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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清凌教授《秦亭与秦文化》一书认为，人类族源和来源地是两个概念，族源是世系渊源。该书通过大量考辨后指出，秦嬴的得姓之祖是伯翳，远祖是少昊，族源是远古炎黄集团的黄帝一支。秦人在农耕、水利、手工业、文学与文化诸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书中还强调指出，在史料运用方面不能过度相信出土文献，在没有考古资料直接证明的情况下，自古以来的传说与纸上文献所载史料，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信任。
[关键词]秦赢族源，秦亭，秦文化，出土文献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65-03
李清凌先生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尊敬的师长，曾任西北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在中国古代史与西北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荦，著有《西北经济史》《中国西北政治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主编《中国文化史》《甘肃经济史》等，合作主编《西北通史》（第三卷）等书，都是在业内广受好评的著述。先生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将研究方向上溯到华夏文明与秦文化等领域，著有《华夏文明的曙光》《秦亭与秦文化》《街亭与麦积文化》等。
《秦亭与秦文化》一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秦嬴的族源和非子封秦，中篇谈秦人的建国立朝，下篇为秦人的文化。看起来是三个非常普通而常见的题目，但作者却在普通处求特异，在常见处显独见。依我捧读后的愚见，窃以为本书最着力的有两点：一是对秦嬴族源的考辨，二是對秦人和秦文化的发掘与表彰。
李先生的研究，先从辨名与正名开始。他敏锐地指出，族源和来源地是两个概念，族源是要寻找秦地嬴姓人的世系渊源，而不是其近宗或远祖的原住地。同时，秦人特指秦地嬴姓，即被周孝王封为附庸、赐名秦嬴的非子一族，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秦地各族人。厘清了这两个概念，才能考论秦嬴的族源与其他问题。
关于秦嬴族源，向有西戎说（如王国维、蒙文通等）与东夷说（如段连勤等）等。这些观点最大的问题正是将秦人、嬴人、西戎、东夷等混为一谈，远牵泛引，以为凭据，而不考虑其既没有清晰的迁移线路，又不能连点成线贯穿首尾。近又有学者根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以为西迁的“商盖之民”就是秦人（嬴）的祖先，貌似新奇，实际也不足为据。
李先生认为秦嬴的族源，所要讨论的是被周孝王封为附庸的以非子为代表的秦嬴一族的族源，以往只谈到伯翳（非伯益），再往上就很少提及了。在参考利用考古资料与出土实物的基础上，李先生主要依据传世纸上文献如《说文》《山海经》《越绝书》《史记·五帝本纪》《秦本纪》《楚辞章句》《盐铁论》《拾遗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路史》、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郑樵《通志·氏族略》、朱鹤龄《尚书埤传》、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等，悉心推论，层层分析，点线系联，联点为线，认为秦嬴的得姓之祖是伯翳，远祖是少昊，族源是远古炎黄集团的黄帝一支。其族源统系为：黄帝→清→少昊……伯翳……中潏……非子（周封于秦亭）……秦仲→庄公（西垂大夫）→秦襄公……秦始皇。虽然此说也并非定论，但李先生以为，上述文献记载“虽有缺环，但大致框架、世系是明确的——少昊氏出于黄帝，哪怕在今天的学术界也可以备一说。令人不解的是学者们在讨论秦嬴族源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类传说和记载，却硬生生地要从考古资料中等待答案；或是从西戎、东夷中去给秦嬴挖一个族源！”①也就是说，依据上古传说与古人载记，我们至少可以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秦嬴族源与大致世系，而后世诸说只是一味推测，横搬纵切，既缺乏证据链，又违碍难通。
李先生又通过各种纸上材料、考古资料与实物，梳理并证明秦嬴先祖至迟在中潏时代，就已来到陇右，《史记·秦本纪》所谓“保西垂”之西垂，即今甘肃礼县一带。秦人一方面与陇右戎人接触交往，为中原王朝保护边陲；另一方面与东方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吸收中原内地先进文化，积极发展农牧经济。至非子住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东北），因善牧马，为周孝王封到秦邑（今甘肃清水县），即秦亭，为秦奠基。后经非子曾孙秦仲始益壮大。至秦庄公时，打败西戎，被封为西垂大夫。西周末年，秦襄公乘乱而起，攻戎救周，周平王封其为诸侯，赐给岐以西之地，秦始建诸侯国，与东方诸国互通使者，聘问宴享，俨然一霸。至秦文公时，又积极东扩。秦穆公任用贤才，国力强盛，“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中经几度衰微，秦献公时，“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③其势再振。孝公朝，任用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④国以富强，并都咸阳。至秦惠文王，攻取西河、上郡，灭巴、蜀，占领汉中，“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⑤秦国基业得定，有了与诸侯周旋胜战的机会。至秦昭襄王时，实行“远交近攻”之策，愈战愈强，始设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国力极盛，乃至“强国请服，弱国称臣入朝”。⑥最终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⑦天下一统，遂开中华万世之基业。
