
“Catch!catch!”
一些信号的发出，让Steven感觉到广州不再是他的天堂。
首先是2007年以来，中国的签证越来越难续签了，获得的延期也在紧缩，往往只得15到30天，对许多商人而言，这个时间远不够完成一个“订货－收货－验货”的循环。
去年，广州加紧了对“三非人员”的清理，这场非洲人与警方的“躲猫猫”也越演越烈。
“在中国，护照就是我的命根子。”一名普通话讲得比广东人还溜的加纳商人说。 出门在外时，他总是把那个蓝皮的硬皮本子，连同健康证一起，紧紧放在贴身的裤袋里，一刻也离不得。
护照随时可能被查，不管你是在街上打算拦一辆出租车，还是坐在家里看电视。这让尼日利亚人Kennedy心里很不舒服。3个月以前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五十几个非洲人同伴来到天河体育中心踢足球。当他所在的“金鹰队”正准备发起一轮进攻时，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把比赛场地团团包围，又是查“Passport”。
结果，“25人被带走，其他的释放。在这25个人里面，有11个人交了1万元罚款，继续出来做生意，另外14个人交不起钱，至今没有消息。”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与11人之一的Frank面谈，他提出要150元的车马费，在记者犹豫时，他迅速用含混的英语说“我很忙”，随即挂掉电话。
一名广州警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华非洲人的管理很让人头疼。比如非洲人一见到警察，往往转身就跑，于是警察采取了应对措施，经常穿便衣突击检查；比如非洲人身强力壮，平均4个警察才能制服1个非洲人，于是每次常规的护照排查，往往12个人为一组出动，尤其让警察们困惑的是，“非洲人看上去都差不多，要是谁把护照转借了，很难分辨出谁是谁”。
这越来越雷厉风行的常规任务，让许多非裔人士“吓得直发抖”。2008年下半年。Steven花了5000元，结果只申请到一个假签证。但他甚至投有勇气去派出所报案。“报案是行不通的，这是自投罗网。我一去，他们会抓住我，罚款，然后把我遣返。”
他不得不像其他“三非人员”一样，孤魂野鬼似的飘来荡去。他把家搬到佛山南海，那里没有警察频频登门造访。在唐旗服装城，每周二和周四是危险的，因为五六个便衣警察也许会冷不丁冒出来，突然来一句“Passgort”。
久而久之，非洲人们养成了“闻风而逃”的习惯。商场门口总会三三两两聚着几个非洲人，一旦看到对面的矿泉派出所有人过来，就赶紧一边打电话通知朋友，一边沿着服装城里各条熟悉的出口，“嗖嗖”地往外逃，嘴里低声急促地喊着，“Catch!catch!”商场里转眼间就跑掉了一大半。他们一躲就是一两个小时，7层楼的商场，整个下午冷冷清清。
合法的Kennedy说，虽然他有护照，那种情况下，他照样会逃掉。
跳楼风波
这些天，唐旗服装城迎来了难得的平静。从那两个尼日利亚人跳楼的黑色星期三过后，警察没有再来过。
两个星期以前，7月15日下午两点过。在唐旗服装城二层的外币黑市，尼日利亚人N.D.正揣着4000美元，打算兑点人民币。他扁脸阔嘴，体型宽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去银行换不划算，那里要比黑市低出至少0.05元汇率。
当五六个便衣警察出现在店铺门口的时候，N.D.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他第一反应是：完了，这4000美元泡汤了。
N.D.的护照在2007年底就已经过期，因为几次申请延期未果，他也就破罐子破摔，甘心做一名“三无”人士了。这天上午，他的一个非洲兄弟刚撞上警察，身上的1000美元全部被没收。
“我要保住这4000美元，”N.D.一狠心，立马转身用拳头击碎了店铺的窗户，本来想翻出去躲避，却一不小心从二楼摔了下去，碎玻璃把他宽厚的后背划了一长条伤口。
同样一场突击搜查中，另一名尼日利亚人也从二楼跳下。比N.D.不幸的是，当时他头部着地，血流不止，至今在医院昏迷不醒。
对于身在广州的非洲人而言，跳楼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非法居留的人太多了，于是一年总会有几起因躲避警察的跳楼事件发生。Stevcn偶有看到，两条腿被包得像木乃伊的兄弟出现在唐旗服装城。
只是这回，事情闹大了。
“如果那两个人是贩毒诈骗的，让他们下地狱吧。但跳楼的是无辜者。护照过期不是犯罪。”Kennedy说。
两个非洲人跳楼的事件，让许多非洲兄弟情绪激动。跳楼发生两小时后，心中积累了许多疑惑和不满的非洲人走上街头，他们举出了“我们要回家”的标语，激动地大叫着，还有人砸碎了路边面包车的窗玻璃。
中非贸易市场的逾百名非洲人围堵了矿泉派出所。局势一度极其紧张，警方出动了持盾牌戴头盔的防暴警察，涉外警察用英语大喊着：请你们离开。
