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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宏观调控通货膨胀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3.1;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4-0034-04
[作者简介]李罗力（1947-），河南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港深经济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夏汛鸽（1955-）， 山东掖县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国际经济政治。
2008年6月22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京召开了2008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现将与会专家主要观点归纳整理如下。
一、对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
专家对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总体予以肯定，认为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形势如果没有大的外部冲击，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9%至10%，物价可以控制在6%至7%。
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一是经济增长总体平稳较快。在一季度GDP增长10.6%的基础上，预计上半年增速还在两位数。二是宏观调控效果在一些领域显现。增长速度适度减慢，贸易顺差适当减少。三是结构调整在紧运行的环境中负重推进。突出表现为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的变化更趋均衡（目前名义增长速度都为20%多）；传统产业（服装鞋帽玩具家具等）在生产、出口、投资中的比重下降，生产能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和周边国家转移，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上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中西部地区和发达省份的相对落后区域（如江苏的苏北、广东的粤东）的发展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取得进展。
从1～5月份数据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有所回落，预计全年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物价上涨6%左右。但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到4月份末已经达到1.76万亿美元，比年初增加了2280亿美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看，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目的达到了，而且，通货膨胀也在国家的掌控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较好是在今年连续遭遇到几个突发因素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突发因素包括，国际上的美国次贷危机加深、粮食价格突然大幅度上涨、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国内的冰雪灾害和四川大地震。
上半年比较好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全年的经济运行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因此，克服困难，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通货膨胀在国家的控制之中，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二、关于今后我国经济走势的问题
大多数专家对今后中国经济的走势表现出一定的忧虑。其中主要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下滑以及“滞胀”表示担心。
1.要关注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这种不确定性从国际上看，受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的影响。从国内来看，不确定的因素中，既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向上的，也有可能使其向下的。向上的因素包括政府换届效应、灾后重建需求增大，刺激供给。向下的因素主要是企业的成本上升，包括企业的各种环境趋紧以后，可能会使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的抑制。如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环境治理、资源保护、社会保障、通货膨胀使得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从紧的货币政策等等，这都是促使经济往下走的因素。价格走势，同样也有不确定性。尽管现在CPI有所回落，但是否存在反弹的可能，还需要观察。因为成品油和电价调整以后，CPI指数往上是必然的结果。此外，抗震救灾、奥运召开导致的需求增加对价格都有拉动作用。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是食品和居住价格。资本市场中股市、楼市，走势也不明朗。
2.流动性过剩对我国金融发展仍然带来很大压力。前5个月尽管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货币增长的压力并没有明显缓解。到5月末，外汇储备是17970万亿美元，1～5月份增加了268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多增424亿美元，增幅39%。说明外部流动性输入压力比去年严峻。从创造货币供给的另一个渠道--国内信贷看，今年前5个月同比多增2920亿，同比增幅在16.22%。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外的数据看，各类委托贷款和结构性理财产品增长也很快。总之，单从货币层面看，目前货币扩张的压力仍然较大，需要我们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
3.要防止经济的迅速下滑。首先看消费水平，今年的购买力与去年相比，下半年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问题，另外农民工的转移收入也会下降。其次是看投资，从统计数字上看，虽然今年上半年投资达到25.6%，高于30年来的平均20.8%，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投资的需求只有不到18%。而且今年第二季度投资下降的程度很大，尽管可能这次地震灾害的重建工作能增加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但还是不抵国家出口导向需求的下降和长三角、珠三角投资需求的下降，以及整个经济景气度下降所带来的投资需求的下降。
