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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继续加大养老床位建设外，加强现有养老床位集约高效利用也至关重要。
如今，中国的养老床位供应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面临“一床难求”的困扰，另一方面城乡机构养老床位空置率超过40%，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要解决这一问题，除继续加大养老床位建设、增加必要的床位供给，为未来人口老龄化发展预留弹性空间外，着力加强现有养老床位集约高效利用也至关重要。
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已被写入国务院文件，作为一项顶层设计进行全方位推动。但由“机构为补充”到“机构为支撑”提法的转变，以及养老的“9064”格局（90%居家养老，6%社区养老，4%机构养老）或者“9073”格局（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都说明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不足以支撑整个养老服务体系，只能作为最佳选择之外的有益补充。因此，养老床位建设在整个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值得商榷。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持续不断地将大规模资金投入养老机构建设上。因此，养老机构建设要在挖潜力、盘活存量上下功夫。同时，要发挥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在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导向作用。此外，要从重机构建设转到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建立健全家庭和社区支持政策。
对养老床位问题而言，也要注意盘活存量，促进养老床位的高效利用。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激活现有养老机构、养老床位资源。将公办养老机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由社会力量和民营资金参与经营，达到经营的专业化和服务的优质化;有条件或新建的公办养老机构，可在明晰产权基础上实施公建民营，探索以承包、委托经营、合资合作等方式，通过公开招投标，转给社会组织和企业运营。充分运用好国家进行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这一政策，通过争取财政资金和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财政、金融、用地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经验。
二是，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布局，提高养老床位利用率。改变重城轻乡、重公办轻民营、重机构轻居家的发展倾向，加大对农村养老、民营养老和居家养老的资源配置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使养老服务业发展布局、结构更加公平合理。注重发挥养老机构对周边社区的辐射效应，促进资源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一方面，要重视支持社区嵌入型养老机构和小微养老机构的发展，增加养老床位供应;另一方面，对于现有养老床位的空置问题，可以构建一个全国养老机构床位供给信息平台，涵盖公办、民办养老机构，发布床位闲置数量，床位使用价格等信息，引导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有的放矢，根据自己的需要快速选择，这样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调剂养老资源，提高养老床位的利用效率。
三是，促进医养融合发展。合理布局养老机构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等，形成规模适宜、功能互补、安全便捷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加强合作，加强养护型、医护型养老机构建设，提高护理床位比例，探索建立医养结合、养护结合的合作管理与运营机制。特别重视农村敬老院的医养融合发展，增加认同度，提高床位利用率。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全国
社会养老床位数要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40 张。
四是，实施公办养老机构收养对象准入制，减少现有养老资源的浪费。出台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评估办法，对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进行能力评估，公办养老机构除收住“三无”、“五保”、优抚对象外，只能代养低收入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切实承担政府的“兜底责任”，为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留下空间。
具体来讲，对需要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经第三方评估后，属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老年人，公办养老机构应优先安排入住;属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要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属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给予养老服务补贴。
此外，在养老床位建设中还应创新思维。例如，可建立家庭养老床位模式，政府可以针对特定的几类老年人家庭设置家庭养老床位，建立评估标准，主要针对失能老年人设立。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全国社会养老床位数要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40张。按预测，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据此推算，将需要868?992万张床位。截至2014年末，我国养老床位551.4万张。这意味着，2015?2020年需新增318.6?440.6万张床位才能达成目标。而据北京、上海等地测算，每新建1张养老床位，需支出基本建设费15万元左右，还要为每张床位每年支付约2?3万元的事业经费。如此一来，到2020年仅养老床位基本建设费用就要投入4779?6609亿元。
而在家庭养老床位模式下，政府可按每个家庭养老床位每月300?5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鼓励老年人家属、子女对老年人进行照护，并随时对补助情况进行监管调整。按照目前1240万的完全失能老年人计算，每年的投入仅为37.2?62亿元。如果把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全部计算在内，每年投入也不过120?200亿元。
当然，家庭养老床位模式如果实施，政府还需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法规，促进最大程度地发挥效能。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建立家庭成员养老照料和护理知识培训制度;建立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发挥社会公益服务组织、基层老年协会作用;探索建立养老志愿服务登记制度;建立长期照护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试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解决养老与医疗中间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费用问题。