直到天黑以后，尼日利亚使馆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麇集的Steven和他的兄弟们才逐渐散去。这成了媒体视野里少见的“涉外群体性事件”。
“别跟中国记者说话”
第二天，广东本地媒体刊发的是非洲人堵住整条马路的图片，报道的基调也多以“非法”定性；而尼日利亚本地《笨拙》报的大标题直接用上了“SOS”——“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就仇外袭击向总统亚拉杜瓦发出求救”。
事件发生后，这座城市里不同肤色间的对立情绪更为明显了。
以往，广州的非洲人表现出的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热情，他们会对路过的中国女孩亲热地叫“Baby”，或者从暗里伸出一只手，突然把中国女孩的胳膊抓住。
现在，非洲人在遇到脸熟的黑皮肤时，还会默契地一击掌，一齐划过对方的中指，同时打出两记响指，但他们很难对陌生的中国脸孔微笑了。对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会露出冷漠和充满敌意的表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连走进好几个店铺，非洲人店主或者直接表示拒绝接受采访，或者指指自己的喉咙，示意自己不会讲英文。
在三楼靠出口处，聚着7个喀麦隆人。其中一个穿黑T恤的男人坐在地上，用命令式的口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嘿，给我点钱，我们都没吃中午饭。”他对面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立即打断他的话茬：“别跟中国记者说话!”椅子上的男人穿一件绣着黑龙的洁白的衬衣，看上去像是这群人的意见领袖，他很大声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事实上，他们自己的心中，也在盘算着“离开”。在广州，他们没有生活，只有赚钱。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鉴于身份非法，Frank在天黑以后不会像在老家一样随便串门，甚至都不会出门，“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警察随时会出现，哪怕就在我下楼的几分钟。”
一些非洲人说，他们在中国只有商业伙伴，没有真正的朋友，而之所以来到中国，只是过来进货，然后离开。
沈娅曾经有不少非洲朋友，但现在，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有的是因为签证过期，有的是因为一无所有。她担心下一个离开的是Steven。
“三元里、广园西路、小北路这一带，靠非洲人支撑起来的大面积的商业区，非洲人买我们的商品，租我们的房子，给我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他们全部走了，这些区域的经济会整个瘫痪，变成死城。”沈娅说。
“广州都成第三世界首都了，贩毒，诈骗，艾滋病……”一名广州本地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抱怨道。
“中国女孩儿的衣着太暴露，要是我妹妹穿成这样，我妈妈准把她锁起来!”戴着粗且耀眼的十字架项链的Kennedy指着一个穿露背装的女人说。
误解、偏见、不满同时存在于不同肤色的人群之间。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贯的轨迹，是移民前往发达国家，如何面对来自更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进入者，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人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Kennedy说。他觉得多数在广州的非洲人是无辜的。
7月29日这天下午，N.D.出现在唐旗服装城Steven的店铺。不时有非洲兄弟经过，向他问好。
非法滞留的他似乎结局不错，在4000美元完璧归赵以后，警察不但没找他麻烦，还为他付清了医药费。
记者问N.D.，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他心不在焉地敷衍了几句，说自己在佛山、广州、英国都有自己的公司后，然后他把话锋陡然一转：“你结婚了吗?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吧!”
