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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缅甸东北部的果敢同盟军与缅甸政府军的冲突，始于2009年8月8日。
2008年，缅甸政府为保证2010年順利大选，希望全面收编少数民族武装，却遭到果敢、克钦和佤邦的强烈抵抗。2009年8月8日，缅甸政府军与果敢同盟军开战，最终果敢军战败，领导人彭家声销声匿迹。
14万果敢族，居住在两千多平方公里的“缅甸联邦果敢自治区”，他们说果敢语（汉语）、过春节，和汉族有着一样的生活习惯。
2015年，缅甸大选年再度来临，2月9日，“果敢王”彭家声带领果敢同盟军卷土重来，再次与缅甸政府军开战。战争开始的第二天，在中缅边境的125界碑旁，果敢125难民营应运而生，这个由果敢福利基金会、果敢青年会等六家民间机构临时创建的难民营，距离中国南伞救助站只有几十米，以一条小河为界。
这里原本要打造成果敢工业园，因为战事搁置。如今，难民被安置在这16幢没有完成的建筑里，其中一个120平方米的房间里，有178个难民挤在一起打地铺而睡。最高峰时，果敢125难民营聚集了5000多名难民。
3月正是采茶季，有的难民离开难民营，回到自家茶园，在零星的枪炮声中采茶。“他们不想一无所有。”莫冬（化名）是果敢125难民营的负责人之一，他无奈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现在战事没有之前那么激烈，但流弹从来不长眼睛。”
“这里天天都能听到枪声，难民还是会恐慌。”莫冬来自昆明，生平以来第一次听到枪声时并没有害怕，但志愿者周建材在难民营中被枪杀让他惊慌又愤怒，没有人知道这是谁干的。3月20日，两颗扔向难民营的手榴弹，让整个难民营哭叫声震耳欲聋。这两次事件后，不少难民逃离难民营。现在，果敢125难民营中只剩下2000多人。
3月13日晚，云南省临沧市4名市民死在缅甸军机掷落的炸弹下。大批的果敢难民再次涌向中缅边境的难民营。
去中国是不少难民的选择。战乱时，中缅边界向缅北难民开放，只要能提供身份证明，就可以过境。
更紧急的时刻，难民过境并不需要手续。当战事升级时，难民一听到枪声就会跨过河，河对岸就是中国的国境。所以，缅北难民营都在边境线旁，依河而建。克钦邦最大的姐洋难民营，建在拉咱河边，对岸就是中国盈江县那邦镇，河面最宽的地方只有20米，过河也不需要游泳，难民只需要趟水就能到达中国境内。果敢跨过河便进入中国南伞镇康县。
2012年2月，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政府与叛军的武装冲突，缅甸一万多人逃亡至中国云南省地区寻求避难。
过境后，难民可以在限定范围内活动，不能离开边境小镇，坐车出去都会有武警查身份证。这种临时的逃难感，让难民一旦战火稍有平息，就会马上回去。
也有幸运的人能够留下来。中国边境上有不少跨国公司，他们大多加工木材、橡胶和甘蔗，有的难民能留在这些公司打工，公司老板会为他们担保，并给他们办一张务工签证。
“办这个签证大概要花一两百元，对于这些难民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留下来。”摄影师李正（化名）在中国的卡场和盈江见过不少打工的缅甸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老板之所以愿意担保，因为缅甸人的工资标准比中国人低很多，是中国工人的一半。缅甸的妇女在中国做洗碗工一个月大概能挣700多元，从事繁重工作的缅甸男丁，譬如伐木、木头加工等，每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而同样的工作中国人的工资会高出一倍。”
但这些缅甸难民依然甘之如饴，“在难民营做老师每个月只有160元的收入，在克钦同盟军当兵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70元。”李正说。
有些缅甸边民和中国边民结了婚，便融入到中国的村庄里。“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即使难民走出难民营，融入了其他村庄，他们的心依然漂泊不定。大多数果敢人都希望同盟军打回去，好让他们回到家乡。”志愿者杨智说。
而留下在缅甸境内的果敢难民，有的不愿离开故土，有的不愿舍弃家业。果敢125难民营里，多是老人、孩子和妇女。一位奄奄一息的95岁的老人，从南伞回到了果敢125难民营。这个原本已经逃到中国的老人，在南伞病情恶化，她决定：“死也要死在果敢。”老人的中国亲戚只好将她送到果敢125难民营。
有些男丁会留在战区的家中看守家业。因为一旦家中空无一人，很可能会有暴徒抢劫、烧毁他们的房屋和茶园。但这些看家的男人，也冒着被暴徒打死的危险。
缅甸姐洋难民营，伤残的士兵。残疾在这里是件幸运的事，意味着不用再走上战场。摄影/史玉琨
这时，“流离失所”只是对难民命运的轻描淡写。战争不仅让他们失去房屋、家业，还让他们痛别亲人，生者在走不出的难民营里，看不到未来。
