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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农民的态度决定了国家的走向，农民的力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淮海战役时，我姥爷成为支前大军中的一员，与村里的几个人一起用平板车将粮食送往前线。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的说法，国民党的版本是徐蚌会战，而在我姥爷的口中，这场战事则被称为“打南北徐（宿）州”，因为我们老家把宿县叫做宿州，而在当地方言中“宿”发“许”音。为了区别于北边的徐州，宿州就被称为南宿州。
我姥爷他们到前线的时候，战事重心已从北徐州转到了南宿州。姥爷本以为粮食送到后方就可以回家，但由于战事异常激烈，解放军伤亡也比较大，部队自己的担架队忙不过来，就把包括我姥爷在内的支前民工就地转为担架队员，上前线抬伤兵。
当时已是深冬，一心想早点回家过年的姥爷他们多少对这个安排有点不太情愿。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们就反复给他们讲道理，说这是给咱穷人自己打天下。那时候我姥爷觉悟低，对此不太认同，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干部就换了个方式，询问我姥爷他们村地主的情况，问地主手里有多少田地，然后说起地主如何剥削云云。我姥爷对“剥削”这个说法显然不太明白，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地主能发家，他个人觉得是地主家风水好，老坟头“冒烟”。政工干部们对这样的动员效果肯定不会太满意，但还是让我姥爷他们上去了。
前线
在隆隆炮声中，我姥爷他们一路晕头胀脑、跌跌撞撞来到了第一线。据我姥爷回忆说，当时是攻打一个小县城，解放军先是集中火力一通炮轰，然后就一群人扛着梯子往上冲，不一会儿城墙上黑压压一片全是解放军。这时就看见墙头上冒出国民党兵来，一个劲儿往下扔手榴弹，用机枪拼命扫。不一会儿，原本黑压压一片的城墙就变成一片空白，战场也稍微沉寂下来。
这时就有人命令我姥爷他们所在的担架队往上冲，把伤员抬回来。据我姥爷说，事后回想起来，双方当时好像多少有些默契，就是抬伤员的时候都不大规模开枪打炮。
我姥爷和同村的一个人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城墙下，开始抬人，就听见伤兵们此起彼伏地喊：“大哥，先抬我吧，我虽然缺了条胳膊，还能打。”按我姥爷的理解，估计伤兵们也多少知道先抬“全胳膊全腿”的规矩。
我姥爷他们顾不得许多，赶紧找了个看上去毫发未损，估计是被震昏的小兵往担架上一放，就往回跑。就在此时，炮声又起，其中一发就在他们跟前爆炸。我姥爷他们两人把担架一丢，就地卧倒。等战战兢兢爬起来，坏了，担架上的伤员不见了。我姥爷他们怕回去跟干部们不好交代，两人一合计，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奔回老家去。
我姥爷他们从宿县双堆集溜号回太和县老家没多久，就过春节了。过完春节，淮海大战胜负已定，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向南进发，官兵们气势如虹，憋足了劲儿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他们身后的这片战场，就成了新解放区。工作组还没下乡的那段时间里，广大的淮北农村陷入了忐忑的氛围中，大家都在等待那不可逆转的命运的改变。
土匪
县城里一些有钱人家的家眷，凭本能选择了走避乡间，冀望躲得一时算一时。在我姥爷所在的岔王寨，一位这样的女眷的到来，不经意间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由此引发的土匪间的火并也成为类似事件最后的绝响。
血案是由一场稀松平常的调戏妇女事件引发的。该寨小土匪头子王宝三一向以欺男霸女为能事，这天来到村头一个寡妇的家里讨水喝。宝三看到寡妇床头坐着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就向寡妇询问她的来历。寡妇一时紧张，说不出所以然。事后回想起来，若当时寡妇能三言两语交待清楚，后面的一系列变故也许就不会发生。
