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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是国家民政部批准注册、国家卫生计生委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服务机构。2004年，在世界卫生组织资金支持下，新探将工作的重心从健康咨询转向控烟，成为我国首批控烟NGO。
从2004年到2017年，十几年的时间里，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新探”）主要致力于一件事情——探索中国控烟。
这是一个涉及上亿人口的事业，新探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吸烟人口为3.16亿，7.24亿人受二手烟危害，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烟草导致的疾病。
新探制定了法律行动、大众倡导、高层倡导等NGO发展策略，并多次发布控烟民间视角报告，且连续11年，向“两会”代表、委员提出控烟政策建议100余项次。
新探的控烟工作见证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的11年，推动了地方城市无烟立法和执法能力建设，其中最典型的是推动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并继续为全国控烟立法奔走呼喊。
F1赛事，新探与烟草业的首次交锋
2003年11月10日，中國政府签署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此公约于2006年在我国生效。公约要求，缔约方须在5年内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同时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此前，我们不仅没有国家层面的控烟法规，地方控烟条例更是凤毛麟角，缺少对付烟草业的利器。”新探常务副主任吴宜群称，这次成功签署改变了无利器的局面，让控烟界雀跃不已。
但现实却马上泼了一盆冷水。2004年，由香烟品牌万宝路赞助的F1方程式赛车首次在上海举办。“这个赛车车身上，赛车场，还有运动员的衣服，logo都是万宝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吴宜群气愤地说。
吴宜群称因为有烟草行业的赞助，这场赛事在欧洲遭到了控烟界的强烈反对，但是却能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市场，这让新探十分愤怒。
新探想到了找政协委员帮忙，吴宜群通过校友找到了北京医科大学统计学的一个教授，向其提出能不能写信提醒一下相关部门赛事不能有烟草广告的请求。委员同意了，这封信经过几轮转手，送到到了国家体育总局。
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回了函，但因为赛事合同也签了，赞助费也拿了，最后反复协商决定在赛车场场内，还有赛车的弯道附近，包括休息室，让中国石化冠名，把万宝路的广告拿掉。
“它最后的遗憾是什么呢？因为已经签订了，所以这个赛车从赛车场出来以后，到了马路上，车身跟运动员的服装上，还是打擦边球的。但是这个突破已经很不容易了”。即便时隔多年，这个突破仍让吴宜群兴奋不已。
确定“桥梁”的NGO角色
虽然签署后的第一仗打得很漂亮，但接下来的两三年新探却没有太多声音。
与其同时，烟草行业却在迅猛发展。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卷烟产量从2003年的1.7万亿支增加到2009年的2.3万亿支，增长了33%，与《公约》要求的减少烟草消费与供应背道而驰。彼时，控烟界只有部分医务人员和控烟人士竭力呐喊，吴宜群、杨功焕、许桂华等人成了控烟舞台上的常客。“控烟界势单力薄，甚至连烟草业都调侃：控烟，就是这几个女人的一台戏。”吴宜群曾公开表示。
新探的几个创办人意识到，弱小的控烟组织面对庞大的烟草业，无疑是“以卵击石”，必须联合起来。“控烟不能老是公共服务预防医学的专家来说话，必须确立好‘桥梁’的角色，形成一个媒体、法律界、经济界等多部门合作的机制”吴宜群对《中国周刊》称。
于是，新探选择了和律师事务所合作。
“投诉我们连状纸都不会写，比方说现在搞一个创意，告诉各地志愿者烟草广告随手拍，拍完了以后怎么办？往哪儿送？怎么打官司诉讼？这肯定要请法律人士给建议的。”吴宜群称。
事实证明，这个合作机制是有效的。新探与公益律师合作，拿起法律武器，几年来先后30多次对烟草广告及变相广告进行投诉和诉讼，如：投诉北京西站烟草广告、上海“爱我中华”广告等，诉讼“中南海”卷烟商标案等。并多次采取行动，成功禁止和取消了近10起烟草赞助事件。包括2009年致函世博会，呼吁退还烟草企业捐赠，2012年呼吁和投诉四川烟草希望学校的烟草冠名赞助和广告，最后两家烟草希望学校去掉了“烟味”。
