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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纲要为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为我国的发展战略作了详细部署。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入攻坚期。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发展动力在哪？怎样进一步改善民生？政治改革将如何继续推进？为此，《经济》记者专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先生。
《经济》:请您谈谈 “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
郑新立：“十二五”是我国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们靠投资和出口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宏观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和消费比的失衡。我国去年一年创造了39万亿的GDP，但是只用了其中的三分之一进行消费。这个比例太小了，美国消费的数量占GDP总量的60%—70%。所以说我们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到了非改不可，不调整不行的时候了。
首先，“十二五”时期，我国除了要在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上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其次，在产业结构上也要进行调整，从而促使第三产业有较大的发展。我国目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占到总数的30%左右，而国外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要占到70%—80%。
第三，我国的创新能力方面要增强。“十二五”期间，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就会在今后的10年到20年至少到2030年之前，在新的平台上继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做这些转变，我国经济的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同时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十二五”期间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正确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经济》：“十二五”期间的国家着力点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方面有一个指标是提升幸福感，要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国家在政策方面怎么去做？
郑新立：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收入有一个较快的增长。主要让民众的工资有较快的增长，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第二，加大公共服务的消费，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在内的领域有较快的增长。因为公共服务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争取让国民都能享受到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那么通过这两方面的调整，经济发展的成果会更多地转化成广大老百姓的福利，让全民共享。这个能使广大人民从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带来更多的收益，从而可以提升幸福感。
《经济》：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郑新立：中国发展的动力是要通过改革形成物质激励机制，物质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比如说，后发展地区，还没有富起来的人会竭尽全力，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发展经济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任何动力所代替不了的。因此，根本动力还在于中国人民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愿望。小平同时曾说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先富的人已经富起来了，允许先富的人带动和帮助其他的人和地区，使他们能够尽快的富裕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经济》：对于当前我们国家的创新，如何从经济政治方面来考虑？国家应该加大哪一方面的政策研究？
郑新立：“十七大”提出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目前自主创新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效。自主创新在“十二五”期间要真正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来抓。因此，国家将完善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鼓励创新的政策会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鼓励创新的机制。现在民营企业的创新机制已经形成了，目前，我国的专利成果60%—70%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国有企业创新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如何把国有企业的创新机制调动起来是我们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如何将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技术成果尽快地公众化和产业化，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也是我们政策研究关注的。因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将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经济》：日前，我国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发布了，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对今年整个经济的走势有何看法？
郑新立：从当前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上半年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不低的，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上半年CPI同比上涨5.4%。我们预测，今年物价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前高，中间平稳，到下半年比较低的状态。这是因为去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幅度较大，今年上半年受翘尾因素的影响，到后期翘尾因素将逐渐消失。今年一季度CPI是5%，其中有四个百分点是翘尾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今年一季度新涨价只有1%。目前，国务院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相信经过全年的努力，整个物价控制在4.8%左右的增幅是完全有可能的。
《经济》：目前我国房地产政策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从宏观经济调控这个角度来看，房地产在哪几方面还需要加强？
郑新立：要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主要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要增加，如果地方政府能够落实到位的话，对抑制房价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二，通过改革财税体制，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状态。目前，我国的房价中，住房的建筑安装和劳动成本，大概在2000元/平方米左右，剩下的都是地价。地方政府通过推高地价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因此，要摆脱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就要重建地方财政。第三，应该建立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源，这样就可以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的收入状况。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就能够稳定城市住房价格。
《经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待“十二五”期间的政治体制改革？
郑新立：“十二五”期间，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际，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对现行的民主制度有自信，比如说三项民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制度都被证明是很有成效的，我们不必去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度。曾经有一位美国政治制度研究专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西方很多的国家政府，民众的支持率不到20%，各个政党为了上台执政不择手段，这些政党在台上想的是怎样继续执政，而在台下想的是怎样把执政党赶下台。因此在美国，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制定五年或者十年发展规划。只有在中国，才能制定连贯的规划。而这些规划，也支撑我们30年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民主有自信。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而完善我国这套民主制度。
《经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哪些压力？