宝三见寡妇说不出个道道儿，便对那女子起了调戏之心。尚未动手，就被那女子甩了一记耳光。宝三一时惊诧，那女子冷笑道，连你表嫂都不放过，说完出门骑上马绝尘而去。
王宝三顿时有大难临头之感。他已猜出这女子的身份：大土匪头子车玉来的媳妇，平日在县城里替老车打点生意。车玉来确是他表哥，只是不太近，属于远表亲。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去给表哥陪不是。
按照乡间的规矩，王宝三摆了几十桌流水席，远近十里八乡的耆老名宿等头面人物都给请到了，至于老车手下的弟兄，则随到随开，不拘席数。多年以后我姑父说起当时的那个排场，还津津乐道。其时他在车玉来手下当传令兵。
听我姑父说，按老车的意思，有心放宝三一马，毕竟沾亲带故，那宝三也是调戏未遂，且赔礼道歉也算及时周到。
但老车的妻舅郝六不肯善罢甘休，敢欺侮我老姐，这还了得。那天喝到七八成，酒酣耳热之际，郝六突然一把把桌子给掀了，然后扬长而去。众人面面相觑，王宝三则当即面如死灰。按乡间的规矩，这种说和酒若被对方掀翻了台面，就表明仇家不接受道歉，决意武力解决问题。
想到老车是联乡自治的司令，且外面兵荒马乱的也没个地儿可以投奔，宝三自觉大限已到，便回家安排后事。他手下的几个喽罗也都个个如丧考妣。
第二天晚上，我姑父带着几个弟兄来到宝三家，说请宝三哥出去说个事儿。据我姑父说，宝三家里顿时哭声震天，宝三一步一回头，刚走出院门便瘫软在地。他的大老婆和小老婆见状飞奔出门扑倒在他身上，宝三边推她们边骂道，笨娘们儿，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还不快滚回去。我姑父他们也劝道，嫂子啊，这样不行，这样我们怎么跟宝三哥说事儿。
等宝三大小老婆起身，我姑父他们便把他架起来，走到屋后的竹竿园边，砰砰两枪了事。宝三家人听得枪响，又是一阵呼天抢地。
那一夜，类似的场面在寨子里上演了好几回。
交枪
不几日，在县城学堂里教书的舅舅回到乡里。向来耀武扬威的土匪头子车玉来一反常态上门讨教时局走势。我姥姥一看老车上门，便紧张不已，张口就说，培芝（我舅舅）他没回来。车玉来笑笑说，老嫂子，别怕，我都看他进门了，今儿找大侄子来没啥事儿，就是说说话。
车玉来就问我舅舅县城里情形如何，解放军开拔后都留下些什么人，国民党原来县里的那套班子都干嘛去了等等。舅舅说县里成立了军管会，原来国民党的人除了文教口的好像都散了。还说过段时间县里会派工作组下乡，第一件事就会是解散农村里的自治武装，并收缴枪支。
老车问我舅舅共产党会不会放他这种人一条生路。舅舅实话实说他不知道，不过他劝车玉来不如主动把队伍解散了，把枪交出去，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否则，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是个儿，何况他这百十来号人马。车玉来黯然离去，连告别的客气话都忘了说。
后来，老车到底还是把队伍解散了，也把枪交了出去。当时工作组没有动他，还表扬了他，但后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还是把他给毙了，理由是此人一贯作恶多端且血债累累。一起被毙的还有他那飞扬跋扈的妻舅郝六，他那个会骑马的老婆后来不知改嫁到哪里去了。至于我姑父他们，被政府本着“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的原则给宽大了，但在以后历次运动中都会被当作反面典型给敲打，一辈子窝窝囊囊。晚年他总发牢骚说，唉，背了一个月的盒子枪，受了一辈子的瞎窝囊。
相对于我姥爷他们岔王寨的和平交枪，几村之隔的贺家寨地方武装的解决，则要惨烈得多。那是我父亲的姥姥所在的村庄，我父亲说，那地方老早就有红枪会的底子，民风一向桀骜不驯。工作组来到贺家寨后，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先集合村民进行交枪动员。据我爸爸听我太姥爷说，村民们一边听讲话，一边向工作组人员聚拢过去，工作组人员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动员很吸引村民，越发卖力说起来。没曾想村民们发一声喊，便把工作组成员按倒在地给缴了械，后来还把他们群殴一顿给赶出村去。
