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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价格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很多业界领袖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视线中的人物,褒贬不一。从住宅地产中抽身而出的黄怒波则显得从容很多,颇有一种远离风浪之后的恬静。黄怒波的诗人身份注定他不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生活在别处”,这个“别处”既是时间的概念,也是空间的概念。如罗兹·墨菲(Murphey Rhoads)所说,中国的士大夫在工作的时候是儒家,而在工作之外则成了道家,黄怒波一方面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则是一个颇负声名的诗人,一个游山玩水写诗的商人。内心即世界,某种意义上,黄怒波将其个人的第二生活空间移植为了中坤地产的战略—以度假地产模式打造顾客的第二生活空间,这是一片蓝海,而住宅地产已成一片红海,地王频出。黄怒波说,在金伟灿提出“蓝海理论”之前,他已意识到这一点,他当时说,要关注“不竞争模式”,避开竞争才是王道。
管理与诗道
诗人和商人这两种人,在大多数中国人视野里都属于异类,是被边缘化的。尽管诗人在其身后常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成为一个职业诗人,在他们眼里,诗人是不容于社会的,甚至无法谋得稻粱,在精神上,世人对成功的诗人是倾慕的,当然也有附庸风雅的潜意识在内,在物质上,世人对诗人则充满鄙夷;对于商人,世人则往往持相反的态度,在物质上,对他们是羡慕的,在精神上,看他们则难免带有阿Q式的鄙夷,甚至愤怒。尽管揆诸中国三千年诗史,绝大多数诗人是以写诗为副业的官员,不少人政绩斐然,但那些为数不多、颠沛流离的诗人往往更让人们印象深刻,以至于生出诗人要么举止乖张、要么注定饿死的印象。黄怒波属于前者,尽管他已经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一个企业家了。黄怒波也承认,有一段时间,他是羞于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个诗人的。
现在更多的人把黄怒波的两种身份结合起来,以展示其是一个异于常人的成功企业家—一个金光闪闪会吟诗的怪物,但黄怒波对诗、对管理的思考则很少为人所关注。对于诗,对于管理本身,人们很难深得个中三味。真的诗人不是风花雪月的女郎,也非饱吹饿唱的酸翁。诗是一种生命的节奏,既需要创造性,又需要节制性。某种意义上任何艺术都是生命的节奏,在诗称为韵律。管理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一项职能,不是制度和工具理性所能涵盖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门艺术,尤其在信息不充分时如何决策,以及如何领导变革等问题上。
黄怒波说:“诗歌有它自由张性的一面,因此它就与其他文体有所区别,但是它确实是非常有节制的,需要韵律、结构、笔意和意境。我经常创作诗歌,而我不能用我用过的风格,我也不能模仿别人,我得写出自己的个性来,但是它毕竟是诗,让人一读就知道是诗,不能胡来,不能写的不是诗了。反过来做企业也是一样,它是企业,必须按照企业的规则来运作,比如它需要一个团队,它要有盈利模式,要有它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样的,企业还需要个性。同时,写诗和做管理一样,都需要通过长期训练才能提升能力,前者是把握语言和思想的能力,后者则是拿捏组织问题的能力。”
旅法诗歌翻译家徐爽认为黄怒波的诗和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 Ponge)存在某种冥冥中的相似性。意大利现代主义文豪卡尔维诺评价彭热:“他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万物有本心》中的简短篇章和他的其他同类作品,虽然读的是一只虾、一个石子儿或者两块肥皂,但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战斗范例,他要迫使语言成为万物的语言,语言从万物出发,归返到我们感官时却已发生变化:获得了我们投放于万物中的人性……他要通过词汇轻而无实体的、粉未般的纤尘来重建世界万物的物性。”尽管黄怒波没有读过彭热的诗作,因为彭热诗在国内几乎见不到译本,但他承认徐爽所说的他的诗与彭热诗存在某种共性—破坏,破坏了诗歌传统的叙述结构和想象,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黄怒波诗的散文化倾向和咏物倾向也与彭热在某些程度上暗合。
这种暗合让黄怒波产生了很大的自信,也促使黄怒波反思,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又该如何面对传统?这不但是诗歌的,也是管理的。黄怒波说:“这么多年来,从诗歌上看,我们民族也存在着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为什么呢?新诗一诞生就是模仿的,五四时期整体是在向法国等西方国家看齐的。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兴起,以北岛为代表,又是在模仿西方,一切都向西方看,不是以自己的东西来创新。”
