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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在新昌县以行医为生，记得我祖父说过，我们家在嘉庆之前就断断续续有好几代行医的。从我曾祖父之后，一直到我儿子，五代人就都吃了中医这碗饭。
我祖父6岁开始学习中医经典，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从《脉经》到《神农本草》他熟读到可以倒背如流，当时成为新昌的佳话。13岁那年我祖父被送到当时嵊县著名的“青藤医馆”，在李锡简先生门下学习，当时60多人中李先生最喜欢的就数我祖父潘松泉。18岁那年，祖父在老家新昌已是名闻遐迩。当地那时多见口腔溃疡，我祖父先是用祖上的验方治疗，虽有见效但效果不够明显，于是他经过研究总结出三套治疗方案：清心滋肾，祛湿排毒，疏肝解郁。他认为口疮发病多非单纯的热证，与个人生活习惯、环境因素相关。因此，他抛弃了以往治疗中单一的清热解毒、清心通利之法，拟就了几张分型方，在临床上结合辨证进行化裁。结果都收到了极佳的治疗效果。由此一来，潘松泉的名声很快在新昌传播开了。
说到潘国贤，浙江中医界的人大多知道。他就是家父。1905年家父出生。家父6岁上私塾时就开始学中医。我祖父当时特别喜欢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我伯父对我特别好，因此，我的中医启蒙教育大多是我伯父传授的。新昌人当时都知道名医潘国钧，他便是我的伯父。
我父亲小时候除了祖父教的家底外，特别喜欢汲取别人的经验。当时学习最多的当数叶天士、徐灵胎、李中梓等大家。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具备教学的天赋，他讲的故事常常能吸引许多小朋友。20岁不到，他就被委以小学代课老师的重任。这也为他日后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行医不到一年的1930年，父亲由于行医过程中碰到许多无法解释的难题，倍感学识不足，就毅然离开了当时的萧山养元堂，去上海国医学院参加入学考试。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升入二年级学习。当时的国医大师陆渊雷、章次公先生赞誉父亲是难得的“国医奇才”。i935年应章太炎、王慎轩先生的邀请，父亲前往苏州国医学校任教，开始走上了中医教育的生涯。在任教期间，父亲和太炎先生结下了忘年之交。太炎先生古朴严谨的作风成为父亲的榜样。
我父亲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与同道创办了佛教中医慈济医院，当时任院长的他，一边在四川国医学院任教，一边参与大量的门诊工作。那个时候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疾病蔓延。父亲首次遇到了两位肝癌病人，在他的医院里痛苦离世，他内心的打击很大。于是，他开始着手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研究。短短的时间里，他发现了中草药在肿瘤病治疗上的可行性。他一边带学生上山采药，一边研究肿瘤的发病机理。研制了“消肿止痛膏”、“化症煎”等有效方剂。在肝癌及其他恶性肿瘤的治疗上取得进展。那时起，他就开始走上中医治疗肿瘤的艰辛之路。通过临床治疗他发现蛇舌草、半支莲、猪殃殃等药材在肝癌上运用有独特的功效，佛耳草、黄毛耳草、兔儿草等在肺癌上运用的独特功效，还发现肿瘤治疗中，止痛、生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提出了内服外敷相结合的止痛方法。
1956年任绍兴人民医院院长时，他主张中医多学习西医知识，来补充肿瘤病在外科以及急诊方面的不足。但同时他又极力反对中医师在辨证治疗上西医化。从1957年调任到杭州参与筹办浙江省中医学院至1985年，父亲在授教、传艺时常教导我们：“中医要博学中医之外的东西，吸取各方面营养。不能孤芳自赏。”他还特别为那些学习中医的西医学生而感动。他说：“长期以来，西医比较排挤中医，认为中医不是在治病，中医只会开补方，而你们却能够用自身的所学去说服误解。”
