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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最大的苦恼就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中国的系统能超过外国产品，不相信淘汰铅字的历史变革能由中国人独立完成。”
——王选语录
用一项发明，成就一家企业的基业，更泽及一个时代，它使中国印刷业划时代地“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产生天翻地覆般变化。他，就是被誉为“现代毕升”、“中国激光照排之父”的王选院士。2006年2月13日11时03分，王选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0岁。
“文革”开始之后，被迫参加体力劳动的王选再次病倒，“心情坏到极点”
1937年，王选生于上海，其家庭可谓满门才俊。他的曾祖父是同治进士，现在北京国子监石碑上还刻有他的名字，外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学生，王选的父亲王守其毕业于南洋大学。
熟知其人者介绍，王选小时候数理化成绩并不好，父亲就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
友人金东瀚第一次见王选是在校园里，“人很干净，皮肤白，但是看着身体比较虚弱”。当时，王选已经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1959年起任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师。
金东瀚回忆，王选当时已经成为我国第一代计算机的研发队伍中的一员，1958年毕业后，这位年轻人狂热地投入计算机的设计、调试工作，常常夜宿实验室。
之后，一场大病袭击王选，低烧不退，胸闷憋气，呼吸困难，转院多次未曾好转，王选回上海养病，一去三年。
“那时侯的王选身体虽然不好，外表看起来也很平和，但是做起项目来非常用心，而且有种志在必得的霸气。”金东瀚回忆，他1971年到北大无线电系当老师，无线电系流传着一句话“计算机系的骨干是无线电系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指王选。
1974年，王选与金东瀚分别申请北京市的科研项目，金东瀚申请到的是关于地震方面的课题，而王选则申请的是汉字排版方面的课题，“当时称为汉字字符的创建工作。”1978年至1995年，王选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教授。
“文革”开始之后，被迫参加体力劳动的王选再次病倒，“心情坏到极点”，曾“一度产生轻生念头”。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文革”结束后，他又经历了18年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研究，从没休过节假日。
金东瀚说，王选和妻子最常用的运动方式就是在校园里散步，坚持了几十年。他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看到夫妻两人在未名湖畔散步，“我们当时戏称是两个病号”。
为了省五分钱，资料复印不好报销，他就自己抄
“毕升传承了我们活字印刷术/从此，用泥字和铅字，我们印刷历史/他推广了激光照排/从此，用激光，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排版历史”在网上纪念馆上，有人留下了这样评价王选的诗句。
上世纪80年代，王选发明编码汉字输入。金东瀚有一次带着外国朋友去王选那里参观，当时看到打字员一分钟打出200字，“我和外国的朋友都非常惊讶”。王选则一直微笑。
1954年，就读北京大学二年级的王选面临着分专业，数学、力学、计算数学，很多学生选择数学不愿和计算机打交道，而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十二年科学规划里讲到几个重点发展领域，其中包括计算机技术，这让时年17岁的王选投入到计算机硬件研究中。
1975年，仅是北京大学一名普通助教的王选，提出攻研汉字精密照排，而当时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美国流行第三代照版系统，王選的这一想法让很多人吃惊，见诸媒体的一则消息写到当年有人对王选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当时，王选已重病十年，靠拿劳保度日，每月40来元，关于生活拮据的一个例证是，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为了省五分钱；资料复印不好报销，他就自己抄。
1979年输出报版样张，标志硬件系统成功；1980年第一本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样书《伍毫之剑》诞生，“北大方正”诞生。
之后，由王选引领中文报业和印刷业技术革命的创新之举，使《人民日报》通过卫星向全国22个城市传送版面，平均两分钟就能传完一版，这一发明，使中国新闻出版业彻底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
1992年，王选和他的团队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占领了国内99%和国外80%的中文电子排版系统市场。
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他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现代毕升”。
计算机世界总裁刘九如告诉记者，“王老师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改变了科技的进程，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
事实上，王选不仅全力投入科研项目，还重视对科研体制的改革。
2005年8、9月间，王选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全国政协提了两份提案，其中一个是《提高与科技相关的执法水平》，他提出希望打击软件盗版和对伪造国家科技奖证书打假。
而在此之前的6月14日，王选致函《科学时报》“打假”，引起学界轰动。
另一份提案题目为《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
他在这份提案中指出，我国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不能令人满意，真正对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往往是少数科研团队，他们的人数在众多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中大概只占百分之几，甚至更小的比例。