从深层次的民族心理上看,由于过去一百年的屈辱,反帝反封建成了时代的强音,民族自信严重缺失。黄怒波说:“这个时候大家就说我们的文化有问题,应该全部不要,所以要打倒孔孟之道。但是孔家店倒了以后,该向谁学习,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尽管当时有争论,但基本上全盘接收了。为什么两次新诗的崛起没有和中国的现代性启蒙结合起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诗歌和我们企业发展也是相似的。”
对于中国企业现在的产能过剩,黄怒波认为是习惯性模仿造成的。他说:“长期存在一个同质竞争的问题,人们只能跟进某个领域,没有别的创新能力,产能过剩是一个创新能力不够的民族悲剧,为什么中国一做就产能过剩,结构要大调整,结果消灭掉一大批。”
黄怒波认为不但诗歌应该回到母语的怀抱,否则无法体现中国新诗的自我超越性,同时,在管理理论上也应该重新审视西方来的东西。这一点不但黄怒波,被称为“发展伦理学”之父的德尼·古莱(Denis Goulet)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也早已警觉。他在《残酷的选择》一书中呼吁人们要正视“发展的代价”。“存在理性”决定弱势民族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得不努力发展,诸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市场化”等政策显得理直气壮。弱势文明及弱势群体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无力抵抗物质文明的“诱惑”;强势文明及强势群体也有脆弱性,因为他们无力化解发展带来的“冲突”。前者造成了生态失衡、人口暴涨、环境污染和自然家园的破坏;后者则破坏人的本真存在状态,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人们普遍产生了“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精神危机和心理恐慌与日俱增。
黄怒波说:“我们讲西方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很好,很完美,资本主义发展这么多年,企业制度越来越完善,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但是现在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管理模式并不能真正应对社会不断进步的需求。西方管理学架构建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内核就是新丛林法则或者是达尔文主义,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应该适度地考虑到社会公平的问题,做企业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意识。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对西方的管理学提出了挑战,很完美的管理学理论和架构不能够解决社会的公正问题,最关键不能解决人的道德问题。”
东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中心论者认为中国现在有什么新诗,无非是从他们那边拿过来的。这种说法让黄怒波有些郁闷,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是这样想的。通过和日本以及欧美诗歌界多年接触,黄怒波发现其实中国新诗的张力远远超过现在的日本和西方同行。中国的新诗该何去何从,中国企业又该何去何从,这是黄怒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靠市场极大的饥渴、机会主义加上西方管理理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也带了很多困扰社会的问题,那未来的三十年,中国企业依靠什么去健康发展?
黄怒波说:“金融危机是一个触及根本的大教训。我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必然有所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必然有所改变,反过来整个西方管理学思想一定有改变,这是中国管理学思想出现的好时机。”其实,对于中国思想和管理本身的融合,日本企业家似乎走得更早。创立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曾经坦言,美国是个欲望驱动型的社会,和东方社会不同,在经营技巧上可以师法美国,但在管理问题的核心部分,他主要得力于中国的古代思想。黄怒波也说:“我们要解决掉自己心灵对财富、对社会的看法。”
如何产生有价值的基于东方世界的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企业界和学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摘抄古人警句比附西方理论,以显示我们先于你们多少年提出那么简单。1995年,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走访了东南亚之后就曾经问过自己,2005年后,华人企业管理的秘密能否成为管理学畅销书的题目呢?