4.要关注中国经济面临的“滞”、“胀”和“滞胀”三种风险。所谓“滞”，就是担心增长速度下滑，外需趋冷，如果内需再紧缩过度的话，“叠加效应”则有可能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出现泡沫破裂，经济停滞的局面。所谓“胀”，就是担心通货膨胀，但不担心增长速度，认为只要压下通货膨胀，速度降低一点，到9%左右正合适。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过度担心经济下滑，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以及地震灾害做出过度反应，就难免出现类似2003～2004年中断刹车、重新踩油门导致投资过热、物价上升的局面。所谓“滞胀”，就是一方面物价继续攀升，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人员增多。有人提出，只要增长速度在8%以下，通货膨胀在8%以上，也就是“低增长，高通胀”，就应当算是中国式“滞胀”。这种观点认为，目前，引起“胀”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方面，由于人口增长而耕地减少，将产生推高消费物价的因素；二是国际方面，由于国际游资从股市流向大宗商品市场，由此推高国际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中国是这些产品的主要消费国，所以输入型通货膨胀会越来越明显。认为引起“滞”的因素主要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方面，上一轮投资到2007年下半年接近尾声，到2008年中期会明显回落，但同时此轮投资周期所形成的产能开始集中释放，将会显著改变总供求的对比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二是国外方面，美国房地产泡沫所积累的危机爆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显著萎缩，也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因此，这种观点担心“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从而形成“滞胀”。而种种迹象表明，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走向“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是在增加。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不断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导致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地朝远离坐标原点的方向推移； 二是政府管制过度，政府通过行政管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过度；三是社会福利过度，工资、福利的刚性特征导致物价只升不降。
5.对可能出现的失业和银行呆坏账增加要早谋对策。首先，要注意城市隐性失业问题。目前沿海发达地区纺织、制鞋、家具等行业的企业大量外迁或倒闭，主要影响的是农民工就业，这可能会形成社会隐患。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问题也会凸现出来。其次，在股市大起大落之后，房地产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过程。如果销售持续萎缩、资金持续紧张，对银行资产质量和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将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国的房价相对于广大居民的购买力而言是偏高的，与股市估值过高有相似之处。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
三、关于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问题
专家们总体认为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适当的调整，政策出台要慎重，要考虑时机和力度，要考虑社会经济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要防止矫枉过正，要防止造成经济的萎缩和经济的急速下滑。即使是继续实行从紧的政策，也要在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寻找平衡。
1.紧运行的环境与企业结构调整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匹配关系。去年以来企业经营环境明显趋紧，能源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国际市场相对收缩等多因素“叠加”“碰头”所导致的累积效应，促使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自觉或被迫进行结构调整，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但我们应当探索和把握一个合适的“度”，使环境收紧的程度对于企业结构调整而言达到逼而不死、死而不多、增量调整阔步前进、存量调整逐步推进的效果。因此对进一步加大力度的政策调整要特别慎重。
2.保持增长与通胀之间的适度平衡。从紧的政策还要坚持，因为总需求是推动通胀的根本原因。尽管目前的经济基本面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将通胀压得太低（比如说4.8%），就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压通胀肯定会导致增长率下降。根据测算，0.4%的通胀率可以换取1%的增长。反过来说，压0.4%的通胀率，就会压低1个点的经济增长率。从这个角度而言，保持增长与通胀之间的一种适度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3.政策调整短期内不能太频繁，太密集。政策调整短期内太频繁，太密集，对企业的成本和出口竞争的影响很大，就深圳情况而言，企业综合成本要上升30%，这是很难靠企业自己消化的。深圳市委市政府经过广泛的调研做出的判断是深圳出口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形势。江苏、浙江、上海基本上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4.调整和稳定我国的出口政策是重中之重。有专家认为，如果我们的出口是个位数增长，那就意味着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而出口零增长或者负增长是我国出口制造业和宏观经济绝对不能承受的，会面临像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调整政策，稳定出口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过去有些政策调整或是调整时机不对，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国情，或是没有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出发，这种情况绝不能再次出现。
四、关于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现在的国内通货膨胀仍然属于结构性和输入性通货膨胀，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不能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紧缩银根来解决。也不应过多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价格的正常波动。更不能把通货膨胀的目标寄托于压缩银根的政策上。否则会得不偿失。专家普遍认为，今年年初制定的全年物价指数控制在4.8%的目标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并认为全年6%～7%的物价控制目标是适合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针对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有关专家认为，现在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格局并没有变，更多表现在输入性增长压力加大上。最近全球通胀可以反映和印证这一点。因此靠单个国家完全解决通胀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此外，全球通胀的压力向我国传递，也是有多种多样的途径。不是简单地通过贸易进出口渠道传递的，既有心理预期的传递，也有热钱流入的因素，等等。总之，在全球经济联系特别密切，尤其是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的情况下，这种输入型、结构性是通胀是不可避免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把整个通货膨胀的动因归结为货币因素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结构性因素太明显。上半年食品起了主要的作用，下半年的因素可能会逐渐发生变化，能源、原材料推动PPI上升，扩散到CPI，这可能成为主导的因素。所以，要客观的对待通胀率，而不能采用行政干预等不适当的方式来对付通货膨胀。