2月16日，云南人杨智组织了一群志愿者，他们开着4辆车，一路尘土飞扬地把两万多元的物资送到果敢125难民营。31岁的杨智拥有一座2000多亩的橡胶园，“现在我有一点事业，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这些果敢人至少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不管他们未来贫穷还是落后，但至少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那天晚上，他听了一夜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这太正常了。”杨智是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人，这个边境小城与缅甸接壤，时常能听到边境线对面的枪声。谈起难民营中的命案和手榴弹，杨智叹了一口气，平静地说：“对于边境来说，这些东西太小了。”见惯苦难的他，语气像是在谈一片秋天的落叶。
这不是他第一次援助行动，克钦、佤邦等大大小小的缅北难民营他几乎都走过一遍。“难民营见多了，已经没有什么震撼的。”但在果敢125难民营，他依然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他在难民营看到，一个家庭只剩下老人一个，儿子、女儿和两个孙子全都因为战争离世。他问老人需要什么，老人幽幽地说出两个字：“和平。”
“你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他在难民营中问过很多人，所有人都在盼望战争结束。
英国的殖民统治为缅甸的内乱留下伏笔。1947年，为共同抗击英军，掸族、克钦族、钦族和缅族代表签署《彬龙协议》，约定独立后各个少数民族充分享有政治自由。如今，这一协议也成为地方武装反对缅甸军政府集权的主要依据。1962年奈温将军建立缅甸军政府，邀请少数民族武装和谈，但半年后就大规模围剿各族领袖。从此，缅甸的民族矛盾再也没有停止。
2015年缅甸进入大选年，缅甸政府希望尽快停火。但是，3月22日，缅甸第七轮全国停火协议谈判未能达成一致，谈判将在30日继续。停火协议破产的第五天，果敢125难民营小学开学了，这是果敢境内唯一开学的学校，果敢自治区政府援教处派遣了5位老师，他们要面对203个学生，只教三门功课：果敢语、缅甸语和数学。
现在，难民营的生活已经逐渐常态化，有的难民已经在路边做起小生意：开小超市、做烧烤、卖米线，还有人摆起麻将摊。“只要还有难民在，这个难民营就一定会存在。”虽然这么认为，但莫冬对停火谈判抱有很大希望。“我們都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最多半年时间，果敢就会进入和平状态。”他希望学生能不必在难民营读初中。
“战争怎么可能很快结束？克钦独立军和缅甸政府军已经打了几十年。” 杨智苦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缅甸有135个民族，自1948年独立以来，缅甸一直为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所困扰，民族问题贯穿于独立至今的整个历史进程。目前掸邦、克钦、佤族、果敢、克耶、克伦族等六大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都与缅甸政府军对抗。
“克钦独立军”（以下简称克钦军）是缅北势力最大的武装，也是缅甸最大的地方民族武装之一，是缅北对抗政府军的领头羊，自1961年克钦独立军成立，就与缅甸政府军持续了33年的武装冲突。1994年的《停火协议》给克钦人带来了17年的和平，但为争夺一座水电站的控制权，2011年双方再次开战，缅北战事一直持续。至今，至少10万克钦人成了战争难民。
因为战乱，5千万人口的缅甸已经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难民输出国，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至2013年， 缅甸共有难民43万，位列国际难民来源国的第5名。四年来，中缅边境上建起了100多座散落的大大小小的难民营中。
克钦的姐洋难民营距离果敢125难民营至少175公里，居住着上万难民，是克钦最大的难民营。克钦难民营成立的四年多里，数不清的国际组织曾到这里支援。战争刚打响时，缅甸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很强硬，缅甸政府只批准国际组织进入政府军控制的地区，而大量的难民都在政府控制区以外，一段时间里难民得不到救助。随着战事缓和，国际组织才开始陆续进入缅甸，援助难民。现在，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在内的各种国际救助机构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克钦难民营的粮食、医疗、卫生和教育，救助项目的运作已经非常成熟。
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四年来，难民营早已形成自己的规则和秩序。每个月，每位难民可以领到大米、油、盐、牙膏和洗衣粉。有时他们只能吃到咸菜，难民会种些蔬菜自给自足。“每个难民营都差不多，没有人过得很好，但至少饿不死。”走过5个克钦难民营的李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稍微宽裕一点的难民，可以自己买木材搭建窝棚，比较大的窝棚有20平方米，和果敢难民营一样，这里也没有床，只在地上铺一块木板，垫一张席子，七八个人就睡成一排。更贫穷的难民则住在隔间里。一大块铁皮屋顶下，两块木板一条布帘中，就是一个家庭。