“一些单位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弄钱，因为评业绩时获得的经费数目也是一项指标，而且科研经费还可以个人提成。不少单位从未有过可应用的成果，但可以凭关系不断获得经费，公关能力往往比科研攻关能力更重要。”这位政协副主席直指科研的不良风气，认为对于真正能出大成果的团队是很不公平的。
王选建议，当前关键是要建立科学、公平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努力实现更好的投入产出比。在他看来，高技术和新产品是核心，诺贝尔奖甚至只是个副产品。
“你问的巨款，如果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北京大学东门对面，方正大厦巍然而立，这里也是方正集团的总部。
“这是王选一手带大的‘孩子’”一名方正集团的高层人士说。
2003年，王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办公室并未搬出方正集团，助手也未换。
在这座大厦的一楼展厅，一直挂着一幅王选和江泽民握手的照片，还有其本人一幅肖像。而在方正集团内部，能明显感觉到王选身后留下的恢弘事业和集团上下对他的敬重。
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专访王选的记者获知，江泽民还在电子工业部时就对激光照排特别关注，2002年，王选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8年，《北京晚报》记者曾询问王选：“如果您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您会接受这笔在知识分子看来乃是天文数字的巨款吗？”王选听了一笑，给记者讲了一个孔子弟子周游列国花重金赎回很多人却坚决不要赏金遭孔子批评的故事之后说，“你问的巨款，如果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就在这一年，王选将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献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了“周培源数学奖学金”，奖学金的名称没有叫“王选”，如同当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没有用“王选”命名一样。
金东瀚印象中的王选，最爱穿的就是白衬衫和卡其布的裤子，膝盖那里经常磨得发白。“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穿西服都有些不习惯。”他说，王选去参加外面的活动，总是随身带着西服，到方正集团里面把西服穿上，活动完了，再脱下来，换上平日装束。
王选的助手丛中笑在其所著的传记《王选的世界》回忆，1985年王选家中还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他工资很低，没有奖金，却已多次去香港和国外。有一次在香港的商场看见一些人在买高档首饰，他忽发奇想：“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些买高档物品的人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他很欣赏北大学生的一种说法：“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科学时报》记者任黎明就曾目睹王选的朴素。2005年10月，任黎明在方正大厦采访王选，王选就穿着一双布鞋。
“当时王老师看上去很消瘦。”2月13日，任黎明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王选身体不太好，说话超过半个小时就觉得疲劳，助手证实他当时已经有病，但坚持工作。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前所长胡亚东说，王选很多年没有休假了。即使是周末，他也几乎从不休息。10年前在一次科学会议上，王选和胡亚东交谈。言谈中王选表示，他很羡慕那些有业余爱好的人，可惜自己事情多，极少能休闲。
京剧是这位老人的爱好，他是一名京剧票友，直到生病前，空余时间还喜欢哼几句京戏。
暮年之后，王选甚至总结出了科技创新和京剧的相通之处，他说：“京剧讲‘一招鲜’，名演员在保留剧目中都有一些绝招，所以久演不衰，科研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一招鲜’甚至‘几招鲜’，这就是创新精神。京剧界讲一台戏就是‘一棵菜’，生旦净末丑各行当一起托戏，搞科研项目，也需要这种团队精神。”
醫务人员忆王选弥留时刻，要求放弃治疗不输血：不要再抢救了，血液这么紧张，别输了，留给更需要的病人吧。
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务人员回忆王老最后的时候说，王老师是非常清醒地离开我们的，即使在呼吸越来越衰竭、血压不断下降、生命一点一点耗尽的时候，他对所进行的治疗、周围的事物、哪些首长和朋友来看望他，始终是有感知的。
当老伴陈堃銶老师握着王选的手，在耳边轻声地问：“老王，那……咱们不输血啦？”虽然闭着眼睛，但王选还是肯定地点点头。而早在几个小时前，陈老师就向协和医院院长刘谦、书记鲁重美转达了王选的嘱咐：不要再抢救了，血源这么紧张，别输了，留给更需要的病人吧。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在场的医务人员再也无法控制强忍多时的悲痛……
从得病到逝世的时间里，王选以非常科学和理性的精神、以坚强和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疾病与治疗，这给医务人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老师非常了解自己所有的病情和我们计划采取的治疗方案，对于自己的疾病，王老师就像一个‘局外人’，所以他的大科学家思维，他的积极配合、支持，对临床医生是一个特别大的鼓舞，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身边的医务人员回忆说。在住院期间，由协和医院多个科室专家组成的治疗组认真讨论治疗的每一个细节，并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制定了详细的预案。主管医生感慨地说，虽然医学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但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作为一个病人如何科学地、理性地配合医院的治疗，医患共担风险，王选老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住院期间，王老师的心态一直是非常平稳的，这是他的个性使然。王老师从不焦虑，遇事非常坦然和理性。”身边的医生们说，“从入院到整个治疗过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王老师一直是很清醒和理性的，他清醒坚强地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编辑/楚戈