关于通胀的动因，有关专家认为，国内因素仍是最主要的，外部冲击虽有直接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国内因素首先是需求拉动。尽管我们看到的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但这和过去五年经济高速增长有极大关系。过去五年，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大致高于潜在增长率一到两个百分点。这显然在不断积累通胀压力，一定会有一个爆发。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主要是需求拉动——也就是说与过去五年全球的强劲增长有关。其次是成本推动。特别是要素价格在向一个合理比价回归。不过成本推动也与总需求有关。因为加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会带动要素价格包括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城镇化的推进对于粮食价格上涨也有很大的推动。第三才是外部冲击。外部冲击有几方面，有全球流动性过剩，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政策层面，尤其是次贷危机后美国的扩张性政策的影响。当然，次贷危机导致美国以及全球经济下滑，对国内通胀也有向下的压力。孤立地看输入性通胀肯定不合适。因为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需求上升有直接关系。所以，从通胀的动因来看，总需求仍是最根本的原因。
有专家认为，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不能把抑制通货膨胀的希望过多寄托在汇率升值上，否则可能得不偿失。理论上讲，本币升值使得进口石油等产品更加便宜，可抵消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这是因为：第一，抵消进口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需要几乎与涨价幅度相当的汇率升值，而这是做不到的。第二，从国际经验看，目前的通胀是全球性的，无论货币贬值的美国，还是货币升值的欧洲，都面临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有专家认为，单纯靠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的作用有限，更不能把通货膨胀的目标放到压缩银根的政策上。单纯靠从紧的货币政策，对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抑制作用不是很大。这两种价格都是由于供给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受生产周期的影响，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受国际炒作的影响。并不是货币供给多少所能左右的，因此应该理性看待这些价格的上涨。相对来说，我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还有一些防火墙，还有可短期出台一些应急的政策措施如财政补贴、价格干预和贸易干预。人民币升值是错误性的导向。因为升值预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升值对经济基本面，对进出口的价格产品的影响。人民币哪怕再升值20%～30%，对物价的作用也很有限，但是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即会进一步刺激通货膨胀。
有专家认为，要注意平衡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只要在9%～10%，就应该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毕竟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杀伤力太大，其黏性也比较大，一旦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有可能会对长期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另外，还要特别注意控制食品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对整个CPI上涨的贡献率一般都在84%～85%。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既要重视，大力抑制，又不能压得太过。和过去几个高通胀的时期比，现在8%左右，全年降到6%～7%的CPI，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再退一步，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实际上还有一些手段可用，如加息、保值储蓄等。
五、关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由于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随时会受到国际环境重大事件和波动的影响。专家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有许多重大的不确定性，其中主要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世界金融动荡以及国际油价和粮价的上涨。在这种形势下，有专家认为我国更应重视调整自己的出口政策，并且有效防止热钱的涌入。
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外部风险：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世界金融动荡；二是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引起了与石油有关的工业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三是 “粮荒”波及世界许多地方，导致一些国家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因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必须做好同时应对三场危机的准备即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政策选择处于两难境地，政策力度难以把握，意见分歧前所未有。