傅果生是来自云南芒市的景颇族，景颇族与克钦人同根同源，语言相通。2013年，她第一次来到克钦的难民营，希望能把她在家乡的教学经验带到克钦来。2014年10月，她筹到10万元善款，开始组建志愿团队，到克钦的三所难民营学校支教。她和另外3个志愿者住在阿连山寄宿中学旁边，这是克钦100多个难民营中唯一的一所中学。克钦的难民营由克钦军政府管理，方便征兵的同时，他们也重视教育。
傅果生第一次听到枪声时，恐惧、不安占据了她的心。“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这里的难民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的安全感，在这里连最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去年11月，缅甸政府军突袭了克钦军校，从此克钦的枪炮声没有间断。
数不清有多少晚上，傅果生被枪炮声惊醒。一次，炮弹的落点距离难民营学校只有3公里，学校曾是克钦军的驻地，虽然缅甸政府军知道克钦邦所有难民营的位置，但没有人能打包票。
贫穷和战乱让克钦的孩子们更加懂得珍惜。傅果生是美术老师，克钦人称她是个“艺术家”，她在云南的两个边境小学教画画已有六年。在克钦，她只能暂时让孩子用A4纸和油画棒。油画棒很容易折断，折断后，孩子们就会小心翼翼，不敢再用力画。“我总是告诉他们不要怕，还要用力画。”为了给孩子们办画展，她让孩子们用丙烯颜料，画在成本在4块钱的画纸上。一次，画纸不够她便换了一种，孩子们摸了一下说：“这个纸不好，有点薄。”
傅果生每个月月末能回家一次，难民营离家有5小时车程，这5个小时的距离隔开了两个世界。
傅果生有一个留言簿，当她第二次来到难民营上课时，有个男孩给她留言：“没想到这几个美术老师真的回来了，我很高兴。”傅果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甚至不相信我们还会回去。” 四年来，各路救助组织的志愿者不知道有过多少批，他们来来去去，而他们帮助过的难民家庭，依然还在这里。有的孩子在这里降生，他们睁开眼看到的世界就是难民营;有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他们在难民营里开始知道什么是战争，却从不懂得什么是和平。
在克钦，只要战争不结束，一旦沦为难民，走出难民营的可能微乎其微。
3月底，克钦阿连山寄宿中学的学生们刚刚结束“高考”，对这200多个孩子来说，考试结束就意味着辍学。整个克钦邦，只有拉咱是克钦军控制的地区。拉咱目前只有两所针对难民营的大学，可在拉咱拿到的学历，不被缅甸政府承认，这些孩子又没有办法在缅控区读大学。
辍学的男孩们就去当兵，大多数人没有别的选择。克钦难民营有军警管理，每户家庭有多少孩子都登记在册，一到年龄就会被征召入伍。克钦军的征兵政策很严格，男孩从13岁起就必须当兵，终身不能退伍，每户人家必须至少有一半的子女要参军，如果家里没有男孩，女孩就要拿起枪。男孩在14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就到了军队，新兵训练3个月就要走上战场。
葛瑞阳（音）17岁参军，家里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克钦军。但他的父母还在缅甸政府军控制的地区，“那里的难民营没有克钦控制区的条件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们。”葛瑞阳对着纪录片导演史玉琨说。史玉琨在姐洋难民营住了一周，“这一周的时间，会影响我整个生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战场是件可怕的事，葛瑞阳一开始并不敢开枪，直到战友一个个在他身边倒下，他才在无尽的恐惧中开了第一枪。他参加过至少四次大战斗。在密支那的一条公路上，是他印象中最激烈的战场。“我打死了好几个老缅（缅甸政府军）。”葛瑞阳是一名基督徒，杀人让他心中有愧。“第一次杀人，我向上帝忏悔了很久。”但葛瑞阳不愿意让信仰佛教的缅甸军统治克钦，因为90%的克钦人信仰基督教。
他已经不敢去数自己杀过多少人，也不敢想自己失去了多少战友，“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上帝的恩赐。”他只有21岁。每天他会为死去的战友祷告。克钦军会发给每个士兵一本小册，上面是圣经的节选，这是战争中葛瑞阳唯一能获得安慰的东西。
在沒有战争的日子里，葛瑞阳常常会抄写一些歌词，寄给在中国盈江打工的女友。谈到何时结婚时，他沉默了许久，然后叹了口气说：“结婚这件事，对每个克钦士兵而言，都没有保卫家园重要。况且，身在前线，生死难料，还是等国家安定下来，再考虑结婚的事吧。”但是，战争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没有人知道。
战士也会重新回到难民营，只是到那时便再也走不出去。难民营医院附近有一排房屋，住着伤残的士兵。赖扎卡（音）参军前是一个农民，2011年11月28日，在追击缅军的时候他踩到地雷，炸断了一条腿。当其他战友为他处理了伤口，再送往医院时，已经不能再安装假肢。现在，缅北还有各方军队埋下的100多万颗地雷没有拆除。
在克钦，女人的命运并没有好过男人。傅果生在姐洋难民营见到一个短发孩子，穿着肥肥的短裤、人字拖，整个人灰灰的，正拿着锤子、改锥，为办公室修窗户。小孩嚼着槟榔，说起话来满嘴喷着红汁。后来她才认出那其实是个女孩子。