然而李先生大著在论述这些史实的同时，重点还在于告诉我们，在诸侯并起、群雄割据的时代，土壤贫瘠、经济落后、文化荒蛮而远不被东方六国看好的秦人，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其一，秦国的崛起并统一全国，重视并重用人才是关键因素。就是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西部仍属落后地区，最为紧缺的是人才，仍然呈现出“孔雀东南飞”的现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秦国，谋划建策的能臣，却先后有百里奚、伯乐、九方皋、公孙支、由余、卫鞅、范雎、苏秦、张仪、吕不韦、李斯等，他们不都是秦产，多从中原而来，秦人深懂背贤则危、用贤则荣的道理，兴贤任能，人才济济，文臣如斯，武将更炽。其二，自非子畜牧，龙马成群；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废阡陌，统一度量衡；后又由李冰等主持修都江堰、郑国渠，以及金属冶造，桥梁建筑，秦国在农、牧、工、商各方面都得以迅猛发展，国力富强，使其具备了虽然常年征战，但仍能坚挺不倒的雄厚物质基础。其三，秦国最早建立县制，整顿基层组织，修订法律，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严惩私斗。凡能杀敌立功者即受大赏，故将帅忠诚，士卒用命，成就了一支百战能胜而令敌胆寒的军队。其四，在东灭六国的同时，秦人的礼乐诗文，并时同盛，如《蒹葭》之朦胧凄美，《七月》之勤于农事，石鼓籀篆，青铜玉雕，《商君书》与《吕氏春秋》以及《谏逐客书》、刻石铭文等，可与齐鲁三晋共耀环宇。其五，以往研究者认为，秦吞六国，乃凭仗地理位置优势，乘势而下。可谁曾想过，战国时期的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固为四战之地；而秦国东有晋、楚，南有巴、蜀，北有义渠，西有戎翟，生存环境更为险恶。而秦人竟在如此强敌环伺的状态下，西掠东扩，战无不胜，将地理位置劣势，化为扩疆开土的优势。若无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心的支撑，仅凭耀武用强，“狼子野心”，就能横霸取胜，并吞六国，谁予之信？！ 还有一点常为研究者忽略的是秦人坚忍不拔的性格与勤苦不息的精神。秦人既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婉雅，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团结，有“昼尔于茅，宵尔索綯”的辛勤，又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气概。正是这种黄土高原的雄渾苍劲与朴厚勤谨，使秦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顽强生存，在群雄混战的局面下突围而出，较他国总是长一口气，以迎接最后的胜利。这种秦川“老黄牛”精神，至今仍是陕甘百姓最基本的象征与精神力量。
今读李清凌先生大著，引人深思而益令我重有感焉者，尚有两端：
其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地下出土文献，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现的出土文献。百余年来，地不爱宝，甲骨文、简帛与各类文物大量出土，为研究先秦汉魏史增添了极其重要的史料。近些年来，全国许多博物馆和高校又陆续收藏了大量简策，研究者日多，成果不断。然学者们在简文中，发现与先秦古籍，如《论》《孟》《老》《庄》及《史》《汉》诸书中文字有异时，竟不约而同地认为传承有绪的纸上文献有误，而来历不明的出土文献可信，这是非常可忧的现象。春秋战国至汉魏时期，文献流布以传抄为主，同一种书，甲乙两地，即篇数有异，文字不同，如，《战国策》即为当时流传诸本斗凑整理而成者，故当时讲求师承家法，因其流传有绪，诂训有式，故可信据。今以此某地流布之简文，而校流传有绪之通用传本，以此为确，以彼为误，是耶非耶？！
李清凌先生在研究秦亭与秦文化的过程中，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今人在史料运用方面类似的问题。因此，在谈到秦嬴族源探讨时，他极有感慨地指出，清华“竹简对于认证秦嬴族源这样的问题仍是间接资料，它的公信度绝不比《史记》等纸书高”。①在没有考古资料直接证明的情况下，自古以来的传说与纸上文献所载，“渊源有自，数千年传承不断，这本身就很有说服力，理应得到尊重。然而近代以来，人们总以为它是司马迁‘古史人化’和大一统观念下的产物，因而不予认可；乃另辟蹊径，为秦嬴找了许多的族源，而那些说法大都不靠谱”。“我们深感在秦嬴族源的讨论中，不少学者有重考古、轻文献记载的倾向，这是极不应该的。”②此语深中当代研史者过信出土文献的弊端！
