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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有一个东西在吸引他、折磨他是很重要的，而在拍摄过程中去寻找这种吸引他、折磨他的东西，其意义会超过电影本身的成功。”
姜文喜欢在他的电影里构筑一种主观的世界，他一直觉得这是艺术的规律，他认为拍电影和搞艺术一样，强调客观是件挺奇怪的事情。他认为导演表现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一种主观选择，这才是艺术活动的规律和目的。有些导演认为这样做好像就是拒绝了观众和读者，其实恰恰相反，在姜文看来，你什么时候摸着你的心、按照你的冲动、忠实于你的主观世界来搞个东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的观众和市场，就像曹雪芹在当年创作《红楼梦》的时候肯定不会考虑后来的人会怎么评价啊、会怎么想啊、会不会认同啊，而是他自己着急上火要写这事的，他遵照自个儿的感受来弄它，今天读者才有可能谈论它。他要是当年为读者着急上火，那他那东西准完蛋!
姜文不太合群，如果说第五代导演是一个群体，很有时代个性，那么姜文是单个的，作为演员也是这样，陈丹青说，姜文只要在电影里一出现，其他人就一定被灭了，其实他把自己也灭了。他不喜欢格式化的东西，姜文说他选择当导演是因为不满足，不是对他演员工作状况不满足，而是对中国电影状况不满足。他觉得拍电影不该强调集体化，而要强调个性化，没有自我就没有好作品，跟潮流会埋没很多人。他觉得无论是当演员还是做导演都要有更多的个人东西存在。不应该是照抄照搬。“不能是大家都在一条独木桥上走，好像大家一窝蜂地去拍《黄土地》，拍《红高粱》，非要骑上小毛驴，穿上小红袄。”
他拍摄的所有电影都是在反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男人、女人、暴力、爱情、革命的态度和看法，他认为，艺术真正的魅力在于展现一个个深邃微妙的灵性，只有这样才是好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姜文演电影、拍电影不会去追随什么东西、什么人或者什么风格。他发现有些东西可以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去表现，他才有兴趣去做。他希望有改变，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拍电影，即便有人说“这是什么电影?”他都不在乎，他甚至觉得如果有人这样说，那么这部电影一定更有意义。对于姜文的电影，王朔的评价最高：“中国需要这么个人。有他在，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也不都是行活儿。”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鬼子来了》到《太阳照样升起》再到《让子弹飞》，16年只拍4部电影，姜文觉得这很正常，如果自己没有感觉，他就不拍电影，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创作者不从内心去找到一种激情，就不必去创作，用他的话讲：“导演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职务，你什么时候感到有必要行动就行动一次。如果你觉得，这是我的职务，我不拍不合适吧，这就违背了导演活动、艺术活动的本质。”
一旦想好要拍，他就会用上他的“轴劲儿”，姜文对电影有股子宗教般的情感，做电影的时候他永远精力旺盛，表现出一种很危险的生命力，特别狠，特别豁得出去!在写《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剧本时，他把自己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桌子，一张床，联系外界的是一扇小窗户，“我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就是愿意干这事儿，困了就睡，醒了就写，写完了之后那一瞬间就觉得怎么就写完了呢?然后这时候才知道是几号。”
在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姜文用了25万尺胶片，往往3分钟的戏可以被他拍到2个小时。剧中有一场戏是马小军和母亲去机场送父亲，片中用到的场景是：高大的毛泽东塑像，宽阔的机场，正在旋转的螺旋桨，即将起飞的飞机，整齐的军人队伍，依依惜别的人群，阳光下的草地，还有吹得睁不开眼睛的狂风，激昂的音乐和歌曲。为了拍出气势和激情，姜文把摄制组拉到北京郊区的良乡机场，调动了20辆坦克、10多架飞机，请了几十位群众演员，前后拍了半个月，耗去了巨大的经费，剪出了大约3个小时50分钟的素材，而最后在电影中只用了3分钟。在拍马小军跳烟囱的那场戏，因为觉得颜色不对，姜文把半个烟囱给染了，飞机也是这样，姜文觉得开场戏里飞机的颜色不对，就把飞机也染了一遍。