2017年初，新探与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联合发布了“新《广告法》实施一周年与禁止烟草广告执法观察报告”。报告显示互联网违法发布烟草广告问题仍然突出，对公众特别是少年儿童造成了不良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
除此之外，吴宜群称大众倡导也是NGO的重要议题，要让控烟的主张得到大家的支持。
吴宜群坦言，大众倡导是十分讲究“技巧”的。从请的嘉宾，到一块展板的设计，都要有传播点。“如果一个广场上，有五百人，以大爷大妈为主，没人关心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广场上如果是行为艺术，甚至于搞了一个启动式，有媒体帮忙转播声音就更大了，这就是技巧”。
高层倡导政策控烟
即便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机制，但新探也意识到，“小打小闹”的力量是弱小的，只有通过推动顶层设计的政策实施，才真正具备推动力量。
因此每年的“两会”，也成了新探最忙碌的时候。
吴宜群告诉《中国周刊》，两会前、两会中、两会后，大概有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大家关注两会议题的时候，新探要把握准这个时机，与代表进行沟通。
2017年的两会前期，新探就早早地开始准备各种材料，一个沟通会接一个沟通会地开，向代表、委员介绍控烟的情况，并组织媒体会议进行通气。
有的代表来不了沟通会，新探还会挨个“突击”。2017年两会前期，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姚晓英没有来得及参加新探的“两会”前期活动，吴宜群和新探的主任王克安，两位古稀老人就晚上开着车跑到代表的宾馆所在地，希望她能够了解控烟议题。 两位老人的执着打动了姚晓英，在深入研究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姚晓英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在本年度尽快发布并实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这是姚晓英连续两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与控烟相关的建议。3月7日，姚晓英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说，2014年10月，由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至今已过去28个月，国务院法制办曾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纳入2016年立法计划，不过《条例》至今尚未出台，“加快禁烟条例公布迫在眉睫。”
连续11年，新探向"两会"代表提出控烟政策意见超过100项次，建议主题包括全国控烟立法、国家控烟规划、控烟履约机制等十几个方面。并连续多年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新闻周刊》合作编写两会特刊–控烟工作专辑，送达两会驻地向更多两会代表、委员进行控烟宣传。
慢慢改變的控烟环境
“这注定是一条很长的路”，吴宜群对控烟一直有着理性的认识。直至今天，烟草业凭借政企合一的优势，跻身于由工信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委组成的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中，并参与履约具体事宜。
吴宜群称这种体制一天不变，控烟就依然困难重重，但吴宜群也看到了控烟的一些改变。
今年两会期间，吴宜群的微信收到一张烟灰缸的照片，是一位人大代表从驻地发过来了。这件事件经过反映，过了几天代表的照片又来了，说烟灰缸撤了。“有无烟两会的意识了”吴宜群欣喜地称。
这样的感动不止一例，漫画家朱慧卿也令吴宜群十分感动。新探投诉上海“爱我中华”广告。“我们考虑到上海的“爱我中华”广告不去动一动好像不应该，所以我去找朱慧卿，我说你再给我画两幅漫画，人家很快几幅漫画就来了，给钱还跟我推推攘攘”。
吴宜群称，这些小事就是潜移默化的改变。“你看图形警示呼吁了多久，就跟中国人推磨一样，推来推去，还是在原地，连个警语都不合格，别说图了。但喊跟不喊，做跟不做不一样。以前听到过无烟婚礼，听到过过年送无烟春联吗？当初都说那么恐怖的图怎么能放到烟盒上，现在你去看看支持率有多高。这些东西如果不去做，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所以NGO的作用让我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政府承诺要做，但是有种种的顾虑，步伐有时候快，有时候比较慢，这种情况之下NGO就要推动”。