第二天，县里就派来了全副武装的小分队，配有机枪和小钢炮（迫击炮）。贺家寨人看工作组卷土重来，还有武装小分队保驾护航，但自恃墙高沟深，一开始毫不为意，不断在寨墙上叫嚣，一边还噼里啪啦放枪。待到小分队几发炮弹过去轰塌了寨内的祠堂，并把机关枪朝天打得嘎嘎响，村民们晓得了厉害，不一会儿就摇白旗投降了。然后家家户户把枪械都归置好，等小分队清点装箱。小分队将为首的一些骨干分子五花大绑押走了，其中有几个再也没能回来。
贺家寨一役后，周围十里八乡的枪械收缴工作顺利多了。我姥爷他们甚至把多年不用生了锈的鸟枪和打兔子的土铳都交了出来。
分田
大局初定之后，工作组便开始组织乡村里积极分子成立农会，张罗定成分、分田地的事儿。积极分子多为年轻人，我母亲也是其中一员。
我爷爷对这位刚进门的儿媳妇此举十分恼火。这里面不无个人恩怨在里面。当年刘邓大军打过来的时候，有些地主跟着国民党军撤退了，有些则识时务地加入了解放军，他们无一例外都贱卖了自家的牲口农具之类的家产，以便轻装上阵。我爷爷按照现在的说法属于逢低吸纳那伙儿的，见猎心喜，把自己多年积蓄都用来买别人贱卖的牲口农具，家底儿一时膨胀起来。
后来听说共产党是按每家每户的家底定成分，若是贫农，可以分地主和富农的家产，若是地主和富农，则只有被分的份儿。消息传来，我爷爷在家成了我奶奶的抱怨对象，在外，则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自那以后，我爷爷算是跟新政权结下了梁子，对于我母亲加入农会这事儿自然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是长对手志气，灭自己威风。他掐来算去警告我母亲说，不出数月，国民党必然会打回来，到时候不要后悔莫及。
母亲年轻气盛，对爷爷的反对及警告均当耳旁风。在她眼里，吃每顿饭都给钱的工作组人员肯定代表着时代的方向。劝阻未果的爷爷又喝令我父亲严加管束自己的媳妇，说妇道人家在外抛头露面有辱家风。无奈在外读书的父亲思想比母亲还要激进，恨不能一毕业就加入共产党，好留在县城工作。至此，在与新时代和新生势力的对抗中，我爷爷全面败下阵来。
据我母亲说，我爷爷始终对自己错误的购买行为无法释怀，在解放那年的冬天郁郁而终。去世前我爷爷还在不停地掐来算去，说国民党明年春就能打回来。
1949年3月13日天津《新生晚报》报道
怎样算逃亡地主？——政府是否要追查惩罚？
编辑先生：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解答。
一，我过去在自己的土地耕种上，无劳动力，这当然是地主成分，但我由民国二十二年因为经营商业上的需要而迁出，并非是蓄意违反革命政策，是否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的构成条件都是什么？
二，听说逃亡地主是反动的，都必须追查，那么逃亡地主多应得的惩罚都是些什么？
三，什么样的地主，应当追捕减租减息，像我这样的地主，是不是也应当进行追捕减租减息？
孙鸿九上
孙鸿九先生：
一，地主抵抗或躲避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或地主已有罪恶企图逃避；或因不了解政府政策而逃亡城市隐蔽者。这全算做逃亡地主。
二，对逃亡地主是否追查与惩罚？主要根据其是否有违法行为而定，不是对所有逃亡地主都追查与惩罚。
三，你所问的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如果你在减租减息时，依法应该退还农民的地租或利息，尚未退还者，即应退给农民，如不欠则不退。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大事记：
●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广州。
●1949年2月23日：李宗仁投石问路，上海名流飞访北平。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指示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
●1949年3月31日：自江阴至九江东北湖口的千里长江北岸，解放军陈兵百万。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发表声明，要求停战，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之门最后关闭。
●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4日：太原城破，国民党500文武官员集体自杀。