关于越南出现金融危机苗头，有专家认为，其根源是国内经济过热引起的，基本上不会引起货币、金融危机。加之现在周边国家大多数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好，因此越南的问题不会对周边国家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产生连锁反应，对我国的影响也不会大。但是越南出现金融危机的苗头，给我们一个信号，说明次贷危机首先在发达国家传递和扩散，引起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普遍的波动后，现在已经开始向新兴市场扩散和蔓延，表明这些新兴市场内在的经济结构有问题，以及大量热钱流入导致本币过度的升值和泡沫经济风险，都会使潜在的金融风险不断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经济危机。因此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有专家认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提出减顺差的宏观调控目标是错误的导向，不仅没有办法实现，而且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我国目前产生顺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产业竞争力提高，产能过大，投资高于消费，是基本面的因素决定的，不是出口政策补贴导致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下转第43页）（上接第37页）如果把它作为短期的宏观调控目标来实现，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按照一般经济规律来看，顺差的短期调节与国外经济形势和国内政策有关，当国内经济过热的时候，即投资及需求过旺，自然是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顺差下降，甚至会出现逆差。而国内经济紧缩的时候，则是相反，会出现较大顺差的增长。我们恰恰在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出现大幅度的顺差，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投资结构的紧缩和减顺差目标是矛盾的，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有采取的那些调整出口的政策，对减顺差目标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
有专家分析，我国的出口形势下半年可能出现很大的转折，面临多重压力，首先是世界经济外需形势可能全面恶化，美国以及以它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危机，面临更复杂和困难的局面，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有可能同时出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很多国家出口下降，如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说明全球经济走低。其次是如果以越南货币金融危机为先兆，整个新兴市场货币汇率面临转折，即由过去和我们一样的持续升值变为大幅贬值，如果由于发生金融危机发生急剧贬值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出口造成更直接的打击。而这种风险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今年4月份，印度的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了5%，泰铢已经贬值了4.4%，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了3.2%，越南盾贬值了3%，这仅仅是一个先兆。如果美元由过去持续贬值变成升值的话，就会进一步加大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的介入。大量的热钱向新兴货币市场回流，就会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那个风险和打击可能会更大。
有专家认为，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套利正在变成越来越大的一个威胁。第一，热钱的套利造成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失；第二，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今天可以大量流入，明天就可以大量流出；第三，导致货币的强制发行，这对我们宏观调控是非常不利的。面对这么大量的热钱流入，光考虑汇率问题，光考虑调整准备金率，没有有效的行政性的控制手段是不行的。
此外，专家们在讨论中还建议尽可能在发展当中推进改革，以解决一些体制和机制的问题，研究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等。
（收稿日期: 2008-07-05责任编辑: 张书启）
[中图分类号]F123.1;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4-0034-04
[作者简介]李罗力（1947-），河南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港深经济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夏汛鸽（1955-）， 山东掖县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国际经济政治。
2008年6月22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京召开了2008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现将与会专家主要观点归纳整理如下。
一、对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
专家对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总体予以肯定，认为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形势如果没有大的外部冲击，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9%至10%，物价可以控制在6%至7%。
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一是经济增长总体平稳较快。在一季度GDP增长10.6%的基础上，预计上半年增速还在两位数。二是宏观调控效果在一些领域显现。增长速度适度减慢，贸易顺差适当减少。三是结构调整在紧运行的环境中负重推进。突出表现为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的变化更趋均衡（目前名义增长速度都为20%多）；传统产业（服装鞋帽玩具家具等）在生产、出口、投资中的比重下降，生产能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和周边国家转移，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上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中西部地区和发达省份的相对落后区域（如江苏的苏北、广东的粤东）的发展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取得进展。
从1～5月份数据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有所回落，预计全年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物价上涨6%左右。但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到4月份末已经达到1.76万亿美元，比年初增加了2280亿美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看，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目的达到了，而且，通货膨胀也在国家的掌控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较好是在今年连续遭遇到几个突发因素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突发因素包括，国际上的美国次贷危机加深、粮食价格突然大幅度上涨、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国内的冰雪灾害和四川大地震。
上半年比较好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全年的经济运行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因此，克服困难，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通货膨胀在国家的控制之中，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二、关于今后我国经济走势的问题