曾经，广州是尼日利亚商人Steven心目中的天堂，现在，他却感觉自己越来越被挡在这个城市的门外。
“You Chinese，mafan!”(中国，麻烦)
唐旗服装城，广州著名的非洲人商贸区，潮乎乎的空气里，法语、粤语、英语、普通话杂乱地混合在一起，此起彼伏。狭长的老鼠街里，大号体型的非洲人们扛着黑色的塑料袋来回奔碌。
7月29日下午1点半，尼日利亚人Steven正坐在他不到3平米的三角形店铺里，一面用手抓起番茄酱里的大肥鱼往嘴里塞，一面摇着头重复念叨着，“mafan”。
对混迹广州的数万非洲人来说，他们很可能压根儿听不懂中国话，但决不会不知道“mafan”为何物。
这里曾经像天堂
来中国以前，Steven的身份是一名尼日利亚警察。在一次出动了5名警察的防暴任务中，3个同事在他眼前被乱枪打死。之后，捡了条命的Steven便辞职了。他决定离开那个充斥着铁皮屋、二手车以及“中国制造”的国度。
“到中国去，挣大钱”，这梦想咒语一般牵引着他，以及许多和他一样年轻的非洲人。
Steven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自在得像天堂。在杭州，人们会像打量火星人一样打量他，甚至餐馆里，也有人凑到跟前研究他到底吃些什么；而北京、上海的Steven的同胞，又总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倨傲。相比之下，广州的生活辛苦而惬意，他可以像在家里一样，每天穿着短裤和拖鞋来来去去，即兴时候随意在自己的店铺前来一段舞蹈。白天的他忙于采购，深入广州偏僻的鞋帽服装生产商的腹地，辛苦一点，但来钱比家乡快得多；入夜，总能拉到一大帮非洲哥们儿去大篷车酒吧坐坐，又唱又跳high到半夜。
在中国，广州渐渐成为非洲寻梦者的天堂。梦想是家乡的一辆豪华跑车，一栋楼房和摆脱无止境的贫困。不断有人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来到这里，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留下来。而中国出入境人员的多头管理，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非洲外来者们常常“一入境就不见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非裔人员滞留中国。广州官方统计的合法人群是2万多。
于是，非洲人的身影密集地出现在广州的服装饰品、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市场里，美博城、海印、唐旗……那里大多也是“山寨商品”的集散地，非洲商人们把低廉的产品运回国，再翻倍卖出去，往往被称为“国际倒爷”。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广州却不可能为每个寻梦者都提供圆梦的机会。有人铩羽而归，而那些生活窘迫的非法滞留者、偷渡者则伴生了更加尖锐的社会问题。在非洲人聚集的白云区和越秀区，吸毒贩毒、黑市交易、抢劫盗窃已然成为广州治安的毒瘤。非洲人和广州人之间衣食住行的交锋也日渐频繁。
Steven拥有合法的签证，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意也还可以勉强维持。比多数在这里的非洲朋友幸运的是，他有一位名叫沈娅的中国女朋友，她也成为生意上的得力助手。不过，Steven却感觉一天比一天更糟糕了。
“Mafan”多起来了。这是身在广州的非洲人的抱怨，也是身在广州的许多中国人的抱怨。
似乎不受欢迎的人群
Steven和沈娅的店铺在唐旗服装市场的三楼，只够Steven转身的逼仄空间。里屋摆满了假发，长的短的黑的黄的直的卷的，很受那些总是长着海苔般短发的非洲妇女欢迎；屋外则摆放着像冰糖葫芦一样结成串的外贸鞋，打着耐克或者阿迪达斯的标记。
这个服装市场以皮肤黑得发亮的尼日利亚人居多。他们有的每天跑上跑下地进货出货，有的干脆租了铺面，当起老板。商人们贩卖加大号的T恤，也卖42码到49码的船一样的球鞋，他们还利用这些豆腐块大小的店铺开展了一条龙服务，比如设置理发店和只有3台电脑的网吧。
Steven的微型店铺很快成为尼日利亚人的重要联络点。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彼此以“兄弟”相称，而“兄弟”们有了麻烦，都爱找Steven。
一直以来，许多窘迫的非洲人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大都没有什么原始资本，只图白手打天下，在挤作一团的城中村里，他们甚至会3个人共同租用一张床，每人轮流睡上8个小时，或者干脆睡到办公室的纸箱子里。今年的生意尤其萧条，一些往年境遇不错的也落了难，资金周转不灵时，隔三差五的，他们会一个挨一个来到Steven的店铺，问他要钱买盒饭。
这些身在异域的非洲小生意人，每个人都有一大箩筐的“麻烦”，没完没了：租房子，房东拼命抬价，中国邻居则对非洲人昼夜颠倒的生活规律多有抱怨，麻烦；搭出租车，司机要么拒载，要么绕道，麻烦；申请签证延期，经常被拒，麻烦；要是签证过期，成了“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被盯上，那就更麻烦了。
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人始终不肯离开中国，仍然抱着侥幸心理，等待一个咸鱼翻身的时机。
Steven经常为沈娅安排救济的差事，比如7月底，他就让一个找不到工作的菲律宾女人到沈娅租的单间里，包吃包住十几天。
最近Steven和沈娅的境况也不怎么好，常常一整天卖不出一单生意，而菲律宾女人总是不识趣。东北姑娘沈娅不免与男友产生矛盾：“我们不是救世主，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而Steveh只得一次次地向沈娅赔不是，然后说：“我们都是主的孩子，能帮就帮吧。”
Steven是一名天主教徒，和这里许多拥有宗教信仰的老板一样，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每周日下午，他会去一德路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做礼拜。在他的老家，这一天绝大多数店铺会停止营业。
这是Steven在广州的第五个年头，多数时候，他觉得自己的选择还不错，现在，他开始看不清未来了。
非洲人与这座城市，彼此都没有找到解决麻烦的办法。非洲人与当地人很难成为朋友，一直以来就是如此，不过也没有激烈的冲突，现在，无论政策上还是民意上，非洲人群体觉得自己正受到排斥。这种敌意似乎是无所甄别的，连Steven也感受得到。
“我很累，我一点也不开心，我想回家。”他一遍又一遍地嘟囔，抽着装在白盒子里的云烟，肌肉发达的四肢摊开，整个人陷落在黑色的椅子里。
“Catch!catch!”