●1949年5月20日：胡宗南弃守西安。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
淮海战役时，我姥爷成为支前大军中的一员，与村里的几个人一起用平板车将粮食送往前线。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的说法，国民党的版本是徐蚌会战，而在我姥爷的口中，这场战事则被称为“打南北徐（宿）州”，因为我们老家把宿县叫做宿州，而在当地方言中“宿”发“许”音。为了区别于北边的徐州，宿州就被称为南宿州。
我姥爷他们到前线的时候，战事重心已从北徐州转到了南宿州。姥爷本以为粮食送到后方就可以回家，但由于战事异常激烈，解放军伤亡也比较大，部队自己的担架队忙不过来，就把包括我姥爷在内的支前民工就地转为担架队员，上前线抬伤兵。
当时已是深冬，一心想早点回家过年的姥爷他们多少对这个安排有点不太情愿。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们就反复给他们讲道理，说这是给咱穷人自己打天下。那时候我姥爷觉悟低，对此不太认同，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干部就换了个方式，询问我姥爷他们村地主的情况，问地主手里有多少田地，然后说起地主如何剥削云云。我姥爷对“剥削”这个说法显然不太明白，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地主能发家，他个人觉得是地主家风水好，老坟头“冒烟”。政工干部们对这样的动员效果肯定不会太满意，但还是让我姥爷他们上去了。
前线
在隆隆炮声中，我姥爷他们一路晕头胀脑、跌跌撞撞来到了第一线。据我姥爷回忆说，当时是攻打一个小县城，解放军先是集中火力一通炮轰，然后就一群人扛着梯子往上冲，不一会儿城墙上黑压压一片全是解放军。这时就看见墙头上冒出国民党兵来，一个劲儿往下扔手榴弹，用机枪拼命扫。不一会儿，原本黑压压一片的城墙就变成一片空白，战场也稍微沉寂下来。
这时就有人命令我姥爷他们所在的担架队往上冲，把伤员抬回来。据我姥爷说，事后回想起来，双方当时好像多少有些默契，就是抬伤员的时候都不大规模开枪打炮。
我姥爷和同村的一个人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城墙下，开始抬人，就听见伤兵们此起彼伏地喊：“大哥，先抬我吧，我虽然缺了条胳膊，还能打。”按我姥爷的理解，估计伤兵们也多少知道先抬“全胳膊全腿”的规矩。
我姥爷他们顾不得许多，赶紧找了个看上去毫发未损，估计是被震昏的小兵往担架上一放，就往回跑。就在此时，炮声又起，其中一发就在他们跟前爆炸。我姥爷他们两人把担架一丢，就地卧倒。等战战兢兢爬起来，坏了，担架上的伤员不见了。我姥爷他们怕回去跟干部们不好交代，两人一合计，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奔回老家去。
我姥爷他们从宿县双堆集溜号回太和县老家没多久，就过春节了。过完春节，淮海大战胜负已定，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向南进发，官兵们气势如虹，憋足了劲儿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他们身后的这片战场，就成了新解放区。工作组还没下乡的那段时间里，广大的淮北农村陷入了忐忑的氛围中，大家都在等待那不可逆转的命运的改变。
土匪
县城里一些有钱人家的家眷，凭本能选择了走避乡间，冀望躲得一时算一时。在我姥爷所在的岔王寨，一位这样的女眷的到来，不经意间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由此引发的土匪间的火并也成为类似事件最后的绝响。
血案是由一场稀松平常的调戏妇女事件引发的。该寨小土匪头子王宝三一向以欺男霸女为能事，这天来到村头一个寡妇的家里讨水喝。宝三看到寡妇床头坐着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就向寡妇询问她的来历。寡妇一时紧张，说不出所以然。事后回想起来，若当时寡妇能三言两语交待清楚，后面的一系列变故也许就不会发生。
宝三见寡妇说不出个道道儿，便对那女子起了调戏之心。尚未动手，就被那女子甩了一记耳光。宝三一时惊诧，那女子冷笑道，连你表嫂都不放过，说完出门骑上马绝尘而去。