与日本相比,中国是华夏文明的嫡传,日本是私淑。长期做学生的日本尽管缺乏思想革新的勇气和魄力,但由于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断链,旧文化、旧秩序中优秀层面,显得模糊不清,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现代人如何体认,如何扬弃,如何和西方理论互补也是很大的问题。
黄怒波说:“我想中国的管理学思想要回到我们的文化源头去找,这个要尽可能去找。”就像一个游子,走得越远,则越想家,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支撑,使内心不迷失方向。产生中国企业未来的管理理论成了当下中国商业领袖的一种责任,检讨过去,展望未来。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实践是否缺乏历史纵深?黄怒波说:“要回顾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尽管短,但是这种短不能拿过去的二百年来比,因为现在发展的经验和起点都不一样了。”这也是很多企业江湖大佬的共识。
裂变是民企成长的秘密通道
和早年羞于言诗相似,若干年前,黄怒波对中坤发展史上的一次严重分裂也曾经视为疮疤,羞于提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链的断裂,原本礼教约束的中国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加上很多原则性的东西,中国人并不遵守,所以很多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当然中国人“家本位”的习惯,并未改变,视组织为“家”的扩大。在创业初期,主要创业者和老臣们亲如弟兄,这既节约了成本,也提高了组织的效率,但一旦企业做大,老臣们就很难管理,甚至会私下将企业瓜分。黄怒波遇到的情况是最为凶险的一种,有点你死我活的味道。他说:“我用他们做日常管理,我整天到处跑,做战略,比如弄宏村那个项目。没想到从会计到司机全都叛变了,他们把企业的一些股份都改掉了,把一些房产都放到他们的名下了。一旦发现感觉很震惊,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我没有错,可他们却认为企业是他们做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企业的资本是谁出的。”
时过境迁,当时很寒心的黄怒波,如今心境超然了很多,他发现裂变的不仅仅是中坤一家企业,这几乎成了所有民营企业需要跨越的一道坎。黄怒波说:“这是中国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西方管理理论没有这个,尽管在美国也有人情存在,但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守原则的。美国的法制很健全,产权界定很清晰,违法的成本很高。最后一点非常关键,之所以中国的经理人一直没有形成一个阶层,没有形成企业家精神,就是因为职业经理人违法的成本太低了。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发展太快了,大旗一树,应者云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财富的增长会那么快,心理都失衡了。大家都在问,你凭什么?儒家的思想是尊重秩序的,这在过去多少有一定的约束力。老子的思想是均贫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财富分配不均的时候,团队也会裂变,但是对财富的分配很难做到平均。”
如何激励高管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年薪10万的时候,他很好,你给他50万的时候出问题了。最近我们有高管辞职走了,你就难理解,他的年薪一、二百万呢。问题出在哪里?他掂量掂量,做企业不就这样嘛,你这个老板不就天天游山玩水写诗嘛,我也能啊。我反正有一笔财富了,我不一定做你这么大,回家开茶馆行不行?我们也尝试过很多激励机制,我们让他们做股东,年底分红,但解决不了组织裂变的问题,你给他期权,他第一时间变现走人。”黄怒波笑言。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黄怒波说:“西方意识中有一个假定,每个人都会尽职的,还有一个判断,从新教伦理来看每个人都是罪恶的,是需要约束的,需要救赎的,所以新教理论就是说,我们在做所有工作,都是在向社会赎罪,向上帝赎罪,我们要通过让别人快乐我才快乐。它有一个假定。但是我们没有。”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真正信仰过任何宗教,从古到今皆然。中国民众信仰的是一种暗示物质利益的、带有严重巫术色彩的“人神交易”。区别于群氓的士大夫阶层则在“修齐治平”的理想中,激励并约束自我,以寻求身心的哲学超越。当士大夫精神像一缕晚霞消失于地平线之后,能否告别“群氓时代”,对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企业所遇到的只是一个缩影。
不过企业越“无情”,则越接近现代企业管理规则,老臣和新聘用的高管发生冲突往往很难避免,前者认为职位是苦劳的回报,后者则认为职位是能力的体现,同时企业也无法对老臣实施绩效考核。黄怒波说:“前十年来的人认为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怎么和你拿一样的钱?你怎么职务比我高?忠诚度就出现问题了。”
尽管感情破裂,但还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种大家庭观念更似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意识残留。中国人的“大家庭”观念似乎应该扩大为视整个社会为“大家庭”,至少是企业所处的社区,而不是局促在手能摸得着的组织范围内,所以分家或者组织裂变并不可怕。