一些信号的发出，让Steven感觉到广州不再是他的天堂。
首先是2007年以来，中国的签证越来越难续签了，获得的延期也在紧缩，往往只得15到30天，对许多商人而言，这个时间远不够完成一个“订货－收货－验货”的循环。
去年，广州加紧了对“三非人员”的清理，这场非洲人与警方的“躲猫猫”也越演越烈。
“在中国，护照就是我的命根子。”一名普通话讲得比广东人还溜的加纳商人说。 出门在外时，他总是把那个蓝皮的硬皮本子，连同健康证一起，紧紧放在贴身的裤袋里，一刻也离不得。
护照随时可能被查，不管你是在街上打算拦一辆出租车，还是坐在家里看电视。这让尼日利亚人Kennedy心里很不舒服。3个月以前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五十几个非洲人同伴来到天河体育中心踢足球。当他所在的“金鹰队”正准备发起一轮进攻时，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把比赛场地团团包围，又是查“Passport”。
结果，“25人被带走，其他的释放。在这25个人里面，有11个人交了1万元罚款，继续出来做生意，另外14个人交不起钱，至今没有消息。”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与11人之一的Frank面谈，他提出要150元的车马费，在记者犹豫时，他迅速用含混的英语说“我很忙”，随即挂掉电话。
一名广州警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华非洲人的管理很让人头疼。比如非洲人一见到警察，往往转身就跑，于是警察采取了应对措施，经常穿便衣突击检查；比如非洲人身强力壮，平均4个警察才能制服1个非洲人，于是每次常规的护照排查，往往12个人为一组出动，尤其让警察们困惑的是，“非洲人看上去都差不多，要是谁把护照转借了，很难分辨出谁是谁”。
这越来越雷厉风行的常规任务，让许多非裔人士“吓得直发抖”。2008年下半年。Steven花了5000元，结果只申请到一个假签证。但他甚至投有勇气去派出所报案。“报案是行不通的，这是自投罗网。我一去，他们会抓住我，罚款，然后把我遣返。”
他不得不像其他“三非人员”一样，孤魂野鬼似的飘来荡去。他把家搬到佛山南海，那里没有警察频频登门造访。在唐旗服装城，每周二和周四是危险的，因为五六个便衣警察也许会冷不丁冒出来，突然来一句“Passgort”。
久而久之，非洲人们养成了“闻风而逃”的习惯。商场门口总会三三两两聚着几个非洲人，一旦看到对面的矿泉派出所有人过来，就赶紧一边打电话通知朋友，一边沿着服装城里各条熟悉的出口，“嗖嗖”地往外逃，嘴里低声急促地喊着，“Catch!catch!”商场里转眼间就跑掉了一大半。他们一躲就是一两个小时，7层楼的商场，整个下午冷冷清清。
合法的Kennedy说，虽然他有护照，那种情况下，他照样会逃掉。
跳楼风波
这些天，唐旗服装城迎来了难得的平静。从那两个尼日利亚人跳楼的黑色星期三过后，警察没有再来过。
两个星期以前，7月15日下午两点过。在唐旗服装城二层的外币黑市，尼日利亚人N.D.正揣着4000美元，打算兑点人民币。他扁脸阔嘴，体型宽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去银行换不划算，那里要比黑市低出至少0.05元汇率。
当五六个便衣警察出现在店铺门口的时候，N.D.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他第一反应是：完了，这4000美元泡汤了。
N.D.的护照在2007年底就已经过期，因为几次申请延期未果，他也就破罐子破摔，甘心做一名“三无”人士了。这天上午，他的一个非洲兄弟刚撞上警察，身上的1000美元全部被没收。
“我要保住这4000美元，”N.D.一狠心，立马转身用拳头击碎了店铺的窗户，本来想翻出去躲避，却一不小心从二楼摔了下去，碎玻璃把他宽厚的后背划了一长条伤口。
同样一场突击搜查中，另一名尼日利亚人也从二楼跳下。比N.D.不幸的是，当时他头部着地，血流不止，至今在医院昏迷不醒。
对于身在广州的非洲人而言，跳楼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非法居留的人太多了，于是一年总会有几起因躲避警察的跳楼事件发生。Stevcn偶有看到，两条腿被包得像木乃伊的兄弟出现在唐旗服装城。
只是这回，事情闹大了。
“如果那两个人是贩毒诈骗的，让他们下地狱吧。但跳楼的是无辜者。护照过期不是犯罪。”Kennedy说。
两个非洲人跳楼的事件，让许多非洲兄弟情绪激动。跳楼发生两小时后，心中积累了许多疑惑和不满的非洲人走上街头，他们举出了“我们要回家”的标语，激动地大叫着，还有人砸碎了路边面包车的窗玻璃。
中非贸易市场的逾百名非洲人围堵了矿泉派出所。局势一度极其紧张，警方出动了持盾牌戴头盔的防暴警察，涉外警察用英语大喊着：请你们离开。