拍《太阳照常升起》第四个故事时，需要用到一个50年代的蒸汽机车，几经换代，这种蒸汽机车早就已经找不到了，最后，姜文发现，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一守车，和原来的样子并无太大的区别；于是强迫剧组拆下了13节守车，拼成了一列满意的火车，并将整列火车打油、漆成黑色。《让子弹飞》整部电影拍了80万尺胶卷，是一部普通电影好几倍，为了拍出针锋相对的效果，光姜文、葛优、发哥“鸿门宴”一场戏，就烧了10万尺胶卷。
据姜文的老师张仁礼回忆，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姜文为了成功地创造老工人的形象，他和演对手戏的吕丽萍化了妆，穿上衣服，在学校门口的胡同里溜达，寻找感觉。在拍摄《芙蓉镇》期间，姜文几乎翻烂了那本厚厚的小说，为了准确把握右派的内心情感，他在长沙、衡阳访问了近50个当年的“右派”。在拍末代皇帝溥仪传记《我的前半生》时，姜武曾经“控诉”过姜文：“那时候根本没办法和他在一起睡觉，只要醒着，他就要和你聊溥仪。”他研究了所有有关溥仪的纪录片，还专门找了溥杰，从他那里了解溥仪的生活细节。他认为这就是毛泽东讲的“下生活”。德尼罗演《愤怒的公牛》的时候学了两年的拳击，去拍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开车跟出租车司机混。你不跟工农结合，你怎么写工农呀?他觉得这是一个挺简单的艺术规律，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所有给姜文当过演员的人都被他这样“腌制”和“下生活”过。在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时，为了把这些演员变成70年代的那群孩子，姜文把所有的演员集中起来拉到良乡封闭训练。换上70年代孩子常穿的军衣军裤，要求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做广播体操，7点吃早餐，9点开始学唱70年代革命歌曲，10点半练习“发呆”，12点午餐，下午去游泳池游泳，晒太阳。晚上8点看70年代的苏联影片，请中国杂技团的教练教孩子们学习骑自行车，请王朔对小演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如此强化训练一个月，就是要把他们变成70年代的人。
拍《鬼子来了》的时候，姜文给每个演员配个语言顾问，教他们说唐山话，大概有了4个月时间，把他们扔唐山，让他们住老乡家，临走时，他对演员姜鸿波说：“你住这儿，就给我学喂猪、做饭，收拾农活，什么点儿起、什么点儿睡，完全按唐山人的意思来。”连陈强、陈述都发去体验生活，养猪去了，去农村住了两个月；他甚至把演日本鬼子的演员人发配到到武警部队做军训去了。在《太阳照样升起》一篇中，姜文又把房祖名发配到云南，每天在那儿体验生活，学开拖拉机，在山路上开，跟当地的孩子们混在一起。用他的话讲：你得深入，才能浅出!
姜文喜欢在他的电影里构筑一种主观的世界，他一直觉得这是艺术的规律，他认为拍电影和搞艺术一样，强调客观是件挺奇怪的事情。他认为导演表现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一种主观选择，这才是艺术活动的规律和目的。有些导演认为这样做好像就是拒绝了观众和读者，其实恰恰相反，在姜文看来，你什么时候摸着你的心、按照你的冲动、忠实于你的主观世界来搞个东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的观众和市场，就像曹雪芹在当年创作《红楼梦》的时候肯定不会考虑后来的人会怎么评价啊、会怎么想啊、会不会认同啊，而是他自己着急上火要写这事的，他遵照自个儿的感受来弄它，今天读者才有可能谈论它。他要是当年为读者着急上火，那他那东西准完蛋!
姜文不太合群，如果说第五代导演是一个群体，很有时代个性，那么姜文是单个的，作为演员也是这样，陈丹青说，姜文只要在电影里一出现，其他人就一定被灭了，其实他把自己也灭了。他不喜欢格式化的东西，姜文说他选择当导演是因为不满足，不是对他演员工作状况不满足，而是对中国电影状况不满足。他觉得拍电影不该强调集体化，而要强调个性化，没有自我就没有好作品，跟潮流会埋没很多人。他觉得无论是当演员还是做导演都要有更多的个人东西存在。不应该是照抄照搬。“不能是大家都在一条独木桥上走，好像大家一窝蜂地去拍《黄土地》，拍《红高粱》，非要骑上小毛驴，穿上小红袄。”
他拍摄的所有电影都是在反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男人、女人、暴力、爱情、革命的态度和看法，他认为，艺术真正的魅力在于展现一个个深邃微妙的灵性，只有这样才是好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姜文演电影、拍电影不会去追随什么东西、什么人或者什么风格。他发现有些东西可以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去表现，他才有兴趣去做。他希望有改变，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拍电影，即便有人说“这是什么电影?”他都不在乎，他甚至觉得如果有人这样说，那么这部电影一定更有意义。对于姜文的电影，王朔的评价最高：“中国需要这么个人。有他在，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也不都是行活儿。”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鬼子来了》到《太阳照样升起》再到《让子弹飞》，16年只拍4部电影，姜文觉得这很正常，如果自己没有感觉，他就不拍电影，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创作者不从内心去找到一种激情，就不必去创作，用他的话讲：“导演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职务，你什么时候感到有必要行动就行动一次。如果你觉得，这是我的职务，我不拍不合适吧，这就违背了导演活动、艺术活动的本质。”
