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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日的《香港书评》网站上,刊载了杰姆斯·贝西针对雪莉·特克尔2013年的著作——《重拾交谈:数码时代交谈的力量》的书评。
雪莉·特克尔是一位影响广泛、读者甚多的研究者,她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我们与技术之间的亲密感官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前的著作《群体性孤独》中,她认为,我们正在研发的“社会性机器人”(它们是专门设计用来陪伴老人、孩子,甚至我们每个人的,比如疗养院里的“小海豹”),正在日益替代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接触,而《重拾交谈》一书,也是对该话题的接续。
该书以趣闻轶事贯穿始终,由此带出对于技术的文化批评与社会分析。如果说人们对于《群体性孤独》的评价是“太过悲观”,那么《重拾交谈》则展现了作者“向前看”的那一面:特克尔明白,我们自是无法消除信息革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在面对新技术的负面效应时,我们往往也不堪一击、无力抗拒——但這并不代表我们的“能动性”就完全丧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有所行动甚至展开反抗。技术的用途多种多样,有些可以给人造成伤害,但有些也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并跨越万水千山使人们相连。特克尔从对梭罗的阅读中得到启发,并由此指出“对话”的重要性,她举例说道,我们常常拿“网上冲浪”与“白日梦”做类比,认为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但在她看来,创造这一空间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公司,我们开会的房间里,是可以没有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在大学,我们上课的教室里,是可以没有WIFI信号的。特克尔特别强调此类“独处空间”,认为它是形成“自我感”的关键;另一方面,“独处”反而会鼓励对话,在“独处”状态中,你会走向他人、学会倾听,并将对方视为独立的个体。
但贝西认为,特克尔批评的重点,似乎还主要是对于新技术的使用,这当然远远不够,因为她由此也就忽视了“技术是如何得到设计的”这一关键问题。贝西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不道德的设计,比如社交媒体所鼓励的那种理性的、游戏式的社交态度。这当然不是要否认用户的能动性,毋宁说,需要强调的,是技术运作的社会与经济语境,因为设计和推销产品的技术人员是带着某种特定目的的,他们因此也就鼓励对于产品的某种特定使用,而限制或禁止其他使用方法。所以,当特克尔觉得手机造成了家庭的隔离,并建议人们减少对手机的依赖时,她更应该批评的是使得手机将人隔离的这种设计本身,并呼吁设计者设计出不会吞噬面对面交流的设备。总而言之,特克尔使得我们认识到技术并非中性,但对于我们在使用技术时的并非中性,她却认识不够。
雪莉·特克尔是一位影响广泛、读者甚多的研究者,她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我们与技术之间的亲密感官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前的著作《群体性孤独》中,她认为,我们正在研发的“社会性机器人”(它们是专门设计用来陪伴老人、孩子,甚至我们每个人的,比如疗养院里的“小海豹”),正在日益替代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接触,而《重拾交谈》一书,也是对该话题的接续。
该书以趣闻轶事贯穿始终,由此带出对于技术的文化批评与社会分析。如果说人们对于《群体性孤独》的评价是“太过悲观”,那么《重拾交谈》则展现了作者“向前看”的那一面:特克尔明白,我们自是无法消除信息革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在面对新技术的负面效应时,我们往往也不堪一击、无力抗拒——但這并不代表我们的“能动性”就完全丧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有所行动甚至展开反抗。技术的用途多种多样,有些可以给人造成伤害,但有些也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并跨越万水千山使人们相连。特克尔从对梭罗的阅读中得到启发,并由此指出“对话”的重要性,她举例说道,我们常常拿“网上冲浪”与“白日梦”做类比,认为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但在她看来,创造这一空间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公司,我们开会的房间里,是可以没有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在大学,我们上课的教室里,是可以没有WIFI信号的。特克尔特别强调此类“独处空间”,认为它是形成“自我感”的关键;另一方面,“独处”反而会鼓励对话,在“独处”状态中,你会走向他人、学会倾听,并将对方视为独立的个体。
但贝西认为,特克尔批评的重点,似乎还主要是对于新技术的使用,这当然远远不够,因为她由此也就忽视了“技术是如何得到设计的”这一关键问题。贝西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不道德的设计,比如社交媒体所鼓励的那种理性的、游戏式的社交态度。这当然不是要否认用户的能动性,毋宁说,需要强调的,是技术运作的社会与经济语境,因为设计和推销产品的技术人员是带着某种特定目的的,他们因此也就鼓励对于产品的某种特定使用,而限制或禁止其他使用方法。所以,当特克尔觉得手机造成了家庭的隔离,并建议人们减少对手机的依赖时,她更应该批评的是使得手机将人隔离的这种设计本身,并呼吁设计者设计出不会吞噬面对面交流的设备。总而言之,特克尔使得我们认识到技术并非中性,但对于我们在使用技术时的并非中性,她却认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