其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秦人与秦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或者说是贻害？只要稍读史著就会发现，自秦立国以来，当时就受到列强的歧视，“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③魏信陵君无忌曾言“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④即史迁也借蔺相如之口谓“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⑤暴虐无信，非我族类，这种境遇使秦国君臣感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至始皇帝虽神州一统，但经“焚书坑儒”事后，其暴君无道之名，便更加牢固而不可解，历朝历代，一以贯之。而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给秦的评价也是“里奚致霸，卫鞅任刻。厥后吞并，遂成凶慝”。⑥而近代以来，西北经济落后，文化式微，同东部与沿海相形见绌，即在文史研究领域，也一如既往受到忽略与歧视。在研究秦嬴族源时的“西戎说”与“东夷说”等，也都是忽略与轻视秦人本身的努力与成就的结果。我们以文学研究为例，明代李梦阳贵为“前七子”之领袖，但明清南方文坛仍不认可其地位，极尽贬斥讽刺之能事，至今研究者稀。因此，尽管表面看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对秦人、秦国与秦文化的研究成果有了显著的增加，但人们仍不肯给秦人与秦国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因之，在秦人与秦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不那么令人欣慰与满意。
也正是有鉴于此，李清凌先生本书的研究，特别注重一方面将“秦人、秦文化的区域性同全国性相结合。将秦人发祥于陇右即今甘肃清水一带的史实原原本本地提示出来，又用文物图片、以关键史料为内容的书法作品等来强调这一点；但不人为地扩大，虚骄地让地方独擅历史内涵和文化……以历史文化的全国性反衬其地方性，延展历史文化地方性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强烈地认为，秦人、秦朝同夏商周人（朝）一样，是华夏文明的创建者，而不是一个落后的部族或方国。”“视秦人、秦朝文化落后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⑦
因此也可以说，李清凌先生的大著，既是先生研究秦人与秦文化的创新成果，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与希望。追寻华夏民族的根源，深入研究秦人与秦文化的史学价值与当代意义，尚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漆永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史、清代学术史、东亚汉籍与文化等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秦赢族源，秦亭，秦文化，出土文献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65-03
李清凌先生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尊敬的师长，曾任西北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在中国古代史与西北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荦，著有《西北经济史》《中国西北政治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主编《中国文化史》《甘肃经济史》等，合作主编《西北通史》（第三卷）等书，都是在业内广受好评的著述。先生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将研究方向上溯到华夏文明与秦文化等领域，著有《华夏文明的曙光》《秦亭与秦文化》《街亭与麦积文化》等。
《秦亭与秦文化》一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秦嬴的族源和非子封秦，中篇谈秦人的建国立朝，下篇为秦人的文化。看起来是三个非常普通而常见的题目，但作者却在普通处求特异，在常见处显独见。依我捧读后的愚见，窃以为本书最着力的有两点：一是对秦嬴族源的考辨，二是對秦人和秦文化的发掘与表彰。
李先生的研究，先从辨名与正名开始。他敏锐地指出，族源和来源地是两个概念，族源是要寻找秦地嬴姓人的世系渊源，而不是其近宗或远祖的原住地。同时，秦人特指秦地嬴姓，即被周孝王封为附庸、赐名秦嬴的非子一族，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秦地各族人。厘清了这两个概念，才能考论秦嬴的族源与其他问题。
关于秦嬴族源，向有西戎说（如王国维、蒙文通等）与东夷说（如段连勤等）等。这些观点最大的问题正是将秦人、嬴人、西戎、东夷等混为一谈，远牵泛引，以为凭据，而不考虑其既没有清晰的迁移线路，又不能连点成线贯穿首尾。近又有学者根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以为西迁的“商盖之民”就是秦人（嬴）的祖先，貌似新奇，实际也不足为据。