王宝三顿时有大难临头之感。他已猜出这女子的身份：大土匪头子车玉来的媳妇，平日在县城里替老车打点生意。车玉来确是他表哥，只是不太近，属于远表亲。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去给表哥陪不是。
按照乡间的规矩，王宝三摆了几十桌流水席，远近十里八乡的耆老名宿等头面人物都给请到了，至于老车手下的弟兄，则随到随开，不拘席数。多年以后我姑父说起当时的那个排场，还津津乐道。其时他在车玉来手下当传令兵。
听我姑父说，按老车的意思，有心放宝三一马，毕竟沾亲带故，那宝三也是调戏未遂，且赔礼道歉也算及时周到。
但老车的妻舅郝六不肯善罢甘休，敢欺侮我老姐，这还了得。那天喝到七八成，酒酣耳热之际，郝六突然一把把桌子给掀了，然后扬长而去。众人面面相觑，王宝三则当即面如死灰。按乡间的规矩，这种说和酒若被对方掀翻了台面，就表明仇家不接受道歉，决意武力解决问题。
想到老车是联乡自治的司令，且外面兵荒马乱的也没个地儿可以投奔，宝三自觉大限已到，便回家安排后事。他手下的几个喽罗也都个个如丧考妣。
第二天晚上，我姑父带着几个弟兄来到宝三家，说请宝三哥出去说个事儿。据我姑父说，宝三家里顿时哭声震天，宝三一步一回头，刚走出院门便瘫软在地。他的大老婆和小老婆见状飞奔出门扑倒在他身上，宝三边推她们边骂道，笨娘们儿，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还不快滚回去。我姑父他们也劝道，嫂子啊，这样不行，这样我们怎么跟宝三哥说事儿。
等宝三大小老婆起身，我姑父他们便把他架起来，走到屋后的竹竿园边，砰砰两枪了事。宝三家人听得枪响，又是一阵呼天抢地。
那一夜，类似的场面在寨子里上演了好几回。
交枪
不几日，在县城学堂里教书的舅舅回到乡里。向来耀武扬威的土匪头子车玉来一反常态上门讨教时局走势。我姥姥一看老车上门，便紧张不已，张口就说，培芝（我舅舅）他没回来。车玉来笑笑说，老嫂子，别怕，我都看他进门了，今儿找大侄子来没啥事儿，就是说说话。
车玉来就问我舅舅县城里情形如何，解放军开拔后都留下些什么人，国民党原来县里的那套班子都干嘛去了等等。舅舅说县里成立了军管会，原来国民党的人除了文教口的好像都散了。还说过段时间县里会派工作组下乡，第一件事就会是解散农村里的自治武装，并收缴枪支。
老车问我舅舅共产党会不会放他这种人一条生路。舅舅实话实说他不知道，不过他劝车玉来不如主动把队伍解散了，把枪交出去，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否则，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是个儿，何况他这百十来号人马。车玉来黯然离去，连告别的客气话都忘了说。
后来，老车到底还是把队伍解散了，也把枪交了出去。当时工作组没有动他，还表扬了他，但后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还是把他给毙了，理由是此人一贯作恶多端且血债累累。一起被毙的还有他那飞扬跋扈的妻舅郝六，他那个会骑马的老婆后来不知改嫁到哪里去了。至于我姑父他们，被政府本着“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的原则给宽大了，但在以后历次运动中都会被当作反面典型给敲打，一辈子窝窝囊囊。晚年他总发牢骚说，唉，背了一个月的盒子枪，受了一辈子的瞎窝囊。
相对于我姥爷他们岔王寨的和平交枪，几村之隔的贺家寨地方武装的解决，则要惨烈得多。那是我父亲的姥姥所在的村庄，我父亲说，那地方老早就有红枪会的底子，民风一向桀骜不驯。工作组来到贺家寨后，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先集合村民进行交枪动员。据我爸爸听我太姥爷说，村民们一边听讲话，一边向工作组人员聚拢过去，工作组人员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动员很吸引村民，越发卖力说起来。没曾想村民们发一声喊，便把工作组成员按倒在地给缴了械，后来还把他们群殴一顿给赶出村去。
第二天，县里就派来了全副武装的小分队，配有机枪和小钢炮（迫击炮）。贺家寨人看工作组卷土重来，还有武装小分队保驾护航，但自恃墙高沟深，一开始毫不为意，不断在寨墙上叫嚣，一边还噼里啪啦放枪。待到小分队几发炮弹过去轰塌了寨内的祠堂，并把机关枪朝天打得嘎嘎响，村民们晓得了厉害，不一会儿就摇白旗投降了。然后家家户户把枪械都归置好，等小分队清点装箱。小分队将为首的一些骨干分子五花大绑押走了，其中有几个再也没能回来。
