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双年展的场地选择目的之一是希望激活城市闲置空间，这届双年展把重心移回已成旺地的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是否过于取巧？
　　泰伦斯·瑞莱：华侨城是深圳双年展的起源地，那里有很多老厂房，面积够大，而且有岁月留下的沧桑感，看起来不花哨，最理想的一点是可以做很多改建，甚至比专业的美术馆空间还好。因为做展览，有时需要对展场做大张旗鼓的改变。所以说它的空间对于双年展来说是非常合适的。至于市民广场，是象征意义上的城市中心，所以我们也把部分展览放在那里。我们还考虑过把一些作品放在罗湖，但是如果把展览分散到三个地方，对参观者来说不太方便。说不定下一届双年展会换地方吧。
　　
　　《投资者报》：作为深圳双年展历史上首位非华人策展人，你对深圳的隔膜是否会影响双年展对本地城市化进程中相关问题的关注？
　　泰伦斯·瑞莱：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策划双年展，过去我在MOMA工作过14年，展览的全球化趋势现在已经成为新的常态和一种文化交融现象。双年展的鼻祖和榜样是威尼斯双年展，你看威尼斯双年展没有哪一届的策展人是来自本国的，可以说邀请国际策展人已成为常态。
　　说到我对深圳的理解，如果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人来自深圳或广州，可能他们对当地的了解会多一些，但对美国或其他地方的了解就没那么多了。任何一个策展人在信息方面总有一个灰色区域，这也是为什么我邀请了那么多的优秀人士加入到策展团队中来的原因。
　　对深圳的了解并非是举办一个成功的双年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们要关注主办城市。但双年展在深圳举办，主要不是向深圳人介绍深圳，因为他们住在这里，对这座城市有直接的了解。如果让他们通过展览了解世界上别的城市，反过来以一种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城市，会是更好的做法。比如说通过双年展，深圳人可以看到深圳和巴西利亚或者荷兰的阿尔梅勒的区别在哪里。作为策展人，他的任务并不是对主办城市有多么深入、专业的了解，而是要改变观众对于这座城市的看法，甚至是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投资者报》：关于展品本身，我注意到除了大牌和新锐建筑师间的平衡外，在地标建筑物和社会保障房之间也有有趣的平衡。围绕着保障房，本届双年展至少有三个作品，可否简单予以点评？
　　泰伦斯·瑞莱：任何城市，她的第一要务就是为居民提供住所，这是人们造城的基本目的。如果我们在航拍图上把住所抹掉，你会发现城市将变得非常空旷，只剩下机场、工厂、市政厅。住宅是一个城市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强调住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给大众一个很好的点，让他们能够产生共鸣。大众参观者可能对库哈斯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大楼没有特别的兴趣，但他们都需要住在房子里，无论是廉价的保障性住房，还是公寓、别墅。
　　三个与住房有关的展览，维也纳项目介绍了过去一百多年来，维也纳在保障性住房上的政策和发展方向，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从维也纳的历史看，他们是让最好的建筑师去设计社会保障房的。说到荷兰与万科的合作项目，它把荷兰社会福利房要求的28平方米，跟中国对保障性住房的最低面积8平方米结合，设计出一个混合型的，大约15平方米的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内部构造。这是在中荷双方建筑师的努力下完成的，将来会在万科北京回龙观项目中付诸实施。另外一个关于低成本住房的展览则展示了年轻的设计师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是在小面积里如何把房间的内部空间利用到极致。我们鼓励年轻建筑师关注低成本住房的设计，而不是一心只想建大工程，比如说歌剧院什么的。
　　
　　《投资者报》：你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评价是？
　　泰伦斯·瑞莱：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城市来说，可能反过来才是对的。城市怎么才算有活力、有生命力，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欧洲人心目中的好城市，有可能和北美、东亚都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觉得，做这样的建筑双年展，并不是要给出一个好城市的简单配方或者解决方案，恰恰要看不同地方的好城市好在哪。
　　一个好城市成功的核心就是让住在里面的居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想要什么。对双年展来说，要给大众了解自己的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机会，鼓励他们去思考自己所在的城市，思考有没有足够的绿色空间，思考城市的公共交通设施是不是足够好，每天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在路上……城市规划不是一门非常严格的科学，而且与政府有关。我认为城市规划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才能够设计出好的城市。我最后想说，每一座城市都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也都可以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