大多数专家对今后中国经济的走势表现出一定的忧虑。其中主要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下滑以及“滞胀”表示担心。
1.要关注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这种不确定性从国际上看，受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的影响。从国内来看，不确定的因素中，既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向上的，也有可能使其向下的。向上的因素包括政府换届效应、灾后重建需求增大，刺激供给。向下的因素主要是企业的成本上升，包括企业的各种环境趋紧以后，可能会使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的抑制。如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环境治理、资源保护、社会保障、通货膨胀使得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从紧的货币政策等等，这都是促使经济往下走的因素。价格走势，同样也有不确定性。尽管现在CPI有所回落，但是否存在反弹的可能，还需要观察。因为成品油和电价调整以后，CPI指数往上是必然的结果。此外，抗震救灾、奥运召开导致的需求增加对价格都有拉动作用。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是食品和居住价格。资本市场中股市、楼市，走势也不明朗。
2.流动性过剩对我国金融发展仍然带来很大压力。前5个月尽管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货币增长的压力并没有明显缓解。到5月末，外汇储备是17970万亿美元，1～5月份增加了268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多增424亿美元，增幅39%。说明外部流动性输入压力比去年严峻。从创造货币供给的另一个渠道--国内信贷看，今年前5个月同比多增2920亿，同比增幅在16.22%。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外的数据看，各类委托贷款和结构性理财产品增长也很快。总之，单从货币层面看，目前货币扩张的压力仍然较大，需要我们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
3.要防止经济的迅速下滑。首先看消费水平，今年的购买力与去年相比，下半年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问题，另外农民工的转移收入也会下降。其次是看投资，从统计数字上看，虽然今年上半年投资达到25.6%，高于30年来的平均20.8%，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投资的需求只有不到18%。而且今年第二季度投资下降的程度很大，尽管可能这次地震灾害的重建工作能增加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但还是不抵国家出口导向需求的下降和长三角、珠三角投资需求的下降，以及整个经济景气度下降所带来的投资需求的下降。
4.要关注中国经济面临的“滞”、“胀”和“滞胀”三种风险。所谓“滞”，就是担心增长速度下滑，外需趋冷，如果内需再紧缩过度的话，“叠加效应”则有可能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出现泡沫破裂，经济停滞的局面。所谓“胀”，就是担心通货膨胀，但不担心增长速度，认为只要压下通货膨胀，速度降低一点，到9%左右正合适。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过度担心经济下滑，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以及地震灾害做出过度反应，就难免出现类似2003～2004年中断刹车、重新踩油门导致投资过热、物价上升的局面。所谓“滞胀”，就是一方面物价继续攀升，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人员增多。有人提出，只要增长速度在8%以下，通货膨胀在8%以上，也就是“低增长，高通胀”，就应当算是中国式“滞胀”。这种观点认为，目前，引起“胀”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方面，由于人口增长而耕地减少，将产生推高消费物价的因素；二是国际方面，由于国际游资从股市流向大宗商品市场，由此推高国际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中国是这些产品的主要消费国，所以输入型通货膨胀会越来越明显。认为引起“滞”的因素主要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方面，上一轮投资到2007年下半年接近尾声，到2008年中期会明显回落，但同时此轮投资周期所形成的产能开始集中释放，将会显著改变总供求的对比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二是国外方面，美国房地产泡沫所积累的危机爆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显著萎缩，也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因此，这种观点担心“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从而形成“滞胀”。而种种迹象表明，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走向“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是在增加。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不断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导致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地朝远离坐标原点的方向推移； 二是政府管制过度，政府通过行政管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过度；三是社会福利过度，工资、福利的刚性特征导致物价只升不降。
5.对可能出现的失业和银行呆坏账增加要早谋对策。首先，要注意城市隐性失业问题。目前沿海发达地区纺织、制鞋、家具等行业的企业大量外迁或倒闭，主要影响的是农民工就业，这可能会形成社会隐患。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问题也会凸现出来。其次，在股市大起大落之后，房地产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过程。如果销售持续萎缩、资金持续紧张，对银行资产质量和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将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国的房价相对于广大居民的购买力而言是偏高的，与股市估值过高有相似之处。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
三、关于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问题
专家们总体认为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适当的调整，政策出台要慎重，要考虑时机和力度，要考虑社会经济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要防止矫枉过正，要防止造成经济的萎缩和经济的急速下滑。即使是继续实行从紧的政策，也要在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寻找平衡。