黄怒波说:“过去的社会讲究仁义礼智信,仁和信在那儿,声誉败坏的成本很高,以后没有人和你做生意了。现在则是大不了我在你这里坑一把,我走了,上别的地方去。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信任制度的严重缺失。在美国,一旦进入破产,一旦失去信誉,你再不能再经营了,信誉本身有一套体系。在中国做企业,首先产权一定要明晰,不能稀里糊涂,随随便便讲哥儿们意气;第二,利益机制、治理结构要弄清楚;第三,要有一个完善的组织,这样就简单了,愿意走就走,自然会有人来;第四,创业的原始团队发生裂变不是坏事,每次裂变会走掉一些人,企业变得越来越稳定。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残酷,新人来了,会按照新的游戏规则来做事。裂变对社会来说,也不是个坏事。像冯仑他们裂变了,出来了潘石屹这么多人,这个社会又多了一些人才,回过头来还是朋友。”
在法律框架下的企业裂变往往产生更多的企业,对经济发展更多的是正向促进,黄怒波笑道:“裂变是一种常态,只能让中国的企业管理越来越完善,家族的概念以后一定会慢慢被打破,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像柳传志领导的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裂变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一个秘密通道。很多企业家看到这句话,就心理平衡了。”
战略在别处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挤在风景区的标志牌那里排队拍照,再拿回来告诉周围人,我去过某名胜了。旅行是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行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都市人对古城镇、山林、雪山和大漠的向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无家可归成了世界的命运”,这个家就是精神的家,在德尼·古莱眼里,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同样也是“发展的代价”之一。
习惯生活在别处的诗人黄怒波把战略也定在了“别处”,先是旅游地产模式,现在已升级为度假地产模式,这种差异性战略使中坤避开了地产业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996年,黄怒波往宏村投资的时候,很多人说北京来了一个傻子,居然能给他们一年17万元的门票收入,第二年宏村门票收入就达到400万元,如今接近一亿元。李安的《卧虎藏龙》也在宏村取景,但让黄怒波骄傲的是,在中坤的适度开发,就地保护的努力下,宏村成了世界文化遗产。黄怒波又说:“宏村是我的一只强大的提供现金的奶牛。”
社会越进步,人们就会从简单的购物等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精神需求首先便是文化需求。黄怒波说:“现在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15%-18%,日本是50%,而中国城市化步伐不可逆转,那么算一下,人口达到25-30%的时候,城市的空间就很大了,但是相对于它的另外一个空间,比如古村落的空间越来越少了,那个时候,这就变成了稀缺资源,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个战略趋势。”
度假地产提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第二生活空间。中坤会员制的红山楂俱乐部,提供各种度假产品,比如每年到黄山梓路寺做禅修,参加一个研修班,通过禅修解决一个内心问题,或者去田纳西,住在中坤的牧场,美国的世界乡村音乐节在那里举办,可以体验猫王和另外一种文化。黄怒波说:“度假别墅是可以向会员销售的。销售以后中坤替会员经营,大家分成,过几年以后还可以卖回给中坤。”
葡萄酒文化是世界性的强势文化,很多人心向往之,在法国波尔多、勃艮第拥有名庄,对富豪来说,也是极度奢侈的梦想。黄怒波说:“中坤在延庆的葡萄酒庄,今年就开始推广,有2500亩葡萄园,我们自己种500亩,剩下的2000亩招募2000个会员来,一人拿一亩,自己选葡萄品种,可以自己种,可以代种,然后提供私人酒窖,可以持有50年,也可以转让。这就变成了一种业余精神的消费,酒瓶、酒标都是自己的,所有的都是自己的,可以送朋友,可以自己喝,还可以卖。在北京找2000个人来做庄主毫无问题。中坤有规模优势,又占了最好的位置,我希望形成一个文化带,一个产业链。”葡萄酒也并非舶来品,精绝国遗址—和田尼雅古城正在中坤的管理之下,那里出土过数千年前的葡萄藤和储酒罐。黄怒波说:“‘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是中国的葡萄酒文化。”
黄怒波认为,看到后三十年的发展,看到人们消费模式的改变,就肯定站在制高点上。他说:“我又有土地,又有地产,又有宾馆,又有新的生活方式。我所做的事门槛很高,国有企业不做,因为它看不上;上市企业不做,因为它的利润回报不很强。小的民企不做,因为没有实力,大的民企不做,因为没有文化。”
我是内心矛盾的人
诗人本人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紧张的关系,如果他和生活的关系很和谐的话,往往写不出好诗。诗人需要面对内心来写作,要体验痛苦,超越痛苦,以表达普世的情感、苦难和哲学思考。黄怒波坦言这种紧张的关系始终存在,“作为诗人有意识要给自己找张力,不能和生活协调,真正的诗人和生活不是统一的,他不会向生活妥协。诗人永远会说今天为什么不够好,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习惯批判的。诗歌有一个特点,能写出张力很强的诗的人内心一定很矛盾,很痛苦。我批判的都是我自己,批判的是财富、都市化、不平等,我必须从诗人的角度找出一种张力来,诗歌和诗人的魅力就在这里。做企业也是如此。企业要发展壮大,要追求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在创造,也在破坏,同时,我和我富起来的诗人身份还有冲突。在企业家的位置上,我会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秘密通道,企业财富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以及财富积累的残酷性。作为诗人的我在这个时候写东西就有张力了。”