战争重新打响时，她在读八年级（初二），那时她还留着长发，和每个孩子一样穿着白衬衫、绿筒裙的校服。现在她已经辍学3年多，因为家中只有她一个劳动力，她的哥哥在战场，弟妹们还没有长大。虽然她还想着能回到学校，做回一个女孩子。
大多数女人不用上战场面对死亡，但是她们很可能在难民营日复一日的光阴中，等来丈夫的死讯。来自班峒的尚图布（音），16岁就嫁做人妇。她在难民营中祈祷度日，这是大多数克钦女人得知丈夫要参加战斗后唯一能做的事情。尚图布也不例外。
“在他参战时，我每天都祈祷他能平安归来。”在尚图布的回忆里，最初丈夫还能每隔几个月，和战友回家探亲一次，但渐渐的时间隔得越来久，直到再也无法回来。2012年3月16日，一场攻占纳旁的战斗让她永远地失去了丈夫。那时，尚图布只有28岁。
她所经历的，几乎每个克钦女人都会承受，总有一些人的丈夫踏上前线就再也回不来，而这些女人能做的就是把孩子抚养长大。尚图布有6个孩子，最大的只有8岁。难民营的邻居们会帮助她照顾孩子，但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尚图布的脸上写满了忧愁。她知道总有一天他的孩子们要离开她，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投入战争。这样的生死循环，自从战争爆发，便围绕着一代又一代的克钦人。
现在，尚图布只能盼望着她的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做牧师，这样就不需要去战场面对死亡。在克钦，如果孩子成绩优秀一直读书，就可以推迟兵役。几乎每户人家，都挂着孩子戴着博士帽的幼儿园毕业照，他们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是他们也知道，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逃过兵役，一个孩子去读书，另一个孩子就要顶上。
割据状态下，缅甸边境很多地方设有关卡，初来乍到的外来人分不清楚不同的关卡是由哪支军队管辖。
除了地方武装，不少村庄还会有“山兵”出没。“没有人喜欢山兵，他们像占山为王的土匪。”摄影师李正刚刚逃出山兵拘禁，仍然有些愤愤不平。他说：“我以为他们只要确定我不是缅兵就会放行，但他们弄光了我身上的钱。”山兵从李正身上搜出1000多元时，并没有直接夺走，而是要他请喝啤酒。
“我上来就说买一箱啤酒，谁知道这里一听啤酒12块钱，一箱24听，这让他们觉得我很有钱。”于是山兵用了6个小时，喝光了李正的1000元，终于又醉又困地睡着了。李正拎着相机从后门逃跑，他在缅北的热带雨林中徒步5个多小时，回到了中国的国境线，终于在云南腾冲的宾馆里病倒了。
“我没法想象自己的家人在这里生活，如果我的女儿在缅北支教，哪怕只有1年，我想我也一定会疯掉的。”李正说。三天后，他遇到在克钦姐洋（音）难民营支教4年的安徽男孩德仁老师（化名）。
姐洋难民营学校是克钦面积最大的难民营小校，学校占据难民营的一半，学生有1500多人。校长杨山坤（音）曾是一名中学老师，在他教书的第17年，战争打到家门口，他成了难民，辗转到密支那成为了一名牧师。现在他也是姐洋难民营的长老牧师，他的经历让难民们更加相信，读书是走出难民营的最好出路。
德仁老师是姐洋难民营唯一一个中文老师，他每天早上6点多就会起床，与同住的江老师轮流做饭。两人同住在一个窝棚，中间一块木板隔开，每个人的房间里只能走四步。中缅边境的分界线拉咱河，就在他们窗外3米远。和他住一块做志愿者江老师来自山东，他每天要骑40分钟的摩托车，穿过砂石路的颠簸，赶去另一个难民营教书。
早上9点到下午3点，德仁老师要教6堂语文课，每个班20个学生，他能影响到的人并不多，这些孩子只能进行简单的中文对话，很少有人会写汉字。德仁有40分钟的午休时间，他会回到住处自己烧饭，而江老师则在另一个难民营。
德仁老师是4年前的第一批志愿者，每年夏天他都会得两三次疟疾，冷得发抖又不停出汗。最初，和他一起来的有十几个中文老师，但4年下来，这里只剩下他一个。“因为语言不通，没有办法展开教学才走掉的。”德仁老师对李正说。克钦人讲景颇语，不懂汉语，德仁老师花了两年时间，才能熟练使用景颇语。他的床头摆着20多本学习缅甸语、景颇语的书。
校长杨山坤的孩子也在姐洋难民营学校读书，他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好好学习，将来能去中国或别的地方深造。”
在克钦难民营里，穆托央（音）是李正碰到的一个漂亮小女孩，眼神里透着一股机灵，那双眼睛看了一眼就再也忘不了。她是克钦景颇族，会说简单的汉语，今年她14岁，在读八年级，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上学了。
穆托央告诉李正自己以后想当医生。但在李正的眼里，她的命运可以一眼看穿。“这个孩子的未来，注定是悲剧的。”缅甸军政府实行的民族政策，曾要求信仰基督教的克钦人改信佛教，学校不能用克钦人的景颇语。这样的少数民族政策，被称为“大缅族主义”。要学医只能去缅甸政府军控制的仰光，而这个景颇族女孩，连一张身份证都没有。
“没有身份证怎么读大学？没读大学怎么可能当医生？”而再过几年，她很可能就要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据当地人介绍，这里的女孩平均18岁结婚，14岁就结婚生子的也不在少数。 “在缅北，很多难民的生活就是活一条命而已，人生很没意义。”
每天凌晨3点半到下午3点半，姐洋难民营的教堂里会有12场聚会。这里，所有人都在祈祷和平，但枪炮声总是再次响起。