1.紧运行的环境与企业结构调整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匹配关系。去年以来企业经营环境明显趋紧，能源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国际市场相对收缩等多因素“叠加”“碰头”所导致的累积效应，促使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自觉或被迫进行结构调整，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但我们应当探索和把握一个合适的“度”，使环境收紧的程度对于企业结构调整而言达到逼而不死、死而不多、增量调整阔步前进、存量调整逐步推进的效果。因此对进一步加大力度的政策调整要特别慎重。
2.保持增长与通胀之间的适度平衡。从紧的政策还要坚持，因为总需求是推动通胀的根本原因。尽管目前的经济基本面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将通胀压得太低（比如说4.8%），就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压通胀肯定会导致增长率下降。根据测算，0.4%的通胀率可以换取1%的增长。反过来说，压0.4%的通胀率，就会压低1个点的经济增长率。从这个角度而言，保持增长与通胀之间的一种适度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3.政策调整短期内不能太频繁，太密集。政策调整短期内太频繁，太密集，对企业的成本和出口竞争的影响很大，就深圳情况而言，企业综合成本要上升30%，这是很难靠企业自己消化的。深圳市委市政府经过广泛的调研做出的判断是深圳出口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形势。江苏、浙江、上海基本上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4.调整和稳定我国的出口政策是重中之重。有专家认为，如果我们的出口是个位数增长，那就意味着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而出口零增长或者负增长是我国出口制造业和宏观经济绝对不能承受的，会面临像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调整政策，稳定出口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过去有些政策调整或是调整时机不对，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国情，或是没有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出发，这种情况绝不能再次出现。
四、关于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现在的国内通货膨胀仍然属于结构性和输入性通货膨胀，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不能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紧缩银根来解决。也不应过多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价格的正常波动。更不能把通货膨胀的目标寄托于压缩银根的政策上。否则会得不偿失。专家普遍认为，今年年初制定的全年物价指数控制在4.8%的目标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并认为全年6%～7%的物价控制目标是适合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针对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有关专家认为，现在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格局并没有变，更多表现在输入性增长压力加大上。最近全球通胀可以反映和印证这一点。因此靠单个国家完全解决通胀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此外，全球通胀的压力向我国传递，也是有多种多样的途径。不是简单地通过贸易进出口渠道传递的，既有心理预期的传递，也有热钱流入的因素，等等。总之，在全球经济联系特别密切，尤其是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的情况下，这种输入型、结构性是通胀是不可避免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把整个通货膨胀的动因归结为货币因素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结构性因素太明显。上半年食品起了主要的作用，下半年的因素可能会逐渐发生变化，能源、原材料推动PPI上升，扩散到CPI，这可能成为主导的因素。所以，要客观的对待通胀率，而不能采用行政干预等不适当的方式来对付通货膨胀。
关于通胀的动因，有关专家认为，国内因素仍是最主要的，外部冲击虽有直接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国内因素首先是需求拉动。尽管我们看到的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但这和过去五年经济高速增长有极大关系。过去五年，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大致高于潜在增长率一到两个百分点。这显然在不断积累通胀压力，一定会有一个爆发。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主要是需求拉动——也就是说与过去五年全球的强劲增长有关。其次是成本推动。特别是要素价格在向一个合理比价回归。不过成本推动也与总需求有关。因为加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会带动要素价格包括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城镇化的推进对于粮食价格上涨也有很大的推动。第三才是外部冲击。外部冲击有几方面，有全球流动性过剩，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政策层面，尤其是次贷危机后美国的扩张性政策的影响。当然，次贷危机导致美国以及全球经济下滑，对国内通胀也有向下的压力。孤立地看输入性通胀肯定不合适。因为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需求上升有直接关系。所以，从通胀的动因来看，总需求仍是最根本的原因。
有专家认为，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不能把抑制通货膨胀的希望过多寄托在汇率升值上，否则可能得不偿失。理论上讲，本币升值使得进口石油等产品更加便宜，可抵消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这是因为：第一，抵消进口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需要几乎与涨价幅度相当的汇率升值，而这是做不到的。第二，从国际经验看，目前的通胀是全球性的，无论货币贬值的美国，还是货币升值的欧洲，都面临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有专家认为，单纯靠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的作用有限，更不能把通货膨胀的目标放到压缩银根的政策上。单纯靠从紧的货币政策，对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抑制作用不是很大。这两种价格都是由于供给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受生产周期的影响，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受国际炒作的影响。并不是货币供给多少所能左右的，因此应该理性看待这些价格的上涨。相对来说，我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还有一些防火墙，还有可短期出台一些应急的政策措施如财政补贴、价格干预和贸易干预。人民币升值是错误性的导向。因为升值预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升值对经济基本面，对进出口的价格产品的影响。人民币哪怕再升值20%～30%，对物价的作用也很有限，但是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即会进一步刺激通货膨胀。