从2004年到2017年，十几年的时间里，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新探”）主要致力于一件事情——探索中国控烟。
这是一个涉及上亿人口的事业，新探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吸烟人口为3.16亿，7.24亿人受二手烟危害，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烟草导致的疾病。
新探制定了法律行动、大众倡导、高层倡导等NGO发展策略，并多次发布控烟民间视角报告，且连续11年，向“两会”代表、委员提出控烟政策建议100余项次。
新探的控烟工作见证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的11年，推动了地方城市无烟立法和执法能力建设，其中最典型的是推动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并继续为全国控烟立法奔走呼喊。
F1赛事，新探与烟草业的首次交锋
2003年11月10日，中國政府签署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此公约于2006年在我国生效。公约要求，缔约方须在5年内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同时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此前，我们不仅没有国家层面的控烟法规，地方控烟条例更是凤毛麟角，缺少对付烟草业的利器。”新探常务副主任吴宜群称，这次成功签署改变了无利器的局面，让控烟界雀跃不已。
但现实却马上泼了一盆冷水。2004年，由香烟品牌万宝路赞助的F1方程式赛车首次在上海举办。“这个赛车车身上，赛车场，还有运动员的衣服，logo都是万宝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吴宜群气愤地说。
吴宜群称因为有烟草行业的赞助，这场赛事在欧洲遭到了控烟界的强烈反对，但是却能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市场，这让新探十分愤怒。
新探想到了找政协委员帮忙，吴宜群通过校友找到了北京医科大学统计学的一个教授，向其提出能不能写信提醒一下相关部门赛事不能有烟草广告的请求。委员同意了，这封信经过几轮转手，送到到了国家体育总局。
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回了函，但因为赛事合同也签了，赞助费也拿了，最后反复协商决定在赛车场场内，还有赛车的弯道附近，包括休息室，让中国石化冠名，把万宝路的广告拿掉。
“它最后的遗憾是什么呢？因为已经签订了，所以这个赛车从赛车场出来以后，到了马路上，车身跟运动员的服装上，还是打擦边球的。但是这个突破已经很不容易了”。即便时隔多年，这个突破仍让吴宜群兴奋不已。
确定“桥梁”的NGO角色
虽然签署后的第一仗打得很漂亮，但接下来的两三年新探却没有太多声音。
与其同时，烟草行业却在迅猛发展。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卷烟产量从2003年的1.7万亿支增加到2009年的2.3万亿支，增长了33%，与《公约》要求的减少烟草消费与供应背道而驰。彼时，控烟界只有部分医务人员和控烟人士竭力呐喊，吴宜群、杨功焕、许桂华等人成了控烟舞台上的常客。“控烟界势单力薄，甚至连烟草业都调侃：控烟，就是这几个女人的一台戏。”吴宜群曾公开表示。
新探的几个创办人意识到，弱小的控烟组织面对庞大的烟草业，无疑是“以卵击石”，必须联合起来。“控烟不能老是公共服务预防医学的专家来说话，必须确立好‘桥梁’的角色，形成一个媒体、法律界、经济界等多部门合作的机制”吴宜群对《中国周刊》称。
于是，新探选择了和律师事务所合作。
“投诉我们连状纸都不会写，比方说现在搞一个创意，告诉各地志愿者烟草广告随手拍，拍完了以后怎么办？往哪儿送？怎么打官司诉讼？这肯定要请法律人士给建议的。”吴宜群称。
事实证明，这个合作机制是有效的。新探与公益律师合作，拿起法律武器，几年来先后30多次对烟草广告及变相广告进行投诉和诉讼，如：投诉北京西站烟草广告、上海“爱我中华”广告等，诉讼“中南海”卷烟商标案等。并多次采取行动，成功禁止和取消了近10起烟草赞助事件。包括2009年致函世博会，呼吁退还烟草企业捐赠，2012年呼吁和投诉四川烟草希望学校的烟草冠名赞助和广告，最后两家烟草希望学校去掉了“烟味”。