2008年，缅甸政府为保证2010年順利大选，希望全面收编少数民族武装，却遭到果敢、克钦和佤邦的强烈抵抗。2009年8月8日，缅甸政府军与果敢同盟军开战，最终果敢军战败，领导人彭家声销声匿迹。
14万果敢族，居住在两千多平方公里的“缅甸联邦果敢自治区”，他们说果敢语（汉语）、过春节，和汉族有着一样的生活习惯。
2015年，缅甸大选年再度来临，2月9日，“果敢王”彭家声带领果敢同盟军卷土重来，再次与缅甸政府军开战。战争开始的第二天，在中缅边境的125界碑旁，果敢125难民营应运而生，这个由果敢福利基金会、果敢青年会等六家民间机构临时创建的难民营，距离中国南伞救助站只有几十米，以一条小河为界。
这里原本要打造成果敢工业园，因为战事搁置。如今，难民被安置在这16幢没有完成的建筑里，其中一个120平方米的房间里，有178个难民挤在一起打地铺而睡。最高峰时，果敢125难民营聚集了5000多名难民。
3月正是采茶季，有的难民离开难民营，回到自家茶园，在零星的枪炮声中采茶。“他们不想一无所有。”莫冬（化名）是果敢125难民营的负责人之一，他无奈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现在战事没有之前那么激烈，但流弹从来不长眼睛。”
“这里天天都能听到枪声，难民还是会恐慌。”莫冬来自昆明，生平以来第一次听到枪声时并没有害怕，但志愿者周建材在难民营中被枪杀让他惊慌又愤怒，没有人知道这是谁干的。3月20日，两颗扔向难民营的手榴弹，让整个难民营哭叫声震耳欲聋。这两次事件后，不少难民逃离难民营。现在，果敢125难民营中只剩下2000多人。
3月13日晚，云南省临沧市4名市民死在缅甸军机掷落的炸弹下。大批的果敢难民再次涌向中缅边境的难民营。
暂逃难民营
去中国是不少难民的选择。战乱时，中缅边界向缅北难民开放，只要能提供身份证明，就可以过境。
更紧急的时刻，难民过境并不需要手续。当战事升级时，难民一听到枪声就会跨过河，河对岸就是中国的国境。所以，缅北难民营都在边境线旁，依河而建。克钦邦最大的姐洋难民营，建在拉咱河边，对岸就是中国盈江县那邦镇，河面最宽的地方只有20米，过河也不需要游泳，难民只需要趟水就能到达中国境内。果敢跨过河便进入中国南伞镇康县。
2012年2月，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政府与叛军的武装冲突，缅甸一万多人逃亡至中国云南省地区寻求避难。
过境后，难民可以在限定范围内活动，不能离开边境小镇，坐车出去都会有武警查身份证。这种临时的逃难感，让难民一旦战火稍有平息，就会马上回去。
也有幸运的人能够留下来。中国边境上有不少跨国公司，他们大多加工木材、橡胶和甘蔗，有的难民能留在这些公司打工，公司老板会为他们担保，并给他们办一张务工签证。
“办这个签证大概要花一两百元，对于这些难民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留下来。”摄影师李正（化名）在中国的卡场和盈江见过不少打工的缅甸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老板之所以愿意担保，因为缅甸人的工资标准比中国人低很多，是中国工人的一半。缅甸的妇女在中国做洗碗工一个月大概能挣700多元，从事繁重工作的缅甸男丁，譬如伐木、木头加工等，每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而同样的工作中国人的工资会高出一倍。”
但这些缅甸难民依然甘之如饴，“在难民营做老师每个月只有160元的收入，在克钦同盟军当兵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70元。”李正说。
有些缅甸边民和中国边民结了婚，便融入到中国的村庄里。“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即使难民走出难民营，融入了其他村庄，他们的心依然漂泊不定。大多数果敢人都希望同盟军打回去，好让他们回到家乡。”志愿者杨智说。
死亡在边境
而留下在缅甸境内的果敢难民，有的不愿离开故土，有的不愿舍弃家业。果敢125难民营里，多是老人、孩子和妇女。一位奄奄一息的95岁的老人，从南伞回到了果敢125难民营。这个原本已经逃到中国的老人，在南伞病情恶化，她决定：“死也要死在果敢。”老人的中国亲戚只好将她送到果敢125难民营。
有些男丁会留在战区的家中看守家业。因为一旦家中空无一人，很可能会有暴徒抢劫、烧毁他们的房屋和茶园。但这些看家的男人，也冒着被暴徒打死的危险。
这时，“流离失所”只是对难民命运的轻描淡写。战争不仅让他们失去房屋、家业，还让他们痛别亲人，生者在走不出的难民营里，看不到未来。
2月16日，云南人杨智组织了一群志愿者，他们开着4辆车，一路尘土飞扬地把两万多元的物资送到果敢125难民营。31岁的杨智拥有一座2000多亩的橡胶园，“现在我有一点事业，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这些果敢人至少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不管他们未来贫穷还是落后，但至少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那天晚上，他听了一夜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这太正常了。”杨智是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人，这个边境小城与缅甸接壤，时常能听到边境线对面的枪声。谈起难民营中的命案和手榴弹，杨智叹了一口气，平静地说：“对于边境来说，这些东西太小了。”见惯苦难的他，语气像是在谈一片秋天的落叶。