父亲晚年在中医学院除了教学、带研究生，还主持肿瘤的中医科研工作。他还参与浙一、浙二等省市级医院的中医肿瘤合作，并常常为这些西医医院无偿提供中医专家门诊。晚年，父亲敦促我说：“中医在肿瘤治疗方面大有作为。你必须搞几套治疗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方剂。”之后，我和父亲一起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研究总结，拟就了几张肿瘤治疗的有效方。如：潘氏雷击液、潘氏雷击胶膏、潘氏雷击一号方等等。其中“雷击液”“雷击散”在中医学院、浙医二院、小营医院门诊治疗中屡建奇功，被国家中医经典著作收录在册。
我是6岁开始学习中医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我的老师。我们那时候的学习特别苦，起早摸黑，背诵中医经典著作是学习的必修课，一部分是照原稿背，一部分是祖辈们整理的读本。除了死读书，父辈们还带我去采草药、在医馆里打帮工。我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考进了浙江省卫生学校，进行了西医药方面的系统学习。刚参加工作我就参与了全国中草药汇编，那时我和同事们翻山越岭，进深山既找药也找人。找药是为了采集标本，找人是为了学习他们手上的民间经验。所以那时收集了不少经验方。民间单方的效果的确好，我在后来的临床工作中常常可以信手拈来，药到病除。比如：一味仙鹤草，民间叫做脱力草，老百姓说，叫它脱力草就是因为它可以补充能量，人没有力气时用仙鹤草30克加大枣30个煮后服用，第二天就能恢复体力，干体力活了。还有一味七叶一枝花，民间谚语传说：“家有七叶一枝花，遇到毒蛇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解毒。七叶一枝花生长在毒蛇出没的地方，屡经毒蛇舔咬都不死去，可见它有克制蛇毒的功效。结果，我用七叶一枝花治疗肿瘤大见奇效。像这一类的故事不胜枚举，后来我把它编成讲义，在医科大学授课时常常用来讲解。
我在浙医二院门诊的时候，碰到最多的一是肿瘤病人，二是口腔溃疡病人。口腔溃疡的治疗，我祖父早有领略，并因此研究了三个方案。到了我手里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的口腔溃疡病人常常反复发作、经久缠绵。这些无不与生活习惯有关：饮酒、作息无规律、好食厚味膏脂、喜欢煎炸生冷的食物等等。此外，精神紧张、消化障碍、失眠、内脏疾患、手术及食物刺激、细菌与病毒感染、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多种微量元素损缺均是口腔溃疡致病的原因。祖国医学则认为该病起因与郁、火、虚、毒有密切联系。思之郁、火之郁，时间长了就容易伤烙经脉，导致唇舌溃烂不合。素体虚、病后虚久，而久之化为浮火，上侵唇舌也可发生疮疡。疫毒、酒毒等邪毒人口人络都会引发口疮。
我根据这些病因并结合每个患者的不同特点拟就一条治疗思路，那就是：加大滋阴培元的力度，降火与健脾并进，重视调节情志，采取疏肝怡心的相互兼顾。这样一来，口腔溃疡得到了有效的制止。在肿瘤治疗方面，让我最受鼓舞的是脑肿瘤的治疗和胃肠道肿瘤的治疗。我遇到最严重典型的脑肿瘤有两个。一个是患胶质瘤的一位干部，当时他的病发展到走路常摔倒，头疼如刀劈的程度。他惧怕手术就来找我要求中医治疗，我根据他的情况让他服用“雷击散”，两年后复查发现肿瘤消失了，算到现在已过了20多年了，他还能常徒步前来看我。另一位是衙州某化工厂的一个同志，患的是脑垂体瘤，经过“雷击散”的服用，肿块得以消失并健康生活至今。胃肠道肿瘤的病人很多，在浙医二院比例较大。这些病与饮食习惯无不关联。临床上通过问诊可以了解到许多致病因素，如一些饮食旧习(吃冬咸菜、咸鱼、咸肉等食品)、工作节奏快、吃饭无定时。更有甚者，不但不改变不良恶习，反而雪上加霜，有病拖着，小病不及时治疗铸成大病。所以在治疗上我注重医嘱，在用药上我提倡清腑、通腑，采用降逆、化湿、清热、解毒的诊疗方法进行调治，兼而服用“雷击散”系列方剂，达到延长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
我时常对在上城区中医院工作的儿子说：“中医药要克服慢郎中的现象，就必须首先做到辨证准确、用药精到。这都与平时的积累用功分不开的。”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医学事业的大军中，中医药的力量将得到极大的壮大!