郑新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来前进，让老百姓享受更多的权利。从基层民主到选举民主，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得到表达，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表达。让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更多地体现人民的利益。
《经济》:请您谈谈 “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
郑新立：“十二五”是我国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们靠投资和出口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宏观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和消费比的失衡。我国去年一年创造了39万亿的GDP，但是只用了其中的三分之一进行消费。这个比例太小了，美国消费的数量占GDP总量的60%—70%。所以说我们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到了非改不可，不调整不行的时候了。
首先，“十二五”时期，我国除了要在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上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其次，在产业结构上也要进行调整，从而促使第三产业有较大的发展。我国目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占到总数的30%左右，而国外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要占到70%—80%。
第三，我国的创新能力方面要增强。“十二五”期间，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就会在今后的10年到20年至少到2030年之前，在新的平台上继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做这些转变，我国经济的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同时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十二五”期间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正确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经济》：“十二五”期间的国家着力点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方面有一个指标是提升幸福感，要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国家在政策方面怎么去做？
郑新立：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收入有一个较快的增长。主要让民众的工资有较快的增长，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第二，加大公共服务的消费，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在内的领域有较快的增长。因为公共服务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争取让国民都能享受到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那么通过这两方面的调整，经济发展的成果会更多地转化成广大老百姓的福利，让全民共享。这个能使广大人民从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带来更多的收益，从而可以提升幸福感。
《经济》：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郑新立：中国发展的动力是要通过改革形成物质激励机制，物质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比如说，后发展地区，还没有富起来的人会竭尽全力，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发展经济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任何动力所代替不了的。因此，根本动力还在于中国人民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愿望。小平同时曾说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先富的人已经富起来了，允许先富的人带动和帮助其他的人和地区，使他们能够尽快的富裕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经济》：对于当前我们国家的创新，如何从经济政治方面来考虑？国家应该加大哪一方面的政策研究？
郑新立：“十七大”提出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目前自主创新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效。自主创新在“十二五”期间要真正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来抓。因此，国家将完善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鼓励创新的政策会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鼓励创新的机制。现在民营企业的创新机制已经形成了，目前，我国的专利成果60%—70%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国有企业创新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如何把国有企业的创新机制调动起来是我们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如何将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技术成果尽快地公众化和产业化，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也是我们政策研究关注的。因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将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经济》：日前，我国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发布了，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对今年整个经济的走势有何看法？
郑新立：从当前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上半年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不低的，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上半年CPI同比上涨5.4%。我们预测，今年物价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前高，中间平稳，到下半年比较低的状态。这是因为去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幅度较大，今年上半年受翘尾因素的影响，到后期翘尾因素将逐渐消失。今年一季度CPI是5%，其中有四个百分点是翘尾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今年一季度新涨价只有1%。目前，国务院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相信经过全年的努力，整个物价控制在4.8%左右的增幅是完全有可能的。
《经济》：目前我国房地产政策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从宏观经济调控这个角度来看，房地产在哪几方面还需要加强？
郑新立：要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主要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要增加，如果地方政府能够落实到位的话，对抑制房价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二，通过改革财税体制，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状态。目前，我国的房价中，住房的建筑安装和劳动成本，大概在2000元/平方米左右，剩下的都是地价。地方政府通过推高地价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因此，要摆脱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就要重建地方财政。第三，应该建立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源，这样就可以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的收入状况。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就能够稳定城市住房价格。
《经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待“十二五”期间的政治体制改革？
郑新立：“十二五”期间，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际，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对现行的民主制度有自信，比如说三项民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制度都被证明是很有成效的，我们不必去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度。曾经有一位美国政治制度研究专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西方很多的国家政府，民众的支持率不到20%，各个政党为了上台执政不择手段，这些政党在台上想的是怎样继续执政，而在台下想的是怎样把执政党赶下台。因此在美国，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制定五年或者十年发展规划。只有在中国，才能制定连贯的规划。而这些规划，也支撑我们30年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民主有自信。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而完善我国这套民主制度。
《经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哪些压力？
郑新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来前进，让老百姓享受更多的权利。从基层民主到选举民主，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得到表达，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表达。让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更多地体现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