2017年初，新探与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联合发布了“新《广告法》实施一周年与禁止烟草广告执法观察报告”。报告显示互联网违法发布烟草广告问题仍然突出，对公众特别是少年儿童造成了不良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
除此之外，吴宜群称大众倡导也是NGO的重要议题，要让控烟的主张得到大家的支持。
吴宜群坦言，大众倡导是十分讲究“技巧”的。从请的嘉宾，到一块展板的设计，都要有传播点。“如果一个广场上，有五百人，以大爷大妈为主，没人关心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广场上如果是行为艺术，甚至于搞了一个启动式，有媒体帮忙转播声音就更大了，这就是技巧”。
高层倡导政策控烟
即便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机制，但新探也意识到，“小打小闹”的力量是弱小的，只有通过推动顶层设计的政策实施，才真正具备推动力量。
因此每年的“两会”，也成了新探最忙碌的时候。
吴宜群告诉《中国周刊》，两会前、两会中、两会后，大概有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大家关注两会议题的时候，新探要把握准这个时机，与代表进行沟通。
2017年的两会前期，新探就早早地开始准备各种材料，一个沟通会接一个沟通会地开，向代表、委员介绍控烟的情况，并组织媒体会议进行通气。
有的代表来不了沟通会，新探还会挨个“突击”。2017年两会前期，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姚晓英没有来得及参加新探的“两会”前期活动，吴宜群和新探的主任王克安，两位古稀老人就晚上开着车跑到代表的宾馆所在地，希望她能够了解控烟议题。 两位老人的执着打动了姚晓英，在深入研究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姚晓英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在本年度尽快发布并实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这是姚晓英连续两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与控烟相关的建议。3月7日，姚晓英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说，2014年10月，由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至今已过去28个月，国务院法制办曾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纳入2016年立法计划，不过《条例》至今尚未出台，“加快禁烟条例公布迫在眉睫。”
连续11年，新探向"两会"代表提出控烟政策意见超过100项次，建议主题包括全国控烟立法、国家控烟规划、控烟履约机制等十几个方面。并连续多年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新闻周刊》合作编写两会特刊–控烟工作专辑，送达两会驻地向更多两会代表、委员进行控烟宣传。
慢慢改變的控烟环境
“这注定是一条很长的路”，吴宜群对控烟一直有着理性的认识。直至今天，烟草业凭借政企合一的优势，跻身于由工信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委组成的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中，并参与履约具体事宜。
吴宜群称这种体制一天不变，控烟就依然困难重重，但吴宜群也看到了控烟的一些改变。
今年两会期间，吴宜群的微信收到一张烟灰缸的照片，是一位人大代表从驻地发过来了。这件事件经过反映，过了几天代表的照片又来了，说烟灰缸撤了。“有无烟两会的意识了”吴宜群欣喜地称。
这样的感动不止一例，漫画家朱慧卿也令吴宜群十分感动。新探投诉上海“爱我中华”广告。“我们考虑到上海的“爱我中华”广告不去动一动好像不应该，所以我去找朱慧卿，我说你再给我画两幅漫画，人家很快几幅漫画就来了，给钱还跟我推推攘攘”。
吴宜群称，这些小事就是潜移默化的改变。“你看图形警示呼吁了多久，就跟中国人推磨一样，推来推去，还是在原地，连个警语都不合格，别说图了。但喊跟不喊，做跟不做不一样。以前听到过无烟婚礼，听到过过年送无烟春联吗？当初都说那么恐怖的图怎么能放到烟盒上，现在你去看看支持率有多高。这些东西如果不去做，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所以NGO的作用让我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政府承诺要做，但是有种种的顾虑，步伐有时候快，有时候比较慢，这种情况之下NGO就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