直到天黑以后，尼日利亚使馆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麇集的Steven和他的兄弟们才逐渐散去。这成了媒体视野里少见的“涉外群体性事件”。
“别跟中国记者说话”
第二天，广东本地媒体刊发的是非洲人堵住整条马路的图片，报道的基调也多以“非法”定性；而尼日利亚本地《笨拙》报的大标题直接用上了“SOS”——“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就仇外袭击向总统亚拉杜瓦发出求救”。
事件发生后，这座城市里不同肤色间的对立情绪更为明显了。
以往，广州的非洲人表现出的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热情，他们会对路过的中国女孩亲热地叫“Baby”，或者从暗里伸出一只手，突然把中国女孩的胳膊抓住。
现在，非洲人在遇到脸熟的黑皮肤时，还会默契地一击掌，一齐划过对方的中指，同时打出两记响指，但他们很难对陌生的中国脸孔微笑了。对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会露出冷漠和充满敌意的表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连走进好几个店铺，非洲人店主或者直接表示拒绝接受采访，或者指指自己的喉咙，示意自己不会讲英文。
在三楼靠出口处，聚着7个喀麦隆人。其中一个穿黑T恤的男人坐在地上，用命令式的口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嘿，给我点钱，我们都没吃中午饭。”他对面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立即打断他的话茬：“别跟中国记者说话!”椅子上的男人穿一件绣着黑龙的洁白的衬衣，看上去像是这群人的意见领袖，他很大声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事实上，他们自己的心中，也在盘算着“离开”。在广州，他们没有生活，只有赚钱。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鉴于身份非法，Frank在天黑以后不会像在老家一样随便串门，甚至都不会出门，“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警察随时会出现，哪怕就在我下楼的几分钟。”
一些非洲人说，他们在中国只有商业伙伴，没有真正的朋友，而之所以来到中国，只是过来进货，然后离开。
沈娅曾经有不少非洲朋友，但现在，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有的是因为签证过期，有的是因为一无所有。她担心下一个离开的是Steven。
“三元里、广园西路、小北路这一带，靠非洲人支撑起来的大面积的商业区，非洲人买我们的商品，租我们的房子，给我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他们全部走了，这些区域的经济会整个瘫痪，变成死城。”沈娅说。
“广州都成第三世界首都了，贩毒，诈骗，艾滋病……”一名广州本地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抱怨道。
“中国女孩儿的衣着太暴露，要是我妹妹穿成这样，我妈妈准把她锁起来!”戴着粗且耀眼的十字架项链的Kennedy指着一个穿露背装的女人说。
误解、偏见、不满同时存在于不同肤色的人群之间。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贯的轨迹，是移民前往发达国家，如何面对来自更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进入者，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人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Kennedy说。他觉得多数在广州的非洲人是无辜的。
7月29日这天下午，N.D.出现在唐旗服装城Steven的店铺。不时有非洲兄弟经过，向他问好。
非法滞留的他似乎结局不错，在4000美元完璧归赵以后，警察不但没找他麻烦，还为他付清了医药费。
记者问N.D.，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他心不在焉地敷衍了几句，说自己在佛山、广州、英国都有自己的公司后，然后他把话锋陡然一转：“你结婚了吗?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