总之，中国养老床位理念应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而转变，它不仅仅是机构补贴的代名词，停留在机构中等待使用，而应根据当前的实际需要调整动态的养老服务床位，并逐步打破原来体制与社会投入的养老床位建设二元结构，实现养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如今，中国的养老床位供应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面临“一床难求”的困扰，另一方面城乡机构养老床位空置率超过40%，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要解决这一问题，除继续加大养老床位建设、增加必要的床位供给，为未来人口老龄化发展预留弹性空间外，着力加强现有养老床位集约高效利用也至关重要。
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已被写入国务院文件，作为一项顶层设计进行全方位推动。但由“机构为补充”到“机构为支撑”提法的转变，以及养老的“9064”格局（90%居家养老，6%社区养老，4%机构养老）或者“9073”格局（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都说明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不足以支撑整个养老服务体系，只能作为最佳选择之外的有益补充。因此，养老床位建设在整个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值得商榷。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持续不断地将大规模资金投入养老机构建设上。因此，养老机构建设要在挖潜力、盘活存量上下功夫。同时，要发挥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在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导向作用。此外，要从重机构建设转到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建立健全家庭和社区支持政策。
对养老床位问题而言，也要注意盘活存量，促进养老床位的高效利用。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积极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激活现有养老机构、养老床位资源。将公办养老机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由社会力量和民营资金参与经营，达到经营的专业化和服务的优质化;有条件或新建的公办养老机构，可在明晰产权基础上实施公建民营，探索以承包、委托经营、合资合作等方式，通过公开招投标，转给社会组织和企业运营。充分运用好国家进行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这一政策，通过争取财政资金和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财政、金融、用地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经验。
二是，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布局，提高养老床位利用率。改变重城轻乡、重公办轻民营、重机构轻居家的发展倾向，加大对农村养老、民营养老和居家养老的资源配置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使养老服务业发展布局、结构更加公平合理。注重发挥养老机构对周边社区的辐射效应，促进资源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一方面，要重视支持社区嵌入型养老机构和小微养老机构的发展，增加养老床位供应;另一方面，对于现有养老床位的空置问题，可以构建一个全国养老机构床位供给信息平台，涵盖公办、民办养老机构，发布床位闲置数量，床位使用价格等信息，引导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有的放矢，根据自己的需要快速选择，这样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调剂养老资源，提高养老床位的利用效率。
三是，促进医养融合发展。合理布局养老机构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等，形成规模适宜、功能互补、安全便捷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加强合作，加强养护型、医护型养老机构建设，提高护理床位比例，探索建立医养结合、养护结合的合作管理与运营机制。特别重视农村敬老院的医养融合发展，增加认同度，提高床位利用率。
社会养老床位数要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40 张。
四是，实施公办养老机构收养对象准入制，减少现有养老资源的浪费。出台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评估办法，对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进行能力评估，公办养老机构除收住“三无”、“五保”、优抚对象外，只能代养低收入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切实承担政府的“兜底责任”，为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留下空间。
具体来讲，对需要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经第三方评估后，属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老年人，公办养老机构应优先安排入住;属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要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属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给予养老服务补贴。
此外，在养老床位建设中还应创新思维。例如，可建立家庭养老床位模式，政府可以针对特定的几类老年人家庭设置家庭养老床位，建立评估标准，主要针对失能老年人设立。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全国社会养老床位数要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40张。按预测，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据此推算，将需要868?992万张床位。截至2014年末，我国养老床位551.4万张。这意味着，2015?2020年需新增318.6?440.6万张床位才能达成目标。而据北京、上海等地测算，每新建1张养老床位，需支出基本建设费15万元左右，还要为每张床位每年支付约2?3万元的事业经费。如此一来，到2020年仅养老床位基本建设费用就要投入4779?6609亿元。
而在家庭养老床位模式下，政府可按每个家庭养老床位每月300?5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鼓励老年人家属、子女对老年人进行照护，并随时对补助情况进行监管调整。按照目前1240万的完全失能老年人计算，每年的投入仅为37.2?62亿元。如果把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全部计算在内，每年投入也不过120?200亿元。
当然，家庭养老床位模式如果实施，政府还需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法规，促进最大程度地发挥效能。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建立家庭成员养老照料和护理知识培训制度;建立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发挥社会公益服务组织、基层老年协会作用;探索建立养老志愿服务登记制度;建立长期照护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试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解决养老与医疗中间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费用问题。
总之，中国养老床位理念应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而转变，它不仅仅是机构补贴的代名词，停留在机构中等待使用，而应根据当前的实际需要调整动态的养老服务床位，并逐步打破原来体制与社会投入的养老床位建设二元结构，实现养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