李先生认为秦嬴的族源，所要讨论的是被周孝王封为附庸的以非子为代表的秦嬴一族的族源，以往只谈到伯翳（非伯益），再往上就很少提及了。在参考利用考古资料与出土实物的基础上，李先生主要依据传世纸上文献如《说文》《山海经》《越绝书》《史记·五帝本纪》《秦本纪》《楚辞章句》《盐铁论》《拾遗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路史》、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郑樵《通志·氏族略》、朱鹤龄《尚书埤传》、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等，悉心推论，层层分析，点线系联，联点为线，认为秦嬴的得姓之祖是伯翳，远祖是少昊，族源是远古炎黄集团的黄帝一支。其族源统系为：黄帝→清→少昊……伯翳……中潏……非子（周封于秦亭）……秦仲→庄公（西垂大夫）→秦襄公……秦始皇。虽然此说也并非定论，但李先生以为，上述文献记载“虽有缺环，但大致框架、世系是明确的——少昊氏出于黄帝，哪怕在今天的学术界也可以备一说。令人不解的是学者们在讨论秦嬴族源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类传说和记载，却硬生生地要从考古资料中等待答案；或是从西戎、东夷中去给秦嬴挖一个族源！”①也就是说，依据上古传说与古人载记，我们至少可以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秦嬴族源与大致世系，而后世诸说只是一味推测，横搬纵切，既缺乏证据链，又违碍难通。
李先生又通过各种纸上材料、考古资料与实物，梳理并证明秦嬴先祖至迟在中潏时代，就已来到陇右，《史记·秦本纪》所谓“保西垂”之西垂，即今甘肃礼县一带。秦人一方面与陇右戎人接触交往，为中原王朝保护边陲；另一方面与东方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吸收中原内地先进文化，积极发展农牧经济。至非子住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东北），因善牧马，为周孝王封到秦邑（今甘肃清水县），即秦亭，为秦奠基。后经非子曾孙秦仲始益壮大。至秦庄公时，打败西戎，被封为西垂大夫。西周末年，秦襄公乘乱而起，攻戎救周，周平王封其为诸侯，赐给岐以西之地，秦始建诸侯国，与东方诸国互通使者，聘问宴享，俨然一霸。至秦文公时，又积极东扩。秦穆公任用贤才，国力强盛，“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中经几度衰微，秦献公时，“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③其势再振。孝公朝，任用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④国以富强，并都咸阳。至秦惠文王，攻取西河、上郡，灭巴、蜀，占领汉中，“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⑤秦国基业得定，有了与诸侯周旋胜战的机会。至秦昭襄王时，实行“远交近攻”之策，愈战愈强，始设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国力极盛，乃至“强国请服，弱国称臣入朝”。⑥最终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⑦天下一统，遂开中华万世之基业。
然而李先生大著在论述这些史实的同时，重点还在于告诉我们，在诸侯并起、群雄割据的时代，土壤贫瘠、经济落后、文化荒蛮而远不被东方六国看好的秦人，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其一，秦国的崛起并统一全国，重视并重用人才是关键因素。就是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西部仍属落后地区，最为紧缺的是人才，仍然呈现出“孔雀东南飞”的现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秦国，谋划建策的能臣，却先后有百里奚、伯乐、九方皋、公孙支、由余、卫鞅、范雎、苏秦、张仪、吕不韦、李斯等，他们不都是秦产，多从中原而来，秦人深懂背贤则危、用贤则荣的道理，兴贤任能，人才济济，文臣如斯，武将更炽。其二，自非子畜牧，龙马成群；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废阡陌，统一度量衡；后又由李冰等主持修都江堰、郑国渠，以及金属冶造，桥梁建筑，秦国在农、牧、工、商各方面都得以迅猛发展，国力富强，使其具备了虽然常年征战，但仍能坚挺不倒的雄厚物质基础。其三，秦国最早建立县制，整顿基层组织，修订法律，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严惩私斗。凡能杀敌立功者即受大赏，故将帅忠诚，士卒用命，成就了一支百战能胜而令敌胆寒的军队。其四，在东灭六国的同时，秦人的礼乐诗文，并时同盛，如《蒹葭》之朦胧凄美，《七月》之勤于农事，石鼓籀篆，青铜玉雕，《商君书》与《吕氏春秋》以及《谏逐客书》、刻石铭文等，可与齐鲁三晋共耀环宇。其五，以往研究者认为，秦吞六国，乃凭仗地理位置优势，乘势而下。可谁曾想过，战国时期的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固为四战之地；而秦国东有晋、楚，南有巴、蜀，北有义渠，西有戎翟，生存环境更为险恶。而秦人竟在如此强敌环伺的状态下，西掠东扩，战无不胜，将地理位置劣势，化为扩疆开土的优势。若无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心的支撑，仅凭耀武用强，“狼子野心”，就能横霸取胜，并吞六国，谁予之信？！ 还有一点常为研究者忽略的是秦人坚忍不拔的性格与勤苦不息的精神。秦人既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婉雅，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团结，有“昼尔于茅，宵尔索綯”的辛勤，又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气概。正是这种黄土高原的雄渾苍劲与朴厚勤谨，使秦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顽强生存，在群雄混战的局面下突围而出，较他国总是长一口气，以迎接最后的胜利。这种秦川“老黄牛”精神，至今仍是陕甘百姓最基本的象征与精神力量。