要弥合逐利的企业家和带批判色彩的诗人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异,黄怒波认为只有对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共享。黄怒波说:“中坤要向与社会共享的方向发展。企业利润、发展经验要和社会共享,制定战略时,也要考虑中坤发展能不能与社会共享,这不是简单地做一个慈善型企业,也不是做一个简单的企业公民。”
管理与诗道
诗人和商人这两种人,在大多数中国人视野里都属于异类,是被边缘化的。尽管诗人在其身后常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成为一个职业诗人,在他们眼里,诗人是不容于社会的,甚至无法谋得稻粱,在精神上,世人对成功的诗人是倾慕的,当然也有附庸风雅的潜意识在内,在物质上,世人对诗人则充满鄙夷;对于商人,世人则往往持相反的态度,在物质上,对他们是羡慕的,在精神上,看他们则难免带有阿Q式的鄙夷,甚至愤怒。尽管揆诸中国三千年诗史,绝大多数诗人是以写诗为副业的官员,不少人政绩斐然,但那些为数不多、颠沛流离的诗人往往更让人们印象深刻,以至于生出诗人要么举止乖张、要么注定饿死的印象。黄怒波属于前者,尽管他已经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一个企业家了。黄怒波也承认,有一段时间,他是羞于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个诗人的。
现在更多的人把黄怒波的两种身份结合起来,以展示其是一个异于常人的成功企业家—一个金光闪闪会吟诗的怪物,但黄怒波对诗、对管理的思考则很少为人所关注。对于诗,对于管理本身,人们很难深得个中三味。真的诗人不是风花雪月的女郎,也非饱吹饿唱的酸翁。诗是一种生命的节奏,既需要创造性,又需要节制性。某种意义上任何艺术都是生命的节奏,在诗称为韵律。管理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一项职能,不是制度和工具理性所能涵盖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门艺术,尤其在信息不充分时如何决策,以及如何领导变革等问题上。
黄怒波说:“诗歌有它自由张性的一面,因此它就与其他文体有所区别,但是它确实是非常有节制的,需要韵律、结构、笔意和意境。我经常创作诗歌,而我不能用我用过的风格,我也不能模仿别人,我得写出自己的个性来,但是它毕竟是诗,让人一读就知道是诗,不能胡来,不能写的不是诗了。反过来做企业也是一样,它是企业,必须按照企业的规则来运作,比如它需要一个团队,它要有盈利模式,要有它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样的,企业还需要个性。同时,写诗和做管理一样,都需要通过长期训练才能提升能力,前者是把握语言和思想的能力,后者则是拿捏组织问题的能力。”
旅法诗歌翻译家徐爽认为黄怒波的诗和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 Ponge)存在某种冥冥中的相似性。意大利现代主义文豪卡尔维诺评价彭热:“他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万物有本心》中的简短篇章和他的其他同类作品,虽然读的是一只虾、一个石子儿或者两块肥皂,但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战斗范例,他要迫使语言成为万物的语言,语言从万物出发,归返到我们感官时却已发生变化:获得了我们投放于万物中的人性……他要通过词汇轻而无实体的、粉未般的纤尘来重建世界万物的物性。”尽管黄怒波没有读过彭热的诗作,因为彭热诗在国内几乎见不到译本,但他承认徐爽所说的他的诗与彭热诗存在某种共性—破坏,破坏了诗歌传统的叙述结构和想象,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黄怒波诗的散文化倾向和咏物倾向也与彭热在某些程度上暗合。
这种暗合让黄怒波产生了很大的自信,也促使黄怒波反思,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又该如何面对传统?这不但是诗歌的,也是管理的。黄怒波说:“这么多年来,从诗歌上看,我们民族也存在着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为什么呢?新诗一诞生就是模仿的,五四时期整体是在向法国等西方国家看齐的。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兴起,以北岛为代表,又是在模仿西方,一切都向西方看,不是以自己的东西来创新。”
从深层次的民族心理上看,由于过去一百年的屈辱,反帝反封建成了时代的强音,民族自信严重缺失。黄怒波说:“这个时候大家就说我们的文化有问题,应该全部不要,所以要打倒孔孟之道。但是孔家店倒了以后,该向谁学习,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尽管当时有争论,但基本上全盘接收了。为什么两次新诗的崛起没有和中国的现代性启蒙结合起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诗歌和我们企业发展也是相似的。”
对于中国企业现在的产能过剩,黄怒波认为是习惯性模仿造成的。他说:“长期存在一个同质竞争的问题,人们只能跟进某个领域,没有别的创新能力,产能过剩是一个创新能力不够的民族悲剧,为什么中国一做就产能过剩,结构要大调整,结果消灭掉一大批。”
