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在思考新旧动能转换、深入省思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不少人看到了“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的负面影响。但继续找原因时，竟认为是“孔孟儒学惹的祸”。如果孔子在世，他一定觉得好笑，因为他一再强调的，是为官者明其“本位”，尽其“本分”。
　　通常所谓的“官本位”，几乎与“官僚主义”是同义词，都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的畸形价值观。现实中，这种“官本位”常表现为官员高高在上，独断专行，脱离群众；阿谀奉承，遇事推诿，办事拖拉；贪图享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等。然而，如果将其归咎于“孔孟之道”，把矛头直指孔子等圣贤，却是似是而非、迷茫淆乱的“文化自譴”。翻遍儒家文献，品味所有的孔子遗说，也找不到与所谓“官本位”或官僚主义有何瓜葛。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学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学说，尤为关注人的社会性存在。在孔子看来，“天下为公”就是每个人都应有明确的公共意识，尤其是“大人”“君子”要引领社会公德。孔子思想涵盖仁义道德学说与性命祸福之道，可谓包罗天地，无所不载。但就其本质而言，关注最多的恰恰是“大人”“君子”必须辨明、遵循的“位”与“分”。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官本位”的话，那么“孔孟之道”强调的正是为官者应明确本位，恪尽职分，安其位而谋其政。这与庸俗所谓的“官本位”是截然不同的。
　　以饱受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说，这其实是孔子“正名”主张的简要表述。在社会与家庭生活中，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复合的。在工作中，有“君”和“臣”即上、下级的不同身份；在家庭中，有“父”与“子”、“夫”与“妻”的不同身份。因此，每个人都处在君臣、夫子、夫妻以及兄弟、朋友等各种关系中，每个人都要处理好这些基本关系。儒家的“正名”是一种“礼”的文化。礼也者，理也。人的差异性存在是客观的，每个人在政治、社会、家庭中应各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孔子儒家认为，社会管理的本质属性是修己安人。按照“正名”的要求，人“在其位”必“谋其政”，应该勇于担当，按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力做好自己。“君君”意味着君要像个君，即为政者首先做好自己，做出表率；“臣臣”意味着臣要像个臣，臣下应当忠于职守。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各有对应，在此为君为父，在彼可能为臣为子，应按照本位、本分尽其责任与义务。自己的职责与分内之事，固然不容推卸；逾越本分、胡作非为之事，同样断然不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状态，达到社会大同，社会和谐，人心和顺，就必须明晰本位，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
　　看来，所谓“官本位”必须予以分析，应当理性扬弃。庸俗的“官本位”，就是官僚主义，就是没有认清自己“位”之所在，进而混淆、漠视了自己职分之所应当。它不仅与孔子学说、“孔孟之道”毫无关系，而且恰恰是对孔子、孟子等圣贤一贯主张与苦心教诲的截然悖逆。将庸俗的“官本位”归咎于“孔孟之道”，本质上是对母文化即优秀文化传统的不自知、不自觉，并继而导致了缺乏起码的自我反省之心与自我纠错能力。这样，南辕北辙，指鹿为马，一错再错，思想、行为的混乱和无序就在所难免。
　　因此，每个社会的人都理应认清自己的“位”，从而尽自己的“分”。真正的“大人”“君子”，优秀的党员干部更必须勇于与庸俗的“官本位”、官僚主义决裂，进而踏踏实实地安其位、谋其政、尽其分。
　　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文化自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题中应有之义，切不可无知、误判，以致厚诬圣贤。党员干部应带头正本清源，脚踏实地，用心学孔孟，学习真孔孟，扬弃“官本位”，践行“官本分”。
　　（编辑/常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