贺家寨一役后，周围十里八乡的枪械收缴工作顺利多了。我姥爷他们甚至把多年不用生了锈的鸟枪和打兔子的土铳都交了出来。
分田
大局初定之后，工作组便开始组织乡村里积极分子成立农会，张罗定成分、分田地的事儿。积极分子多为年轻人，我母亲也是其中一员。
我爷爷对这位刚进门的儿媳妇此举十分恼火。这里面不无个人恩怨在里面。当年刘邓大军打过来的时候，有些地主跟着国民党军撤退了，有些则识时务地加入了解放军，他们无一例外都贱卖了自家的牲口农具之类的家产，以便轻装上阵。我爷爷按照现在的说法属于逢低吸纳那伙儿的，见猎心喜，把自己多年积蓄都用来买别人贱卖的牲口农具，家底儿一时膨胀起来。
后来听说共产党是按每家每户的家底定成分，若是贫农，可以分地主和富农的家产，若是地主和富农，则只有被分的份儿。消息传来，我爷爷在家成了我奶奶的抱怨对象，在外，则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自那以后，我爷爷算是跟新政权结下了梁子，对于我母亲加入农会这事儿自然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是长对手志气，灭自己威风。他掐来算去警告我母亲说，不出数月，国民党必然会打回来，到时候不要后悔莫及。
母亲年轻气盛，对爷爷的反对及警告均当耳旁风。在她眼里，吃每顿饭都给钱的工作组人员肯定代表着时代的方向。劝阻未果的爷爷又喝令我父亲严加管束自己的媳妇，说妇道人家在外抛头露面有辱家风。无奈在外读书的父亲思想比母亲还要激进，恨不能一毕业就加入共产党，好留在县城工作。至此，在与新时代和新生势力的对抗中，我爷爷全面败下阵来。
据我母亲说，我爷爷始终对自己错误的购买行为无法释怀，在解放那年的冬天郁郁而终。去世前我爷爷还在不停地掐来算去，说国民党明年春就能打回来。
1949年3月13日天津《新生晚报》报道
怎样算逃亡地主？——政府是否要追查惩罚？
编辑先生：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解答。
一，我过去在自己的土地耕种上，无劳动力，这当然是地主成分，但我由民国二十二年因为经营商业上的需要而迁出，并非是蓄意违反革命政策，是否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的构成条件都是什么？
二，听说逃亡地主是反动的，都必须追查，那么逃亡地主多应得的惩罚都是些什么？
三，什么样的地主，应当追捕减租减息，像我这样的地主，是不是也应当进行追捕减租减息？
孙鸿九上
孙鸿九先生：
一，地主抵抗或躲避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或地主已有罪恶企图逃避；或因不了解政府政策而逃亡城市隐蔽者。这全算做逃亡地主。
二，对逃亡地主是否追查与惩罚？主要根据其是否有违法行为而定，不是对所有逃亡地主都追查与惩罚。
三，你所问的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如果你在减租减息时，依法应该退还农民的地租或利息，尚未退还者，即应退给农民，如不欠则不退。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大事记：
●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广州。
●1949年2月23日：李宗仁投石问路，上海名流飞访北平。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指示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
●1949年3月31日：自江阴至九江东北湖口的千里长江北岸，解放军陈兵百万。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发表声明，要求停战，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之门最后关闭。
●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4日：太原城破，国民党500文武官员集体自杀。
●1949年5月20日：胡宗南弃守西安。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