这不是他第一次援助行动，克钦、佤邦等大大小小的缅北难民营他几乎都走过一遍。“难民营见多了，已经没有什么震撼的。”但在果敢125难民营，他依然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他在难民营看到，一个家庭只剩下老人一个，儿子、女儿和两个孙子全都因为战争离世。他问老人需要什么，老人幽幽地说出两个字：“和平。”
“你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他在难民营中问过很多人，所有人都在盼望战争结束。
英国的殖民统治为缅甸的内乱留下伏笔。1947年，为共同抗击英军，掸族、克钦族、钦族和缅族代表签署《彬龙协议》，约定独立后各个少数民族充分享有政治自由。如今，这一协议也成为地方武装反对缅甸军政府集权的主要依据。1962年奈温将军建立缅甸军政府，邀请少数民族武装和谈，但半年后就大规模围剿各族领袖。从此，缅甸的民族矛盾再也没有停止。
2015年缅甸进入大选年，缅甸政府希望尽快停火。但是，3月22日，缅甸第七轮全国停火协议谈判未能达成一致，谈判将在30日继续。停火协议破产的第五天，果敢125难民营小学开学了，这是果敢境内唯一开学的学校，果敢自治区政府援教处派遣了5位老师，他们要面对203个学生，只教三门功课：果敢语、缅甸语和数学。
现在，难民营的生活已经逐渐常态化，有的难民已经在路边做起小生意：开小超市、做烧烤、卖米线，还有人摆起麻将摊。“只要还有难民在，这个难民营就一定会存在。”虽然这么认为，但莫冬对停火谈判抱有很大希望。“我們都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最多半年时间，果敢就会进入和平状态。”他希望学生能不必在难民营读初中。
“战争怎么可能很快结束？克钦独立军和缅甸政府军已经打了几十年。” 杨智苦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战争不结束就走不出这里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缅甸有135个民族，自1948年独立以来，缅甸一直为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所困扰，民族问题贯穿于独立至今的整个历史进程。目前掸邦、克钦、佤族、果敢、克耶、克伦族等六大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都与缅甸政府军对抗。
“克钦独立军”（以下简称克钦军）是缅北势力最大的武装，也是缅甸最大的地方民族武装之一，是缅北对抗政府军的领头羊，自1961年克钦独立军成立，就与缅甸政府军持续了33年的武装冲突。1994年的《停火协议》给克钦人带来了17年的和平，但为争夺一座水电站的控制权，2011年双方再次开战，缅北战事一直持续。至今，至少10万克钦人成了战争难民。
因为战乱，5千万人口的缅甸已经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难民输出国，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至2013年， 缅甸共有难民43万，位列国际难民来源国的第5名。四年来，中缅边境上建起了100多座散落的大大小小的难民营中。
克钦的姐洋难民营距离果敢125难民营至少175公里，居住着上万难民，是克钦最大的难民营。克钦难民营成立的四年多里，数不清的国际组织曾到这里支援。战争刚打响时，缅甸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很强硬，缅甸政府只批准国际组织进入政府军控制的地区，而大量的难民都在政府控制区以外，一段时间里难民得不到救助。随着战事缓和，国际组织才开始陆续进入缅甸，援助难民。现在，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在内的各种国际救助机构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克钦难民营的粮食、医疗、卫生和教育，救助项目的运作已经非常成熟。
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四年来，难民营早已形成自己的规则和秩序。每个月，每位难民可以领到大米、油、盐、牙膏和洗衣粉。有时他们只能吃到咸菜，难民会种些蔬菜自给自足。“每个难民营都差不多，没有人过得很好，但至少饿不死。”走过5个克钦难民营的李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稍微宽裕一点的难民，可以自己买木材搭建窝棚，比较大的窝棚有20平方米，和果敢难民营一样，这里也没有床，只在地上铺一块木板，垫一张席子，七八个人就睡成一排。更贫穷的难民则住在隔间里。一大块铁皮屋顶下，两块木板一条布帘中，就是一个家庭。
傅果生是来自云南芒市的景颇族，景颇族与克钦人同根同源，语言相通。2013年，她第一次来到克钦的难民营，希望能把她在家乡的教学经验带到克钦来。2014年10月，她筹到10万元善款，开始组建志愿团队，到克钦的三所难民营学校支教。她和另外3个志愿者住在阿连山寄宿中学旁边，这是克钦100多个难民营中唯一的一所中学。克钦的难民营由克钦军政府管理，方便征兵的同时，他们也重视教育。