黄怒波认为不但诗歌应该回到母语的怀抱,否则无法体现中国新诗的自我超越性,同时,在管理理论上也应该重新审视西方来的东西。这一点不但黄怒波,被称为“发展伦理学”之父的德尼·古莱(Denis Goulet)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也早已警觉。他在《残酷的选择》一书中呼吁人们要正视“发展的代价”。“存在理性”决定弱势民族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得不努力发展,诸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市场化”等政策显得理直气壮。弱势文明及弱势群体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无力抵抗物质文明的“诱惑”;强势文明及强势群体也有脆弱性,因为他们无力化解发展带来的“冲突”。前者造成了生态失衡、人口暴涨、环境污染和自然家园的破坏;后者则破坏人的本真存在状态,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人们普遍产生了“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精神危机和心理恐慌与日俱增。
黄怒波说:“我们讲西方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很好,很完美,资本主义发展这么多年,企业制度越来越完善,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但是现在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管理模式并不能真正应对社会不断进步的需求。西方管理学架构建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内核就是新丛林法则或者是达尔文主义,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应该适度地考虑到社会公平的问题,做企业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意识。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对西方的管理学提出了挑战,很完美的管理学理论和架构不能够解决社会的公正问题,最关键不能解决人的道德问题。”
东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中心论者认为中国现在有什么新诗,无非是从他们那边拿过来的。这种说法让黄怒波有些郁闷,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是这样想的。通过和日本以及欧美诗歌界多年接触,黄怒波发现其实中国新诗的张力远远超过现在的日本和西方同行。中国的新诗该何去何从,中国企业又该何去何从,这是黄怒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靠市场极大的饥渴、机会主义加上西方管理理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也带了很多困扰社会的问题,那未来的三十年,中国企业依靠什么去健康发展?
黄怒波说:“金融危机是一个触及根本的大教训。我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必然有所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必然有所改变,反过来整个西方管理学思想一定有改变,这是中国管理学思想出现的好时机。”其实,对于中国思想和管理本身的融合,日本企业家似乎走得更早。创立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曾经坦言,美国是个欲望驱动型的社会,和东方社会不同,在经营技巧上可以师法美国,但在管理问题的核心部分,他主要得力于中国的古代思想。黄怒波也说:“我们要解决掉自己心灵对财富、对社会的看法。”
如何产生有价值的基于东方世界的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企业界和学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摘抄古人警句比附西方理论,以显示我们先于你们多少年提出那么简单。1995年,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走访了东南亚之后就曾经问过自己,2005年后,华人企业管理的秘密能否成为管理学畅销书的题目呢?
与日本相比,中国是华夏文明的嫡传,日本是私淑。长期做学生的日本尽管缺乏思想革新的勇气和魄力,但由于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断链,旧文化、旧秩序中优秀层面,显得模糊不清,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现代人如何体认,如何扬弃,如何和西方理论互补也是很大的问题。
黄怒波说:“我想中国的管理学思想要回到我们的文化源头去找,这个要尽可能去找。”就像一个游子,走得越远,则越想家,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支撑,使内心不迷失方向。产生中国企业未来的管理理论成了当下中国商业领袖的一种责任,检讨过去,展望未来。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实践是否缺乏历史纵深?黄怒波说:“要回顾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尽管短,但是这种短不能拿过去的二百年来比,因为现在发展的经验和起点都不一样了。”这也是很多企业江湖大佬的共识。
裂变是民企成长的秘密通道