“最大的苦恼就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中国的系统能超过外国产品，不相信淘汰铅字的历史变革能由中国人独立完成。”
——王选语录
用一项发明，成就一家企业的基业，更泽及一个时代，它使中国印刷业划时代地“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产生天翻地覆般变化。他，就是被誉为“现代毕升”、“中国激光照排之父”的王选院士。2006年2月13日11时03分，王选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0岁。
“文革”开始之后，被迫参加体力劳动的王选再次病倒，“心情坏到极点”
1937年，王选生于上海，其家庭可谓满门才俊。他的曾祖父是同治进士，现在北京国子监石碑上还刻有他的名字，外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学生，王选的父亲王守其毕业于南洋大学。
熟知其人者介绍，王选小时候数理化成绩并不好，父亲就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
友人金东瀚第一次见王选是在校园里，“人很干净，皮肤白，但是看着身体比较虚弱”。当时，王选已经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1959年起任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师。
金东瀚回忆，王选当时已经成为我国第一代计算机的研发队伍中的一员，1958年毕业后，这位年轻人狂热地投入计算机的设计、调试工作，常常夜宿实验室。
之后，一场大病袭击王选，低烧不退，胸闷憋气，呼吸困难，转院多次未曾好转，王选回上海养病，一去三年。
“那时侯的王选身体虽然不好，外表看起来也很平和，但是做起项目来非常用心，而且有种志在必得的霸气。”金东瀚回忆，他1971年到北大无线电系当老师，无线电系流传着一句话“计算机系的骨干是无线电系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指王选。
1974年，王选与金东瀚分别申请北京市的科研项目，金东瀚申请到的是关于地震方面的课题，而王选则申请的是汉字排版方面的课题，“当时称为汉字字符的创建工作。”1978年至1995年，王选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教授。
“文革”开始之后，被迫参加体力劳动的王选再次病倒，“心情坏到极点”，曾“一度产生轻生念头”。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文革”结束后，他又经历了18年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研究，从没休过节假日。
金东瀚说，王选和妻子最常用的运动方式就是在校园里散步，坚持了几十年。他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看到夫妻两人在未名湖畔散步，“我们当时戏称是两个病号”。
为了省五分钱，资料复印不好报销，他就自己抄
“毕升传承了我们活字印刷术/从此，用泥字和铅字，我们印刷历史/他推广了激光照排/从此，用激光，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排版历史”在网上纪念馆上，有人留下了这样评价王选的诗句。
上世纪80年代，王选发明编码汉字输入。金东瀚有一次带着外国朋友去王选那里参观，当时看到打字员一分钟打出200字，“我和外国的朋友都非常惊讶”。王选则一直微笑。
1954年，就读北京大学二年级的王选面临着分专业，数学、力学、计算数学，很多学生选择数学不愿和计算机打交道，而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十二年科学规划里讲到几个重点发展领域，其中包括计算机技术，这让时年17岁的王选投入到计算机硬件研究中。
1975年，仅是北京大学一名普通助教的王选，提出攻研汉字精密照排，而当时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美国流行第三代照版系统，王選的这一想法让很多人吃惊，见诸媒体的一则消息写到当年有人对王选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当时，王选已重病十年，靠拿劳保度日，每月40来元，关于生活拮据的一个例证是，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为了省五分钱；资料复印不好报销，他就自己抄。
1979年输出报版样张，标志硬件系统成功；1980年第一本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样书《伍毫之剑》诞生，“北大方正”诞生。
之后，由王选引领中文报业和印刷业技术革命的创新之举，使《人民日报》通过卫星向全国22个城市传送版面，平均两分钟就能传完一版，这一发明，使中国新闻出版业彻底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
1992年，王选和他的团队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占领了国内99%和国外80%的中文电子排版系统市场。
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他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现代毕升”。
计算机世界总裁刘九如告诉记者，“王老师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改变了科技的进程，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
事实上，王选不仅全力投入科研项目，还重视对科研体制的改革。
2005年8、9月间，王选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全国政协提了两份提案，其中一个是《提高与科技相关的执法水平》，他提出希望打击软件盗版和对伪造国家科技奖证书打假。
而在此之前的6月14日，王选致函《科学时报》“打假”，引起学界轰动。
另一份提案题目为《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
他在这份提案中指出，我国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不能令人满意，真正对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往往是少数科研团队，他们的人数在众多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中大概只占百分之几，甚至更小的比例。
“一些单位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弄钱，因为评业绩时获得的经费数目也是一项指标，而且科研经费还可以个人提成。不少单位从未有过可应用的成果，但可以凭关系不断获得经费，公关能力往往比科研攻关能力更重要。”这位政协副主席直指科研的不良风气，认为对于真正能出大成果的团队是很不公平的。