有专家认为，要注意平衡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只要在9%～10%，就应该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毕竟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杀伤力太大，其黏性也比较大，一旦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有可能会对长期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另外，还要特别注意控制食品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对整个CPI上涨的贡献率一般都在84%～85%。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既要重视，大力抑制，又不能压得太过。和过去几个高通胀的时期比，现在8%左右，全年降到6%～7%的CPI，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再退一步，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实际上还有一些手段可用，如加息、保值储蓄等。
五、关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由于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随时会受到国际环境重大事件和波动的影响。专家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有许多重大的不确定性，其中主要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世界金融动荡以及国际油价和粮价的上涨。在这种形势下，有专家认为我国更应重视调整自己的出口政策，并且有效防止热钱的涌入。
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外部风险：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世界金融动荡；二是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引起了与石油有关的工业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三是 “粮荒”波及世界许多地方，导致一些国家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因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必须做好同时应对三场危机的准备即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政策选择处于两难境地，政策力度难以把握，意见分歧前所未有。
关于越南出现金融危机苗头，有专家认为，其根源是国内经济过热引起的，基本上不会引起货币、金融危机。加之现在周边国家大多数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好，因此越南的问题不会对周边国家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产生连锁反应，对我国的影响也不会大。但是越南出现金融危机的苗头，给我们一个信号，说明次贷危机首先在发达国家传递和扩散，引起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普遍的波动后，现在已经开始向新兴市场扩散和蔓延，表明这些新兴市场内在的经济结构有问题，以及大量热钱流入导致本币过度的升值和泡沫经济风险，都会使潜在的金融风险不断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经济危机。因此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有专家认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提出减顺差的宏观调控目标是错误的导向，不仅没有办法实现，而且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我国目前产生顺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产业竞争力提高，产能过大，投资高于消费，是基本面的因素决定的，不是出口政策补贴导致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下转第43页）（上接第37页）如果把它作为短期的宏观调控目标来实现，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按照一般经济规律来看，顺差的短期调节与国外经济形势和国内政策有关，当国内经济过热的时候，即投资及需求过旺，自然是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顺差下降，甚至会出现逆差。而国内经济紧缩的时候，则是相反，会出现较大顺差的增长。我们恰恰在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出现大幅度的顺差，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投资结构的紧缩和减顺差目标是矛盾的，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有采取的那些调整出口的政策，对减顺差目标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
有专家分析，我国的出口形势下半年可能出现很大的转折，面临多重压力，首先是世界经济外需形势可能全面恶化，美国以及以它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危机，面临更复杂和困难的局面，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有可能同时出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很多国家出口下降，如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说明全球经济走低。其次是如果以越南货币金融危机为先兆，整个新兴市场货币汇率面临转折，即由过去和我们一样的持续升值变为大幅贬值，如果由于发生金融危机发生急剧贬值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出口造成更直接的打击。而这种风险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今年4月份，印度的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了5%，泰铢已经贬值了4.4%，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了3.2%，越南盾贬值了3%，这仅仅是一个先兆。如果美元由过去持续贬值变成升值的话，就会进一步加大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的介入。大量的热钱向新兴货币市场回流，就会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那个风险和打击可能会更大。
有专家认为，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套利正在变成越来越大的一个威胁。第一，热钱的套利造成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失；第二，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今天可以大量流入，明天就可以大量流出；第三，导致货币的强制发行，这对我们宏观调控是非常不利的。面对这么大量的热钱流入，光考虑汇率问题，光考虑调整准备金率，没有有效的行政性的控制手段是不行的。
此外，专家们在讨论中还建议尽可能在发展当中推进改革，以解决一些体制和机制的问题，研究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等。
（收稿日期: 2008-07-05责任编辑: 张书启）