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2年的艰苦谈判，7月14日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达成了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性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几天之后，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加布里尔就率领一个高级经济代表团赴伊朗访问，由此成为伊朗核协议达成后访问伊朗的首位西方高官，这也是德国内阁成员13年来首次访问伊朗。
　　除了战略上的考量，长久以来德国与伊朗之间相对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也让德国成为伊核谈判后第一个接触伊朗的西方国家。尤其在世界颇为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上，德国不仅是核谈判的初始倡导者，而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努力充当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调停人。在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看来，伊朗核协议的达成是德国始终坚持外交解决方案的结果。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鉴于海湾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对伊朗核协议持强烈反对的立场，德国未来的调停努力还将面临严峻挑战。
　　
　　在伊核谈判中的角色
　　伊朗核谈判源于德国的倡议。2002年，卫星照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表明，伊朗正在实施秘密的核计划。以色列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避免美国和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约希卡·菲舍尔发起倡议，与英国、法国外交部长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启动谈判行动，目的是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伊朗建造核武器。在与德英法谈判后，伊朗签署了一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4年伊朗又与三国在巴黎签署协议，宣布中止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活动。在此期间，德国也积极推动和支持欧盟作为协调人参与到谈判中。2006年伊朗总统内贾德重启铀浓缩活动。同年，伊核问题被提交安理会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加入谈判，形成了伊核问题六国的磋商机制。德国作为六国中惟一的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其中，足以说明德国的突出地位。此后，在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加大制裁的背景下，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始终未能取得成果。直到2013年8月，伊朗新总统鲁哈尼上台后致力于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国内经济，伊核谈判出现了转机，并最终达成了全面协议。
　　虽然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美国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日益成为主角，但是，德国代表团一直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斡旋，而且还确保俄罗斯不中途退出谈判。尤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继续让俄罗斯参与伊朗核谈判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鉴于俄罗斯最近在一些其他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合作项目上有所回撤，因此，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建设性角色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固然，在俄罗斯看来，退出谈判会在经济和安全政策上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比较感兴趣。但是，德国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以及对俄罗斯关系上的立场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德国始终反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虽然它在欧盟内推动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是，德国始终表达出与俄罗斯进行对话的意愿，并和俄罗斯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信任关系。相比而言，美俄之间的对抗成分要多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德国也在美俄之间进行斡旋。例如，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曾成功说服美国国务卿克里，如果美国不向俄罗斯做出积极的外交姿态，伊朗核协议是无法达成的。因此，克里在今年5月13日访问了俄罗斯索契，此访也为伊核协议的达成奠定了重要条件。
　　对于德国在伊朗核谈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伊朗问题专家贝赫鲁兹·阿布多尔王德甚至认为，在美国和以色列国内都有采取军事措施的强烈呼声的情况下，德国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德国一方面始终遵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另一方面也始终反对军事冲突，通过这种平衡政策，确保了如今谈判的成功。
　　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角色
　　德国之所以尤其能够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进行调停，是因为德国与两国都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德国是以色列在欧盟最紧密的伙伴。自196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德以关系50年来虽有挫折但总体发展稳定。出于历史的原因，德国始终想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2008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耶路撒冷的一次集会上表示：“在我之前的每一届德国政府和每一位德国总理都遵循德国对于以色列安全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是德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以色列的安全对于我作为德国总理而言从来都是不容谈判的。”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正因如此，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德国不惧对伊朗制裁给本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并强调“如果伊朗不妥协，德国政府将继续坚定地支持制裁”。在核谈过程中，德国政要也一再提到，不惜一切代价地达成协议不是德国所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德国与伊朗有着紧密的经贸联系的传统。德国是数十年来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高科技、甚至包括核技术的供应商之一，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最初就是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负责建造，后来改由俄罗斯帮助续建。根据官方信息，截至今年7月，德国有80家公司在伊朗有分部，另有约1000家公司有代表处。其中，德国汉高、西门子和拜耳等大公司都在伊朗开展业务。在过去几年，由于对伊朗实施的各种制裁措施，德国对伊朗出口大幅萎缩，但在2014年制裁略有松动的情况下，德国对伊朗出口就已经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达到24亿欧元。德国工商大会预计德国对伊朗的出口在未来两年将翻倍，达到约50亿欧元。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甚至认为，德国企业在不久的将来对伊朗的出口额将达到100亿欧元以上。
　　未来的角色定位
　　在德国看来，伊核协议长期且可核查地排除了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能确实提高近东和中东地区、尤其是以色列的安全，否则德国不会如此积极地参与一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反对的协议。同时，德国也期待伊核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能够为该地区的其他危机，例如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提供范例，这在欧盟各国、尤其德国面临众多叙利亚难民的背景下极具现实紧迫性。此外，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寄希望于伊朗核协议的达成能增强伊朗国内温和派和改革派的力量，进而促进伊朗的变革和开放。西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期望，是因为看到了协议达成后伊朗众多年轻人走上街头狂欢。
　　然而，以色列则在动员一切力量阻止协议在美国国会通过。在以色列看来，伊核协议只是给了伊朗喘息的机会，经济制裁的放松只会使伊朗获得输血，以便将来能重启核计划，因此，协议只是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合法化。海湾国家对此协议也持有类似的批评，担心协议会使整个地区的战略均势朝着伊朗主导的方向进一步推移，由此将导致中东的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
　　以色列对协议截然不同的认知给德国未来的以色列政策和调停人角色提出了严峻挑战。至今为止，德国极少奉行一条以色列政府明确反对的路线;虽然德国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扩建定居点政策上不妥协的立场并不赞同，但这并未改变德国作为以色列在欧盟内最重要盟友的原则立场。然而，如果遵循这次伊朗核谈判的行动逻辑，德国政府或许会在将来更经常地审视：怎样的政策选项从客观上判断更有利于德国所理解的以色列的利益、以及有助于提高以色列的安全，哪怕以色列政府自身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做法无疑会招致以色列政府的不满，从而给德以关系蒙上阴影。在对伊朗关系方面，随着制裁取消后德国与伊朗经贸关系的迅速复苏，德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将承受来自国内经济界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会要求德国政府不要推行有损德国在伊朗经济利益的政策。因此，未来德国将面临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和德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