傅果生第一次听到枪声时，恐惧、不安占据了她的心。“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这里的难民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的安全感，在这里连最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去年11月，缅甸政府军突袭了克钦军校，从此克钦的枪炮声没有间断。
数不清有多少晚上，傅果生被枪炮声惊醒。一次，炮弹的落点距离难民营学校只有3公里，学校曾是克钦军的驻地，虽然缅甸政府军知道克钦邦所有难民营的位置，但没有人能打包票。
贫穷和战乱让克钦的孩子们更加懂得珍惜。傅果生是美术老师，克钦人称她是个“艺术家”，她在云南的两个边境小学教画画已有六年。在克钦，她只能暂时让孩子用A4纸和油画棒。油画棒很容易折断，折断后，孩子们就会小心翼翼，不敢再用力画。“我总是告诉他们不要怕，还要用力画。”为了给孩子们办画展，她让孩子们用丙烯颜料，画在成本在4块钱的画纸上。一次，画纸不够她便换了一种，孩子们摸了一下说：“这个纸不好，有点薄。”
傅果生每个月月末能回家一次，难民营离家有5小时车程，这5个小时的距离隔开了两个世界。
傅果生有一个留言簿，当她第二次来到难民营上课时，有个男孩给她留言：“没想到这几个美术老师真的回来了，我很高兴。”傅果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甚至不相信我们还会回去。” 四年来，各路救助组织的志愿者不知道有过多少批，他们来来去去，而他们帮助过的难民家庭，依然还在这里。有的孩子在这里降生，他们睁开眼看到的世界就是难民营;有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他们在难民营里开始知道什么是战争，却从不懂得什么是和平。
在克钦，只要战争不结束，一旦沦为难民，走出难民营的可能微乎其微。
走出难民营的男人
3月底，克钦阿连山寄宿中学的学生们刚刚结束“高考”，对这200多个孩子来说，考试结束就意味着辍学。整个克钦邦，只有拉咱是克钦军控制的地区。拉咱目前只有两所针对难民营的大学，可在拉咱拿到的学历，不被缅甸政府承认，这些孩子又没有办法在缅控区读大学。
辍学的男孩们就去当兵，大多数人没有别的选择。克钦难民营有军警管理，每户家庭有多少孩子都登记在册，一到年龄就会被征召入伍。克钦军的征兵政策很严格，男孩从13岁起就必须当兵，终身不能退伍，每户人家必须至少有一半的子女要参军，如果家里没有男孩，女孩就要拿起枪。男孩在14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就到了军队，新兵训练3个月就要走上战场。
葛瑞阳（音）17岁参军，家里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克钦军。但他的父母还在缅甸政府军控制的地区，“那里的难民营没有克钦控制区的条件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们。”葛瑞阳对着纪录片导演史玉琨说。史玉琨在姐洋难民营住了一周，“这一周的时间，会影响我整个生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战场是件可怕的事，葛瑞阳一开始并不敢开枪，直到战友一个个在他身边倒下，他才在无尽的恐惧中开了第一枪。他参加过至少四次大战斗。在密支那的一条公路上，是他印象中最激烈的战场。“我打死了好几个老缅（缅甸政府军）。”葛瑞阳是一名基督徒，杀人让他心中有愧。“第一次杀人，我向上帝忏悔了很久。”但葛瑞阳不愿意让信仰佛教的缅甸军统治克钦，因为90%的克钦人信仰基督教。
他已经不敢去数自己杀过多少人，也不敢想自己失去了多少战友，“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上帝的恩赐。”他只有21岁。每天他会为死去的战友祷告。克钦军会发给每个士兵一本小册，上面是圣经的节选，这是战争中葛瑞阳唯一能获得安慰的东西。
在沒有战争的日子里，葛瑞阳常常会抄写一些歌词，寄给在中国盈江打工的女友。谈到何时结婚时，他沉默了许久，然后叹了口气说：“结婚这件事，对每个克钦士兵而言，都没有保卫家园重要。况且，身在前线，生死难料，还是等国家安定下来，再考虑结婚的事吧。”但是，战争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没有人知道。
战士也会重新回到难民营，只是到那时便再也走不出去。难民营医院附近有一排房屋，住着伤残的士兵。赖扎卡（音）参军前是一个农民，2011年11月28日，在追击缅军的时候他踩到地雷，炸断了一条腿。当其他战友为他处理了伤口，再送往医院时，已经不能再安装假肢。现在，缅北还有各方军队埋下的100多万颗地雷没有拆除。
等待丈夫死讯的女人
在克钦，女人的命运并没有好过男人。傅果生在姐洋难民营见到一个短发孩子，穿着肥肥的短裤、人字拖，整个人灰灰的，正拿着锤子、改锥，为办公室修窗户。小孩嚼着槟榔，说起话来满嘴喷着红汁。后来她才认出那其实是个女孩子。
战争重新打响时，她在读八年级（初二），那时她还留着长发，和每个孩子一样穿着白衬衫、绿筒裙的校服。现在她已经辍学3年多，因为家中只有她一个劳动力，她的哥哥在战场，弟妹们还没有长大。虽然她还想着能回到学校，做回一个女孩子。