我祖父6岁开始学习中医经典，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从《脉经》到《神农本草》他熟读到可以倒背如流，当时成为新昌的佳话。13岁那年我祖父被送到当时嵊县著名的“青藤医馆”，在李锡简先生门下学习，当时60多人中李先生最喜欢的就数我祖父潘松泉。18岁那年，祖父在老家新昌已是名闻遐迩。当地那时多见口腔溃疡，我祖父先是用祖上的验方治疗，虽有见效但效果不够明显，于是他经过研究总结出三套治疗方案：清心滋肾，祛湿排毒，疏肝解郁。他认为口疮发病多非单纯的热证，与个人生活习惯、环境因素相关。因此，他抛弃了以往治疗中单一的清热解毒、清心通利之法，拟就了几张分型方，在临床上结合辨证进行化裁。结果都收到了极佳的治疗效果。由此一来，潘松泉的名声很快在新昌传播开了。
说到潘国贤，浙江中医界的人大多知道。他就是家父。1905年家父出生。家父6岁上私塾时就开始学中医。我祖父当时特别喜欢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我伯父对我特别好，因此，我的中医启蒙教育大多是我伯父传授的。新昌人当时都知道名医潘国钧，他便是我的伯父。
我父亲小时候除了祖父教的家底外，特别喜欢汲取别人的经验。当时学习最多的当数叶天士、徐灵胎、李中梓等大家。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具备教学的天赋，他讲的故事常常能吸引许多小朋友。20岁不到，他就被委以小学代课老师的重任。这也为他日后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行医不到一年的1930年，父亲由于行医过程中碰到许多无法解释的难题，倍感学识不足，就毅然离开了当时的萧山养元堂，去上海国医学院参加入学考试。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升入二年级学习。当时的国医大师陆渊雷、章次公先生赞誉父亲是难得的“国医奇才”。i935年应章太炎、王慎轩先生的邀请，父亲前往苏州国医学校任教，开始走上了中医教育的生涯。在任教期间，父亲和太炎先生结下了忘年之交。太炎先生古朴严谨的作风成为父亲的榜样。
我父亲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与同道创办了佛教中医慈济医院，当时任院长的他，一边在四川国医学院任教，一边参与大量的门诊工作。那个时候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疾病蔓延。父亲首次遇到了两位肝癌病人，在他的医院里痛苦离世，他内心的打击很大。于是，他开始着手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研究。短短的时间里，他发现了中草药在肿瘤病治疗上的可行性。他一边带学生上山采药，一边研究肿瘤的发病机理。研制了“消肿止痛膏”、“化症煎”等有效方剂。在肝癌及其他恶性肿瘤的治疗上取得进展。那时起，他就开始走上中医治疗肿瘤的艰辛之路。通过临床治疗他发现蛇舌草、半支莲、猪殃殃等药材在肝癌上运用有独特的功效，佛耳草、黄毛耳草、兔儿草等在肺癌上运用的独特功效，还发现肿瘤治疗中，止痛、生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提出了内服外敷相结合的止痛方法。
1956年任绍兴人民医院院长时，他主张中医多学习西医知识，来补充肿瘤病在外科以及急诊方面的不足。但同时他又极力反对中医师在辨证治疗上西医化。从1957年调任到杭州参与筹办浙江省中医学院至1985年，父亲在授教、传艺时常教导我们：“中医要博学中医之外的东西，吸取各方面营养。不能孤芳自赏。”他还特别为那些学习中医的西医学生而感动。他说：“长期以来，西医比较排挤中医，认为中医不是在治病，中医只会开补方，而你们却能够用自身的所学去说服误解。”