今读李清凌先生大著，引人深思而益令我重有感焉者，尚有两端：
其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地下出土文献，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现的出土文献。百余年来，地不爱宝，甲骨文、简帛与各类文物大量出土，为研究先秦汉魏史增添了极其重要的史料。近些年来，全国许多博物馆和高校又陆续收藏了大量简策，研究者日多，成果不断。然学者们在简文中，发现与先秦古籍，如《论》《孟》《老》《庄》及《史》《汉》诸书中文字有异时，竟不约而同地认为传承有绪的纸上文献有误，而来历不明的出土文献可信，这是非常可忧的现象。春秋战国至汉魏时期，文献流布以传抄为主，同一种书，甲乙两地，即篇数有异，文字不同，如，《战国策》即为当时流传诸本斗凑整理而成者，故当时讲求师承家法，因其流传有绪，诂训有式，故可信据。今以此某地流布之简文，而校流传有绪之通用传本，以此为确，以彼为误，是耶非耶？！
李清凌先生在研究秦亭与秦文化的过程中，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今人在史料运用方面类似的问题。因此，在谈到秦嬴族源探讨时，他极有感慨地指出，清华“竹简对于认证秦嬴族源这样的问题仍是间接资料，它的公信度绝不比《史记》等纸书高”。①在没有考古资料直接证明的情况下，自古以来的传说与纸上文献所载，“渊源有自，数千年传承不断，这本身就很有说服力，理应得到尊重。然而近代以来，人们总以为它是司马迁‘古史人化’和大一统观念下的产物，因而不予认可；乃另辟蹊径，为秦嬴找了许多的族源，而那些说法大都不靠谱”。“我们深感在秦嬴族源的讨论中，不少学者有重考古、轻文献记载的倾向，这是极不应该的。”②此语深中当代研史者过信出土文献的弊端！
其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秦人与秦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或者说是贻害？只要稍读史著就会发现，自秦立国以来，当时就受到列强的歧视，“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③魏信陵君无忌曾言“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④即史迁也借蔺相如之口谓“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⑤暴虐无信，非我族类，这种境遇使秦国君臣感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至始皇帝虽神州一统，但经“焚书坑儒”事后，其暴君无道之名，便更加牢固而不可解，历朝历代，一以贯之。而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给秦的评价也是“里奚致霸，卫鞅任刻。厥后吞并，遂成凶慝”。⑥而近代以来，西北经济落后，文化式微，同东部与沿海相形见绌，即在文史研究领域，也一如既往受到忽略与歧视。在研究秦嬴族源时的“西戎说”与“东夷说”等，也都是忽略与轻视秦人本身的努力与成就的结果。我们以文学研究为例，明代李梦阳贵为“前七子”之领袖，但明清南方文坛仍不认可其地位，极尽贬斥讽刺之能事，至今研究者稀。因此，尽管表面看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对秦人、秦国与秦文化的研究成果有了显著的增加，但人们仍不肯给秦人与秦国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因之，在秦人与秦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不那么令人欣慰与满意。
也正是有鉴于此，李清凌先生本书的研究，特别注重一方面将“秦人、秦文化的区域性同全国性相结合。将秦人发祥于陇右即今甘肃清水一带的史实原原本本地提示出来，又用文物图片、以关键史料为内容的书法作品等来强调这一点；但不人为地扩大，虚骄地让地方独擅历史内涵和文化……以历史文化的全国性反衬其地方性，延展历史文化地方性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强烈地认为，秦人、秦朝同夏商周人（朝）一样，是华夏文明的创建者，而不是一个落后的部族或方国。”“视秦人、秦朝文化落后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⑦
因此也可以说，李清凌先生的大著，既是先生研究秦人与秦文化的创新成果，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与希望。追寻华夏民族的根源，深入研究秦人与秦文化的史学价值与当代意义，尚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漆永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史、清代学术史、东亚汉籍与文化等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