一旦想好要拍，他就会用上他的“轴劲儿”，姜文对电影有股子宗教般的情感，做电影的时候他永远精力旺盛，表现出一种很危险的生命力，特别狠，特别豁得出去!在写《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剧本时，他把自己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桌子，一张床，联系外界的是一扇小窗户，“我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就是愿意干这事儿，困了就睡，醒了就写，写完了之后那一瞬间就觉得怎么就写完了呢?然后这时候才知道是几号。”
在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姜文用了25万尺胶片，往往3分钟的戏可以被他拍到2个小时。剧中有一场戏是马小军和母亲去机场送父亲，片中用到的场景是：高大的毛泽东塑像，宽阔的机场，正在旋转的螺旋桨，即将起飞的飞机，整齐的军人队伍，依依惜别的人群，阳光下的草地，还有吹得睁不开眼睛的狂风，激昂的音乐和歌曲。为了拍出气势和激情，姜文把摄制组拉到北京郊区的良乡机场，调动了20辆坦克、10多架飞机，请了几十位群众演员，前后拍了半个月，耗去了巨大的经费，剪出了大约3个小时50分钟的素材，而最后在电影中只用了3分钟。在拍马小军跳烟囱的那场戏，因为觉得颜色不对，姜文把半个烟囱给染了，飞机也是这样，姜文觉得开场戏里飞机的颜色不对，就把飞机也染了一遍。
拍《太阳照常升起》第四个故事时，需要用到一个50年代的蒸汽机车，几经换代，这种蒸汽机车早就已经找不到了，最后，姜文发现，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一守车，和原来的样子并无太大的区别；于是强迫剧组拆下了13节守车，拼成了一列满意的火车，并将整列火车打油、漆成黑色。《让子弹飞》整部电影拍了80万尺胶卷，是一部普通电影好几倍，为了拍出针锋相对的效果，光姜文、葛优、发哥“鸿门宴”一场戏，就烧了10万尺胶卷。
据姜文的老师张仁礼回忆，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姜文为了成功地创造老工人的形象，他和演对手戏的吕丽萍化了妆，穿上衣服，在学校门口的胡同里溜达，寻找感觉。在拍摄《芙蓉镇》期间，姜文几乎翻烂了那本厚厚的小说，为了准确把握右派的内心情感，他在长沙、衡阳访问了近50个当年的“右派”。在拍末代皇帝溥仪传记《我的前半生》时，姜武曾经“控诉”过姜文：“那时候根本没办法和他在一起睡觉，只要醒着，他就要和你聊溥仪。”他研究了所有有关溥仪的纪录片，还专门找了溥杰，从他那里了解溥仪的生活细节。他认为这就是毛泽东讲的“下生活”。德尼罗演《愤怒的公牛》的时候学了两年的拳击，去拍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开车跟出租车司机混。你不跟工农结合，你怎么写工农呀?他觉得这是一个挺简单的艺术规律，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所有给姜文当过演员的人都被他这样“腌制”和“下生活”过。在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时，为了把这些演员变成70年代的那群孩子，姜文把所有的演员集中起来拉到良乡封闭训练。换上70年代孩子常穿的军衣军裤，要求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做广播体操，7点吃早餐，9点开始学唱70年代革命歌曲，10点半练习“发呆”，12点午餐，下午去游泳池游泳，晒太阳。晚上8点看70年代的苏联影片，请中国杂技团的教练教孩子们学习骑自行车，请王朔对小演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如此强化训练一个月，就是要把他们变成70年代的人。
拍《鬼子来了》的时候，姜文给每个演员配个语言顾问，教他们说唐山话，大概有了4个月时间，把他们扔唐山，让他们住老乡家，临走时，他对演员姜鸿波说：“你住这儿，就给我学喂猪、做饭，收拾农活，什么点儿起、什么点儿睡，完全按唐山人的意思来。”连陈强、陈述都发去体验生活，养猪去了，去农村住了两个月；他甚至把演日本鬼子的演员人发配到到武警部队做军训去了。在《太阳照样升起》一篇中，姜文又把房祖名发配到云南，每天在那儿体验生活，学开拖拉机，在山路上开，跟当地的孩子们混在一起。用他的话讲：你得深入，才能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