父亲晚年在中医学院除了教学、带研究生，还主持肿瘤的中医科研工作。他还参与浙一、浙二等省市级医院的中医肿瘤合作，并常常为这些西医医院无偿提供中医专家门诊。晚年，父亲敦促我说：“中医在肿瘤治疗方面大有作为。你必须搞几套治疗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方剂。”之后，我和父亲一起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研究总结，拟就了几张肿瘤治疗的有效方。如：潘氏雷击液、潘氏雷击胶膏、潘氏雷击一号方等等。其中“雷击液”“雷击散”在中医学院、浙医二院、小营医院门诊治疗中屡建奇功，被国家中医经典著作收录在册。
我是6岁开始学习中医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我的老师。我们那时候的学习特别苦，起早摸黑，背诵中医经典著作是学习的必修课，一部分是照原稿背，一部分是祖辈们整理的读本。除了死读书，父辈们还带我去采草药、在医馆里打帮工。我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考进了浙江省卫生学校，进行了西医药方面的系统学习。刚参加工作我就参与了全国中草药汇编，那时我和同事们翻山越岭，进深山既找药也找人。找药是为了采集标本，找人是为了学习他们手上的民间经验。所以那时收集了不少经验方。民间单方的效果的确好，我在后来的临床工作中常常可以信手拈来，药到病除。比如：一味仙鹤草，民间叫做脱力草，老百姓说，叫它脱力草就是因为它可以补充能量，人没有力气时用仙鹤草30克加大枣30个煮后服用，第二天就能恢复体力，干体力活了。还有一味七叶一枝花，民间谚语传说：“家有七叶一枝花，遇到毒蛇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解毒。七叶一枝花生长在毒蛇出没的地方，屡经毒蛇舔咬都不死去，可见它有克制蛇毒的功效。结果，我用七叶一枝花治疗肿瘤大见奇效。像这一类的故事不胜枚举，后来我把它编成讲义，在医科大学授课时常常用来讲解。
我在浙医二院门诊的时候，碰到最多的一是肿瘤病人，二是口腔溃疡病人。口腔溃疡的治疗，我祖父早有领略，并因此研究了三个方案。到了我手里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的口腔溃疡病人常常反复发作、经久缠绵。这些无不与生活习惯有关：饮酒、作息无规律、好食厚味膏脂、喜欢煎炸生冷的食物等等。此外，精神紧张、消化障碍、失眠、内脏疾患、手术及食物刺激、细菌与病毒感染、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多种微量元素损缺均是口腔溃疡致病的原因。祖国医学则认为该病起因与郁、火、虚、毒有密切联系。思之郁、火之郁，时间长了就容易伤烙经脉，导致唇舌溃烂不合。素体虚、病后虚久，而久之化为浮火，上侵唇舌也可发生疮疡。疫毒、酒毒等邪毒人口人络都会引发口疮。
我根据这些病因并结合每个患者的不同特点拟就一条治疗思路，那就是：加大滋阴培元的力度，降火与健脾并进，重视调节情志，采取疏肝怡心的相互兼顾。这样一来，口腔溃疡得到了有效的制止。在肿瘤治疗方面，让我最受鼓舞的是脑肿瘤的治疗和胃肠道肿瘤的治疗。我遇到最严重典型的脑肿瘤有两个。一个是患胶质瘤的一位干部，当时他的病发展到走路常摔倒，头疼如刀劈的程度。他惧怕手术就来找我要求中医治疗，我根据他的情况让他服用“雷击散”，两年后复查发现肿瘤消失了，算到现在已过了20多年了，他还能常徒步前来看我。另一位是衙州某化工厂的一个同志，患的是脑垂体瘤，经过“雷击散”的服用，肿块得以消失并健康生活至今。胃肠道肿瘤的病人很多，在浙医二院比例较大。这些病与饮食习惯无不关联。临床上通过问诊可以了解到许多致病因素，如一些饮食旧习(吃冬咸菜、咸鱼、咸肉等食品)、工作节奏快、吃饭无定时。更有甚者，不但不改变不良恶习，反而雪上加霜，有病拖着，小病不及时治疗铸成大病。所以在治疗上我注重医嘱，在用药上我提倡清腑、通腑，采用降逆、化湿、清热、解毒的诊疗方法进行调治，兼而服用“雷击散”系列方剂，达到延长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
我时常对在上城区中医院工作的儿子说：“中医药要克服慢郎中的现象，就必须首先做到辨证准确、用药精到。这都与平时的积累用功分不开的。”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医学事业的大军中，中医药的力量将得到极大的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