和早年羞于言诗相似,若干年前,黄怒波对中坤发展史上的一次严重分裂也曾经视为疮疤,羞于提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链的断裂,原本礼教约束的中国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加上很多原则性的东西,中国人并不遵守,所以很多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当然中国人“家本位”的习惯,并未改变,视组织为“家”的扩大。在创业初期,主要创业者和老臣们亲如弟兄,这既节约了成本,也提高了组织的效率,但一旦企业做大,老臣们就很难管理,甚至会私下将企业瓜分。黄怒波遇到的情况是最为凶险的一种,有点你死我活的味道。他说:“我用他们做日常管理,我整天到处跑,做战略,比如弄宏村那个项目。没想到从会计到司机全都叛变了,他们把企业的一些股份都改掉了,把一些房产都放到他们的名下了。一旦发现感觉很震惊,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我没有错,可他们却认为企业是他们做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企业的资本是谁出的。”
时过境迁,当时很寒心的黄怒波,如今心境超然了很多,他发现裂变的不仅仅是中坤一家企业,这几乎成了所有民营企业需要跨越的一道坎。黄怒波说:“这是中国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西方管理理论没有这个,尽管在美国也有人情存在,但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守原则的。美国的法制很健全,产权界定很清晰,违法的成本很高。最后一点非常关键,之所以中国的经理人一直没有形成一个阶层,没有形成企业家精神,就是因为职业经理人违法的成本太低了。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发展太快了,大旗一树,应者云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财富的增长会那么快,心理都失衡了。大家都在问,你凭什么?儒家的思想是尊重秩序的,这在过去多少有一定的约束力。老子的思想是均贫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财富分配不均的时候,团队也会裂变,但是对财富的分配很难做到平均。”
如何激励高管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年薪10万的时候,他很好,你给他50万的时候出问题了。最近我们有高管辞职走了,你就难理解,他的年薪一、二百万呢。问题出在哪里?他掂量掂量,做企业不就这样嘛,你这个老板不就天天游山玩水写诗嘛,我也能啊。我反正有一笔财富了,我不一定做你这么大,回家开茶馆行不行?我们也尝试过很多激励机制,我们让他们做股东,年底分红,但解决不了组织裂变的问题,你给他期权,他第一时间变现走人。”黄怒波笑言。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黄怒波说:“西方意识中有一个假定,每个人都会尽职的,还有一个判断,从新教伦理来看每个人都是罪恶的,是需要约束的,需要救赎的,所以新教理论就是说,我们在做所有工作,都是在向社会赎罪,向上帝赎罪,我们要通过让别人快乐我才快乐。它有一个假定。但是我们没有。”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真正信仰过任何宗教,从古到今皆然。中国民众信仰的是一种暗示物质利益的、带有严重巫术色彩的“人神交易”。区别于群氓的士大夫阶层则在“修齐治平”的理想中,激励并约束自我,以寻求身心的哲学超越。当士大夫精神像一缕晚霞消失于地平线之后,能否告别“群氓时代”,对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企业所遇到的只是一个缩影。
不过企业越“无情”,则越接近现代企业管理规则,老臣和新聘用的高管发生冲突往往很难避免,前者认为职位是苦劳的回报,后者则认为职位是能力的体现,同时企业也无法对老臣实施绩效考核。黄怒波说:“前十年来的人认为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怎么和你拿一样的钱?你怎么职务比我高?忠诚度就出现问题了。”
尽管感情破裂,但还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种大家庭观念更似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意识残留。中国人的“大家庭”观念似乎应该扩大为视整个社会为“大家庭”,至少是企业所处的社区,而不是局促在手能摸得着的组织范围内,所以分家或者组织裂变并不可怕。
黄怒波说:“过去的社会讲究仁义礼智信,仁和信在那儿,声誉败坏的成本很高,以后没有人和你做生意了。现在则是大不了我在你这里坑一把,我走了,上别的地方去。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信任制度的严重缺失。在美国,一旦进入破产,一旦失去信誉,你再不能再经营了,信誉本身有一套体系。在中国做企业,首先产权一定要明晰,不能稀里糊涂,随随便便讲哥儿们意气;第二,利益机制、治理结构要弄清楚;第三,要有一个完善的组织,这样就简单了,愿意走就走,自然会有人来;第四,创业的原始团队发生裂变不是坏事,每次裂变会走掉一些人,企业变得越来越稳定。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残酷,新人来了,会按照新的游戏规则来做事。裂变对社会来说,也不是个坏事。像冯仑他们裂变了,出来了潘石屹这么多人,这个社会又多了一些人才,回过头来还是朋友。”