大多数女人不用上战场面对死亡，但是她们很可能在难民营日复一日的光阴中，等来丈夫的死讯。来自班峒的尚图布（音），16岁就嫁做人妇。她在难民营中祈祷度日，这是大多数克钦女人得知丈夫要参加战斗后唯一能做的事情。尚图布也不例外。
“在他参战时，我每天都祈祷他能平安归来。”在尚图布的回忆里，最初丈夫还能每隔几个月，和战友回家探亲一次，但渐渐的时间隔得越来久，直到再也无法回来。2012年3月16日，一场攻占纳旁的战斗让她永远地失去了丈夫。那时，尚图布只有28岁。
她所经历的，几乎每个克钦女人都会承受，总有一些人的丈夫踏上前线就再也回不来，而这些女人能做的就是把孩子抚养长大。尚图布有6个孩子，最大的只有8岁。难民营的邻居们会帮助她照顾孩子，但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尚图布的脸上写满了忧愁。她知道总有一天他的孩子们要离开她，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投入战争。这样的生死循环，自从战争爆发，便围绕着一代又一代的克钦人。
现在，尚图布只能盼望着她的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做牧师，这样就不需要去战场面对死亡。在克钦，如果孩子成绩优秀一直读书，就可以推迟兵役。几乎每户人家，都挂着孩子戴着博士帽的幼儿园毕业照，他们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是他们也知道，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逃过兵役，一个孩子去读书，另一个孩子就要顶上。
一眼望穿的命运
割据状态下，缅甸边境很多地方设有关卡，初来乍到的外来人分不清楚不同的关卡是由哪支军队管辖。
除了地方武装，不少村庄还会有“山兵”出没。“没有人喜欢山兵，他们像占山为王的土匪。”摄影师李正刚刚逃出山兵拘禁，仍然有些愤愤不平。他说：“我以为他们只要确定我不是缅兵就会放行，但他们弄光了我身上的钱。”山兵从李正身上搜出1000多元时，并没有直接夺走，而是要他请喝啤酒。
“我上来就说买一箱啤酒，谁知道这里一听啤酒12块钱，一箱24听，这让他们觉得我很有钱。”于是山兵用了6个小时，喝光了李正的1000元，终于又醉又困地睡着了。李正拎着相机从后门逃跑，他在缅北的热带雨林中徒步5个多小时，回到了中国的国境线，终于在云南腾冲的宾馆里病倒了。
“我没法想象自己的家人在这里生活，如果我的女儿在缅北支教，哪怕只有1年，我想我也一定会疯掉的。”李正说。三天后，他遇到在克钦姐洋（音）难民营支教4年的安徽男孩德仁老师（化名）。
姐洋难民营学校是克钦面积最大的难民营小校，学校占据难民营的一半，学生有1500多人。校长杨山坤（音）曾是一名中学老师，在他教书的第17年，战争打到家门口，他成了难民，辗转到密支那成为了一名牧师。现在他也是姐洋难民营的长老牧师，他的经历让难民们更加相信，读书是走出难民营的最好出路。
德仁老师是姐洋难民营唯一一个中文老师，他每天早上6点多就会起床，与同住的江老师轮流做饭。两人同住在一个窝棚，中间一块木板隔开，每个人的房间里只能走四步。中缅边境的分界线拉咱河，就在他们窗外3米远。和他住一块做志愿者江老师来自山东，他每天要骑40分钟的摩托车，穿过砂石路的颠簸，赶去另一个难民营教书。
早上9点到下午3点，德仁老师要教6堂语文课，每个班20个学生，他能影响到的人并不多，这些孩子只能进行简单的中文对话，很少有人会写汉字。德仁有40分钟的午休时间，他会回到住处自己烧饭，而江老师则在另一个难民营。
德仁老师是4年前的第一批志愿者，每年夏天他都会得两三次疟疾，冷得发抖又不停出汗。最初，和他一起来的有十几个中文老师，但4年下来，这里只剩下他一个。“因为语言不通，没有办法展开教学才走掉的。”德仁老师对李正说。克钦人讲景颇语，不懂汉语，德仁老师花了两年时间，才能熟练使用景颇语。他的床头摆着20多本学习缅甸语、景颇语的书。
校长杨山坤的孩子也在姐洋难民营学校读书，他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好好学习，将来能去中国或别的地方深造。”
在克钦难民营里，穆托央（音）是李正碰到的一个漂亮小女孩，眼神里透着一股机灵，那双眼睛看了一眼就再也忘不了。她是克钦景颇族，会说简单的汉语，今年她14岁，在读八年级，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上学了。
穆托央告诉李正自己以后想当医生。但在李正的眼里，她的命运可以一眼看穿。“这个孩子的未来，注定是悲剧的。”缅甸军政府实行的民族政策，曾要求信仰基督教的克钦人改信佛教，学校不能用克钦人的景颇语。这样的少数民族政策，被称为“大缅族主义”。要学医只能去缅甸政府军控制的仰光，而这个景颇族女孩，连一张身份证都没有。
“没有身份证怎么读大学？没读大学怎么可能当医生？”而再过几年，她很可能就要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据当地人介绍，这里的女孩平均18岁结婚，14岁就结婚生子的也不在少数。 “在缅北，很多难民的生活就是活一条命而已，人生很没意义。”
每天凌晨3点半到下午3点半，姐洋难民营的教堂里会有12场聚会。这里，所有人都在祈祷和平，但枪炮声总是再次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