王选建议，当前关键是要建立科学、公平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努力实现更好的投入产出比。在他看来，高技术和新产品是核心，诺贝尔奖甚至只是个副产品。
“你问的巨款，如果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北京大学东门对面，方正大厦巍然而立，这里也是方正集团的总部。
“这是王选一手带大的‘孩子’”一名方正集团的高层人士说。
2003年，王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办公室并未搬出方正集团，助手也未换。
在这座大厦的一楼展厅，一直挂着一幅王选和江泽民握手的照片，还有其本人一幅肖像。而在方正集团内部，能明显感觉到王选身后留下的恢弘事业和集团上下对他的敬重。
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专访王选的记者获知，江泽民还在电子工业部时就对激光照排特别关注，2002年，王选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8年，《北京晚报》记者曾询问王选：“如果您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您会接受这笔在知识分子看来乃是天文数字的巨款吗？”王选听了一笑，给记者讲了一个孔子弟子周游列国花重金赎回很多人却坚决不要赏金遭孔子批评的故事之后说，“你问的巨款，如果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就在这一年，王选将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献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了“周培源数学奖学金”，奖学金的名称没有叫“王选”，如同当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没有用“王选”命名一样。
金东瀚印象中的王选，最爱穿的就是白衬衫和卡其布的裤子，膝盖那里经常磨得发白。“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穿西服都有些不习惯。”他说，王选去参加外面的活动，总是随身带着西服，到方正集团里面把西服穿上，活动完了，再脱下来，换上平日装束。
王选的助手丛中笑在其所著的传记《王选的世界》回忆，1985年王选家中还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他工资很低，没有奖金，却已多次去香港和国外。有一次在香港的商场看见一些人在买高档首饰，他忽发奇想：“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些买高档物品的人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他很欣赏北大学生的一种说法：“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科学时报》记者任黎明就曾目睹王选的朴素。2005年10月，任黎明在方正大厦采访王选，王选就穿着一双布鞋。
“当时王老师看上去很消瘦。”2月13日，任黎明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王选身体不太好，说话超过半个小时就觉得疲劳，助手证实他当时已经有病，但坚持工作。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前所长胡亚东说，王选很多年没有休假了。即使是周末，他也几乎从不休息。10年前在一次科学会议上，王选和胡亚东交谈。言谈中王选表示，他很羡慕那些有业余爱好的人，可惜自己事情多，极少能休闲。
京剧是这位老人的爱好，他是一名京剧票友，直到生病前，空余时间还喜欢哼几句京戏。
暮年之后，王选甚至总结出了科技创新和京剧的相通之处，他说：“京剧讲‘一招鲜’，名演员在保留剧目中都有一些绝招，所以久演不衰，科研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一招鲜’甚至‘几招鲜’，这就是创新精神。京剧界讲一台戏就是‘一棵菜’，生旦净末丑各行当一起托戏，搞科研项目，也需要这种团队精神。”
醫务人员忆王选弥留时刻，要求放弃治疗不输血：不要再抢救了，血液这么紧张，别输了，留给更需要的病人吧。
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务人员回忆王老最后的时候说，王老师是非常清醒地离开我们的，即使在呼吸越来越衰竭、血压不断下降、生命一点一点耗尽的时候，他对所进行的治疗、周围的事物、哪些首长和朋友来看望他，始终是有感知的。
当老伴陈堃銶老师握着王选的手，在耳边轻声地问：“老王，那……咱们不输血啦？”虽然闭着眼睛，但王选还是肯定地点点头。而早在几个小时前，陈老师就向协和医院院长刘谦、书记鲁重美转达了王选的嘱咐：不要再抢救了，血源这么紧张，别输了，留给更需要的病人吧。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在场的医务人员再也无法控制强忍多时的悲痛……
从得病到逝世的时间里，王选以非常科学和理性的精神、以坚强和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疾病与治疗，这给医务人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老师非常了解自己所有的病情和我们计划采取的治疗方案，对于自己的疾病，王老师就像一个‘局外人’，所以他的大科学家思维，他的积极配合、支持，对临床医生是一个特别大的鼓舞，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身边的医务人员回忆说。在住院期间，由协和医院多个科室专家组成的治疗组认真讨论治疗的每一个细节，并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制定了详细的预案。主管医生感慨地说，虽然医学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但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作为一个病人如何科学地、理性地配合医院的治疗，医患共担风险，王选老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住院期间，王老师的心态一直是非常平稳的，这是他的个性使然。王老师从不焦虑，遇事非常坦然和理性。”身边的医生们说，“从入院到整个治疗过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王老师一直是很清醒和理性的，他清醒坚强地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编辑/楚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