在法律框架下的企业裂变往往产生更多的企业,对经济发展更多的是正向促进,黄怒波笑道:“裂变是一种常态,只能让中国的企业管理越来越完善,家族的概念以后一定会慢慢被打破,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像柳传志领导的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裂变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一个秘密通道。很多企业家看到这句话,就心理平衡了。”
战略在别处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挤在风景区的标志牌那里排队拍照,再拿回来告诉周围人,我去过某名胜了。旅行是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行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都市人对古城镇、山林、雪山和大漠的向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无家可归成了世界的命运”,这个家就是精神的家,在德尼·古莱眼里,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同样也是“发展的代价”之一。
习惯生活在别处的诗人黄怒波把战略也定在了“别处”,先是旅游地产模式,现在已升级为度假地产模式,这种差异性战略使中坤避开了地产业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996年,黄怒波往宏村投资的时候,很多人说北京来了一个傻子,居然能给他们一年17万元的门票收入,第二年宏村门票收入就达到400万元,如今接近一亿元。李安的《卧虎藏龙》也在宏村取景,但让黄怒波骄傲的是,在中坤的适度开发,就地保护的努力下,宏村成了世界文化遗产。黄怒波又说:“宏村是我的一只强大的提供现金的奶牛。”
社会越进步,人们就会从简单的购物等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精神需求首先便是文化需求。黄怒波说:“现在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15%-18%,日本是50%,而中国城市化步伐不可逆转,那么算一下,人口达到25-30%的时候,城市的空间就很大了,但是相对于它的另外一个空间,比如古村落的空间越来越少了,那个时候,这就变成了稀缺资源,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个战略趋势。”
度假地产提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第二生活空间。中坤会员制的红山楂俱乐部,提供各种度假产品,比如每年到黄山梓路寺做禅修,参加一个研修班,通过禅修解决一个内心问题,或者去田纳西,住在中坤的牧场,美国的世界乡村音乐节在那里举办,可以体验猫王和另外一种文化。黄怒波说:“度假别墅是可以向会员销售的。销售以后中坤替会员经营,大家分成,过几年以后还可以卖回给中坤。”
葡萄酒文化是世界性的强势文化,很多人心向往之,在法国波尔多、勃艮第拥有名庄,对富豪来说,也是极度奢侈的梦想。黄怒波说:“中坤在延庆的葡萄酒庄,今年就开始推广,有2500亩葡萄园,我们自己种500亩,剩下的2000亩招募2000个会员来,一人拿一亩,自己选葡萄品种,可以自己种,可以代种,然后提供私人酒窖,可以持有50年,也可以转让。这就变成了一种业余精神的消费,酒瓶、酒标都是自己的,所有的都是自己的,可以送朋友,可以自己喝,还可以卖。在北京找2000个人来做庄主毫无问题。中坤有规模优势,又占了最好的位置,我希望形成一个文化带,一个产业链。”葡萄酒也并非舶来品,精绝国遗址—和田尼雅古城正在中坤的管理之下,那里出土过数千年前的葡萄藤和储酒罐。黄怒波说:“‘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是中国的葡萄酒文化。”
黄怒波认为,看到后三十年的发展,看到人们消费模式的改变,就肯定站在制高点上。他说:“我又有土地,又有地产,又有宾馆,又有新的生活方式。我所做的事门槛很高,国有企业不做,因为它看不上;上市企业不做,因为它的利润回报不很强。小的民企不做,因为没有实力,大的民企不做,因为没有文化。”
我是内心矛盾的人
诗人本人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紧张的关系,如果他和生活的关系很和谐的话,往往写不出好诗。诗人需要面对内心来写作,要体验痛苦,超越痛苦,以表达普世的情感、苦难和哲学思考。黄怒波坦言这种紧张的关系始终存在,“作为诗人有意识要给自己找张力,不能和生活协调,真正的诗人和生活不是统一的,他不会向生活妥协。诗人永远会说今天为什么不够好,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习惯批判的。诗歌有一个特点,能写出张力很强的诗的人内心一定很矛盾,很痛苦。我批判的都是我自己,批判的是财富、都市化、不平等,我必须从诗人的角度找出一种张力来,诗歌和诗人的魅力就在这里。做企业也是如此。企业要发展壮大,要追求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在创造,也在破坏,同时,我和我富起来的诗人身份还有冲突。在企业家的位置上,我会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秘密通道,企业财富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以及财富积累的残酷性。作为诗人的我在这个时候写东西就有张力了。”
要弥合逐利的企业家和带批判色彩的诗人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异,黄怒波认为只有对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共享。黄怒波说:“中坤要向与社会共享的方向发展。企业利润、发展经验要和社会共享,制定战略时,也要考虑中坤发展能不能与社会共享,这不是简单地做一个慈善型企业,也不是做一个简单的企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